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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美籍俄裔作家纳博科夫是二十世纪50年代后现代文学的领军人物。他的成功得益于早年汲取了俄罗斯传统文学的养料，并与自身传奇般的经历相结合，打造出了独树一帜的文学风格。本文通过分析纳博科夫笔下俄罗斯女性形象，分析他早年的创作特点，剖析他对故土郁结于心的复杂情感。
关键词：纳博科夫 俄罗斯 女性形象
生于俄罗斯的美国籍作家纳博科夫，其文学创作生涯大致可以分为俄罗斯时期和海外流亡时期。纵观纳博科夫前期（1925-193
9）所创作的文学作品，主要包含两类主题：一是表达对他所深爱的故土俄罗斯的热爱，二是表达对不公平世界的讽刺情绪。因此，在这两大类主题下，纳博科夫所创作的俄罗斯女性形象也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俄罗斯传统文化的化身，另一类是不忠的荡妇。纳博科夫对所谓的“俄罗斯文化化身”毫不吝惜溢美之词。她们是自己丈夫或者情人的精神明灯，指引着他们从流放或者其他绝境中顽强地活下去。这类人物展现了俄罗斯女性的本质：她们善良、温柔、质朴、善解人意，同时又坚韧不屈。对于这类女性的描写，纳博科夫继承了俄罗斯文学传统的形象，即“小人物”（малень
кий человек）形象，表现出了作家本人对故土郁结于心的情感。第二类女性形象“不忠的荡妇”影射了世间的下流、粗鄙和虚假。这些女性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她们对艺术、对文学一无所知，并且对性欲毫无节制，可以看做是纳博科夫对抛弃俄罗斯传统的人的鞭挞。
1919年20岁的纳博科夫由于政治原因不得不背井离乡来到西欧漂泊，二战爆发后他又辗转到美国定居工作。童年时期的纳博科夫接受良好的俄罗斯传统教育，无疑对他的思维方式和写作风格烙下了深深的“俄罗斯印记”。“正是在俄罗斯，纳博科夫成为了文学的学徒，并锻造出自己的风格”（Grayson，1977：182）。
“俄罗斯主题”是纳博科夫小说显著的特征，反映了俄罗斯的文化和文学传统。“俄罗斯文化总是有意或者无意地成为了纳博科夫的指路明灯”（Field，1986：1）。纳博科夫最中意的人物身上往往折射出他对故土俄罗斯这片“失乐园”的留恋和热爱。因此，分析纳博科夫俄罗斯人物的艺术敏感性时我们应首先分析这些人物和俄罗斯文化与文学的关联。纳博科夫着重描写的俄罗斯正面女性形象可以看做是俄罗斯文化的载体。纳博科夫描绘了形态百变的俄罗斯女性，概括而言，俄罗斯的女性是丈夫忠实的伴侣、是自己孩子的精神依靠、是情人的灵感源泉、也可能是人性的万恶之源。因此我们可以把纳博科夫笔下的女性划分为母亲形象、灵感来源形象、情人形象和恋人形象。俄罗斯文化的擬人化是她们共同的特征。这种特征正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包括纳博科夫本人在内的俄罗斯流亡作家的精神依靠，帮助他们在异国他乡坚持创作的动力。
一.“俄罗斯文化化身”女性形象
几乎所有纳博科夫的小说都是以男性为第一主角，对于女性的描述大多依附于男性的视角，直接描述女性的笔墨有限，但我们仍能从字里行间读出纳博科夫对于她们的态度。其中，小说《玛丽》（Mary）中的玛丽、《防守》（The Defence）中卢金的妻子、《天赋》（The Gift）中的济纳是“俄罗斯文化化身”的典型代表。她们以正面的形象示人：尽管她们外貌并不惊艳靓丽，但却深深地吸引着男性角色。
《玛丽》中的主人公加宁看见自己的爱人玛丽：“红扑扑的面颊，亮闪闪的、鞑靼人式的眼睛的一角，和她那在笑地一张一缩的鼻孔的优美的曲线”（王家湘，2007：55）。加宁想通过香水的味道再次找到玛丽：“一片清凉的芳香一一那是香水和湿哔叽混合的气息一迎接着加宁一那个秋雨中的吻是这样长久这样深刻”（王家湘，2007：72）。纳博科夫对于这些女性的描写明显带有评价色彩，她们并不出众的外貌之下隐含着这些女性丰富的内在魅力。同时，作者对于她们的表述模仿了许多俄罗斯文学的女主人公，使她们承载了纳博科夫对于俄罗斯的热爱之情。俄文版《玛丽》中纳博科夫并没有采用“玛丽”这一人名的标准俄语译法，而是将她翻译为更具俄罗斯风格的名字“玛莎”（Маша），以此与普希金所创造的经典俄罗斯女性形象，如《上尉的女儿》中玛莎·米罗诺娃（Маша Минорова）相契合。“玛莎”这一俄语中常见的名字代表了“俄罗斯女性并作为俄罗斯价值观精神核心” （Sergeev 2003：54）。作为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之一，玛莎是纳博科夫最喜爱的诗人普希金的代名词。她拥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她特别喜欢韵律简单的顺口溜，流行词，双关语和诗”。纳博科夫本人曾经表示，普希金的作品是他俄罗斯民间文学的启蒙者，普希金是“俄罗斯民歌故事的鉴赏家”（Figes， 2006：212）。从这种角度来看，纳博科夫小说中那些对于口头或者民间文学的描述承载着他对童年故土生活的回忆（Grayson，1977：56）。玛莎所写的信都极具诗意：
我想今天我感到有点太压抑了……
但今天是春天，在各个角落都有含羞革在今天出售我给你带一些去；它像个梦，很脱弱……，
可愛的小诗，可是我记不得头也记不得尾也忘记了是谁写的了。（王家湘，2007：109）
对于加宁而言，玛丽就是故乡俄罗斯的化身，“她身上有一切属于俄国人的东西”（王家湘，2007：83）。
另一位“俄罗斯文化化身”的代表、《防守》中卢金的妻子，尽管并不漂亮但却深深地吸引着卢金。卢金是一个象棋天才，由于长期沉溺于棋局而逐渐精神失常。书中并没有提及卢金妻子的名字，但她却在整个叙述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纳博科夫将她描述为：
她长的并不漂亮，在她娇小端正的五官中似乎缺了点什么——大自然好像是没有赋予使她漂亮的最关键的那么一点东西，所以她的五官没有特别突出的地方。但是她却拥有一种说不出的韵味。她芳龄25岁，时髦的短发整齐可爱。她的头轻轻一转，就会有一种美貌和谐的迹象流露出来，然而总是直到最后一刻，这种美貌也无法真正显现出来。（陈岚兰 岳崇，1999：68） 在小说中，卢金的妻子迫使他广泛地阅读《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琳娜》、《死魂灵》等俄罗斯的经典名著，她只称呼卢金的姓，因为“屠格涅夫的女主人公们都是这样称呼别人的”（陈岚兰 岳崇，1999：89）。她代表屠格涅夫式的少女，她是一个理想的俄罗斯女人，其特点是她能感觉到别人的痛苦，并怜悯不幸的人（Boris Nosik，2000：240）。她“经常能够感觉到一种对无助和不幸生灵的让她难以承受的温柔的怜悯”（陈岚兰 岳崇，1999：83）。在卢金输掉棋局精神失常时，她不离不弃，帮助丈夫渡过难关：她的生命中惟一想做的就是每一分钟都努力激起卢金对象棋以外的事物的好奇心，以使他摆脱象棋，能够自如地呼吸（陈岚兰 岳崇，1999：150）。正因为卢金妻子的存在，这部小说“保留了人性的善良”（Stephen Parker 1984：180）。她竭尽全力将自己的丈夫从象棋的噩梦中解救出来，指引他逃离与想象中的未知的力量对弈。在卢金精神失常时，她（妻子）的存在恰恰表达了他童年记忆中含有的温柔和迷人的成分—恰似洒在田庄小径上的斑驳的光点现在已经聚合成为一束和煦的光芒了（陈岚兰 岳崇，1999：129）。她想让卢金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尽管她知道她丈夫的精神疾病已经无可救药，她也没有离开卢金一走了之，这对于一个普通的女性实在是过于沉重：她痛苦地感到虚弱无助，就好像接到了一桩棘手的工作（陈岚兰 岳崇，1999：234）。小说《防守》的中心线索是象棋，对于女性角色并没有过多的描写，甚至连名字都未曾提及。但从卢金的角度来看，他的妻子是象棋世界和现实世界沟通的唯一纽带，是卢金精神的指路明灯。
《天赋》中的济纳是纳博科夫小说中留给读者印象最深的女性角色之一。她不仅是她爱人费奥多尔的指路灯，还是“理想恋人”的化身。男主人公费奥多尔是一个旅居海外的作家，因为“不仅济纳聪明高雅，凭借饱尝艰辛的命运完全适合他”（朱建迅，2004：164）而被济纳深深吸引。小说中处处闪现着纳博科夫本人的影子，而济纳和纳博科夫的妻子薇拉一样，常常为自己爱人的写作事业提供灵感。事实上，济纳和薇拉有许多共同的特点。她们都是在律师事务所从事秘书和翻译员工作，她们都是先被自己爱人的诗歌所吸引，之后发展为恋人关系。可以说，纳博科夫就是以自己的妻子作为小说中济纳的原型。在薇拉身上，纳博科夫看到了女性的优雅和坚韧不可思议地结合在一起，同样，费奥多尔也欣赏济纳这一点（Schiff， 1999：93）。在小说中，在海外流亡的日子里，济纳是费奥多尔精神依靠。济纳和薇拉一样，在爱人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他们，当自己爱人的文学作品被世人所误解时，也能挺身而出和批评家周旋。济纳的身上包含了所有纳博科夫认为女性优秀的品质，这不仅是对薇拉的赞美，也是纳博科夫对完美俄罗斯女性形象的阐释。
以上这三位女性虽然都不是纳博科夫小说中的主角，却是俄罗斯传统文化的化身，是给予身处不完美世界的男性角色人文关怀和精神指引。纳博科夫通过这些女性角色向读者展现了正面的俄罗斯女性形象。
二.“不忠的荡妇”女性形象
与以上正面女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纳博科夫小说中存在许多“不忠的荡妇”（unfaithful vamp）这一女性形象。纳博科夫认为，这类女性最大的特点就是“粗鄙”（пошлость）。纳博科夫对于粗鄙的定义是：“低俗的垃圾话，粗俗的陈词滥调，所有话语都存在歧视主义，没有意义的模仿，虚伪的深刻，对文学粗暴、无知且附庸风雅”（Nabokov，1973： 101）。纳博科夫的小说如画廊一般向读者展示各式各样的粗俗女性形象，具体可以将这类女性划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女性长相平平，而纳博科夫用负面的词句来描绘，进而预示着她们内心的险恶；第二类女性拥有艳丽的外表，她们控制不了自己的欲望而勾引男性角色，进而导致自身及其他人的悲剧。
《玛丽》中的柳德米拉便是典型的“粗俗”形象。她并不漂亮，盲目地追赶时髦，但却打扮粗俗；她对文学一无所知，卻要假装对从来没有读过的波德莱尔十分热爱。在男主人公加宁看来，她的外表令他厌烦：她时髦地剪短了的黄色卷发，脖子后带着两道没有剃去的黑发根；她那没精打采的黑眼皮；特别是她那用紫红色唇膏涂得光亮亮的嘴唇（王家湘，2007：12）。浑身上下散发出令人不快的味道：他似乎觉得她用的香水有某种走了味的低劣陈旧气味，尽管她本人只有25岁（王家湘，2007：12）。在加宁看来，柳德米拉完全没有任何艺术素养，一部加宁喜爱的电影在柳德米拉看来是“一堆垃圾”。两个人完全生活在不同的精神世界中，因此最终两人的分手也就在所难免。
但通读小说，柳德米拉并没有对男主人公造成太大的伤害。而另一部小说《斩首之邀》（Invitation to a Beheading）中的辛辛那提斯的妻子玛茜则是典型的“不忠的荡妇”。作品讲述主人公辛辛那提斯因信奉异端而被捕入狱。小说从头到尾都是在一种单调的节奏里进行的。每天以白天开始，以黑夜结束，在一日日白昼与黑夜的交替中，辛辛那提斯生活的全部内容就是昏睡与等死。而他的妻子根本不顾及他的命运，毫无节制地放纵自己的性欲：从结婚第一年起玛茜就开始背叛他，与任何人在任何地点背叛他。一般来说当辛辛那图斯回到家，她会挂着令人生腻的半脸微笑，丰满的下巴抵在脖子上，把诚实的淡褐色眼睛抬起，好像在自责，然后用柔和的咕咕声说道：“小玛茜今天又做了”（崔洪国，1995：31）。甚至在家庭聚餐的时候，辛辛那提斯都发现妻子在背叛自己，以至于辛辛那提斯在进入自己的卧室时都要提前在门口“通报”一声，生怕看见“怪物（指玛茜的情夫）的下半身……上半身很规矩，表面上可见到桌旁一对年轻男女齐腰位置，正安静地吃饭闲谈，而下半身却是扭曲、肆虐疯狂的四足动物”（崔洪国，1995：64）。尽管玛茜荒淫无度，但辛辛那提斯仍然爱着她，希望她能成为自己的精神伴侣，但玛茜毫不珍惜丈夫的宽容之心，也无法理解自己的丈夫。在这个充满欺骗和谎言、辛辛那提斯想逃离的世界中，玛茜是他最大的错觉。玛茜的行为更加突出了小说的主题“欺骗和虚伪”。小说《斩首之邀》氛围压抑，使人感受不到任何的温暖和希望，似乎缺乏俄罗斯经典文学中的人道关怀精神。纳博科夫通过这一以“囚禁”为线索的故事，抒发了自己背井离乡、“囚禁”在海外的愤懑之情。从前在俄罗斯简单的、自由的生活永远成为了过去，而原本应是最为亲密的妻子“玛茜”成为压倒辛辛那提斯、以及纳博科夫为代表的流亡俄国作家精神世界的“最后一根稻草”。在纳博科夫的小说中，“不忠的荡妇”女性形象的实质是对俄罗斯传统的不忠。女性形象美丽和邪恶的双重形象，契合了纳博科夫对于故土热爱和忧虑的双重情感。 三.结语
女性形象是文学中最艳丽的形象之一，纳博科夫个人丰富且传奇的人生经历打造了作品中各式各样的女性形象长廊。1919年由于严酷的政治环境纳博科夫不得不流亡海外，在他前期（1925-1
939）的小说中描绘的俄罗斯正反两个对立形象的女性恰好表达了纳博科夫对于故乡矛盾的情感，即一方面通过描写“俄罗斯文化化身”这一女性形象，表达出纳博科夫对故乡的热爱和对逝去童年的留恋，另一方面通过描写“不忠的荡妇”，表达纳博科夫对俄罗斯在那一特殊历史时期的担忧和愤懑。
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双语作家”，毫无疑问，纳博科夫写作生涯的巅峰是在美国时期，他用英语创作的小说《洛丽塔》（1955）成为了一代文学巨著。但不可否认的是，后期纳博科夫英语小说中的女性依然保留了一些俄罗斯文学女性特征。纳博科夫深植于俄罗斯的文学之根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纳博科夫的创作风格，这种融合性、實验性、探索性的写作风格使他成为后现代文学中的翘楚。在俄罗斯女性文学形象如何影响纳博科夫美国女性文学形象的问题上，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参考文献
[1]Field Andrew. The Life and Art of Vladimir Nabokov[M].Yew York： Crown. 1986.
[2]Figes Orlando. Natacha’s Dance. A Cultural History of Russia[M].New York： Picador. 2006.
[3]Grayson Jane. Nabokov Translated： A Comparison of Nabokov’s Russian and English Prose[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4]Nabokov Vladimir. Strong Opinions[M]. New York： Vintage International.1973
[5]Nosik Boris. Nabokov’s World and Art. The Writer’s First Russian Biography[M]. Moscow： Penaty. 2000.
[6]Parker Stephen. Understanding Vladimir Nabokov[M].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87.
[7]Schiff Stacy. Vera （Mrs. Vladimir Nabokov）.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M]. 1999.
[8]Sergeev D. The Classic tradition of the Russian literature （Pushkin and Gogol） in the narrative world of V. Nabokov[J].2003.
[9]纳博科夫.斩首之邀[M].崔洪国译.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 1995.
[10]纳博科夫.防守[M].陈岚兰，岳崇译.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9.
[11]纳博科夫.天赋[M].朱建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12]纳博科夫.玛丽[M].王家湘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作者介绍：冯涛，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美国文学，俄罗斯文学；宋健，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石慧慧，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关键词：纳博科夫 俄罗斯 女性形象
生于俄罗斯的美国籍作家纳博科夫，其文学创作生涯大致可以分为俄罗斯时期和海外流亡时期。纵观纳博科夫前期（1925-193
9）所创作的文学作品，主要包含两类主题：一是表达对他所深爱的故土俄罗斯的热爱，二是表达对不公平世界的讽刺情绪。因此，在这两大类主题下，纳博科夫所创作的俄罗斯女性形象也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俄罗斯传统文化的化身，另一类是不忠的荡妇。纳博科夫对所谓的“俄罗斯文化化身”毫不吝惜溢美之词。她们是自己丈夫或者情人的精神明灯，指引着他们从流放或者其他绝境中顽强地活下去。这类人物展现了俄罗斯女性的本质：她们善良、温柔、质朴、善解人意，同时又坚韧不屈。对于这类女性的描写，纳博科夫继承了俄罗斯文学传统的形象，即“小人物”（малень
кий человек）形象，表现出了作家本人对故土郁结于心的情感。第二类女性形象“不忠的荡妇”影射了世间的下流、粗鄙和虚假。这些女性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她们对艺术、对文学一无所知，并且对性欲毫无节制，可以看做是纳博科夫对抛弃俄罗斯传统的人的鞭挞。
1919年20岁的纳博科夫由于政治原因不得不背井离乡来到西欧漂泊，二战爆发后他又辗转到美国定居工作。童年时期的纳博科夫接受良好的俄罗斯传统教育，无疑对他的思维方式和写作风格烙下了深深的“俄罗斯印记”。“正是在俄罗斯，纳博科夫成为了文学的学徒，并锻造出自己的风格”（Grayson，1977：182）。
“俄罗斯主题”是纳博科夫小说显著的特征，反映了俄罗斯的文化和文学传统。“俄罗斯文化总是有意或者无意地成为了纳博科夫的指路明灯”（Field，1986：1）。纳博科夫最中意的人物身上往往折射出他对故土俄罗斯这片“失乐园”的留恋和热爱。因此，分析纳博科夫俄罗斯人物的艺术敏感性时我们应首先分析这些人物和俄罗斯文化与文学的关联。纳博科夫着重描写的俄罗斯正面女性形象可以看做是俄罗斯文化的载体。纳博科夫描绘了形态百变的俄罗斯女性，概括而言，俄罗斯的女性是丈夫忠实的伴侣、是自己孩子的精神依靠、是情人的灵感源泉、也可能是人性的万恶之源。因此我们可以把纳博科夫笔下的女性划分为母亲形象、灵感来源形象、情人形象和恋人形象。俄罗斯文化的擬人化是她们共同的特征。这种特征正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包括纳博科夫本人在内的俄罗斯流亡作家的精神依靠，帮助他们在异国他乡坚持创作的动力。
一.“俄罗斯文化化身”女性形象
几乎所有纳博科夫的小说都是以男性为第一主角，对于女性的描述大多依附于男性的视角，直接描述女性的笔墨有限，但我们仍能从字里行间读出纳博科夫对于她们的态度。其中，小说《玛丽》（Mary）中的玛丽、《防守》（The Defence）中卢金的妻子、《天赋》（The Gift）中的济纳是“俄罗斯文化化身”的典型代表。她们以正面的形象示人：尽管她们外貌并不惊艳靓丽，但却深深地吸引着男性角色。
《玛丽》中的主人公加宁看见自己的爱人玛丽：“红扑扑的面颊，亮闪闪的、鞑靼人式的眼睛的一角，和她那在笑地一张一缩的鼻孔的优美的曲线”（王家湘，2007：55）。加宁想通过香水的味道再次找到玛丽：“一片清凉的芳香一一那是香水和湿哔叽混合的气息一迎接着加宁一那个秋雨中的吻是这样长久这样深刻”（王家湘，2007：72）。纳博科夫对于这些女性的描写明显带有评价色彩，她们并不出众的外貌之下隐含着这些女性丰富的内在魅力。同时，作者对于她们的表述模仿了许多俄罗斯文学的女主人公，使她们承载了纳博科夫对于俄罗斯的热爱之情。俄文版《玛丽》中纳博科夫并没有采用“玛丽”这一人名的标准俄语译法，而是将她翻译为更具俄罗斯风格的名字“玛莎”（Маша），以此与普希金所创造的经典俄罗斯女性形象，如《上尉的女儿》中玛莎·米罗诺娃（Маша Минорова）相契合。“玛莎”这一俄语中常见的名字代表了“俄罗斯女性并作为俄罗斯价值观精神核心” （Sergeev 2003：54）。作为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之一，玛莎是纳博科夫最喜爱的诗人普希金的代名词。她拥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她特别喜欢韵律简单的顺口溜，流行词，双关语和诗”。纳博科夫本人曾经表示，普希金的作品是他俄罗斯民间文学的启蒙者，普希金是“俄罗斯民歌故事的鉴赏家”（Figes， 2006：212）。从这种角度来看，纳博科夫小说中那些对于口头或者民间文学的描述承载着他对童年故土生活的回忆（Grayson，1977：56）。玛莎所写的信都极具诗意：
我想今天我感到有点太压抑了……
但今天是春天，在各个角落都有含羞革在今天出售我给你带一些去；它像个梦，很脱弱……，
可愛的小诗，可是我记不得头也记不得尾也忘记了是谁写的了。（王家湘，2007：109）
对于加宁而言，玛丽就是故乡俄罗斯的化身，“她身上有一切属于俄国人的东西”（王家湘，2007：83）。
另一位“俄罗斯文化化身”的代表、《防守》中卢金的妻子，尽管并不漂亮但却深深地吸引着卢金。卢金是一个象棋天才，由于长期沉溺于棋局而逐渐精神失常。书中并没有提及卢金妻子的名字，但她却在整个叙述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纳博科夫将她描述为：
她长的并不漂亮，在她娇小端正的五官中似乎缺了点什么——大自然好像是没有赋予使她漂亮的最关键的那么一点东西，所以她的五官没有特别突出的地方。但是她却拥有一种说不出的韵味。她芳龄25岁，时髦的短发整齐可爱。她的头轻轻一转，就会有一种美貌和谐的迹象流露出来，然而总是直到最后一刻，这种美貌也无法真正显现出来。（陈岚兰 岳崇，1999：68） 在小说中，卢金的妻子迫使他广泛地阅读《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琳娜》、《死魂灵》等俄罗斯的经典名著，她只称呼卢金的姓，因为“屠格涅夫的女主人公们都是这样称呼别人的”（陈岚兰 岳崇，1999：89）。她代表屠格涅夫式的少女，她是一个理想的俄罗斯女人，其特点是她能感觉到别人的痛苦，并怜悯不幸的人（Boris Nosik，2000：240）。她“经常能够感觉到一种对无助和不幸生灵的让她难以承受的温柔的怜悯”（陈岚兰 岳崇，1999：83）。在卢金输掉棋局精神失常时，她不离不弃，帮助丈夫渡过难关：她的生命中惟一想做的就是每一分钟都努力激起卢金对象棋以外的事物的好奇心，以使他摆脱象棋，能够自如地呼吸（陈岚兰 岳崇，1999：150）。正因为卢金妻子的存在，这部小说“保留了人性的善良”（Stephen Parker 1984：180）。她竭尽全力将自己的丈夫从象棋的噩梦中解救出来，指引他逃离与想象中的未知的力量对弈。在卢金精神失常时，她（妻子）的存在恰恰表达了他童年记忆中含有的温柔和迷人的成分—恰似洒在田庄小径上的斑驳的光点现在已经聚合成为一束和煦的光芒了（陈岚兰 岳崇，1999：129）。她想让卢金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尽管她知道她丈夫的精神疾病已经无可救药，她也没有离开卢金一走了之，这对于一个普通的女性实在是过于沉重：她痛苦地感到虚弱无助，就好像接到了一桩棘手的工作（陈岚兰 岳崇，1999：234）。小说《防守》的中心线索是象棋，对于女性角色并没有过多的描写，甚至连名字都未曾提及。但从卢金的角度来看，他的妻子是象棋世界和现实世界沟通的唯一纽带，是卢金精神的指路明灯。
《天赋》中的济纳是纳博科夫小说中留给读者印象最深的女性角色之一。她不仅是她爱人费奥多尔的指路灯，还是“理想恋人”的化身。男主人公费奥多尔是一个旅居海外的作家，因为“不仅济纳聪明高雅，凭借饱尝艰辛的命运完全适合他”（朱建迅，2004：164）而被济纳深深吸引。小说中处处闪现着纳博科夫本人的影子，而济纳和纳博科夫的妻子薇拉一样，常常为自己爱人的写作事业提供灵感。事实上，济纳和薇拉有许多共同的特点。她们都是在律师事务所从事秘书和翻译员工作，她们都是先被自己爱人的诗歌所吸引，之后发展为恋人关系。可以说，纳博科夫就是以自己的妻子作为小说中济纳的原型。在薇拉身上，纳博科夫看到了女性的优雅和坚韧不可思议地结合在一起，同样，费奥多尔也欣赏济纳这一点（Schiff， 1999：93）。在小说中，在海外流亡的日子里，济纳是费奥多尔精神依靠。济纳和薇拉一样，在爱人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他们，当自己爱人的文学作品被世人所误解时，也能挺身而出和批评家周旋。济纳的身上包含了所有纳博科夫认为女性优秀的品质，这不仅是对薇拉的赞美，也是纳博科夫对完美俄罗斯女性形象的阐释。
以上这三位女性虽然都不是纳博科夫小说中的主角，却是俄罗斯传统文化的化身，是给予身处不完美世界的男性角色人文关怀和精神指引。纳博科夫通过这些女性角色向读者展现了正面的俄罗斯女性形象。
二.“不忠的荡妇”女性形象
与以上正面女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纳博科夫小说中存在许多“不忠的荡妇”（unfaithful vamp）这一女性形象。纳博科夫认为，这类女性最大的特点就是“粗鄙”（пошлость）。纳博科夫对于粗鄙的定义是：“低俗的垃圾话，粗俗的陈词滥调，所有话语都存在歧视主义，没有意义的模仿，虚伪的深刻，对文学粗暴、无知且附庸风雅”（Nabokov，1973： 101）。纳博科夫的小说如画廊一般向读者展示各式各样的粗俗女性形象，具体可以将这类女性划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女性长相平平，而纳博科夫用负面的词句来描绘，进而预示着她们内心的险恶；第二类女性拥有艳丽的外表，她们控制不了自己的欲望而勾引男性角色，进而导致自身及其他人的悲剧。
《玛丽》中的柳德米拉便是典型的“粗俗”形象。她并不漂亮，盲目地追赶时髦，但却打扮粗俗；她对文学一无所知，卻要假装对从来没有读过的波德莱尔十分热爱。在男主人公加宁看来，她的外表令他厌烦：她时髦地剪短了的黄色卷发，脖子后带着两道没有剃去的黑发根；她那没精打采的黑眼皮；特别是她那用紫红色唇膏涂得光亮亮的嘴唇（王家湘，2007：12）。浑身上下散发出令人不快的味道：他似乎觉得她用的香水有某种走了味的低劣陈旧气味，尽管她本人只有25岁（王家湘，2007：12）。在加宁看来，柳德米拉完全没有任何艺术素养，一部加宁喜爱的电影在柳德米拉看来是“一堆垃圾”。两个人完全生活在不同的精神世界中，因此最终两人的分手也就在所难免。
但通读小说，柳德米拉并没有对男主人公造成太大的伤害。而另一部小说《斩首之邀》（Invitation to a Beheading）中的辛辛那提斯的妻子玛茜则是典型的“不忠的荡妇”。作品讲述主人公辛辛那提斯因信奉异端而被捕入狱。小说从头到尾都是在一种单调的节奏里进行的。每天以白天开始，以黑夜结束，在一日日白昼与黑夜的交替中，辛辛那提斯生活的全部内容就是昏睡与等死。而他的妻子根本不顾及他的命运，毫无节制地放纵自己的性欲：从结婚第一年起玛茜就开始背叛他，与任何人在任何地点背叛他。一般来说当辛辛那图斯回到家，她会挂着令人生腻的半脸微笑，丰满的下巴抵在脖子上，把诚实的淡褐色眼睛抬起，好像在自责，然后用柔和的咕咕声说道：“小玛茜今天又做了”（崔洪国，1995：31）。甚至在家庭聚餐的时候，辛辛那提斯都发现妻子在背叛自己，以至于辛辛那提斯在进入自己的卧室时都要提前在门口“通报”一声，生怕看见“怪物（指玛茜的情夫）的下半身……上半身很规矩，表面上可见到桌旁一对年轻男女齐腰位置，正安静地吃饭闲谈，而下半身却是扭曲、肆虐疯狂的四足动物”（崔洪国，1995：64）。尽管玛茜荒淫无度，但辛辛那提斯仍然爱着她，希望她能成为自己的精神伴侣，但玛茜毫不珍惜丈夫的宽容之心，也无法理解自己的丈夫。在这个充满欺骗和谎言、辛辛那提斯想逃离的世界中，玛茜是他最大的错觉。玛茜的行为更加突出了小说的主题“欺骗和虚伪”。小说《斩首之邀》氛围压抑，使人感受不到任何的温暖和希望，似乎缺乏俄罗斯经典文学中的人道关怀精神。纳博科夫通过这一以“囚禁”为线索的故事，抒发了自己背井离乡、“囚禁”在海外的愤懑之情。从前在俄罗斯简单的、自由的生活永远成为了过去，而原本应是最为亲密的妻子“玛茜”成为压倒辛辛那提斯、以及纳博科夫为代表的流亡俄国作家精神世界的“最后一根稻草”。在纳博科夫的小说中，“不忠的荡妇”女性形象的实质是对俄罗斯传统的不忠。女性形象美丽和邪恶的双重形象，契合了纳博科夫对于故土热爱和忧虑的双重情感。 三.结语
女性形象是文学中最艳丽的形象之一，纳博科夫个人丰富且传奇的人生经历打造了作品中各式各样的女性形象长廊。1919年由于严酷的政治环境纳博科夫不得不流亡海外，在他前期（1925-1
939）的小说中描绘的俄罗斯正反两个对立形象的女性恰好表达了纳博科夫对于故乡矛盾的情感，即一方面通过描写“俄罗斯文化化身”这一女性形象，表达出纳博科夫对故乡的热爱和对逝去童年的留恋，另一方面通过描写“不忠的荡妇”，表达纳博科夫对俄罗斯在那一特殊历史时期的担忧和愤懑。
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双语作家”，毫无疑问，纳博科夫写作生涯的巅峰是在美国时期，他用英语创作的小说《洛丽塔》（1955）成为了一代文学巨著。但不可否认的是，后期纳博科夫英语小说中的女性依然保留了一些俄罗斯文学女性特征。纳博科夫深植于俄罗斯的文学之根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纳博科夫的创作风格，这种融合性、實验性、探索性的写作风格使他成为后现代文学中的翘楚。在俄罗斯女性文学形象如何影响纳博科夫美国女性文学形象的问题上，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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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冯涛，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美国文学，俄罗斯文学；宋健，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石慧慧，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