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受邀到四川二郎镇采风，清晨在镇子里溜达，遇到一位老者，于是攀谈起来。老者说他有两个儿子都在酒厂工作，还有一个女儿在北京，他在北京住了一个月刚回来。贾平凹说，北京多好啊，怎么不在北京多住些日子。老者说：“北京好是好，就是太偏远了。”
　　贾平凹把这句话郑重地记下来，无疑觉得它意味深长。是的，这话也许只有在那天悬地隔的地方过着闲云野鹤生活的人们才能说得出，过于世俗就不免失去这种单纯和质朴。
　　首都北京从来都被人们视为中国的心脏，无论是从儿时学唱的儿歌里，还是从小学教材里，我们都被灌输了“首都北京——祖国心脏”的意识。其实，这是人们一种被泛政治化的地理意识——只有最高权力所在地才是人们心中的中心，也就是史学家葛剑雄所说的，在中国，决定某地方位的因素，是其相对于京师而言的。中国的自然地理中心本在兰州，如果以政治中心为坐标，中心无疑在北京——连地处兰州东方的西安如今也属于“西部”了。当年慈禧太后逃往西安就叫“西狩”。除了政治，如果经济、文化发达也可以中心自居。当年欧洲人就曾极力宣扬“欧洲中心论”，四海之内惟欧洲种族最文明、经济最强大、文化最发达、科技最进步，失去这个中心地球将不会转动。其实这种主张和渲染，不过是为其实现殖民扩张的政治意图进行意识形态的铺垫和寻求合理性的借口。
　　地球是圆的，无所谓何地是中心，何处为偏远。欧洲不是世界的中心，北京对于一个山村野夫来说也可以谓之为偏远。况且所谓的中心，也是此一时彼一时。比如北京作为中国的中心，在数千年中华文明中也不过几百年历史。战国时中国中心地应在韩、宋、楚三国，北京所在地的燕国那是远在最北端的偏僻之地。秦朝时，北京称渔阳郡，在最北端，与东胡毗邻，与匈奴接壤。汉朝时的北京叫“燕州”，与鲜卑、乌桓为邻。而南宋时，北京更是在金人铁骑之下。明朝建都南京，朱元璋派四子朱棣守北平称燕王，北平算是边关了。北京作为中国“中心”的历史，相比西安还要短些。
　　人往往都有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高尔基说：“人是世界之轴。”一个人也常常把自己脚踏的地块当作大地之轴。笔者儿时偏居皖江岸边，举目望去，四方围合，自以为站在大地中心，自大得不得了。而对于从课本和广播里得知的北京、上海，不敢说是偏远之壤，但也是遥远之地，甚至怀疑这个目不能及的地方是否真的存在。
　　把北京视为偏远，很大程度上也是对一些世俗的人们对大都市无限向往的不屑。大都市确实繁华，物质确实丰富，人也似乎文明而尊贵。但论人的自在，生活的便利，讲天人合一，人对天然物质的享受，人的自主意志的体现，也许恰恰在被城里人视为穷乡僻壤、天老地荒的地方。有社会调查表明，中国人幸福指数最高的人群，不在北京、上海、天津，而在诸如大连、无锡、海城这样一些中小城市。许多偌大城市的人们之所以不幸福，错就错在“中心”这个问题上，比如北京，不仅是政治中心，还是经济中心、文化中心、科技中心、教育中心、金融中心，乃至交通中心、医疗中心。一座城市集纳了如此之多的功能，不只吸引了众多企业，也不得不接纳更多的人口。这就是一座城市糟糕之处，因集结了太多的“中心”功能而害了这座城市。
　　视大都市为偏远，抱一点不屑的态度，对于大都市来说应是件幸事。有学者论证表明，城市人口规模在100万至200万之间，城市的外部成本最小，如果超过200万人，外部成本就会上升；如果人口超过1000万，城市净收益率就会出现负值。北京是不是出现了净收益率负值？不得而知，但人们对北京拥堵不堪的感觉，办事效率低下的感觉，生活成本太高的感觉，城市建设投资巨大的感觉，确实越发明显了。从这一点来说，我们真的希望人们多一点“北京太偏远”的态度。一个国家，将太多的人口集中到首都来，集中到大都市来，那决然不是什么好现象。
　　摘自《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