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艺术,无论何种形式何种体态,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也是该时代的精神思考。这种思考不仅是个人和社会的,也是人类精神的弘扬,同时,也是人类历史进程的思想积累和精神记忆。
　　文化,是思想的交流,也是灵魂的感应。传递文化的重要工具之一是文字。文化的交流从某种意义上讲也主要是文字的交流。书法是文字(汉字)的特殊艺术形式,不同程度地承担着文化交流的一面,并有其不可替代性。书法的交流与文化和文字的交流一样,不仅仅是社会的思考和人类精神的弘扬,也是思想的交流。但这种交流,又必须是建筑在时代的内容与思想大厦之上。
　　我们这个时代有别于过去任何一个时代。我们的书法家自然也有别于过去任何一个时代的书法家。首先必须是融入社会、拥抱时代的,其次必须是关注大众、关爱自然的。“只有这样,我们的艺术家及其作品才具有某种独特的现实意义和文化价值。”自古以来也有传统传承,但仅仅是程度不同或影响有异罢了。如王羲之写《兰亭序》,就是一篇记录当时一次盛大“雅集”活动的;颜真卿《祭侄稿》,实是一篇悼念亡侄催人泪下的祭文;而黄庭坚的《诸上座帖》,记录的是宋代佛学与书法的某种时代关联;还有怀素的《自序帖》、王铎的草书长卷等。这些名人名作都在不同程度上与当时的时代和社会紧密相连,同时也是书家经历和时代情愫的有机结合。艺术家及其艺术创作必须是关注社会关注时代的,也只有这样的艺术家及艺术作品才是永恒的、艺术的,才是震撼人心的。艺术家和艺人的区别即在此,真正的大家必不取此种态度。艺术大师往往出现在这样的艺术家当中。如果一个艺术家从艺的目的是纯为猎取功名利禄,那就只能停留在“学”的层面,不能达之于“道”。中国传统学术,是既讲学又讲道的。因此,这样的艺术工作者也永远只能是个艺人,甚至是个匠人。言恭达先生就是一位有着社会和民族情怀的、具有时代意义的当代著名书法家。近年来,他不仅在书法艺术领域里有突出成就,也在艺术与社会,特别是时代意义和民族情怀上留下了许多不同于其他书家的艺术作品和艺术活动。首先是连续为汶川、玉树等灾区义捐善款二百余万元,并在南京慈善总会设立百万专项慈善基金;其次是百年奥运,圆了一个中华民族的梦,全世界华人无不欢欣鼓舞。言先生一气呵成创作了《我的中国心》书法长卷,并赠给了何振梁先生及他所代表的奥运申办团队,表达了一种与时代共荣和责任担当。特别是上海“世博会”的举办。这是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举办世博会,不仅是中国的机遇,也是民族的期盼,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他满怀激情地把胡锦涛主席在世博会开幕式上的祝酒词以书法形式表现出来,并将这幅书法长卷捐献给国家博物馆永久收藏。用言先生自己的话说,“艺术工作者要有淡定之心,悲悯之怀,忧患之思。要以一点一滴的自觉行动,来修塑自己的灵魂,不断提升自己的境界。”确实,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这是作为一名真正的艺术家的一种情怀和境界。
　　言先生是当今书坛为数不多的名家。无论是传统笔墨功夫的修养上,还是现代气息亦或是时代意义的感悟上,他都是深厚的、屈指可数的。近年来,他在大草书上着意很多,用功也甚深。我们知道,在书法的多种体态中,草书是抒情的,乃写意之尤,也最代表中国书法的精神。“情动形言,取会风骚;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草书也是“才情式”的“天才型”艺术,没有一定的性情、天赋和境界很难有所作为。它既不是“技巧运动”的反复练就,也不是“苦行僧”式的加法,完全是文化所达,境界所致。任何事情,拼到最后拼的是文化,拼的是文化基础上的一种境界(有知识不等于有文化,有文化不等于有素质及文化和素质融合成的境界),尤其是超越艺术的那种社会和时代的东西。所以,在书法史上很少有人涉及草书,有所成就者几稀,有时甚至一个朝代也没有一个(如元朝)。言恭达则是当代少数几个有一定高度的草书家之一。特别是他的大草,更具书法艺术的高度和当代性,并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即时性”的当代意义。他以其厚重的笔致,苍茫奇崛的姿态,蜿蜒峭逋的结构自成家法,使人宛在深山邃谷,古木清泉,风声簌簌,其遗世独立之思,进于古者矣。
　　他创作了几件这样的大型作品更具有代表性。如《唐诗宋词》、《何振梁在申办奥运会的陈述演讲》和“世博”长卷等。无论是创作心理上,还是审美的定位上,都在不同程度上,在一定领域里有所推进。特别是他以篆隶入草和线性纯化上,以及书艺本体通变的——“造线”上,无疑是一流的。可以这样说,他对草书的形质“智巧兼优,心手双畅”的把握,显示出他作为一个草书家的不凡素质。他在创作中那种轻松从容、自由洒脱的艺术精神,已完全不是“技”的层面的雕琢了,而是由“技”入“道”的更高层面——“悟”,并正是“火候”,不足生硬,过则俗化。关于这个问题,古人在审美上早就有“生”与“熟”说法。“生”是“技”的层面,“熟”是“道”的层面。艺术是一个由“生”到“熟”必然的过程。但又必须是恰如其分,而“熟”后“生”则又是更进一步的“道”。因此,准确把握非常重要,而如何辨别则更重要。
　　我认为,言恭达的书法丰富而多彩,润渴而欹正,疾涩自如,整篇统一协调,并动中寓静,虚灵清逸,是“生”与“熟”的和谐与升华。很明显,反映言恭达书法成就的是他的大草。而他的大草,显然有唐人狂草影响的成分。倒不一定就是纯怀素《自叙帖》和张旭《古诗四贴》的路数,而极有可能是怀素《大草千文》对他的影响大,并有了一定的法自。这无论是在笔态的肆狂,还是在结构的张合上。总之,通篇给人有这样的感觉:急驰流利如湍下之泉流,恬逸风雅如蕊中之兰菊。
　　当然,言先生的大草走的并不是一條“直线式”传承的路途。在书法的创作上(或艺术),不一定非要刻意地去遵循什么路数、法则。那是误区。人类对艺术的认识是反复无常的。审美也有主客观之别,时代变迁也是重要因素。大家都知道,艺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从“不自觉”走向“自觉”,也是上千年的努力和探索的结果。表面上看这种“自觉”千真万确,而事实上又并非如此。我们最终极力追求的“自觉艺术”,其终结恰恰就是不应去追求的东西。艺术要得就是一个“不自觉”。所谓原始、自然、天趣、无法之法等,就是一种不自觉。书法是很典型的一种艺术门类。自原始文字成熟为一种熟练的使用工具时起,书法就成了纯粹意义上的书法艺术。文字走向了它的自我状态——实用,并与书法(或艺术)分道扬镳。正是书法的产生(事实上是同源),才在某种程度上把它原有的艺术性(书法性或绘画性)得到了一丝残余性的保留。随着书法的越来越成熟化(艺术化),成为后来的书法艺术,尤其是现代书法的出现,事实上在一步步走向原始书法(或文字)——不自觉。书法之所以为书法,就是因为它文字性东西越来越少,艺术性成分越来越多;文字之所以为文字,也就是因为它越来越文字性(实用化)。也就是说,书法极力要保留的,也正是文字最需要回避的,反之亦然。言先生深知悉明。这是值得庆幸的。
　　大家都这样认为,“书法”的形态是个很实的东西,其中的“文化”是个很虚的概念。而事实上“书法”中的“文化”像金钱一样的实在,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有句话说:“这个人一看就没有文化。”同样我们也可以说一个书法家或一幅书法作品一看就有文化。
　　言先生是个有文化的书法家,他的书法作品,特别是几幅大草长卷,之所以能感动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