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而言，1984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在经历过“伤痕文学”、“反思文学”阶段与有关“朦胧诗”、“现代派”、文学“主体性”问题的讨论之后，一个文学创作“个人化”的时代，已是呼之欲出。近现代以降，由于严峻的民族生存危机，启蒙救亡成为压倒一切的主题，文学义不容辞地成为救国救民的武器，成为时代精神的号筒、政治斗争的工具，文学本性的异化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文革”结束，否极泰来，社会进入较正常的轨道，文学逐步摆脱政治的控制，回归自己的世界。值得注意的是，这场文学独立、“个人化”的运动，是在“文化寻根”的背景下发生的。
　　阿城的小说《棋王》，是“文学寻根”的始作俑者，1984年夏在《上海文学》发表时，洛阳纸贵，竟至于有“京城倾巢说《棋王》”的夸语。文坛中坚王蒙视之为奇文，赞其“口语化而不流俗，古典美而不迂腐，民族化而不过‘土’，嘎嘣利落但仍然细密有致，刻画入微却又惜墨如金。”
　　《棋王》主要写两件事：“吃”和“棋”，通过对“我”与平民象棋高手王一生的邂逅、交往和最后共同经历的一对九车轮大战的描写，揭示这样一个主题：“衣食是本，自有人类，就是每日在忙这个。可囿在其中，终于还不太像人。”分析起来，《棋王》的魔力既来自于对中国古典小说精华的继承，也来自于对西方现代小说技巧不动声色的借鉴，两者水乳交融，天衣无缝。这具体表现在：作者不编织复杂巧妙的故事情节，也不对人物内心世界做精雕细刻，但凭一笔出神入化的白描，平铺直叙，从容道来，显示出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的风范。小说一上来就这样写道：“车站是乱得不能再乱，成千上万的人都在说话。谁也不去注意那条临时挂起来的大红标语。这标语大约挂了不少次，字纸都折得有些坏。喇叭里放着一首又一首的语录歌儿，唱得大家心更慌。”这段文字令人想起《水浒》、《儒林外史》中的千锤百炼的文字。然而《棋王》并不是中国古典小说的翻版，而是一篇现代中国小说，中国古典小说创作中没有“叙事人”这种来自西方的技法，一切仰仗全知全能的作者，视角大而化之，结构固定单一，《棋王》打破了这种模式，充分发挥叙事人“我”的功能，他是作者的化身，作为小说中的重要人物与主人公王一生保持着互动，单声部于是变成了复调，小说因此而获得了鲜明的现代感。
　　《棋王》散发着地道的中国味，没有刻意“寻”根，而“根”自在。这是叙事方式与题材高度契合的结果。无怪有人将《棋王》与茨威格的《象棋的故事》相比较，认为《棋王》不落下风，“通篇散发中国文学特具的油墨香，它的品质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熏陶。每个字都直取文化的深层”。正是这一点把阿城与同辈的知青作家拉开了距离。阿城出生文化名人家庭，八岁之前住宿育英小学，过着优越的生活。1957年，父亲钟惦棐因一篇《电影的锣鼓》被打成右派，家道从此中落，阿城早早体验到世态炎凉。然而边缘化的结果，使他有机会接触另一个世界，它隐藏在琉璃厂的旧书肆、古玩店里，阿城在那里流连忘返，触摸被遗忘的前朝历史，不经意间接受了中国古代士绅文化的洗礼。这段阴差阳错的经历，竟使他成为一条漏网之鱼，在知识结构上发生代际错位。确实，阿城的文风与其说属于知青一代，不如说与民国那一辈的文化人更加接近。
　　在《文化制约着人类》一文里，阿城通篇谈“文化”，只字不提“寻根”，这与同辈寻根作家形成耐人寻味的对比。在阿城看来，中国文学尚没有建立在一个广泛深厚的文化开掘之中，而没有一个强大的、独特的文化限制，是达不到文学先进水平这种自由的；五四运动对中国社会的变革有不容否定的进步意义，但它对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的态度，加上中国社会一直动荡不安，使民族文化断裂延续至今，“文革”时更加彻底，把民族文化判给阶级文化，横扫一遍，差点连遮羞布也没有了。这是对近代以降中国文化／文学悲观的估计。在这样的背景下，阿城开出的药方不能不显得格外悲壮。20年之后，阿城与人谈“寻根文学”时这样说道：“我的文化构成让我知道根是什么，我不要寻。我知道这个根已经断了，在我看来，中国文化已经消失了半个世纪了，原因是产生并且保持中国文化的土壤已经被铲除了。”好一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姿态，阿城俨然成了中国文化硕果仅存的独苗。然而具有反讽意味的是，甚至阿城自己，后来都离开了自己的文学土壤，赶时髦跑去美国，弄起别的营生，未能将“寻根文学”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