19世纪末，俄国知识分子面临大变革的前夜，他们很幸运地遇到一个比较开明的君主——亚历山大二世。那些去做第三类工作的知识分子，在经济上基本是独立的。他们有一个比较体面的职业，有一份比较体面的收入，能够维持一个基本的做人的尊严。他们可以离开圣彼得堡、莫斯科到远东或者其他地方去工作，有这样的职位在等待他们。这一点可能是他们做出选择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在1949年以前，中国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和择业状况并不理想，无论是选择共产党还是国民党，不少人都成了“职业革命家”。也有少数想走第三条路的知识分子，比如晏阳初、梁漱溟、张东荪这些人，但可以说寥寥无几，势孤力薄。到1949年以后，这样的人基本上就消失了。
　　这里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经济地位和择业状况。当新政府给所有人分配单位时，这就导致了知识分子命运和人格的巨大变化。
　　1949年以前，国内实际上有很多不依靠政府而凭借个人能力生存的人。不说千千万万的小私营业主，像鲁迅、沈从文这类人，今天来说就是“自由撰稿人”。1949年以后，从知识分子到工人乃至后来的农民都被分配到一個固定具体的单位之中，没有一个“单位”的人在衣食住行这些基本的生活条件上都面临巨大的生存问题。所以，1949年以后，整个中国知识界曾出现在体力劳动者面前集体矮化的自卑现象。其中原因可能很复杂，但生存条件被单位化，以及生活必需品的供应短缺等等，几乎是掐住人们咽喉的决定性要素。
　　改革开放30多年所取得的最大成绩，其实就是为十几亿中国人松了绑。松绑，得以让饥饿的人去吃饱饭；松绑，让有才华的人去上大学；松绑，让有能力的人去办企业；松绑，让那些受了冤枉的人得以平反昭雪。不难想象，这十几亿被松了绑的人，哪怕把他们放在地球另外一个类似的角落，其身上爆发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也同样会导致类似中国今天的经济复兴。
　　今天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在经济上得到了自立，用何怀宏先生的话说——如果说今天已经走过了那个最严酷的时代，知识分子再要扭曲自己以获取丰厚名利来逃避应有的独立性的话，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但是在中国这个市民社会发展过程中，还会遇到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一些问题，林语堂先生曾经说过一句很深刻的话：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得意得志的时候容易信儒教，在失意和不得志的时候容易信道教和佛教。延续到今天，我们还会看到这样的现象。这类知识分子们显然始终和“第三种人”或者说“第三种知识分子”之间存有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