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我在奉贤的新闻出版干校待了三年。我们干校和电影干校只有一条小河之隔，电影干校的一些动静可以听到看到。许多我喜欢的演员都成了“牛鬼蛇神”。电影干校那个大喇叭不时发出勒令，被勒令的人中，经常听到张伐的名字。而每天早晨“牛鬼蛇神”排队出工，带头走在前面的总是王丹凤同志。
　　可能我们的大礼堂比他们的大，他们也借我们的大礼堂开批斗会。有一次我打开水经过大礼堂，里面在批判瞿白音同志。另外一次我经过他们干校，看到一位青年演员站在土墩上严厉地训刘琼同志。刘琼同志低着头站在底下，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那件衣服上全是补丁，可是非常干净，熨得非常平服。没过几天，那天训人的青年演员自己也被打倒了。
　　我在通往公路的大路上经常看到舒适同志。大热天在烈日下，他推着一辆装满小石子的小车，头戴草帽，一路上往柏油晒得融化的大路上撒小石子。
　　干校当时在盐碱地上，河水是咸的，不能喝，只好到远处公路旁一口大井那里打饮用水。两个干校共用一辆打水车。一个干校用一天，车上装有大锅炉做的水箱，很重，要好几个人拉的拉，推的推，挡车的人更要力气大，车子才动起来。有一段时间，我们干校挡车的是我，电影干校挡车的是张伐同志。我们两个算是“大力士”了。
　　我们干校的饲养场是先进集体，很有点名气。有一天，电影干校饲养场的负责人拖着他们干校的老校医，急吼吼地前来“讨救兵”，说他们饲养场有一只猪病了，要打针，却不知怎样打。那位负责人说，要他做“飞机轮船”不成问题，给猪打针他一窍不通。原来他是电影厂的道具制作师。那位老校医说，他跟猪打交道只有吃猪肉，活猪他连碰也没碰过，可饲养场负责人硬拖他到饲养场去给猪打针，这活儿他没法干。饲养场负责人说，你天天打针，不找你还找谁啊？老校医说，那是人可不是猪。我们饲养场长是养猪老手，爱说笑，于是摆他们噱头，说猪有猪脾气，惹不得的，说得他们脸都白了。最后他们千求万求，求得我们饲养场长带了位助手去帮他们给猪打针。那真像救了他们的命。
　　电影干校中我有美影厂的朋友。例如卢以浩副厂长，这时他成了一位羊倌，一个人放几只进口的羊，在海滩上搭了一个羊棚，我常去那里看他，跟他聊天，在“文革”前的一次美术片座谈会上，卢副厂长和我都认为应该有孩子喜爱的动画明星，像米老鼠那样的，结果他挨了批。卢副厂长又是广东人，“文革”后去了珠影，我回广州，他还特地找我叙旧。
　　在我调回上海人民出版社前夕，有一天在电影干校小广场上停着一辆卡车，车上下来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怎么来老太太啦？我走近一点看，原来不是老太太，是张瑞芳同志，从禁闭的地方放出来到干校的。她头发全白了。
　　我走后，听说赵丹同志也来了，可惜我没看到。
　　（作者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