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家李敬泽先生在一篇《为小说申辩》的文章中指出当下小说的困境在于太急于用好看的故事讨好读者，小说应该回到自己的本位。我非常赞同李先生的意见。的确，小说不能随意降低自身的高度，不能沦为一种消遣性的文字游戏。现实与理想境界总是存在差距，优秀的小说家应该着力揭示这种非理想状态下人的现实处境与精神遭遇，以直面现实的精神迎接理想之光。在我看来，作家任珏方一直以来秉持这种创作精神，尤其重在通过作品达到对时代精神症候的深度剖示，他的中篇小说新作《心脏病史》更是对这一创作要义的有力诠释。
　　任珏方的作品数量不多，但几乎篇篇精品。在近期的作品中，任珏方自如地游弋于乡村与城市、历史与现实之间，笔法犀利，为我们刻写一幅幅生动的时代图景。他的小说《失忆者》营造了一个真实而又荒诞的世界。小说处处洋溢王小波式的反讽和佯谬推理。1976年，少年“我”所生活的白云街是一个崇尚暴力的世界；“我”每次无缘无故被打得鼻青脸肿之后还要迎来母亲的一顿痛揍，仅仅因为母亲认为“连挨打都不会，你还能做什么！还能在这世上混吗”。喜欢体罚学生的杨老师成为全校最受尊敬的老师，以至于“我”意外受伤失忆后的时光成为“我”人生中最美妙的时光，恢复后“我”还是故意伤害自己，使自己能够重返失忆状态。这种带有黑色幽默色彩的叙述将那个反智、粗鄙的时代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引起较多关注的《爱别离》讲述的是“二十多年前的事”，关于“我父亲母亲”的不光彩的悲剧故事。作品通过第一人称视角叙述“我”对屈辱死去的父母亲，从鄙视、不解到认同、接受的心路历程，最终揭示了“强奸犯”父亲是自身鲁莽行为和当时不完善法制环境的牺牲品，母亲则更多死于村人的流言蜚语。作品展示了特殊政策时期夸张的法律服从于运动需要对青春生命与人性尊严的漠视。任珏方的历史叙述颇见功力，而其现实书写同样犀利，往往借助一些含义隽永的意象表现作家对时代精神之疾的深刻观照。王晓明先生曾经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后主流社会存在的一种“新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认为人是首先需要满足眼前物质利益的生物。《飞舞的蝴蝶》揭示了这种“新意识形态”的无孔不入及其对人性的扭曲。张元的妻子刘丽因为张元无法满足自己的消费欲望，弃他而去。张元的儿子张天天虽然留在张元身边，但在张元的电动车与刘丽的奔驰之间，逐渐被后者的物质光环捕获，开始以自己的父亲为耻。张元在心理失衡中寄希望于通过傍富婆改变自己的处境，甚至不惜出卖良心，最终幸福却离他越来越遥远，如同一只奄奄一息的蝴蝶。小说《猫》则通过揭示众人眼中的“成功人士”赵挺其实是一个病人，来戳穿这个时代“成功学”的幻象。作者并没有简单地满足于表现赵挺的精神疾病，而是进一步揭示这个时代普遍的精神症候，这是这篇小说的高明之处。
　　判断一个作家的重要性关键在于看他能否抓住时代的核心命题，任珏方凭借他的敏感牢牢地抓住时代的精神症候，抓住了时代的核心命题，这是他的优异之处。《心脏病史》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命题：为什么我們不能相信爱情？不知道现实中的我们有多少人在面临婚姻这人生大事时能够把爱情放在第一位，小说中的母亲是不相信爱情的，在她看来，不是门当户对的爱情都是一种犯罪。任珏方的笔下没有真正的恶人，“我”也不是一个十恶不赦之徒，只是一个全心全意爱护女儿、希望带给她幸福的母亲，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母亲，亲手扼杀了女儿的爱情，也间接扼杀了她对音乐的梦想，使女儿生活在负罪与噩梦中，最终得了抑郁症，而这位母亲也因为这种家庭悲剧得了严重的心脏病。任珏方所要指出的不是一两个人物的生理或心理疾病，而是这个时代的普遍性的精神症候。这是一个功利气息浓厚的时代，功利主义者凭借其发达的工具理性将一切纳入自己的设计，连爱情这种朦胧美好的情感也被算计在内。作品中的母亲就是这个功利时代的代言人，她以功利的眼光选择丈夫，评价丈夫，在她看来，年轻时像疯狗一样爱她的丈夫是一个失败者，除了可以供她随意驾驭之外一无是处，是上不得台面的。她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女儿身上，希望女儿的成功能够为她的人生加分，她设计好了女儿的人生路线，绝不允许她的人生旁逸斜出，所以才会监视她的一举一动，偷看她的日记，亲手摧毁她的朦胧的爱情，虽然所有的一切都以对女儿的爱为理由。但她不知道，她的爱是充满功利性的，她的爱已经远离了真正的爱的本质，是一种粗暴的占有和控制，最终她把女儿和自己都逼上了绝境。任珏方用一种极端的方式将人物的病症推演到极致，也将这个时代的精神症候展现得淋漓尽致。
　　任珏方是一个才华卓异的作者，对各种题材的处理都游刃有余。以往我对他创作的总体印象，曾经感觉他的题材、主题有不够集中的地方，导致读者和评论界对他的印象不够深刻。但近年来，他的创作更加趋近于对时代精神症候的深度剖示，力度和深度都在不断强化，这是一个作家成熟的标志，也是一个重要作家出现的标志！
　　责任编辑 杨静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