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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以32亿美金卖掉网讯之后，朱敏对于自己在投资领域的未来依然雄心不减，他的目标是要比日本软银的孙正义做的更好
五个月前的一天凌晨，当时身为网讯创始人及合伙人的朱敏接到合作伙伴苏布拉的电话，对方在电话那一端言简意赅，“终于可以了！”听到这个消息，朱敏沉默了一会，这位年届六旬的企业家，其紧绷了多年的商业神经终于可以松弛下来。
在思科32亿美金收购美国网讯一案中，苏布拉全权负责与思科的最后一轮谈判，据说只用10个工作日便确定了最后的一切。但朱敏酝酿着出售网讯则是早在两年前，当时他回到中国后就辞去了网讯首席技术官的职位，同时苏布拉也开始在大洋彼岸接触买家，于是，曾与网讯在互联网语音电话方面合作多年的思科进入了视野。
思科已有上百次的成功收购经验，之前也曾希望将网讯纳入版图。随着路由器和交换机市场渐趋成熟，为了令华尔街保持兴奋，思科必须向比网络硬件发展更快的市场挺进。而收购网讯，也是自2005年思科以69亿美元收购有线电视设备厂商科学亚特兰大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商业收购。
“结束网讯，意味着我的另一次创业再次开始。”目前身为赛伯乐投资董事长及美国NEA基金合伙人的朱敏在接受《中国新时代》专访时说。
俗话说“六十知天命”，而对于大多数企业家而言，60岁是该考虑退休的年纪了。朱敏笑言：“离60还差一岁呢，我还能做很多事情。”如今，朱敏全身心地投入于风险投资领域，而面对这一自己并不熟知的领域他似乎还有很多东西要适应，技术出身的朱敏却有着更大的野心。
挑战自我
记者在见到朱敏前，他刚去美国出差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一般一个季度去一次（美国），那边有很多事情要处理。”朱敏说，“目前需要的是资金国际化，项目国际化，而我们的特长和责任就是把中国的国际化加强一些。”
进入风险投资领域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资金，朱敏除了自己拥有大量的资金外，还成功募集到了更多的国际投资基金。在朱敏看来，搞国内的资金，自己是没有优势的，把国际的资金引进来，自己则有着很大的优势，“要顺势而为，不能强做。”
两年前，朱敏将网讯工作辞掉后回到中国时，他的想法就是“想帮助创业的年轻人，怎样让更多的创业群体走出来，让这些企业成功。”
对于自己选择投资的对象，朱敏有着与其他投资者不同的气势。“我的目标就是每年做出一个上市企业。”这显然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朱敏进入投资领域已经两年，而他已经找到了投资的信心，“明年运气好，可能有两个公司上市。”
其实，朱敏最初进入投资领域时并不很适应。“挑战很大，20年我都没有在中国了，包括对中国的了解和人脉没有像以前那样熟悉了。从创业的企业家转型到投资人，从完全做IT技术的到现在做项目投资人都不适应。”而今，让朱敏骄傲的是“我来的时候都是投的价值只有几百万的公司，现在都变成上亿美金的大公司。”
朱敏在美国生活工作了很久，善于学习的他所看到的美国风险投资与中国的做法并不相同。“美国投资者会把创业的人放到公司来养六个月，就是所谓孵化，而在中国却没有。六个月我都给工资，六个月后你也可以到外面找钱去。”中国投资领域并没有这个模式，朱敏却能学于致用。
作为投资人，朱敏的角色就是伯乐，而投资对象就是要寻找的千里马。赛伯乐的企业名称是朱敏亲自想出来的，“名字是我取的，我们的定位是找人做项目，而不是找一个好项目去投资，所以就是寻找千里马的过程。”朱敏说。自己不想做成传统的VC（风险投资）。“做VC的人都很尊重我，我不会去和同行抢项目。我的目标是要培养一些企业家，培养创业的企业家。”
对于寻找千里马，朱敏坦言有时也会错过一些不错的对象。“我觉得是人与人是否合的来。比如有的人可敬而不可爱，也包括我自己；有的人很尊敬我，但不一定和我合得来。和找对象一样，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做老婆的。只要有人和我一起，有足够的项目去做就足够了。”
朱敏把自己的投资概念形容为就像雕刻老树根——老树根生活在地下20年，积累了很多东西，把它砍掉弄弄就是很好的工艺品。
对于自己在投资领域的未来朱敏依然雄心不减，他的目标是要比亚洲最具规模的金融投资人日本软银的孙正义做的更好。“我要做，一定要比他做的好，我的定位就是做非常创新的企业，孙正义没有做过创新的企业。我可以做非常创新的企业，适合中国国情，又能走向世界。”朱敏豪言。
草根出身
三十年前，国家恢复高考后，29岁的朱敏考入浙江大学学拖拉机制造，毕业之后经过短暂工作，他再次考入浙大读硕士，不久后成为“文革”后第一批公派出国留学生。
之所以选择斯坦福大学，朱敏觉得“这是一所从经济管理角度谈工程的大学，很对脾胃。”1984年，他远渡美利坚读书，在到美国第三个年头时，38岁的朱敏才开始懂得“创业”。
1986年，听说朱敏帮IBM写过程序，一个做ERP产品的公司通过朋友找到朱敏，希望他能协助处理一个技术问题。“从来都没听说过ERP是什么”的朱敏经过一番钻研，居然成了这家公司里的技术权威。
参与这家公司也给朱敏带来了很大收获，不仅在技术上认识了ERP，更是看到了他前三十年在中国从来没有见识过的企业生命轮回方式——这家叫做AFK的小公司被一家大公司收购，后者是美国ERP市场上近于垄断者的一个角色，不断有员工从它那里跳槽出来，推出功能类似、价格更便宜的产品，这家大公司再把它们悉数收购。
这让朱敏心里一动，心想，“我也做一个公司卖给它，不是很好吗？”他观察到当时打印ERP报表是件费时费力的工作，于是咨询了20多家IT公司负责人，如果他有提高这一环节效率的软件对方要不要，得到的答复是没问题。但是当朱敏立志创业时，他发现当时的硅谷尤其是VC的门对他这样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40岁的中年人是紧闭的，融资告吹，他的第一次创业尝试无疾而终。
随后，朱敏参与创办了一家做工业系统控制软件的公司。在这里，朱敏结识了他后来创业生涯中第一个搭档——一位新加坡人、惠普驻远东地区的前高管，此人当时是这家软件公司的合伙人。
1991年，Futurelabs成立，这是第一家真正与朱敏血脉相连的企业，他在其中有30%的股份。公司成立没几天，朱敏去拉斯维加斯参加一个行业内的展销会，意外发现IBM正在大规模推销同样产品。朱敏心里想，“这么一个庞然大物打我们，肯定完蛋了”。但他也确定自己选对了方向，于是硬着头皮往前走，当时的感觉是公司每天都可能死掉。
第一个“天使”在这时出现了，有位投资人主动找上门，“我很喜欢你们的产品，要不要投资呀？”朱敏连声说“要！”对方问要多少钱，朱敏大着胆子报了100万。投资者毫不犹豫，“好，占你们多少股份？”朱敏想了半天，“给你25%怎么样？”“今天晚上就签约！”对方很痛快地就走了，留下朱敏在那里发呆：怎么会这么容易呢？
拿到资金的第二天，第二个机会接踵而至，某大公司也看中了Futurelabs，提出要以400万美元收购，朱敏可以留下来，有100万的奖励，第一年把新一代产品做出来之后再奖励100万，朱敏一想这也不错，卖掉公司马上可以变成百万富翁了。
于是朱敏与合伙人找到第一家投资者说，不好意思，现在把100万退给你，另外再给你50万怎么样。对方将他们臭骂一通，“你们这个小子怎么这么没出息，给一点点钱就想逃走了，你们知道这个公司的真正价值吗？”
不久后，英特尔宣布计划投入1亿美元经营Futurelabs的同类产品，“我们100万美元，他们1亿美元，这怎么玩？”不仅朱敏慌了，投资人也着急了，说“这一次你们死定了。”新加坡合伙人出了个办法，将100万美元全部打广告，认为只要广告打出去销售马上能起来，Futurelabs就能成为10亿级的公司。朱敏心想哪有这么容易，但也不知道怎么做好，索性就赌一把。
一时间，Futurelabs的广告满天飞，100万美元很快烧光，最初市场部门电话铃响成一片，但三天之后又沉寂下来。6个月之后，投资人过来开董事会，一看这种状况，不客气地说，“你们真没用。”象征性地退了1块钱，股份也不要了。
这时朱敏渐渐感觉选错了搭档。之后三年是个痛苦而漫长的过程，他们靠5万、10万的零星融资勉强支持，朱敏形容，“这是没有任何兴奋点的三年。为什么要坚持这么久？我也不知道，就一直挺在那里。”
后来，互联网概念开始在硅谷流行，潜在的买家开始对Futurelabs感兴趣。最终，1996年，Futurelabs以1200万美元卖给了Quarterdeck公司。
落叶归根
在卖掉网讯之前的那段时间里，朱敏一直在想要不要回国。在考虑许久之后，还是决定回来，所以美国的公司一定要卖掉。“如果那边的公司出问题了，创始人不在，那就有问题了。”因为在美国，一般都把公司创始人看作精神领袖。
“我决定离开的那一天，就已经决定公司的命运，只有被卖掉。”朱敏说。
在朱敏看来，公司做到一定程度后，最后的责任就是股东利益最大化。“网讯上市的时候我有17%的股份，我要考虑剩下80%的股东利益。毕竟人家就是为了赚钱。”
如果单纯为了财富，朱敏是不会回国的。因为在美国，朱敏有着上层人士的生活圈子。“今年夏天，我回去，哇，那里蓝天白云，房子比这里的漂亮多了，我的房子在湖边，另一边是一个山头。汽车三分钟出来就到高速公路，十分钟就到斯坦福大学了。”朱敏似乎很得意。
但朱敏觉得中国的改革开放改变了自己人生，应该回国报答祖国。“我现在闭着眼睛想起来，中国是围棋的一个角，改革就是要把这个角做活，这个角不活，整个世界这盘棋就死掉了。”有着报恩情结的朱敏放弃了美国优越的生活。“我想光自己赚了很多钱，过舒适的日子，我有罪恶感。”
此外，“落叶归根”的传统思想也使得朱敏萌生强烈的回国愿望。“我不能在退休以后告诉别人，我原来在美国都做了些什么，我要在中国真正做点事情。”
在朱敏看来，中国要崛起，一定要像其他西方国家一样，有自己的发明家，像爱迪生这样的人，才能出现自己的企业家像福特，经营家像摩根。“中国一定有这批人出来，这些人都是希望站在我们（投资人）的肩膀上面，希望培养这些企业家成为国际级的企业家。对于我来说，对得起国家，也对得起自己。”
回国之后，朱敏凭直觉试探性地投资了几家企业，全部用自己的资金，感觉很顺利，其中包括为移动用户提供“空中充值”服务的连连科技以及母婴用品销售商红孩子。NEA方面也觉得很不错，增值空间很大。朱敏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便与NEA各出资50%成立赛伯乐投资公司，准备放开手脚大干一番。
但朱敏也有失败的经历。他曾以数百万美元投资于宋朝弟的科利华教育软件技术公司，这家因成功运作《学习的革命》而辉煌一时的企业于2005年的最后一天退市，主业营收为零。朱敏在宋朝弟几乎走投无路之前伸出手，然后也被拖下水。
“没有扶持起科利华的原因，在于双方心态都没有调整好，自己还在为硅谷的事牵肠挂肚，宋朝弟则对资金的需求太迫切了，拿了钱之后频繁调整战略。”朱敏说。
2007年，朱敏开始逐步展开自己的“整合性投资”试验。而红杉树，就是他在国内亲手创建的第一家企业。这可以视为他自1991年创建FutureLabs以来专注领域的延续。红杉树是一个交互式管理服务平台，通过网络信息技术，将企业、供应商、代理商、分销商、客户、关键技术提供商等紧密联系，为企业提供各个环节的服务。
“红杉树”核心定位于在中国的全球化公司，2006年4月，儿子朱磊从美国回来，他退居幕后，专心研究产业整合型投资模式。这个称自己父亲为“Min”的年轻人秉承了朱敏的商业潜质——在朱敏还为网讯获得7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而兴奋时，朱磊已经给自己参与创立的一家医院管理软件企业吸引了1000万美元。
如今，朱敏似乎更喜欢用“轮回”来形容自己未来的想法。“我的理想是走一圈后又走回去，我原来是科学家，后来是创业家，然后是投资人。我希望最后还是做回科学家去，就像看到我的老师一样，到100岁了还在干，因为科学研究到多少岁都没关系，工作永远是快乐的。”
五个月前的一天凌晨，当时身为网讯创始人及合伙人的朱敏接到合作伙伴苏布拉的电话，对方在电话那一端言简意赅，“终于可以了！”听到这个消息，朱敏沉默了一会，这位年届六旬的企业家，其紧绷了多年的商业神经终于可以松弛下来。
在思科32亿美金收购美国网讯一案中，苏布拉全权负责与思科的最后一轮谈判，据说只用10个工作日便确定了最后的一切。但朱敏酝酿着出售网讯则是早在两年前，当时他回到中国后就辞去了网讯首席技术官的职位，同时苏布拉也开始在大洋彼岸接触买家，于是，曾与网讯在互联网语音电话方面合作多年的思科进入了视野。
思科已有上百次的成功收购经验，之前也曾希望将网讯纳入版图。随着路由器和交换机市场渐趋成熟，为了令华尔街保持兴奋，思科必须向比网络硬件发展更快的市场挺进。而收购网讯，也是自2005年思科以69亿美元收购有线电视设备厂商科学亚特兰大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商业收购。
“结束网讯，意味着我的另一次创业再次开始。”目前身为赛伯乐投资董事长及美国NEA基金合伙人的朱敏在接受《中国新时代》专访时说。
俗话说“六十知天命”，而对于大多数企业家而言，60岁是该考虑退休的年纪了。朱敏笑言：“离60还差一岁呢，我还能做很多事情。”如今，朱敏全身心地投入于风险投资领域，而面对这一自己并不熟知的领域他似乎还有很多东西要适应，技术出身的朱敏却有着更大的野心。
挑战自我
记者在见到朱敏前，他刚去美国出差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一般一个季度去一次（美国），那边有很多事情要处理。”朱敏说，“目前需要的是资金国际化，项目国际化，而我们的特长和责任就是把中国的国际化加强一些。”
进入风险投资领域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资金，朱敏除了自己拥有大量的资金外，还成功募集到了更多的国际投资基金。在朱敏看来，搞国内的资金，自己是没有优势的，把国际的资金引进来，自己则有着很大的优势，“要顺势而为，不能强做。”
两年前，朱敏将网讯工作辞掉后回到中国时，他的想法就是“想帮助创业的年轻人，怎样让更多的创业群体走出来，让这些企业成功。”
对于自己选择投资的对象，朱敏有着与其他投资者不同的气势。“我的目标就是每年做出一个上市企业。”这显然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朱敏进入投资领域已经两年，而他已经找到了投资的信心，“明年运气好，可能有两个公司上市。”
其实，朱敏最初进入投资领域时并不很适应。“挑战很大，20年我都没有在中国了，包括对中国的了解和人脉没有像以前那样熟悉了。从创业的企业家转型到投资人，从完全做IT技术的到现在做项目投资人都不适应。”而今，让朱敏骄傲的是“我来的时候都是投的价值只有几百万的公司，现在都变成上亿美金的大公司。”
朱敏在美国生活工作了很久，善于学习的他所看到的美国风险投资与中国的做法并不相同。“美国投资者会把创业的人放到公司来养六个月，就是所谓孵化，而在中国却没有。六个月我都给工资，六个月后你也可以到外面找钱去。”中国投资领域并没有这个模式，朱敏却能学于致用。
作为投资人，朱敏的角色就是伯乐，而投资对象就是要寻找的千里马。赛伯乐的企业名称是朱敏亲自想出来的，“名字是我取的，我们的定位是找人做项目，而不是找一个好项目去投资，所以就是寻找千里马的过程。”朱敏说。自己不想做成传统的VC（风险投资）。“做VC的人都很尊重我，我不会去和同行抢项目。我的目标是要培养一些企业家，培养创业的企业家。”
对于寻找千里马，朱敏坦言有时也会错过一些不错的对象。“我觉得是人与人是否合的来。比如有的人可敬而不可爱，也包括我自己；有的人很尊敬我，但不一定和我合得来。和找对象一样，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做老婆的。只要有人和我一起，有足够的项目去做就足够了。”
朱敏把自己的投资概念形容为就像雕刻老树根——老树根生活在地下20年，积累了很多东西，把它砍掉弄弄就是很好的工艺品。
对于自己在投资领域的未来朱敏依然雄心不减，他的目标是要比亚洲最具规模的金融投资人日本软银的孙正义做的更好。“我要做，一定要比他做的好，我的定位就是做非常创新的企业，孙正义没有做过创新的企业。我可以做非常创新的企业，适合中国国情，又能走向世界。”朱敏豪言。
草根出身
三十年前，国家恢复高考后，29岁的朱敏考入浙江大学学拖拉机制造，毕业之后经过短暂工作，他再次考入浙大读硕士，不久后成为“文革”后第一批公派出国留学生。
之所以选择斯坦福大学，朱敏觉得“这是一所从经济管理角度谈工程的大学，很对脾胃。”1984年，他远渡美利坚读书，在到美国第三个年头时，38岁的朱敏才开始懂得“创业”。
1986年，听说朱敏帮IBM写过程序，一个做ERP产品的公司通过朋友找到朱敏，希望他能协助处理一个技术问题。“从来都没听说过ERP是什么”的朱敏经过一番钻研，居然成了这家公司里的技术权威。
参与这家公司也给朱敏带来了很大收获，不仅在技术上认识了ERP，更是看到了他前三十年在中国从来没有见识过的企业生命轮回方式——这家叫做AFK的小公司被一家大公司收购，后者是美国ERP市场上近于垄断者的一个角色，不断有员工从它那里跳槽出来，推出功能类似、价格更便宜的产品，这家大公司再把它们悉数收购。
这让朱敏心里一动，心想，“我也做一个公司卖给它，不是很好吗？”他观察到当时打印ERP报表是件费时费力的工作，于是咨询了20多家IT公司负责人，如果他有提高这一环节效率的软件对方要不要，得到的答复是没问题。但是当朱敏立志创业时，他发现当时的硅谷尤其是VC的门对他这样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40岁的中年人是紧闭的，融资告吹，他的第一次创业尝试无疾而终。
随后，朱敏参与创办了一家做工业系统控制软件的公司。在这里，朱敏结识了他后来创业生涯中第一个搭档——一位新加坡人、惠普驻远东地区的前高管，此人当时是这家软件公司的合伙人。
1991年，Futurelabs成立，这是第一家真正与朱敏血脉相连的企业，他在其中有30%的股份。公司成立没几天，朱敏去拉斯维加斯参加一个行业内的展销会，意外发现IBM正在大规模推销同样产品。朱敏心里想，“这么一个庞然大物打我们，肯定完蛋了”。但他也确定自己选对了方向，于是硬着头皮往前走，当时的感觉是公司每天都可能死掉。
第一个“天使”在这时出现了，有位投资人主动找上门，“我很喜欢你们的产品，要不要投资呀？”朱敏连声说“要！”对方问要多少钱，朱敏大着胆子报了100万。投资者毫不犹豫，“好，占你们多少股份？”朱敏想了半天，“给你25%怎么样？”“今天晚上就签约！”对方很痛快地就走了，留下朱敏在那里发呆：怎么会这么容易呢？
拿到资金的第二天，第二个机会接踵而至，某大公司也看中了Futurelabs，提出要以400万美元收购，朱敏可以留下来，有100万的奖励，第一年把新一代产品做出来之后再奖励100万，朱敏一想这也不错，卖掉公司马上可以变成百万富翁了。
于是朱敏与合伙人找到第一家投资者说，不好意思，现在把100万退给你，另外再给你50万怎么样。对方将他们臭骂一通，“你们这个小子怎么这么没出息，给一点点钱就想逃走了，你们知道这个公司的真正价值吗？”
不久后，英特尔宣布计划投入1亿美元经营Futurelabs的同类产品，“我们100万美元，他们1亿美元，这怎么玩？”不仅朱敏慌了，投资人也着急了，说“这一次你们死定了。”新加坡合伙人出了个办法，将100万美元全部打广告，认为只要广告打出去销售马上能起来，Futurelabs就能成为10亿级的公司。朱敏心想哪有这么容易，但也不知道怎么做好，索性就赌一把。
一时间，Futurelabs的广告满天飞，100万美元很快烧光，最初市场部门电话铃响成一片，但三天之后又沉寂下来。6个月之后，投资人过来开董事会，一看这种状况，不客气地说，“你们真没用。”象征性地退了1块钱，股份也不要了。
这时朱敏渐渐感觉选错了搭档。之后三年是个痛苦而漫长的过程，他们靠5万、10万的零星融资勉强支持，朱敏形容，“这是没有任何兴奋点的三年。为什么要坚持这么久？我也不知道，就一直挺在那里。”
后来，互联网概念开始在硅谷流行，潜在的买家开始对Futurelabs感兴趣。最终，1996年，Futurelabs以1200万美元卖给了Quarterdeck公司。
落叶归根
在卖掉网讯之前的那段时间里，朱敏一直在想要不要回国。在考虑许久之后，还是决定回来，所以美国的公司一定要卖掉。“如果那边的公司出问题了，创始人不在，那就有问题了。”因为在美国，一般都把公司创始人看作精神领袖。
“我决定离开的那一天，就已经决定公司的命运，只有被卖掉。”朱敏说。
在朱敏看来，公司做到一定程度后，最后的责任就是股东利益最大化。“网讯上市的时候我有17%的股份，我要考虑剩下80%的股东利益。毕竟人家就是为了赚钱。”
如果单纯为了财富，朱敏是不会回国的。因为在美国，朱敏有着上层人士的生活圈子。“今年夏天，我回去，哇，那里蓝天白云，房子比这里的漂亮多了，我的房子在湖边，另一边是一个山头。汽车三分钟出来就到高速公路，十分钟就到斯坦福大学了。”朱敏似乎很得意。
但朱敏觉得中国的改革开放改变了自己人生，应该回国报答祖国。“我现在闭着眼睛想起来，中国是围棋的一个角，改革就是要把这个角做活，这个角不活，整个世界这盘棋就死掉了。”有着报恩情结的朱敏放弃了美国优越的生活。“我想光自己赚了很多钱，过舒适的日子，我有罪恶感。”
此外，“落叶归根”的传统思想也使得朱敏萌生强烈的回国愿望。“我不能在退休以后告诉别人，我原来在美国都做了些什么，我要在中国真正做点事情。”
在朱敏看来，中国要崛起，一定要像其他西方国家一样，有自己的发明家，像爱迪生这样的人，才能出现自己的企业家像福特，经营家像摩根。“中国一定有这批人出来，这些人都是希望站在我们（投资人）的肩膀上面，希望培养这些企业家成为国际级的企业家。对于我来说，对得起国家，也对得起自己。”
回国之后，朱敏凭直觉试探性地投资了几家企业，全部用自己的资金，感觉很顺利，其中包括为移动用户提供“空中充值”服务的连连科技以及母婴用品销售商红孩子。NEA方面也觉得很不错，增值空间很大。朱敏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便与NEA各出资50%成立赛伯乐投资公司，准备放开手脚大干一番。
但朱敏也有失败的经历。他曾以数百万美元投资于宋朝弟的科利华教育软件技术公司，这家因成功运作《学习的革命》而辉煌一时的企业于2005年的最后一天退市，主业营收为零。朱敏在宋朝弟几乎走投无路之前伸出手，然后也被拖下水。
“没有扶持起科利华的原因，在于双方心态都没有调整好，自己还在为硅谷的事牵肠挂肚，宋朝弟则对资金的需求太迫切了，拿了钱之后频繁调整战略。”朱敏说。
2007年，朱敏开始逐步展开自己的“整合性投资”试验。而红杉树，就是他在国内亲手创建的第一家企业。这可以视为他自1991年创建FutureLabs以来专注领域的延续。红杉树是一个交互式管理服务平台，通过网络信息技术，将企业、供应商、代理商、分销商、客户、关键技术提供商等紧密联系，为企业提供各个环节的服务。
“红杉树”核心定位于在中国的全球化公司，2006年4月，儿子朱磊从美国回来，他退居幕后，专心研究产业整合型投资模式。这个称自己父亲为“Min”的年轻人秉承了朱敏的商业潜质——在朱敏还为网讯获得7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而兴奋时，朱磊已经给自己参与创立的一家医院管理软件企业吸引了1000万美元。
如今，朱敏似乎更喜欢用“轮回”来形容自己未来的想法。“我的理想是走一圈后又走回去，我原来是科学家，后来是创业家，然后是投资人。我希望最后还是做回科学家去，就像看到我的老师一样，到100岁了还在干，因为科学研究到多少岁都没关系，工作永远是快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