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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11日，是“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17周年纪念日。每年今日，人们都会在世贸旧址举行纪念仪式，悼念逝者、缅怀故人。17年前的9月11日，美国民航的两架客机，先后撞塌了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导致近3000人在此次恐怖袭击事件中遇难。事件发生后，美国“9·11”独立调查委员会认定“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是幕后主使，并决定发动“反恐战争”。虽然塔利班发表声明称恐怖事件与本·拉登无关，但美国政府仍然认定本·拉登是恐怖袭击事件头号嫌犯，并将全美各地的军队调整至最高戒备状态。
作为一个标志性历史名词，“9·11”事件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比事件本身更为长远深刻的影响。
动用举国体制“反恐”
事件发生后，美国当局组织成立了“9·11”独立调查委员会。经过历时近两年的调查，该委员会公开发表了长达575页的“最终报告”。报告的核心结论是，基地组织多年来一直耐心地在美国本土寻找机会，最终利用美国政府内长期存在的机构漏洞实施了“9·11”恐怖袭击。
正如事先预料的那样，报告中并未抖出惊世骇俗、黑幕叠曝的轰动素材，而是在小布什二次参与美国大选进程的关键时刻，使用充满政治技巧的表达方式给出了一份政府基本赞同、两党基本接受、民众基本满意的报告。
“对于美国当局来讲，反恐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军方问题，它已经演变成为一个举国体制，即美国本土各领域都联合起来，参与到反恐事业中，涉及范围扩展至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美国海关、国土安全部、当地警察、普通民众等等。”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表示。
刘卫东分析，之所以出现举国体制“反恐”的局面，是因为在“9·11”之前，美国当局虽然收到相关信息但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从前中情局如果得到一些信息，他不会与军方互通有无，因为二者间不存在交流机制。”“9·11”之后，美国中情局与军方的协调机制在完善，政府系统内部的交流机制在不断健全，当局不同部门之间的协调力度得到了增强。
与此同时，来自社会力量的监督以及各方的警惕性都在提升，加强了对疑似恐怖组织行动做出快速反应的能力。综上种种，使得在人们印象中只有少部分人才能参与的“反恐”，变成了几乎所有美国人都可以参与进来的活动。
“9·11”之后，“反恐”不仅成为一句口号，与之相关的议题也正式提升到了国家层面的高度。
“三重土壤”滋生“恐怖主义”
正如美国当代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在《文明冲突论》中表述的一样，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多种多样，首要原因依然是关于文明、文化的冲突。
长期以来，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积累了诸多矛盾。两种力量的长久对峙过程中，相对弱小的一方没有能力进行正面对抗，但又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干涉感到非常不满。
传统意义上的战争模式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当常规作战手段无法施展时，处于弱势的一方只能采用“消灭敌人，牺牲自己”这种非常规的手段进行反击。伴随着民族主义以及族群情绪的觉醒，一贯逆来顺受的民族突然发现，既然不能通过合法的渠道去改变现状，如果用非常规的反击方法能够改变一点现状，亦不失为一种“最优”策略。
刘卫东指出，这种战争模式刚出现时，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对此感到非常不适应。这与两种文明各自的价值观的冲突有很大关系。
第二重“土壤”源自西方国家长期以来的对于少数民族地区、落后地区的强力干涉与压制。当后者在长期的被干涉、被压制过程中逐步滑向再也无法忍受的边缘，就会通过这种特殊的方式与西方国家进行对抗。
贫富差距是滋生“恐怖主义”的最后一个重要原因。在刘卫东看来，当种种原因导致一些人无法从现实生活中得到自己本能够得到或者想得到的东西时，这部分人会倾向于通过从宗教极端势力中获取力量，后者会灌输给他们这样一种思想：参加圣战就可以摆脱困境、上天堂。
海外“反恐”杯弓蛇影
“9·11”之后，美国当局迅速立法，通过了《爱国者法案》。运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强大的国防实力、空前统一的价值观，堵住了恐怖组织可能会袭击美国的路径。
美国当局一方面通过海关严格限制伊斯兰人员入境。与此同时，以“反恐”为理由主动出击，迅速攻打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等国家，把战线推到美国领土以外。
小布什任内，反恐成为美国当局军事部署的侧重点。通过在阿富汗、叙利亚等国家保持军事力量存在，对伊斯兰国家保持高压态势来进行海外“反恐”。无论是伊拉克战争抑或阿富汗战争，美国都以“反恐”为由通过主动发起海外战争的方式以试图消灭美国当局眼中的“恐怖分子”与“恐怖力量”。
到了特朗普政府任內，则采用了粗暴的“一刀切”反恐方式。为阻止“疑似”恐怖分子入境，美国当局把伊斯兰国家整体作为怀疑对象，拒绝他们入境。
刘卫东表示，这种方式不仅特别伤害相关国家的国民情感，同时也对美国的国际形象造成了伤害。尽管短期内还不至于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应，但是长此以往肯定会对美国在伊斯兰国家中的形象以及外交形成负面的冲击。
“在反恐战争过程中，美国多次发生为了消灭恐怖分子而滥杀无辜的现象，由于美国对恐怖分子的精准定点打击效果不佳，导致经常产生非常严重的附带性损伤。”
以阿富汗、伊拉克、也门为代表的周边国家的妇女儿童经常受到美国的所谓“误伤”，且“误伤”规模庞大。这是美国不负责任的体现。美国政府目前并没有在恐怖主义滋生的根源问题上发挥真正的、积极有效的作用，没有表示出对于其他国家的基本尊重，更没有帮助他们脱离贫困。“反恐重点没放在上述几方面，这才是滋生恐怖主义的一个核心的原因。”刘卫东表示。
作为一个标志性历史名词，“9·11”事件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比事件本身更为长远深刻的影响。
动用举国体制“反恐”
事件发生后，美国当局组织成立了“9·11”独立调查委员会。经过历时近两年的调查，该委员会公开发表了长达575页的“最终报告”。报告的核心结论是，基地组织多年来一直耐心地在美国本土寻找机会，最终利用美国政府内长期存在的机构漏洞实施了“9·11”恐怖袭击。
正如事先预料的那样，报告中并未抖出惊世骇俗、黑幕叠曝的轰动素材，而是在小布什二次参与美国大选进程的关键时刻，使用充满政治技巧的表达方式给出了一份政府基本赞同、两党基本接受、民众基本满意的报告。
“对于美国当局来讲，反恐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军方问题，它已经演变成为一个举国体制，即美国本土各领域都联合起来，参与到反恐事业中，涉及范围扩展至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美国海关、国土安全部、当地警察、普通民众等等。”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表示。
刘卫东分析，之所以出现举国体制“反恐”的局面，是因为在“9·11”之前，美国当局虽然收到相关信息但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从前中情局如果得到一些信息，他不会与军方互通有无，因为二者间不存在交流机制。”“9·11”之后，美国中情局与军方的协调机制在完善，政府系统内部的交流机制在不断健全，当局不同部门之间的协调力度得到了增强。
与此同时，来自社会力量的监督以及各方的警惕性都在提升，加强了对疑似恐怖组织行动做出快速反应的能力。综上种种，使得在人们印象中只有少部分人才能参与的“反恐”，变成了几乎所有美国人都可以参与进来的活动。
“9·11”之后，“反恐”不仅成为一句口号，与之相关的议题也正式提升到了国家层面的高度。
“三重土壤”滋生“恐怖主义”
正如美国当代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在《文明冲突论》中表述的一样，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多种多样，首要原因依然是关于文明、文化的冲突。
长期以来，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积累了诸多矛盾。两种力量的长久对峙过程中，相对弱小的一方没有能力进行正面对抗，但又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干涉感到非常不满。
传统意义上的战争模式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当常规作战手段无法施展时，处于弱势的一方只能采用“消灭敌人，牺牲自己”这种非常规的手段进行反击。伴随着民族主义以及族群情绪的觉醒，一贯逆来顺受的民族突然发现，既然不能通过合法的渠道去改变现状，如果用非常规的反击方法能够改变一点现状，亦不失为一种“最优”策略。
刘卫东指出，这种战争模式刚出现时，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对此感到非常不适应。这与两种文明各自的价值观的冲突有很大关系。
第二重“土壤”源自西方国家长期以来的对于少数民族地区、落后地区的强力干涉与压制。当后者在长期的被干涉、被压制过程中逐步滑向再也无法忍受的边缘，就会通过这种特殊的方式与西方国家进行对抗。
贫富差距是滋生“恐怖主义”的最后一个重要原因。在刘卫东看来，当种种原因导致一些人无法从现实生活中得到自己本能够得到或者想得到的东西时，这部分人会倾向于通过从宗教极端势力中获取力量，后者会灌输给他们这样一种思想：参加圣战就可以摆脱困境、上天堂。
海外“反恐”杯弓蛇影
“9·11”之后，美国当局迅速立法，通过了《爱国者法案》。运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强大的国防实力、空前统一的价值观，堵住了恐怖组织可能会袭击美国的路径。
美国当局一方面通过海关严格限制伊斯兰人员入境。与此同时，以“反恐”为理由主动出击，迅速攻打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等国家，把战线推到美国领土以外。
小布什任内，反恐成为美国当局军事部署的侧重点。通过在阿富汗、叙利亚等国家保持军事力量存在，对伊斯兰国家保持高压态势来进行海外“反恐”。无论是伊拉克战争抑或阿富汗战争，美国都以“反恐”为由通过主动发起海外战争的方式以试图消灭美国当局眼中的“恐怖分子”与“恐怖力量”。
到了特朗普政府任內，则采用了粗暴的“一刀切”反恐方式。为阻止“疑似”恐怖分子入境，美国当局把伊斯兰国家整体作为怀疑对象，拒绝他们入境。
刘卫东表示，这种方式不仅特别伤害相关国家的国民情感，同时也对美国的国际形象造成了伤害。尽管短期内还不至于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应，但是长此以往肯定会对美国在伊斯兰国家中的形象以及外交形成负面的冲击。
“在反恐战争过程中，美国多次发生为了消灭恐怖分子而滥杀无辜的现象，由于美国对恐怖分子的精准定点打击效果不佳，导致经常产生非常严重的附带性损伤。”
以阿富汗、伊拉克、也门为代表的周边国家的妇女儿童经常受到美国的所谓“误伤”，且“误伤”规模庞大。这是美国不负责任的体现。美国政府目前并没有在恐怖主义滋生的根源问题上发挥真正的、积极有效的作用，没有表示出对于其他国家的基本尊重，更没有帮助他们脱离贫困。“反恐重点没放在上述几方面，这才是滋生恐怖主义的一个核心的原因。”刘卫东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