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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9日，由中国新闻社浙江分社与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关爱抗战老兵基金等单位主办的“国家记忆——二战中缅印战场影像”解密展，在杭州西湖博物馆开幕。
这次展出的300多幅照片，由美国通信兵第164照相连在中缅印战区拍摄，沉睡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多年。随着这些珍贵照片重见天日，这支由中美战士组成的抗日远征军终于走出重重遮蔽。
一、那些被历史遗忘的英雄
在50岁之前，芭芭拉·梅姆瑞并未真正了解过自己的父亲。
芭芭拉从未离开过美国，但她的梦境中，却常常出现东方的景象。
芭芭拉家中，有118封寄自中国的信。那是60多年前父亲从战场寄给母亲的家书。这些信，构成了她对父亲仅有的了解。
多年前，为了调查滇西抗战的历史，云南人文地理学者孙敏女士在腾冲一带进行田野调查。在距离腾冲城3公里的和顺乡，她结识了当地一个乡村图书馆的馆长，已逾70岁的张孝仲。
在一次闲聊中，张孝仲顺口问了一句：“我家里有一些老照片，要不要看一下？”
他取出一本镶嵌着92张黑白照片的相册，照片保存得很完好，“就像当天早上才从暗房里取出来一样”。
相册的主人，是张孝仲的父亲张溶。作为民国时期的一个摄影爱好者，张溶在和顺乡开着方圆百里唯一的照相馆。
翻看着照片，孙敏发现，这些照片记录的是腾冲激烈的战争场面，还有一批美国军人的影像。
一张照片吸引了她的目光。
那是一场军事葬礼：一棵巨大的榕树下，站立着十几位全副武装的中美两国军人，照片左侧，一个手持《圣经》的美国军官正在主持葬礼，一口中式的棺木，正被放入墓穴。照片背面清楚地写着“姓名：威廉·梅姆瑞”。
当时，孙敏只是进行了翻拍。她没有意识到，这张照片对于一个破碎的家庭具有多么大的意义。2003年，著名民间学者章东磐等人在整理美军阵亡士兵及其家属名单过程中，联系到了芭芭拉·梅姆瑞，这张被遗忘的照片又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
照片上记录的，正是芭芭拉父亲的葬礼。1944年5月20日，在中国远征军收复腾冲的最后关头，梅姆瑞少校在与日军的一次激烈交战中阵亡，年仅34岁。他牺牲时，胸口的口袋里还揣着妻子和两个女儿的照片。
威廉·梅姆瑞只是中国远征军美军顾问团的一员。二战时，这支4000人的特别部队被派往中国，为蒋介石领导的中国军队提供了军事和武器培训，帮助中国远征军打赢怒江战役，夺回1941年失手的滇缅公路——当时中国唯一获得外界军事物资的陆路通道。
这批美军顾问团协同中国远征军共同作战的地方，就是根据在华盛顿结束的“阿卡迪亚”会议的决定，将缅甸、泰国、越南从盟军东南亚战区中划出来，与中国战区合并成立的“中缅印战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加国最多的战场，也是中国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唯一取得战略胜利的战场。每年，世界各地举行二战纪念活动的时候，参加诺曼底登陆的老兵被请到欧洲，参与太平洋战争的老兵在国内受到贵宾的礼遇，唯独在中缅印战场，几十年来几乎从未被正式纪念过。
时过境迁，像芭芭拉父亲那样远赴滇西作战，甚至战死沙场的美国军人还有很多，他们和被遗忘的近20万中国远征军一起，一身功勋，默默凋零。
2008年，民间学者章东磐、邓康延等二战学者与摄影师牛子合作，把梅姆瑞的故事拍成了一部纪录片，名为《寻找少校》。他们是第一批知道故事真相的人，但他们希望能有更多人了解那段历史，和那些被历史遗忘的英雄。
在拍摄过程中，芭芭拉·梅姆瑞第一次来到中国，回到了父亲年轻时英勇战斗的地方。她突然意识到，这正是她梦里常到的地方。“谢谢你们所做的事，在最近一个星期内，我所了解的父亲，比任何时候都多。我的姐姐蓓雯丽·梅姆瑞也感谢你们。我们的母亲菲，于1996年去世，她一生都没有改嫁。”
二、档案馆工作人员告诉他，这些照片自入馆60年来都无人问津，他是第一个检索和扫描的人
在为纪录片搜集资料的过程中，牛子发现了一个宝库——美国国家档案馆。自1934年美国总统罗斯福下令建馆起，它一直安静而忠实地记录着历史。
按照国家档案馆的规定，只要根据它的索引填写一张表格，工作人员就会为你取来整个文件夹、整个纸箱、整个小推车，甚至几个小推车的原始档案供你查阅、摘抄、拍照、扫描。
当时，牛子为拍摄《寻找少校》，共扫描了190幅中缅印战场的照片。档案馆工作人员告诉他，这些照片自入馆60年来都无人问津，他是第一个检索和扫描的人。但这些只是沧海一粟。牛子回国后兴奋地告诉章东磐，档案馆内收藏的中缅印战场的历史照片初步估计约有2万多幅。
2010年初春，由牛子、章东磐、邓康延等人构成的“杂牌军”，浩浩荡荡开赴华盛顿，开始“寻人之旅”。在这个队伍中，有新加盟的香港建筑师晏欢，这是晏欢第一次来到美国国家档案馆。他到达的第一天，国家档案馆就意外地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惊喜。就在他们填写完检索表的几分钟之后，“奇迹”发生了，一辆小推车停在他们桌子旁边，上面是中国驻印军第50师攻打缅甸密支那的照片。而率领那支部队的儒雅而骁勇的师长潘裕昆将军，正是晏欢的外祖父。章东磐回忆道：“晏欢他一次又一次发出压低声音的欢呼，欣喜而神秘地告诉我：这一天，他看到自己外公穿军装的照片，超过在国内寻找十几年的总和！”
美国馆员说：“中国人这般长时间、多人数地翻寻本国历史，还未有过。欧洲战场的资料已被人翻遍了，而中国战场的许多照片和影像是60多年后第一次被打开。”
三、迟来的敬意
随着这些珍贵照片重见天日，这支由中美战士共同组成的抗日远征军终于走出重重遮蔽，一个国家的记忆也终于渐渐完整。
2011年12月3日，由那些赴美搜集照片的民间学者们共同策划的“国家记忆”——二战中缅印战场解密影像展在重庆大剧院开幕。影展的解说词里写道，这是“以一段浴血奋战的历史，向英雄城市——重庆致敬；以一段并肩作战的历史，见证中美两国的共同历史情感，促进两国友谊；以一段曾经淹没的历史，让更多人多角度感受抗战，并向那些曾为中华民族流血牺牲却默默无闻的先辈们致以迟来的致敬。” 在那4000多人的美军顾问团中，有一支特殊的部队——美国通信兵第164照相连。后人能够看到这批珍贵而精彩的战场影像，从中找到父辈的足迹，都要归功于这群通信兵忠实的记录。
第164照相连共有250人，包括军官、士兵、摄影师等。他们的第一批前线人员于1943年12月到达中缅印战区，而后分成小分队，活跃在战区的每一个兵站。无论是加尔各答还是重庆，从早期的雷多公路到后来的“史迪威公路”开通至昆明，他们伴随着其他部队一起在枪林弹雨中穿行，同时按下快门，踏出了一条非凡的摄影采访“路”。
在当时，他们的作品被刊登在《中缅印战区新闻综合报》上。这是一份从1942年起面向中缅印战场的美国士兵免费发放的战地报纸，在三年半里共出版了188期。
从后人整理扫描的图片中，人们可以看到，为鼓舞美国官兵们的士气，报纸封面多半会刊登一张窈窕女郎的靓照。报道的内容则是第一手战况、战地生活记录，甚至还有针砭时弊的漫画作品。其中，所有标明“美军照片”的影像几乎都是164照相连拍摄的。
但并非所有通信兵都上前方拍照，有些也负责后期冲印。照片一旦回到后方，这些“幕后”工作者就开始昼夜不停地冲晒照片。当时，中国极度缺乏正规的冲印暗房和设备，因此冲印工作常在一间土坯农舍里凑合着完成。需要天平度量化学药剂时，摄影兵们只好从当地村镇的中药铺买一副古老的杆秤回来用。
美国《生活》杂志的摄影师本尼·霍夫曼的一幅照片鲜活地记录了一个“战场新闻总部”的模样。照片中，10来个摄影师和文字记者们匍匐在一架小型飞机的机身下——那是一架在密支那战役中刚被击落的C-47运输机。有的扛着相机，有的敲着打字机，在一片废墟中建立起了临时的“新闻总部”。对他们来说，这里既能遮荫，又能避雨，比起机场跑道旁的堑壕，这架飞机残骸已是非常理想的遮蔽场所。
“这里逐渐变成了安乐窝，床位日趋拥挤，空投物下面的护垫被搜集起来当床垫用。摄影师们考虑把飞机的厕所改装成为一个暗室，许多双警惕的眼睛时刻盯着空中来袭的日军飞机，一旦有事，大家时刻准备好立即撤离这里，躲到附近的散兵坑里，因为新闻总部可是日军空袭的主要目标。”当时报道二战的《纽约时报》记者笛尔曼·杜尔丁就是这一“新闻总部”的常客之一。在一篇名为《围攻密支那》的文章中，他生动的笔调让人仿佛置身现场。
在战场上，这些通信兵和其他士兵一样忙碌。通常他们会准备很多胶卷夹，在一个小袋子里卷片子，卷完后剪下来，把剩下的带子放回盒子里，然后接着拍。他们所有人都不会忘记的一个环节，是在拍完后写下胶卷号码，加上文字注释。
滇缅抗战史专家戈叔亚曾经通过实地探访指出，当时首次刊登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醋瓶子乔的战争—史迪威的缅甸战役》封面，标注为“中国境内史迪威路之二十四拐”的照片，并不在云南地界，而是贵州晴隆。他的说法曾激起云南学术界的猛烈批评，因为将这样一个重要的象征推出云南，会有损于“云南人民的抗日功绩”。人们对拍摄这张照片的记者众说纷纭，结果，章东磐在美国国家档案馆中找到了照片原件，照片说明上清楚地写着：拍摄于贵州，时间是1945年的3月26日。
在牛子一行人扫描的照片里，几乎每张照片背后都标有时间、地点、人物和简要的事件说明。虽然这些都是通信兵们在战时条件下草草写就的，但他们知道，自己仓促留下的寥寥几笔，也可能成为留给后人的宝贵的历史资料。
四、“如果你沿着滇缅公路走，看到抽美国烟的当地人，你问他们烟从哪来，他们肯定会说是美国人格林伯格给的。”
在距离二战结束已近70年的今天，亲手记录战争的通信兵们大多已去世，仍然健在的也已近耄耋之年。已经94岁高龄的悉尼·格林伯格就是其中之一。
晏欢本想邀请他作为通信兵代表出席在重庆举办的“国家记忆”展。遗憾的是，他的个人医生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不让他乘坐飞机。当天，史迪威将军的外孙约翰·伊斯特布鲁克、三名中国远征军老兵都来到了现场。唯独缺了记录历史的美国通信兵，这也成了在场所有观展人的遗憾。
悉尼·格林伯格的儿子菲利普·格林伯格告诉记者：“爸爸现在情况稳定，但年龄大了，恢复过程比较缓慢。他在病床上还不断问我重庆展览的情况，他恨不得自己能在现场。”
菲利普很为自己的父亲自豪。“即使在美国，也很少有人关心在中缅印战场发生的事。”菲利普说：“经历二战的那一代人正从历史的场景中迅速消失。随着这一代人的离去，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老兵的后辈，我们表达感激之情的机会也将很快消逝。”
悉尼·格林伯格出生于1919年，在纽约市布鲁克林区长大。21岁时，他应征入伍。通常每个人服役期为1年——也就是说，他本该到1942年12月就能退役。然而，就在那时，“珍珠港事件”爆发了。美国宣布参战，他被编到了第164照相连。
他就是第一批在大西洋畔弗吉尼亚州登上“苏格兰快艇”号的通信兵之一。起初，他并不知道自己前往的地方叫“中国”，直到军官给他们人手发了一本小册子，让他们学习印度和中国的“行为准则”，东亚国家的神秘面纱才在他们面前慢慢揭开。历经34天的航行，他们在猛烈的空袭中到达印度孟买。其中一半人留在印度跟随中国驻印军，格林伯格与另外的120人继续前往中国。
说起这段旅程，格林伯格最自豪的就是他到达中国的方式。他告诉孙女，自己是乘飞机翻越了著名的喜马拉雅山，降落在中国。最后到达昆明的40人被分成3个小队，每次执行任务的一组由一名军官和两名摄影师组成。就这样，他和长官以及另一名摄影师亚瑟·海基开始了长达两年半的战地摄影生活。
格林伯格所学到的“中国行为准则”包括自然、有礼貌、尽量学说中国话。因此，他常把家里寄来的香烟大方地发给当地老百姓。“如果你沿着滇缅公路走，看到抽美国烟的当地人，你问他们烟从哪来，他们肯定会说是美国人格林伯格给的。”
菲利普说，父亲初到云南时有些水土不服。喝水沟里的水，使他频繁拉肚子。再加上长期在湿热的雨林中作战，许多中美士兵染上致命的阿米巴痢疾、登革热和丛林斑疹伤寒。不过，他没过多久就融入了战地生活，和中国士兵打成一片。他自己最喜欢的照片是在某次行军时拍摄的。照片中，他与两个中国士兵站在一起，其中一个中国士兵挑着粮食，另一个挑着竹筒，是盛水用的。格林伯格也是一副入乡随俗的打扮：脚穿草编凉鞋、头顶中国马夫帽，看上去就和身边的中国士兵差不多。 这么打扮是有原因的。当时日军以10万元高额悬赏美国人的人头，因此他们必须试图让自己看起来像个中国人。许多美国人和格林伯格一样，自从到了中国后就很少刷牙、洗澡，“因为只有美国人才有在一大早刷牙的习惯。”菲利普说。
许多美国士兵因为戴着钢盔而被日军狙击手打死。格林伯格的长官就是这样牺牲的。菲利普还从父亲那里听到，“日军潜入美军驻地后，但凡看到用睡袋的人，就知道他们是美国士兵，然后用刀残忍地割破他们的喉咙。由于格林伯格的住所在海拔较高的山上，才幸免遇难。”格林伯格在回忆时说道。
“对于那些被杀戮和死去的同胞，他不愿多提。他甚至没告诉我他死去的长官的名字。他在战场第一线，一定亲眼见过许多可怖的场景。但在他镜头下，你能看到更多的，是关于当地人日常生活的场景——比如洗衣服、带孩子，关于他们如何在战争中幸存，在苦难的同时也保持乐观的画面。因为这就是生活。这些关乎人性的东西，也是战争的一部分。”菲利普说。
这和格林伯格乐观的天性不无关系。他没花多久就学会说很多汉语，甚至包括一些云南方言，并乐于用汉语和当地老百姓交流。
他高超的摄影技术和极强的人格魅力还让他有幸为蒋介石拍摄肖像——这也是他认为的在中国服役期间最有意思的经历。
1945年9月，战争结束。格林伯格飞到南京，拍摄9月9日在中央军校礼堂的受降仪式，见证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缅印战区的胜利。接着，他接到了回国通知。据菲利普回忆，父亲当时可以先到上海，从那里乘船；也可以先到昆明，飞越驼峰到印度坐船。他选择了后者，因为他想在离别前最后一次和云南，这个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告别。
在之后的60多年里，格林伯格一直留在美国，过着安稳的生活。他经常想念自己的战友，却再也没有机会回到中国。在为展览特别录制的一段录像中，他深情地说：“两年里，我执行了许多摄影任务，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学说中国话是非常奇妙的过程，使用筷子极为有趣。没过多久，我就觉得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了。你们把我当朋友对待。谢谢你们，让我在短暂两年里，对这样一个友好的国家拥有如此美好的回忆。”
战后的年代里，格林博格的职业是警察局摄影科的特殊中尉，给警察局相关人员讲授摄影课程，依然做他的职业摄影师。当然，老人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在学校、医院、社区等公共场所展示这批照片，讲述他的中国记忆。
2005年，美国独立导演大卫·保格农拍摄了一部纪念二战胜利60周年的纪录片《战争中的艺术》，讲述8名二战老兵用艺术反映当年战争经历的故事。其中有7人是在欧洲战场参战的画家，格林伯格很自豪，因为自己是唯一在中缅印战场记录影像的摄影师。
五、国家民政部宣布，将国民党抗战老兵纳入社保范畴
与梅姆瑞少校相比，吴缘觉得父亲吴其轺又是幸运的，不仅高寿，2005年，还获得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为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颁发的纪念章。
“七七事变”过去整整76个年头之后，2013年的七七纪念日前夕，国家民政部终于正式以“民函2013第630号”下发通知：宣布将国民党抗战老兵纳入社保范畴。人道关怀的阳光，终于照进了这个被历史遗忘的角落。
所谓国民党抗战老兵，准确地说，应该叫做中国抗战老兵。因为抗战并非一党一派之抗战，而是全民族抗战，全民族即意味着超越了阶级，超越了党派，超越了狭隘的意识形态。这才是抗战的本色，也才是历史的真实。所谓国民党抗战老兵，无论他们属于哪个军种兵种，也无论他们属于哪个防区哪个番号，本质上，他们都属于中国军队，都代表着整个中华民族，同侵略军作战。
而吴缘在50岁之前，还不知道父亲会开飞机，他只知道父亲会骑三轮车，是杭州城里著名的三轮车师傅。
11月9日，身为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的吴缘带着部分中国远征军浙江籍老兵来到西湖博物馆，再度重温那一段每一个炎黄子孙都应铭记在心的历史。
当天，父亲和儿子隔了一层玻璃，在展柜里，一身戎装，英姿勃发。抗日战争中，作为优秀飞行员的吴其轺，加入素有“飞虎队”美称的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第五大队，击落过5架日机，4次成功飞越死亡之线“驼峰航线”，自身也曾被击落过3次，幸而大难不死，获得盟军司令部的特别嘉奖，被授予“飞行优异十字勋章”和“航空奖章”。
2010年，吴其轺临终前，终于又见到了兄弟吴其璋的后人。
吴其璋是中国远征军烈士，1942年，随中国远征军进入印度，其后从印度反攻缅甸，1944年12月牺牲在缅甸密支那。
在“国家记忆——美国国家档案馆二战中缅印战场影像”解密展中，吴其璋与弟弟吴其轺的影像同台展出，70年后，兄弟俩第一次如此接近。
“我一直相信，即使是那些已经死去的远征军，当我们找他们时，他们也在找我们。”邓康延说，“他们其实离我们很近，只要我们有一颗对历史有良知的心。”
（未经作者同意，任何报刊不得转载或摘编）
这次展出的300多幅照片，由美国通信兵第164照相连在中缅印战区拍摄，沉睡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多年。随着这些珍贵照片重见天日，这支由中美战士组成的抗日远征军终于走出重重遮蔽。
一、那些被历史遗忘的英雄
在50岁之前，芭芭拉·梅姆瑞并未真正了解过自己的父亲。
芭芭拉从未离开过美国，但她的梦境中，却常常出现东方的景象。
芭芭拉家中，有118封寄自中国的信。那是60多年前父亲从战场寄给母亲的家书。这些信，构成了她对父亲仅有的了解。
多年前，为了调查滇西抗战的历史，云南人文地理学者孙敏女士在腾冲一带进行田野调查。在距离腾冲城3公里的和顺乡，她结识了当地一个乡村图书馆的馆长，已逾70岁的张孝仲。
在一次闲聊中，张孝仲顺口问了一句：“我家里有一些老照片，要不要看一下？”
他取出一本镶嵌着92张黑白照片的相册，照片保存得很完好，“就像当天早上才从暗房里取出来一样”。
相册的主人，是张孝仲的父亲张溶。作为民国时期的一个摄影爱好者，张溶在和顺乡开着方圆百里唯一的照相馆。
翻看着照片，孙敏发现，这些照片记录的是腾冲激烈的战争场面，还有一批美国军人的影像。
一张照片吸引了她的目光。
那是一场军事葬礼：一棵巨大的榕树下，站立着十几位全副武装的中美两国军人，照片左侧，一个手持《圣经》的美国军官正在主持葬礼，一口中式的棺木，正被放入墓穴。照片背面清楚地写着“姓名：威廉·梅姆瑞”。
当时，孙敏只是进行了翻拍。她没有意识到，这张照片对于一个破碎的家庭具有多么大的意义。2003年，著名民间学者章东磐等人在整理美军阵亡士兵及其家属名单过程中，联系到了芭芭拉·梅姆瑞，这张被遗忘的照片又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
照片上记录的，正是芭芭拉父亲的葬礼。1944年5月20日，在中国远征军收复腾冲的最后关头，梅姆瑞少校在与日军的一次激烈交战中阵亡，年仅34岁。他牺牲时，胸口的口袋里还揣着妻子和两个女儿的照片。
威廉·梅姆瑞只是中国远征军美军顾问团的一员。二战时，这支4000人的特别部队被派往中国，为蒋介石领导的中国军队提供了军事和武器培训，帮助中国远征军打赢怒江战役，夺回1941年失手的滇缅公路——当时中国唯一获得外界军事物资的陆路通道。
这批美军顾问团协同中国远征军共同作战的地方，就是根据在华盛顿结束的“阿卡迪亚”会议的决定，将缅甸、泰国、越南从盟军东南亚战区中划出来，与中国战区合并成立的“中缅印战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加国最多的战场，也是中国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唯一取得战略胜利的战场。每年，世界各地举行二战纪念活动的时候，参加诺曼底登陆的老兵被请到欧洲，参与太平洋战争的老兵在国内受到贵宾的礼遇，唯独在中缅印战场，几十年来几乎从未被正式纪念过。
时过境迁，像芭芭拉父亲那样远赴滇西作战，甚至战死沙场的美国军人还有很多，他们和被遗忘的近20万中国远征军一起，一身功勋，默默凋零。
2008年，民间学者章东磐、邓康延等二战学者与摄影师牛子合作，把梅姆瑞的故事拍成了一部纪录片，名为《寻找少校》。他们是第一批知道故事真相的人，但他们希望能有更多人了解那段历史，和那些被历史遗忘的英雄。
在拍摄过程中，芭芭拉·梅姆瑞第一次来到中国，回到了父亲年轻时英勇战斗的地方。她突然意识到，这正是她梦里常到的地方。“谢谢你们所做的事，在最近一个星期内，我所了解的父亲，比任何时候都多。我的姐姐蓓雯丽·梅姆瑞也感谢你们。我们的母亲菲，于1996年去世，她一生都没有改嫁。”
二、档案馆工作人员告诉他，这些照片自入馆60年来都无人问津，他是第一个检索和扫描的人
在为纪录片搜集资料的过程中，牛子发现了一个宝库——美国国家档案馆。自1934年美国总统罗斯福下令建馆起，它一直安静而忠实地记录着历史。
按照国家档案馆的规定，只要根据它的索引填写一张表格，工作人员就会为你取来整个文件夹、整个纸箱、整个小推车，甚至几个小推车的原始档案供你查阅、摘抄、拍照、扫描。
当时，牛子为拍摄《寻找少校》，共扫描了190幅中缅印战场的照片。档案馆工作人员告诉他，这些照片自入馆60年来都无人问津，他是第一个检索和扫描的人。但这些只是沧海一粟。牛子回国后兴奋地告诉章东磐，档案馆内收藏的中缅印战场的历史照片初步估计约有2万多幅。
2010年初春，由牛子、章东磐、邓康延等人构成的“杂牌军”，浩浩荡荡开赴华盛顿，开始“寻人之旅”。在这个队伍中，有新加盟的香港建筑师晏欢，这是晏欢第一次来到美国国家档案馆。他到达的第一天，国家档案馆就意外地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惊喜。就在他们填写完检索表的几分钟之后，“奇迹”发生了，一辆小推车停在他们桌子旁边，上面是中国驻印军第50师攻打缅甸密支那的照片。而率领那支部队的儒雅而骁勇的师长潘裕昆将军，正是晏欢的外祖父。章东磐回忆道：“晏欢他一次又一次发出压低声音的欢呼，欣喜而神秘地告诉我：这一天，他看到自己外公穿军装的照片，超过在国内寻找十几年的总和！”
美国馆员说：“中国人这般长时间、多人数地翻寻本国历史，还未有过。欧洲战场的资料已被人翻遍了，而中国战场的许多照片和影像是60多年后第一次被打开。”
三、迟来的敬意
随着这些珍贵照片重见天日，这支由中美战士共同组成的抗日远征军终于走出重重遮蔽，一个国家的记忆也终于渐渐完整。
2011年12月3日，由那些赴美搜集照片的民间学者们共同策划的“国家记忆”——二战中缅印战场解密影像展在重庆大剧院开幕。影展的解说词里写道，这是“以一段浴血奋战的历史，向英雄城市——重庆致敬；以一段并肩作战的历史，见证中美两国的共同历史情感，促进两国友谊；以一段曾经淹没的历史，让更多人多角度感受抗战，并向那些曾为中华民族流血牺牲却默默无闻的先辈们致以迟来的致敬。” 在那4000多人的美军顾问团中，有一支特殊的部队——美国通信兵第164照相连。后人能够看到这批珍贵而精彩的战场影像，从中找到父辈的足迹，都要归功于这群通信兵忠实的记录。
第164照相连共有250人，包括军官、士兵、摄影师等。他们的第一批前线人员于1943年12月到达中缅印战区，而后分成小分队，活跃在战区的每一个兵站。无论是加尔各答还是重庆，从早期的雷多公路到后来的“史迪威公路”开通至昆明，他们伴随着其他部队一起在枪林弹雨中穿行，同时按下快门，踏出了一条非凡的摄影采访“路”。
在当时，他们的作品被刊登在《中缅印战区新闻综合报》上。这是一份从1942年起面向中缅印战场的美国士兵免费发放的战地报纸，在三年半里共出版了188期。
从后人整理扫描的图片中，人们可以看到，为鼓舞美国官兵们的士气，报纸封面多半会刊登一张窈窕女郎的靓照。报道的内容则是第一手战况、战地生活记录，甚至还有针砭时弊的漫画作品。其中，所有标明“美军照片”的影像几乎都是164照相连拍摄的。
但并非所有通信兵都上前方拍照，有些也负责后期冲印。照片一旦回到后方，这些“幕后”工作者就开始昼夜不停地冲晒照片。当时，中国极度缺乏正规的冲印暗房和设备，因此冲印工作常在一间土坯农舍里凑合着完成。需要天平度量化学药剂时，摄影兵们只好从当地村镇的中药铺买一副古老的杆秤回来用。
美国《生活》杂志的摄影师本尼·霍夫曼的一幅照片鲜活地记录了一个“战场新闻总部”的模样。照片中，10来个摄影师和文字记者们匍匐在一架小型飞机的机身下——那是一架在密支那战役中刚被击落的C-47运输机。有的扛着相机，有的敲着打字机，在一片废墟中建立起了临时的“新闻总部”。对他们来说，这里既能遮荫，又能避雨，比起机场跑道旁的堑壕，这架飞机残骸已是非常理想的遮蔽场所。
“这里逐渐变成了安乐窝，床位日趋拥挤，空投物下面的护垫被搜集起来当床垫用。摄影师们考虑把飞机的厕所改装成为一个暗室，许多双警惕的眼睛时刻盯着空中来袭的日军飞机，一旦有事，大家时刻准备好立即撤离这里，躲到附近的散兵坑里，因为新闻总部可是日军空袭的主要目标。”当时报道二战的《纽约时报》记者笛尔曼·杜尔丁就是这一“新闻总部”的常客之一。在一篇名为《围攻密支那》的文章中，他生动的笔调让人仿佛置身现场。
在战场上，这些通信兵和其他士兵一样忙碌。通常他们会准备很多胶卷夹，在一个小袋子里卷片子，卷完后剪下来，把剩下的带子放回盒子里，然后接着拍。他们所有人都不会忘记的一个环节，是在拍完后写下胶卷号码，加上文字注释。
滇缅抗战史专家戈叔亚曾经通过实地探访指出，当时首次刊登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醋瓶子乔的战争—史迪威的缅甸战役》封面，标注为“中国境内史迪威路之二十四拐”的照片，并不在云南地界，而是贵州晴隆。他的说法曾激起云南学术界的猛烈批评，因为将这样一个重要的象征推出云南，会有损于“云南人民的抗日功绩”。人们对拍摄这张照片的记者众说纷纭，结果，章东磐在美国国家档案馆中找到了照片原件，照片说明上清楚地写着：拍摄于贵州，时间是1945年的3月26日。
在牛子一行人扫描的照片里，几乎每张照片背后都标有时间、地点、人物和简要的事件说明。虽然这些都是通信兵们在战时条件下草草写就的，但他们知道，自己仓促留下的寥寥几笔，也可能成为留给后人的宝贵的历史资料。
四、“如果你沿着滇缅公路走，看到抽美国烟的当地人，你问他们烟从哪来，他们肯定会说是美国人格林伯格给的。”
在距离二战结束已近70年的今天，亲手记录战争的通信兵们大多已去世，仍然健在的也已近耄耋之年。已经94岁高龄的悉尼·格林伯格就是其中之一。
晏欢本想邀请他作为通信兵代表出席在重庆举办的“国家记忆”展。遗憾的是，他的个人医生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不让他乘坐飞机。当天，史迪威将军的外孙约翰·伊斯特布鲁克、三名中国远征军老兵都来到了现场。唯独缺了记录历史的美国通信兵，这也成了在场所有观展人的遗憾。
悉尼·格林伯格的儿子菲利普·格林伯格告诉记者：“爸爸现在情况稳定，但年龄大了，恢复过程比较缓慢。他在病床上还不断问我重庆展览的情况，他恨不得自己能在现场。”
菲利普很为自己的父亲自豪。“即使在美国，也很少有人关心在中缅印战场发生的事。”菲利普说：“经历二战的那一代人正从历史的场景中迅速消失。随着这一代人的离去，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老兵的后辈，我们表达感激之情的机会也将很快消逝。”
悉尼·格林伯格出生于1919年，在纽约市布鲁克林区长大。21岁时，他应征入伍。通常每个人服役期为1年——也就是说，他本该到1942年12月就能退役。然而，就在那时，“珍珠港事件”爆发了。美国宣布参战，他被编到了第164照相连。
他就是第一批在大西洋畔弗吉尼亚州登上“苏格兰快艇”号的通信兵之一。起初，他并不知道自己前往的地方叫“中国”，直到军官给他们人手发了一本小册子，让他们学习印度和中国的“行为准则”，东亚国家的神秘面纱才在他们面前慢慢揭开。历经34天的航行，他们在猛烈的空袭中到达印度孟买。其中一半人留在印度跟随中国驻印军，格林伯格与另外的120人继续前往中国。
说起这段旅程，格林伯格最自豪的就是他到达中国的方式。他告诉孙女，自己是乘飞机翻越了著名的喜马拉雅山，降落在中国。最后到达昆明的40人被分成3个小队，每次执行任务的一组由一名军官和两名摄影师组成。就这样，他和长官以及另一名摄影师亚瑟·海基开始了长达两年半的战地摄影生活。
格林伯格所学到的“中国行为准则”包括自然、有礼貌、尽量学说中国话。因此，他常把家里寄来的香烟大方地发给当地老百姓。“如果你沿着滇缅公路走，看到抽美国烟的当地人，你问他们烟从哪来，他们肯定会说是美国人格林伯格给的。”
菲利普说，父亲初到云南时有些水土不服。喝水沟里的水，使他频繁拉肚子。再加上长期在湿热的雨林中作战，许多中美士兵染上致命的阿米巴痢疾、登革热和丛林斑疹伤寒。不过，他没过多久就融入了战地生活，和中国士兵打成一片。他自己最喜欢的照片是在某次行军时拍摄的。照片中，他与两个中国士兵站在一起，其中一个中国士兵挑着粮食，另一个挑着竹筒，是盛水用的。格林伯格也是一副入乡随俗的打扮：脚穿草编凉鞋、头顶中国马夫帽，看上去就和身边的中国士兵差不多。 这么打扮是有原因的。当时日军以10万元高额悬赏美国人的人头，因此他们必须试图让自己看起来像个中国人。许多美国人和格林伯格一样，自从到了中国后就很少刷牙、洗澡，“因为只有美国人才有在一大早刷牙的习惯。”菲利普说。
许多美国士兵因为戴着钢盔而被日军狙击手打死。格林伯格的长官就是这样牺牲的。菲利普还从父亲那里听到，“日军潜入美军驻地后，但凡看到用睡袋的人，就知道他们是美国士兵，然后用刀残忍地割破他们的喉咙。由于格林伯格的住所在海拔较高的山上，才幸免遇难。”格林伯格在回忆时说道。
“对于那些被杀戮和死去的同胞，他不愿多提。他甚至没告诉我他死去的长官的名字。他在战场第一线，一定亲眼见过许多可怖的场景。但在他镜头下，你能看到更多的，是关于当地人日常生活的场景——比如洗衣服、带孩子，关于他们如何在战争中幸存，在苦难的同时也保持乐观的画面。因为这就是生活。这些关乎人性的东西，也是战争的一部分。”菲利普说。
这和格林伯格乐观的天性不无关系。他没花多久就学会说很多汉语，甚至包括一些云南方言，并乐于用汉语和当地老百姓交流。
他高超的摄影技术和极强的人格魅力还让他有幸为蒋介石拍摄肖像——这也是他认为的在中国服役期间最有意思的经历。
1945年9月，战争结束。格林伯格飞到南京，拍摄9月9日在中央军校礼堂的受降仪式，见证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缅印战区的胜利。接着，他接到了回国通知。据菲利普回忆，父亲当时可以先到上海，从那里乘船；也可以先到昆明，飞越驼峰到印度坐船。他选择了后者，因为他想在离别前最后一次和云南，这个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告别。
在之后的60多年里，格林伯格一直留在美国，过着安稳的生活。他经常想念自己的战友，却再也没有机会回到中国。在为展览特别录制的一段录像中，他深情地说：“两年里，我执行了许多摄影任务，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学说中国话是非常奇妙的过程，使用筷子极为有趣。没过多久，我就觉得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了。你们把我当朋友对待。谢谢你们，让我在短暂两年里，对这样一个友好的国家拥有如此美好的回忆。”
战后的年代里，格林博格的职业是警察局摄影科的特殊中尉，给警察局相关人员讲授摄影课程，依然做他的职业摄影师。当然，老人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在学校、医院、社区等公共场所展示这批照片，讲述他的中国记忆。
2005年，美国独立导演大卫·保格农拍摄了一部纪念二战胜利60周年的纪录片《战争中的艺术》，讲述8名二战老兵用艺术反映当年战争经历的故事。其中有7人是在欧洲战场参战的画家，格林伯格很自豪，因为自己是唯一在中缅印战场记录影像的摄影师。
五、国家民政部宣布，将国民党抗战老兵纳入社保范畴
与梅姆瑞少校相比，吴缘觉得父亲吴其轺又是幸运的，不仅高寿，2005年，还获得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为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颁发的纪念章。
“七七事变”过去整整76个年头之后，2013年的七七纪念日前夕，国家民政部终于正式以“民函2013第630号”下发通知：宣布将国民党抗战老兵纳入社保范畴。人道关怀的阳光，终于照进了这个被历史遗忘的角落。
所谓国民党抗战老兵，准确地说，应该叫做中国抗战老兵。因为抗战并非一党一派之抗战，而是全民族抗战，全民族即意味着超越了阶级，超越了党派，超越了狭隘的意识形态。这才是抗战的本色，也才是历史的真实。所谓国民党抗战老兵，无论他们属于哪个军种兵种，也无论他们属于哪个防区哪个番号，本质上，他们都属于中国军队，都代表着整个中华民族，同侵略军作战。
而吴缘在50岁之前，还不知道父亲会开飞机，他只知道父亲会骑三轮车，是杭州城里著名的三轮车师傅。
11月9日，身为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的吴缘带着部分中国远征军浙江籍老兵来到西湖博物馆，再度重温那一段每一个炎黄子孙都应铭记在心的历史。
当天，父亲和儿子隔了一层玻璃，在展柜里，一身戎装，英姿勃发。抗日战争中，作为优秀飞行员的吴其轺，加入素有“飞虎队”美称的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第五大队，击落过5架日机，4次成功飞越死亡之线“驼峰航线”，自身也曾被击落过3次，幸而大难不死，获得盟军司令部的特别嘉奖，被授予“飞行优异十字勋章”和“航空奖章”。
2010年，吴其轺临终前，终于又见到了兄弟吴其璋的后人。
吴其璋是中国远征军烈士，1942年，随中国远征军进入印度，其后从印度反攻缅甸，1944年12月牺牲在缅甸密支那。
在“国家记忆——美国国家档案馆二战中缅印战场影像”解密展中，吴其璋与弟弟吴其轺的影像同台展出，70年后，兄弟俩第一次如此接近。
“我一直相信，即使是那些已经死去的远征军，当我们找他们时，他们也在找我们。”邓康延说，“他们其实离我们很近，只要我们有一颗对历史有良知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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