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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峰北坡、国境划定、中印争顶、消失的主席半身像、8000米无氧、轻装上阵决死冲锋……搭配吴京、章子怡、胡歌、张译、井柏然这一群国内当红明星阵容，定档于今年国庆上映的电影《攀登者》记录了一个个中国珠峰登山史上足以被铭记的事件。
《攀登者》的故事基于新中国的登山史实。由于年代特殊，官方与坊间对这段历史的描述版本较为单一。本文整理了1955年～1975年发生在中国登山队的10个故事，讲述其中值得追忆的细节，供大家评思。
1964年《中国登山运动》一书封面复刻。
1953年，英国登山队首登珠穆朗玛峰，作为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龙头，苏联也跟进攀登世界第三极这一潮流。
尽管苏联幅员辽阔，但境内最高峰（斯大林峰，又名共产主义峰，现伊斯梅尔-萨马尼峰）却只有7495米。要进军8000米，最好的捷径就是去找临近的国家，中国。
为表诚意，苏联人承诺，向中方提供现代登山技术与装备。彼时新中国成立不久，百废待兴，沉睡千百年的广袤山川急需开发。双方一拍即合。
此后，在1955年与1958年，我国先后分两批、共50人前往苏联学习现代登山技术，期间合作攀登多座位于苏联和中国境内的高海拔山峰，包括苏联境内的斯大林峰（7495米）、列宁峰（7134米），及中国境内的贡嘎山主峰木雅贡嘎（7556米）、慕士塔格峰（7546米）等。
这一切都是为1959年春季的珠峰北坡联合攀登做准备。
在中苏合作训练期间，因文化差异发生了很多趣闻，值得一提的是1958年秋季的那次。
1958年9月7日，在苏联队长库兹明的率领下，6名苏联队员和王富洲、石竞等4位中国队员成功登顶海拔7134米的列宁峰。紧接着，他们沿山坳，又登上了海拔6820米的一座无名峰，全队安全返回营地后，库兹明请中国队队长共同为这座无名峰命名。
待苏方领导先行研究后，库兹明认为这是中苏第一次大型合作登山的成果，提议将这座6820米的山峰命名为“毛泽东峰”。
中方这边立刻炸了锅。据周正所著的《探险珠峰》一书：
“我们既无思想准备，也无法与国内或我国驻外的任何机构联系，何况，这座山才6820米——当然苏联7000米以上的山峰只有3座。可是在我国，不仅有世界第一高峰，7500米以上的更多。动用我们伟大领袖的名字为一座6820米的山峰命名，连我们自己也通不过，更不用说我们没有请示了，就算请示也不会通过。”
苏联人却认为这是苏方对中方的友好表示。
“这完全是为了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两国登山家之间的友好合作，在苏联的帕米尔高原上有斯大林峰、列宁峰，我们应当有一个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泽东峰！”
中方登山队员为此感到十分难堪，登山活动结束回到莫斯科后，立刻请示了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刘晓态度很坚决，“毛泽东峰”这个名字是决计不可使用的，就不必请示中央了。
在中方再三坚持下，苏方登山队长库兹明提议取名“莫斯科—北京峰”。1958年9月17日，苏联体委主任出席莫斯科大学礼堂的登顶庆祝会，并正式宣布将此座6820米的列宁峰前峰命名为“莫斯科—北京峰”，在一片掌声中，大会结束。
1959年12月12日，鉴于苏联已无合作攀登珠峰意愿，国家体委上报周恩来总理，申请批准国家登山队于1960年春季独立攀登珠峰北坡，并解决用于赴西欧采购先进登山装备的外汇拨款。
周恩来与贺龙、刘少奇、陈云、李富春等领导人商议后，决定予以支持，立刻拨款70万美元。时值“三年自然灾害”，国家经济极其困难，这笔重量级外汇体现了中央登顶珠峰的决心。
翻译周正、登山队长史占春作为采购人员，于1960年元月3日飞往瑞士苏黎世。就在苏黎世一家登山滑雪店，他们见到了意想不到的两个人。周正在其后来《探险珠峰》一书中回忆到——
“店老板霍夫施泰德（瑞士1956年珠峰登山队员），突然指着距我们不到10米远的两个同样在他店里挑选羽绒睡袋的顾客，对我说：‘您知道他们吗？’我注意一看，是一个头上包着白布的印度人和另一个脸色油黑的人，这个人个子不高，好像面熟，又想不起在什么地方見过。正在我琢磨之时，老板又说：‘您不认识他？！他就是丹增（人类首登珠峰的两人之一）啊！另一位是印度队长甘·辛。’”
原来，印度陆军已组建珠峰攀登队，恰巧在同一时间，到这同一间店采购装备。这个意外情报来得非常偶然，周正立即将此信息通过使馆上报给了中央：印度人也要在1960年春攀登珠峰（南坡）！
这个消息传到国内，对在西藏已训练长达一年的登山队员们来说，无疑是种激励——中国登山队将要与曾妄想占有我神圣领土西藏的扩张主义者——印度，展开一场竞赛，同时也是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帝国的斗争，战斗的热血已然沸腾。
中苏联合攀登队。 
中国登山队队员攀登至北拗途中。
1960年3月19日，270名登山运动员和运输队员进驻专设于珠峰脚下5200米海拔的基地。同时，上百吨由国内外采购的装备和食品也安全运到。珠峰脚下俨然出现了一座由帐篷组成的新村。
登顶路线已确定，从中绒布冰川行军至东绒布冰川，再由东绒布冰川东侧上攀至北坳（鞍部，两山之间相对低平的地带），随后沿东北山脊一路登顶再原路返回。
在喜马拉雅地区，特别是珠峰，那个年代的登山可谓一场大规模作战：大量人员和物资上上下下，多次突击、侦查、观测、运输，铺路绳、架软梯，步步为营。
1960年3月25日到5月12日期间，中国登山队在珠峰北坡共进行了3次“高山行军”：
第1次，尽可能靠近山体复杂地形，建立前进营地（6400米），方便日后攀登其复杂地势。
第2次，打通登顶途中第一个难点北坳的路线，架设安全与辅助攀登措施，并在北坳上方（7007米）建立营地。
第3次，在彻底勘察登顶路线与营地的基础上，尝试登顶。这次行军勘察出了沖顶的必经难点——高约20米的岩壁“第二台阶”。
前两次行军相对顺利，但仍有一人牺牲：汪矶，兰州大学地理系助教，死于高山病。第3次行军由于任务艰难，加之气象突变，队伍损失惨重，又—人牺牲邵子庆，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气象学助教，死于高山病。同时大部分队员出现不同程度的冻伤，包括体力和技术上很有登顶希望的主力队员，这其中就有登山队党委书记史占春。
人在高海拔冻伤后需复温，而复温后身体将变得非常脆弱，组织恢复能力基本停滞，加之应避免后果更严重的二次冻伤，最终队伍不得不大规模减员。
1960年的攀登，在此般严酷形势下，撤退在即。当众人收拾行装，准备回拉萨时，传来了中央的指示电波。
彼时，周恩来总理访问缅甸后回昆明，一下飞机就问：“我们的登山队登到哪里了？”当他得知登山队的情况后道：“要重新组织力量攀登顶峰！”接着，贺龙副总理向大本营传达了这一指示，命令韩复东：“要不惜一切代价，重新组织攀登。剩下几个人算几个人，哪怕剩下最后一个人也要登上去！”
担任总指挥的韩复东是一位久经沙场的解放军优秀指挥员，他将全队召集起来，重新部署，清点、安置好伤员，发现能继续登顶的已不足20人。
中央之所以对能否登顶如此重视，大概与当时行的中尼的边境谈判有关——珠峰位于中国和尼泊尔交界，尼泊尔人早在1953年就实现了登顶，如果我方能在谈判期间登顶珠峰，将无疑增加谈判筹码和底气。
刘连满身体素质极好，擅长多项运动，单杠可以做大回环。他还酷爱篮球，是登山队篮球队的主力队员，打起球来满场飞，体力惊人。
凭身体条件，在1955年刘连满被选进中国登山集训队。1956年6月，他到苏联参加了中苏联合登山队，登上欧洲最高峰——厄尔布鲁士峰（5642米）。其后7月31日，又随中苏混合登山队登上新疆慕士塔格峰（7546米）。自1958年起，刘连满任国家登山队教练员。
1960年5月17日，在中央压力下，刘连满临危受命的登山队，已是“不成功便成仁”之势，上午9点30分，最后一次冲顶珠峰北坡的战役，打响了。
冲顶队共16人，分为两组，第一组精锐负责突击峰顶，后一组负责运输物资，提供支援。较之前三次行军的百人规模，这只队伍可谓短小精悍。刘连满位列其中。
在韩复东的指挥下，突击队由许竞担任队长，北京地质学院毕业生王富洲担任副队长，西藏班禅警卫营战士、前农奴的儿子贡布，哈尔滨电机厂消防员刘连满，四川林区伐木工人屈银华等为一线冲顶队员。
5月17日至5月24日，在连续7日的缓慢爬升后，许竞、王富洲、刘连满、贡布率先到达海拔8500米，接着屈银华带领9名运输队员赶到，完成了最后一次关键性运输任务。屈银华根据安排留在原地，拍摄8500米到“第二台阶”（海拔8700米）的影像。其余运输队员回8100米处的营地休息。
当天，队长许竞因体力消耗过度倒下，屈银华被临时编入冲顶小队。王富洲、刘连满、贡布、屈银华这4个人突然意识到，中国人乃至人类在珠峰北坡首登与否的机会，就全押在他们身上了。
正午12时许，4人蹒跚来到登顶路线的“第二台阶”下。在此之前，8100米海拔处也有一道较容易攀登的台阶型峭壁，被称为“第一台阶”，皆为英国登山队于1924年抵达时命名，沿用至今。
“第二台阶”是一个高约20米左右的岩石路段，上部有一个4米左右、近乎垂直的岩壁，作为冲顶必攻的难点，英国登山队当年便在此地连续4次折戟沉沙，无缘顶峰。
以今人眼光来看，这4名队员所面对的，是一次海拔8700米的无保护攀岩。岩壁光滑，用来攀爬的手点少得可怜。包得跟粽子似的登山者，只能找寻岩石上的裂缝，打下岩锥，做成人工手脚点，才能向上攀爬。不幸的是，岩壁太硬，钢钉吃不住劲，4名队员前后试了8次，皆摔回原地。
不上顶峰便不能撤——这是4人的共识。用手脚是决计爬不上去的，当过两年消防兵的刘连满想到了“人梯”，两个人叠起来，有3米多，希望可以摸到岩壁上能抓取的点。
当即，队伍里最强壮的刘连满便背对岩壁做好了半蹲姿，招呼屈银华踩在他肩上。脚上带钉的冰爪会伤到刘连满，屈银华脱下高山靴，零下数十度的酷寒瞬间包裹了他的足部。但还是不行，塔夫绸的袜子太滑，站不住，无奈，屈银华又脱下保暖鸭绒袜，脚上只穿着一双薄袜。屈银华这个决定的代价是，下山后10个脚趾加脚跟严重冻伤，全部截肢。
为了增加高度，刘连满脚下还垫了背包，等他和站在其肩上的队友双双伸直腿站起，屈银华终于在岩壁上方找到了可靠的岩钉凿点。两钉下去，岩钉紧稳，踩着支点，屈银华成为了已知的第一个翻上珠峰北坡海拔8700米“第二台阶”的登山者。 刘连满相继将王富洲和贡布顶托上了“第二台阶”，之后被三人合力拉了上去。珠峰峰顶赫然眼前。
1960年，中国登山队队员们通过东绒布冰川峡谷。 
登山队员行进在海拔8000米的雪坡。
1960年5月24日下午5时许，从海拔8700米珠峰北坡“第二台阶”翻上来了4位中国人：刘连满、贡布、屈银华、王富洲。
离峰顶垂直高度还有148米，岩石和冰雪混杂在前方，4人继续前进。一直开路的刘连满体力透支，在“第二台阶”近处一块大石旁“抛了锚”，其余3人则继续冲顶，计划回程再汇合。
此时天色已晚，氧气瓶里的氧气消耗殆尽，3人已24小时未进食。继续冲顶，可能意味着一去不返。但肩负党和人民的重托，如何能退？况且气象组说了，25日天气将变坏，今年中国要登顶，唯有此刻。
5月24日珠峰的夜晚，晴朗无风。贡布、屈银华、王富洲3名队员用了7个多小时，终于站上了世界之巅，时间已是25日凌晨4点25分。
早上8点，天已大亮，3人下撤途中接上留守在8700米处的刘连满，刘连满立刻将大家昨晚分别时留给他的氧气和最后的补给——18颗糖——拿出来和大家分享。正当众人饥寒交迫中吃到那几颗水果糖时，王富洲瞥见了刘连满背包旁、石头下压着的笔记本，他拿起一看，热泪盈眶。屈银华、贡布也跟着哭了起来。笔记本上是用铅笔写就的遗书：
王富洲同志：我没有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任务，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你们给我留下的这18块糖和这些氧气，我一点也没用，都给你们留下了。你们辛苦了，快把这些糖吃了，吸些氧，赶快下山，把胜利的消息告诉祖国和人民！永别了！我亲爱的同志们！你们的战友刘连满1960年5月24日（周正《探险珠峰》）
原来，在与王富洲3人分别后，刘连满就在8700米处的岩石旁睡着了，其间反复醒过好多回。他饥渴难耐，摸到口袋里大家留给他的水果糖，意识到冲顶的3位队友可能更需要补给，便又缩回手。在极度缺氧的恶劣环境中，他又憋气醒来，下意识去摸氧气瓶，又一想还是该给队员们留着。就这样睡着，憋醒，睡着，憋醒，他感到难以支撑，怕随时可能一睡不醒，趁手指还能动，写下了这份遗书。
王富洲。 
贡布。 
屈銀华。
1960年5月25日凌晨4点25分，中国登山队队员贡布（藏）、屈银华、王富洲登顶珠穆朗玛峰。此次攀登，为当时的世界高山探险创下3个新纪录：
一，首次从北坡（东北山脊）登上世界最高峰，开辟了珠峰的新路线;二，夜晚登顶珠峰;三，从海拔8700米以上连续14小时未使用氧气登顶成功。
登顶的消息迅速传遍世界，苏联、保加利亚、尼泊尔、日本、印度、英国的体育组织当即发来电报祝贺，当然也不乏质疑的声音。
印度报业托拉斯在加德满都报道：“尼泊尔反对党领袖沙姆谢尔今天要求柯伊拉腊（尼泊尔总理）为中国人未经尼泊尔许可而登上埃弗勒斯峰（Everest）一事对中国提出抗议！”
《印度斯坦时报》提到，“从北面攀登并不比从南面难”，虽承认这是亚洲首登珠峰，但又说“不知多少设备来自苏联”云云。
更多的是，由于没有登顶的照片（屈银华带了小型电影摄像机，但因登顶时为凌晨4点，月光微弱，胶片无法成像），部分国家一直不相信这次登顶。质疑点包括：
王富洲是地质学研究生，贡布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班禅警卫营战士，屈银华是四川大渡河林区伐木工人，刘连满是哈尔滨电机厂消防员。4名突击冲顶者专业登山训练不足两年。
刘连满尝试4次，屈银华又尝试2次均未通过“第二台阶”。而从屈银华脱掉靴子与鸭绒袜，刘连满蹲下，后者踩在前者肩膀上，到最终屈银华在岩壁上部凿入冰锥……这一系列动作体力消耗太大，在那个环境中完成几乎不可能。
3名登顶者在顶峰留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毛主席半身石膏像、写了字的纸条。但1963年美国登山队在峰顶什么都没发现。
但随着从北坡路线登顶者越来越多，西方登山界逐渐接受了中国登山队1960年登顶纪录。理由是：
虽然登顶者是新手，但他们经受了严格的适应性攀登训练，包括6177米的念青唐古拉山东北峰，7546米的慕士塔格峰。
他们在氧气耗尽情况下最终登顶，在1960年看起来是天方夜谭。但如今无氧登顶全球14座海拔8000米山峰已不罕见。 屈银华脱掉登山靴与袜子攀上“第二台阶”的故事，在美国登山者访问，并亲眼所见他失去10个脚趾后，变得令人信服。
再者，1960年代初中国官方的登山报告非常详细描述了北坡路线的细节。这些细节在他们登顶前不为人所知，如：
1960年中国登山者先登上了一个峰顶，随后发现旁边有个高出几米的峰顶才是最高峰。峰顶的确是这样的起伏地貌。
1975年中国登山队从北坡第二次登上珠峰时，藏族女队长潘多取回了1960年屈银华放在顶峰西北角下方7～8米处的碎石堆中的物件：毛主席半身像及已风化破碎的国旗。
1960年3月19日，中国登山队在珠峰大本营升起了五星红旗。 
突击主峰的队员在宣誓：“不把珠穆朗玛峰踩在脚下，绝不回头！”
1960年中国登山队从北坡登顶后，“珠穆朗玛峰”这个名字开始为国际社会关注和认同，此前都用Everest埃弗勒斯峰。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珠峰的攀登热情空前高涨，涌现出各种新线路和新的攀登方式：先有美国人开辟更难的西山脊新线路并登顶，后有日本人在珠峰山体上滑雪，并尝试开启位于峭壁上的西南山脊新線路。期间，印度、意大利、法国等国队伍亦数次冲击珠峰。
我国原定于1967年再登珠峰，获得更明确的登顶证据和更丰富的科考资料，后因国内政治局势搁置。到了1975年，国家社会环境重回正轨，中央决定重启再登珠峰的计划。
这出于诸多考虑。首先，我国自1960年宣布登顶珠峰后，外界质疑不断，没有顶峰影像，的确叫人耿耿于怀。其次，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珠峰地区的测绘和科考一直是空白，即便有也不够系统，特别是珠峰高度，当时一直使用的是别国数据，加之1975年初日本宣布将从南坡实现女性首登珠峰，种种因素交织起来，中央决定即刻推进珠峰攀登计划。
1975年初，邓小平于首都体育馆会见中国登山队时指出：“不管南坡、北坡都要白天登上去，一定要有女队员，把电影照片拍下来，还要做好科学考察工作。”
潘多在攀登中。
1975年5月27日下午2时许，中国登山队副队长潘多与8名男队员一起从东北山脊登上珠穆朗玛峰。潘多成为了中国首位、亦是世界上第一位从北坡登顶珠峰的女性。世界首位女性登顶珠峰者是日本女子田部井淳子，于同年5月16日在南坡登顶。
潘多是一位藏族女性，1939年生于西藏昌都地区一个农奴家庭。8岁时，潘多的父亲去世，母亲将她拉扯大。潘多直言，正是穷苦条件让她的身体和意志得以锤炼：“我13岁的时候每天就得背30到35公斤的货，一背就是10个小时。”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潘多因优异体格入选中国女子登山探险队。1959年她打破了世界女子最高登顶纪录，登顶了新疆的慕士塔格峰（7456米）。
当“让女性队员登顶珠峰”在1975年成为一个任务时，潘多当仁不让顶了上去，并被任命为攀登副队长。这一年她已36岁，是三个孩子的母亲。
尽管坐拥当时全球最大的登山团队——125名登山运动员、74名测绘专家、30名科考队员、通讯与后勤人员70人，以及无数官兵与民工共约千人，然而1975年的攀登并不顺利。因天气等多方面原因，1975年4月中旬至5月初，登山队在顶峰冲击中损失惨重，61名队员锐减至32人。团队核心、经验丰富的邬宗岳也不幸牺牲。登顶形势十分严峻。
与1960年的情况如出一辙，最后的突击小队被临时组建，潘多作为唯一的女性位列其中。1975年5月26日，这个10余人的小组带着用于翻越“第二台阶”的梯子、测量用的觇标等，向顶峰突击。
“那一刻，我下定了决心，一定要登顶。我要向全中国4亿女性同胞们证明，我们女性也是不输于男同志的！”
5月27日下午2时30分，全员9人顺利登顶珠峰。然而潘多还有任务要完成。她按科考组的要求躺下，装上遥感心电测试用的电极衣插销，进行脉搏等基本数据测试。这些动作全是在没有氧气瓶的自然状态下完成。要知道，在珠峰顶这个高度，氧气含量只有海平面的1/3。
温度太低，加上缺氧带来的血液循环不良，潘多浑身不停发抖，大本营无法取得心电图等高山生理资料。据高登义所著《地球之巅识天人——1975年登顶珠峰的前前后后》一书中记载：大本营的科学家从报话机里送去诚恳的声音，希望她能克服困难，坚持几分钟不发抖。潘多听后，硬是咬紧牙关，坚持了4～5分钟。当大本营传来成功采集心电图数据时，潘多又立即发抖起来。
“我们想要弄明白在世界之巅上男女的生理状态是否有所差异，无论结果如何，我成功证明了，女性在登山这块也能和男性一样优秀！”
根据后来的数据来看，潘多在珠峰顶部心电图正常，脉搏每分钟96次，这证明了祖祖辈辈生活在高原的藏族对高海拔的极强适应性，即便在8000米之上也当仁不让。
潘多后来去了南方生活，她的丈夫也是1975年攀登队员之一。2014年3月31日上午7点，潘多在江苏无锡医院去世，享年75岁。
女将潘多。 
登山队员在结组行进。 
登山隊员在休息途中吸氧。
1975年的珠峰攀登，是登山、科考和测绘的结合。特别是测绘，在这次大规模攀登中显得尤为重要。
1975年首测珠峰亲历者张志林说：“当时，珠峰高程数据一直被外国人垄断，我们的版图也使用外国数据，这与我国的大国地位不相符合。精确测定珠峰高程是国家尊严的象征，也是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
不像现在的卫星遥感和自动化设备，老一辈测绘人需要实打实地去到测绘地点，与观测设备共风雨。
1975年3月21日，38名测绘官兵和11名地方测绘工作者，早在登山运动员攀登珠峰前，就从海拔5400米的绒布寺大本营出发，把大地控制网——测绘用观测点的组合——撒向了珠峰北麓的3条大冰川，东、西、中绒布冰川。
张志林后来回忆道：“有两件小事，算是我遇到的困难吧。一是在珠峰外围观测时，我们要去建造一个寻常标，没想到牦牛发疯跑掉了，我和一个同志肩扛着几十斤重的标材，从帐篷走到3公里以外的测量点上造标，一路都是起伏的坡地，累得够呛。二是在珠峰测量的某一天，我们的汽车陷在冰湖中，所有人光脚跳到湖里，用手挖石头和冰块，刺骨的冰水把我们的脚冻得像胡萝卜一样，全部失去了知觉。我们上来暖一暖，再跳下去挖，终于把汽车解救出来了。”
1975年5月27日14点30分，登顶的9名队员按测绘组要求在顶峰竖起了觇标。
“目标出现，注意——交会！”距珠峰顶7～20公里，海拔5600～6300米，10个三角点上10部经纬仪同时瞄向珠峰3米高红色测量觇标。
测绘组共进行了4个不同时段、16个测回，在水准、导线、天文、气象、重力、三角各方面的测量，测得珠峰“雪面高度”（包括峰顶冰雪层）8849.05米。登顶的女队员潘多测得雪层深度为92厘米。
经理论研究、严密计算和反复验证扣除峰顶积雪深度，依据青岛黄海验潮站建立的水准原点，测绘组得出结果：8848.13米。数据一经公布，立即得到世界各国的承认，直到今天，说起珠峰高度，我们总脱口而出：8848。
值得一提的是，2005年，由当年的测绘队员张志林担任队长，对珠峰高度进行了复测，数据为8844.43米，此高度后作为中国官方珠峰高度。
老将邬宗岳。
规模浩大的1975年攀登虽“只有”一人牺牲，但此人却是团队的中流砥柱。后人普遍认为：邬宗岳的死或许本可避免。
邬宗岳是1975年中国登山队的副政委，登顶突击队队长。1959毕业于成都地质学院，1960年中国北坡首登珠峰时，他就到达8500米处采集了岩石标本。1964年站在了14座8000米雪山中最后一座被人类登顶的希夏邦马峰的山顶。1975年这次，邬宗岳被公认为最有希望登顶的老队员。
4月24日，由邬宗岳带领的登顶突击队从珠峰北坡大本营出发，他们从领导手中接过五星红旗和测量用的金属三角觇标，在喧天的锣鼓和鞭炮声中离开了大本营。整个后方人员满怀希望，目送他们远去。
气象组的工作者们却有一些担忧。原来，据气象组于3月所预报的春季珠峰天气趋势：“4月下旬和5月中旬各有一次登顶的好天气。”
1975年4月18日，国家体委突然来电：“据中央气象局预报，今年雨季提前来临，5月7日后没有好天气，全队务必5月7日前登顶！”登山队领导曾将主力队员划归两队，想分别利用这两个时段进行登顶任务。
一收到指示，整个大本营沸腾了。王富洲政委和许竞副队长来到气象组，宣读了体委电令，想听取气象组意见。老预报员李忠表示，今年雨季在6月上旬开始，他不相信电令中的预报。气象组组长刘长秀和徐德林也不同意。据长期观测与预报总结，珠峰雨季均于6月开始，在1881～1970年的90年间，5月上旬从未出现过雨季。尽管相当一部分人不同意中央体委的意见，但上级命令必须执行。
于是两支分队合二为一，由邬宗岳任队长，要求5月7日前必须登顶。不出气象组所料，在4月下旬短暂的好天气后，5月上旬全是大风。在4月27日到5月7日这段日子里，珠峰顶部的旗云往往如万马奔腾，急速地自西向东奔去。“第三女神”珠峰仿佛在提醒中国登山队不要向顶峰前进。
5月4日，突击队一行17人来到8200米高度，邬宗岳为了拍摄照片，离开了与队员们结组的绳子。之后，他感到体力不支，他让副队长大平措率领其余突击队员先行向顶峰进发，自己慢慢跟随。
在8000米高山行军，各攀登者必须结成绳组，否则风险陡增。老队员邬宗岳和副队长大平措并非不知，但为了在5月7日前保证冲顶，他们还是分开了。 当晚，除邬宗岳外的16名队员已到达8600米处，其中还有3名女队员，登顶有望，大本营其他队员正为此兴奋不已。然而，一个揪心的消息传来：邬宗岳队长没有跟上。
据高登义《地球之巅识天人——1975年登顶珠峰的前前后后》书中记载：得知此事后，大本营立刻命令8600米处的队员为邬宗岳照明。电筒没电了，队员们就点着自己的鸭绒背心。直到5月6日天明，仍不見邬宗岳踪影。大平措派人前往8100米寻找，只找到邬宗岳留下的登山包和相机。
登山队员在跨越冰裂缝。
眼看离5月7日冲顶只剩两天。一方面，大平措组织队员突击冲顶，另一方面，大本营开始组织各种人力和方法寻找邬队长。5月7日，登山队员最终未能按规定日期登顶世界第一峰。山上队员连续作战，过度疲劳，食品断绝，再加上邬宗岳队长的缺席，5月9日，登山队被迫下撤。
与体委的天气预报所说的相反，在接下来的5月8日至17日，并未下雨，风也小，是难得的窗口期。日本女子登山队正是利用这一时间，在窗口期的末尾，即5月16日，完成了人类女性首登珠峰的壮举。
中国登山队9人于5月27日登顶成功，队员们下撤到8000米时，发现了邬宗岳的遗体。
“我们跟着一群红嘴乌鸦找到了邬政委的遗体，他的面目已经无法辨认，通过服装能辨认出是邬政委，他的脖子上还挂着高度仪。”登顶队员桑珠在时隔40多年后，于《攀登者》的关机仪式上说道。
我们不难发现，与现代攀登运动不同的是，在那个政治意识形态至上的年代，登山不是一项运动，而是被当做国家机器中的一个部件。诚然，其间不乏闪光的人性、深刻的友谊、壮美的叙事，及无畏的牺牲精神，但也存在着集体主义所带来的限制。这不禁让人思考，在当下这个时代登山——尤其是珠峰攀登的真正意义。
事实上，这些变化，宛若一面镜子，也映照了共和国70年来的成长。
编者注：我们在灰尘扑扑之中，翻到了一本1964年出版的《中国登山运动》。半个世纪前的纸张沧桑感与登山照片的精美所形成的强烈反差，让人深感震惊。
此书没有注明每张照片的摄影师，只是在最后一页注明了这30多名登山前辈的名字——新中国早期的高海拔摄影师，这些探索珠峰北坡的登山先驱，他们都是这些照片的摄影师。可惜，其中很多人已经不在了。我们还是决定在摄影师一栏标注这30多名前辈的署名，他们值得被铭记。我们也非常希望明确具体每张照片的摄影师，支付他们及其家属相应的稿费，希望知情者与我们联系。
科考工作者在考察雪山脚下的冰川。
《攀登者》的故事基于新中国的登山史实。由于年代特殊，官方与坊间对这段历史的描述版本较为单一。本文整理了1955年～1975年发生在中国登山队的10个故事，讲述其中值得追忆的细节，供大家评思。
01 “莫斯科—北京峰”在哪里
1953年，英国登山队首登珠穆朗玛峰，作为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龙头，苏联也跟进攀登世界第三极这一潮流。
尽管苏联幅员辽阔，但境内最高峰（斯大林峰，又名共产主义峰，现伊斯梅尔-萨马尼峰）却只有7495米。要进军8000米，最好的捷径就是去找临近的国家，中国。
为表诚意，苏联人承诺，向中方提供现代登山技术与装备。彼时新中国成立不久，百废待兴，沉睡千百年的广袤山川急需开发。双方一拍即合。
此后，在1955年与1958年，我国先后分两批、共50人前往苏联学习现代登山技术，期间合作攀登多座位于苏联和中国境内的高海拔山峰，包括苏联境内的斯大林峰（7495米）、列宁峰（7134米），及中国境内的贡嘎山主峰木雅贡嘎（7556米）、慕士塔格峰（7546米）等。
这一切都是为1959年春季的珠峰北坡联合攀登做准备。
在中苏合作训练期间，因文化差异发生了很多趣闻，值得一提的是1958年秋季的那次。
1958年9月7日，在苏联队长库兹明的率领下，6名苏联队员和王富洲、石竞等4位中国队员成功登顶海拔7134米的列宁峰。紧接着，他们沿山坳，又登上了海拔6820米的一座无名峰，全队安全返回营地后，库兹明请中国队队长共同为这座无名峰命名。
待苏方领导先行研究后，库兹明认为这是中苏第一次大型合作登山的成果，提议将这座6820米的山峰命名为“毛泽东峰”。
中方这边立刻炸了锅。据周正所著的《探险珠峰》一书：
“我们既无思想准备，也无法与国内或我国驻外的任何机构联系，何况，这座山才6820米——当然苏联7000米以上的山峰只有3座。可是在我国，不仅有世界第一高峰，7500米以上的更多。动用我们伟大领袖的名字为一座6820米的山峰命名，连我们自己也通不过，更不用说我们没有请示了，就算请示也不会通过。”
苏联人却认为这是苏方对中方的友好表示。
“这完全是为了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两国登山家之间的友好合作，在苏联的帕米尔高原上有斯大林峰、列宁峰，我们应当有一个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泽东峰！”
中方登山队员为此感到十分难堪，登山活动结束回到莫斯科后，立刻请示了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刘晓态度很坚决，“毛泽东峰”这个名字是决计不可使用的，就不必请示中央了。
在中方再三坚持下，苏方登山队长库兹明提议取名“莫斯科—北京峰”。1958年9月17日，苏联体委主任出席莫斯科大学礼堂的登顶庆祝会，并正式宣布将此座6820米的列宁峰前峰命名为“莫斯科—北京峰”，在一片掌声中，大会结束。
02 70万美元与意外情报
1959年12月12日，鉴于苏联已无合作攀登珠峰意愿，国家体委上报周恩来总理，申请批准国家登山队于1960年春季独立攀登珠峰北坡，并解决用于赴西欧采购先进登山装备的外汇拨款。
周恩来与贺龙、刘少奇、陈云、李富春等领导人商议后，决定予以支持，立刻拨款70万美元。时值“三年自然灾害”，国家经济极其困难，这笔重量级外汇体现了中央登顶珠峰的决心。
翻译周正、登山队长史占春作为采购人员，于1960年元月3日飞往瑞士苏黎世。就在苏黎世一家登山滑雪店，他们见到了意想不到的两个人。周正在其后来《探险珠峰》一书中回忆到——
“店老板霍夫施泰德（瑞士1956年珠峰登山队员），突然指着距我们不到10米远的两个同样在他店里挑选羽绒睡袋的顾客，对我说：‘您知道他们吗？’我注意一看，是一个头上包着白布的印度人和另一个脸色油黑的人，这个人个子不高，好像面熟，又想不起在什么地方見过。正在我琢磨之时，老板又说：‘您不认识他？！他就是丹增（人类首登珠峰的两人之一）啊！另一位是印度队长甘·辛。’”
原来，印度陆军已组建珠峰攀登队，恰巧在同一时间，到这同一间店采购装备。这个意外情报来得非常偶然，周正立即将此信息通过使馆上报给了中央：印度人也要在1960年春攀登珠峰（南坡）！
这个消息传到国内，对在西藏已训练长达一年的登山队员们来说，无疑是种激励——中国登山队将要与曾妄想占有我神圣领土西藏的扩张主义者——印度，展开一场竞赛，同时也是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帝国的斗争，战斗的热血已然沸腾。
03 “要不惜一切代价登顶”
1960年3月19日，270名登山运动员和运输队员进驻专设于珠峰脚下5200米海拔的基地。同时，上百吨由国内外采购的装备和食品也安全运到。珠峰脚下俨然出现了一座由帐篷组成的新村。
登顶路线已确定，从中绒布冰川行军至东绒布冰川，再由东绒布冰川东侧上攀至北坳（鞍部，两山之间相对低平的地带），随后沿东北山脊一路登顶再原路返回。
在喜马拉雅地区，特别是珠峰，那个年代的登山可谓一场大规模作战：大量人员和物资上上下下，多次突击、侦查、观测、运输，铺路绳、架软梯，步步为营。
1960年3月25日到5月12日期间，中国登山队在珠峰北坡共进行了3次“高山行军”：
第1次，尽可能靠近山体复杂地形，建立前进营地（6400米），方便日后攀登其复杂地势。
第2次，打通登顶途中第一个难点北坳的路线，架设安全与辅助攀登措施，并在北坳上方（7007米）建立营地。
第3次，在彻底勘察登顶路线与营地的基础上，尝试登顶。这次行军勘察出了沖顶的必经难点——高约20米的岩壁“第二台阶”。
前两次行军相对顺利，但仍有一人牺牲：汪矶，兰州大学地理系助教，死于高山病。第3次行军由于任务艰难，加之气象突变，队伍损失惨重，又—人牺牲邵子庆，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气象学助教，死于高山病。同时大部分队员出现不同程度的冻伤，包括体力和技术上很有登顶希望的主力队员，这其中就有登山队党委书记史占春。
人在高海拔冻伤后需复温，而复温后身体将变得非常脆弱，组织恢复能力基本停滞，加之应避免后果更严重的二次冻伤，最终队伍不得不大规模减员。
1960年的攀登，在此般严酷形势下，撤退在即。当众人收拾行装，准备回拉萨时，传来了中央的指示电波。
彼时，周恩来总理访问缅甸后回昆明，一下飞机就问：“我们的登山队登到哪里了？”当他得知登山队的情况后道：“要重新组织力量攀登顶峰！”接着，贺龙副总理向大本营传达了这一指示，命令韩复东：“要不惜一切代价，重新组织攀登。剩下几个人算几个人，哪怕剩下最后一个人也要登上去！”
担任总指挥的韩复东是一位久经沙场的解放军优秀指挥员，他将全队召集起来，重新部署，清点、安置好伤员，发现能继续登顶的已不足20人。
中央之所以对能否登顶如此重视，大概与当时行的中尼的边境谈判有关——珠峰位于中国和尼泊尔交界，尼泊尔人早在1953年就实现了登顶，如果我方能在谈判期间登顶珠峰，将无疑增加谈判筹码和底气。
04 刘连满：珠峰上的人梯
刘连满身体素质极好，擅长多项运动，单杠可以做大回环。他还酷爱篮球，是登山队篮球队的主力队员，打起球来满场飞，体力惊人。
凭身体条件，在1955年刘连满被选进中国登山集训队。1956年6月，他到苏联参加了中苏联合登山队，登上欧洲最高峰——厄尔布鲁士峰（5642米）。其后7月31日，又随中苏混合登山队登上新疆慕士塔格峰（7546米）。自1958年起，刘连满任国家登山队教练员。
1960年5月17日，在中央压力下，刘连满临危受命的登山队，已是“不成功便成仁”之势，上午9点30分，最后一次冲顶珠峰北坡的战役，打响了。
冲顶队共16人，分为两组，第一组精锐负责突击峰顶，后一组负责运输物资，提供支援。较之前三次行军的百人规模，这只队伍可谓短小精悍。刘连满位列其中。
在韩复东的指挥下，突击队由许竞担任队长，北京地质学院毕业生王富洲担任副队长，西藏班禅警卫营战士、前农奴的儿子贡布，哈尔滨电机厂消防员刘连满，四川林区伐木工人屈银华等为一线冲顶队员。
5月17日至5月24日，在连续7日的缓慢爬升后，许竞、王富洲、刘连满、贡布率先到达海拔8500米，接着屈银华带领9名运输队员赶到，完成了最后一次关键性运输任务。屈银华根据安排留在原地，拍摄8500米到“第二台阶”（海拔8700米）的影像。其余运输队员回8100米处的营地休息。
当天，队长许竞因体力消耗过度倒下，屈银华被临时编入冲顶小队。王富洲、刘连满、贡布、屈银华这4个人突然意识到，中国人乃至人类在珠峰北坡首登与否的机会，就全押在他们身上了。
正午12时许，4人蹒跚来到登顶路线的“第二台阶”下。在此之前，8100米海拔处也有一道较容易攀登的台阶型峭壁，被称为“第一台阶”，皆为英国登山队于1924年抵达时命名，沿用至今。
“第二台阶”是一个高约20米左右的岩石路段，上部有一个4米左右、近乎垂直的岩壁，作为冲顶必攻的难点，英国登山队当年便在此地连续4次折戟沉沙，无缘顶峰。
以今人眼光来看，这4名队员所面对的，是一次海拔8700米的无保护攀岩。岩壁光滑，用来攀爬的手点少得可怜。包得跟粽子似的登山者，只能找寻岩石上的裂缝，打下岩锥，做成人工手脚点，才能向上攀爬。不幸的是，岩壁太硬，钢钉吃不住劲，4名队员前后试了8次，皆摔回原地。
不上顶峰便不能撤——这是4人的共识。用手脚是决计爬不上去的，当过两年消防兵的刘连满想到了“人梯”，两个人叠起来，有3米多，希望可以摸到岩壁上能抓取的点。
当即，队伍里最强壮的刘连满便背对岩壁做好了半蹲姿，招呼屈银华踩在他肩上。脚上带钉的冰爪会伤到刘连满，屈银华脱下高山靴，零下数十度的酷寒瞬间包裹了他的足部。但还是不行，塔夫绸的袜子太滑，站不住，无奈，屈银华又脱下保暖鸭绒袜，脚上只穿着一双薄袜。屈银华这个决定的代价是，下山后10个脚趾加脚跟严重冻伤，全部截肢。
为了增加高度，刘连满脚下还垫了背包，等他和站在其肩上的队友双双伸直腿站起，屈银华终于在岩壁上方找到了可靠的岩钉凿点。两钉下去，岩钉紧稳，踩着支点，屈银华成为了已知的第一个翻上珠峰北坡海拔8700米“第二台阶”的登山者。 刘连满相继将王富洲和贡布顶托上了“第二台阶”，之后被三人合力拉了上去。珠峰峰顶赫然眼前。
05 8700米的遗书
1960年5月24日下午5时许，从海拔8700米珠峰北坡“第二台阶”翻上来了4位中国人：刘连满、贡布、屈银华、王富洲。
离峰顶垂直高度还有148米，岩石和冰雪混杂在前方，4人继续前进。一直开路的刘连满体力透支，在“第二台阶”近处一块大石旁“抛了锚”，其余3人则继续冲顶，计划回程再汇合。
此时天色已晚，氧气瓶里的氧气消耗殆尽，3人已24小时未进食。继续冲顶，可能意味着一去不返。但肩负党和人民的重托，如何能退？况且气象组说了，25日天气将变坏，今年中国要登顶，唯有此刻。
5月24日珠峰的夜晚，晴朗无风。贡布、屈银华、王富洲3名队员用了7个多小时，终于站上了世界之巅，时间已是25日凌晨4点25分。
早上8点，天已大亮，3人下撤途中接上留守在8700米处的刘连满，刘连满立刻将大家昨晚分别时留给他的氧气和最后的补给——18颗糖——拿出来和大家分享。正当众人饥寒交迫中吃到那几颗水果糖时，王富洲瞥见了刘连满背包旁、石头下压着的笔记本，他拿起一看，热泪盈眶。屈银华、贡布也跟着哭了起来。笔记本上是用铅笔写就的遗书：
王富洲同志：我没有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任务，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你们给我留下的这18块糖和这些氧气，我一点也没用，都给你们留下了。你们辛苦了，快把这些糖吃了，吸些氧，赶快下山，把胜利的消息告诉祖国和人民！永别了！我亲爱的同志们！你们的战友刘连满1960年5月24日（周正《探险珠峰》）
原来，在与王富洲3人分别后，刘连满就在8700米处的岩石旁睡着了，其间反复醒过好多回。他饥渴难耐，摸到口袋里大家留给他的水果糖，意识到冲顶的3位队友可能更需要补给，便又缩回手。在极度缺氧的恶劣环境中，他又憋气醒来，下意识去摸氧气瓶，又一想还是该给队员们留着。就这样睡着，憋醒，睡着，憋醒，他感到难以支撑，怕随时可能一睡不醒，趁手指还能动，写下了这份遗书。
06 1980年，中国并未登顶珠峰？
1960年5月25日凌晨4点25分，中国登山队队员贡布（藏）、屈银华、王富洲登顶珠穆朗玛峰。此次攀登，为当时的世界高山探险创下3个新纪录：
一，首次从北坡（东北山脊）登上世界最高峰，开辟了珠峰的新路线;二，夜晚登顶珠峰;三，从海拔8700米以上连续14小时未使用氧气登顶成功。
登顶的消息迅速传遍世界，苏联、保加利亚、尼泊尔、日本、印度、英国的体育组织当即发来电报祝贺，当然也不乏质疑的声音。
印度报业托拉斯在加德满都报道：“尼泊尔反对党领袖沙姆谢尔今天要求柯伊拉腊（尼泊尔总理）为中国人未经尼泊尔许可而登上埃弗勒斯峰（Everest）一事对中国提出抗议！”
《印度斯坦时报》提到，“从北面攀登并不比从南面难”，虽承认这是亚洲首登珠峰，但又说“不知多少设备来自苏联”云云。
更多的是，由于没有登顶的照片（屈银华带了小型电影摄像机，但因登顶时为凌晨4点，月光微弱，胶片无法成像），部分国家一直不相信这次登顶。质疑点包括：
王富洲是地质学研究生，贡布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班禅警卫营战士，屈银华是四川大渡河林区伐木工人，刘连满是哈尔滨电机厂消防员。4名突击冲顶者专业登山训练不足两年。
刘连满尝试4次，屈银华又尝试2次均未通过“第二台阶”。而从屈银华脱掉靴子与鸭绒袜，刘连满蹲下，后者踩在前者肩膀上，到最终屈银华在岩壁上部凿入冰锥……这一系列动作体力消耗太大，在那个环境中完成几乎不可能。
3名登顶者在顶峰留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毛主席半身石膏像、写了字的纸条。但1963年美国登山队在峰顶什么都没发现。
但随着从北坡路线登顶者越来越多，西方登山界逐渐接受了中国登山队1960年登顶纪录。理由是：
虽然登顶者是新手，但他们经受了严格的适应性攀登训练，包括6177米的念青唐古拉山东北峰，7546米的慕士塔格峰。
他们在氧气耗尽情况下最终登顶，在1960年看起来是天方夜谭。但如今无氧登顶全球14座海拔8000米山峰已不罕见。 屈银华脱掉登山靴与袜子攀上“第二台阶”的故事，在美国登山者访问，并亲眼所见他失去10个脚趾后，变得令人信服。
再者，1960年代初中国官方的登山报告非常详细描述了北坡路线的细节。这些细节在他们登顶前不为人所知，如：
1960年中国登山者先登上了一个峰顶，随后发现旁边有个高出几米的峰顶才是最高峰。峰顶的确是这样的起伏地貌。
1975年中国登山队从北坡第二次登上珠峰时，藏族女队长潘多取回了1960年屈银华放在顶峰西北角下方7～8米处的碎石堆中的物件：毛主席半身像及已风化破碎的国旗。
07 1975年，中国再登珠峰
1960年中国登山队从北坡登顶后，“珠穆朗玛峰”这个名字开始为国际社会关注和认同，此前都用Everest埃弗勒斯峰。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珠峰的攀登热情空前高涨，涌现出各种新线路和新的攀登方式：先有美国人开辟更难的西山脊新线路并登顶，后有日本人在珠峰山体上滑雪，并尝试开启位于峭壁上的西南山脊新線路。期间，印度、意大利、法国等国队伍亦数次冲击珠峰。
我国原定于1967年再登珠峰，获得更明确的登顶证据和更丰富的科考资料，后因国内政治局势搁置。到了1975年，国家社会环境重回正轨，中央决定重启再登珠峰的计划。
这出于诸多考虑。首先，我国自1960年宣布登顶珠峰后，外界质疑不断，没有顶峰影像，的确叫人耿耿于怀。其次，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珠峰地区的测绘和科考一直是空白，即便有也不够系统，特别是珠峰高度，当时一直使用的是别国数据，加之1975年初日本宣布将从南坡实现女性首登珠峰，种种因素交织起来，中央决定即刻推进珠峰攀登计划。
1975年初，邓小平于首都体育馆会见中国登山队时指出：“不管南坡、北坡都要白天登上去，一定要有女队员，把电影照片拍下来，还要做好科学考察工作。”
08 女将潘多：从旧社会农奴到世界之巅
1975年5月27日下午2时许，中国登山队副队长潘多与8名男队员一起从东北山脊登上珠穆朗玛峰。潘多成为了中国首位、亦是世界上第一位从北坡登顶珠峰的女性。世界首位女性登顶珠峰者是日本女子田部井淳子，于同年5月16日在南坡登顶。
潘多是一位藏族女性，1939年生于西藏昌都地区一个农奴家庭。8岁时，潘多的父亲去世，母亲将她拉扯大。潘多直言，正是穷苦条件让她的身体和意志得以锤炼：“我13岁的时候每天就得背30到35公斤的货，一背就是10个小时。”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潘多因优异体格入选中国女子登山探险队。1959年她打破了世界女子最高登顶纪录，登顶了新疆的慕士塔格峰（7456米）。
当“让女性队员登顶珠峰”在1975年成为一个任务时，潘多当仁不让顶了上去，并被任命为攀登副队长。这一年她已36岁，是三个孩子的母亲。
尽管坐拥当时全球最大的登山团队——125名登山运动员、74名测绘专家、30名科考队员、通讯与后勤人员70人，以及无数官兵与民工共约千人，然而1975年的攀登并不顺利。因天气等多方面原因，1975年4月中旬至5月初，登山队在顶峰冲击中损失惨重，61名队员锐减至32人。团队核心、经验丰富的邬宗岳也不幸牺牲。登顶形势十分严峻。
与1960年的情况如出一辙，最后的突击小队被临时组建，潘多作为唯一的女性位列其中。1975年5月26日，这个10余人的小组带着用于翻越“第二台阶”的梯子、测量用的觇标等，向顶峰突击。
“那一刻，我下定了决心，一定要登顶。我要向全中国4亿女性同胞们证明，我们女性也是不输于男同志的！”
5月27日下午2时30分，全员9人顺利登顶珠峰。然而潘多还有任务要完成。她按科考组的要求躺下，装上遥感心电测试用的电极衣插销，进行脉搏等基本数据测试。这些动作全是在没有氧气瓶的自然状态下完成。要知道，在珠峰顶这个高度，氧气含量只有海平面的1/3。
温度太低，加上缺氧带来的血液循环不良，潘多浑身不停发抖，大本营无法取得心电图等高山生理资料。据高登义所著《地球之巅识天人——1975年登顶珠峰的前前后后》一书中记载：大本营的科学家从报话机里送去诚恳的声音，希望她能克服困难，坚持几分钟不发抖。潘多听后，硬是咬紧牙关，坚持了4～5分钟。当大本营传来成功采集心电图数据时，潘多又立即发抖起来。
“我们想要弄明白在世界之巅上男女的生理状态是否有所差异，无论结果如何，我成功证明了，女性在登山这块也能和男性一样优秀！”
根据后来的数据来看，潘多在珠峰顶部心电图正常，脉搏每分钟96次，这证明了祖祖辈辈生活在高原的藏族对高海拔的极强适应性，即便在8000米之上也当仁不让。
潘多后来去了南方生活，她的丈夫也是1975年攀登队员之一。2014年3月31日上午7点，潘多在江苏无锡医院去世，享年75岁。
09 来之不易的“8848.13米”
1975年的珠峰攀登，是登山、科考和测绘的结合。特别是测绘，在这次大规模攀登中显得尤为重要。
1975年首测珠峰亲历者张志林说：“当时，珠峰高程数据一直被外国人垄断，我们的版图也使用外国数据，这与我国的大国地位不相符合。精确测定珠峰高程是国家尊严的象征，也是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
不像现在的卫星遥感和自动化设备，老一辈测绘人需要实打实地去到测绘地点，与观测设备共风雨。
1975年3月21日，38名测绘官兵和11名地方测绘工作者，早在登山运动员攀登珠峰前，就从海拔5400米的绒布寺大本营出发，把大地控制网——测绘用观测点的组合——撒向了珠峰北麓的3条大冰川，东、西、中绒布冰川。
张志林后来回忆道：“有两件小事，算是我遇到的困难吧。一是在珠峰外围观测时，我们要去建造一个寻常标，没想到牦牛发疯跑掉了，我和一个同志肩扛着几十斤重的标材，从帐篷走到3公里以外的测量点上造标，一路都是起伏的坡地，累得够呛。二是在珠峰测量的某一天，我们的汽车陷在冰湖中，所有人光脚跳到湖里，用手挖石头和冰块，刺骨的冰水把我们的脚冻得像胡萝卜一样，全部失去了知觉。我们上来暖一暖，再跳下去挖，终于把汽车解救出来了。”
1975年5月27日14点30分，登顶的9名队员按测绘组要求在顶峰竖起了觇标。
“目标出现，注意——交会！”距珠峰顶7～20公里，海拔5600～6300米，10个三角点上10部经纬仪同时瞄向珠峰3米高红色测量觇标。
测绘组共进行了4个不同时段、16个测回，在水准、导线、天文、气象、重力、三角各方面的测量，测得珠峰“雪面高度”（包括峰顶冰雪层）8849.05米。登顶的女队员潘多测得雪层深度为92厘米。
经理论研究、严密计算和反复验证扣除峰顶积雪深度，依据青岛黄海验潮站建立的水准原点，测绘组得出结果：8848.13米。数据一经公布，立即得到世界各国的承认，直到今天，说起珠峰高度，我们总脱口而出：8848。
值得一提的是，2005年，由当年的测绘队员张志林担任队长，对珠峰高度进行了复测，数据为8844.43米，此高度后作为中国官方珠峰高度。
10 老将邬宗岳的牺牲
规模浩大的1975年攀登虽“只有”一人牺牲，但此人却是团队的中流砥柱。后人普遍认为：邬宗岳的死或许本可避免。
邬宗岳是1975年中国登山队的副政委，登顶突击队队长。1959毕业于成都地质学院，1960年中国北坡首登珠峰时，他就到达8500米处采集了岩石标本。1964年站在了14座8000米雪山中最后一座被人类登顶的希夏邦马峰的山顶。1975年这次，邬宗岳被公认为最有希望登顶的老队员。
4月24日，由邬宗岳带领的登顶突击队从珠峰北坡大本营出发，他们从领导手中接过五星红旗和测量用的金属三角觇标，在喧天的锣鼓和鞭炮声中离开了大本营。整个后方人员满怀希望，目送他们远去。
气象组的工作者们却有一些担忧。原来，据气象组于3月所预报的春季珠峰天气趋势：“4月下旬和5月中旬各有一次登顶的好天气。”
1975年4月18日，国家体委突然来电：“据中央气象局预报，今年雨季提前来临，5月7日后没有好天气，全队务必5月7日前登顶！”登山队领导曾将主力队员划归两队，想分别利用这两个时段进行登顶任务。
一收到指示，整个大本营沸腾了。王富洲政委和许竞副队长来到气象组，宣读了体委电令，想听取气象组意见。老预报员李忠表示，今年雨季在6月上旬开始，他不相信电令中的预报。气象组组长刘长秀和徐德林也不同意。据长期观测与预报总结，珠峰雨季均于6月开始，在1881～1970年的90年间，5月上旬从未出现过雨季。尽管相当一部分人不同意中央体委的意见，但上级命令必须执行。
于是两支分队合二为一，由邬宗岳任队长，要求5月7日前必须登顶。不出气象组所料，在4月下旬短暂的好天气后，5月上旬全是大风。在4月27日到5月7日这段日子里，珠峰顶部的旗云往往如万马奔腾，急速地自西向东奔去。“第三女神”珠峰仿佛在提醒中国登山队不要向顶峰前进。
5月4日，突击队一行17人来到8200米高度，邬宗岳为了拍摄照片，离开了与队员们结组的绳子。之后，他感到体力不支，他让副队长大平措率领其余突击队员先行向顶峰进发，自己慢慢跟随。
在8000米高山行军，各攀登者必须结成绳组，否则风险陡增。老队员邬宗岳和副队长大平措并非不知，但为了在5月7日前保证冲顶，他们还是分开了。 当晚，除邬宗岳外的16名队员已到达8600米处，其中还有3名女队员，登顶有望，大本营其他队员正为此兴奋不已。然而，一个揪心的消息传来：邬宗岳队长没有跟上。
据高登义《地球之巅识天人——1975年登顶珠峰的前前后后》书中记载：得知此事后，大本营立刻命令8600米处的队员为邬宗岳照明。电筒没电了，队员们就点着自己的鸭绒背心。直到5月6日天明，仍不見邬宗岳踪影。大平措派人前往8100米寻找，只找到邬宗岳留下的登山包和相机。
眼看离5月7日冲顶只剩两天。一方面，大平措组织队员突击冲顶，另一方面，大本营开始组织各种人力和方法寻找邬队长。5月7日，登山队员最终未能按规定日期登顶世界第一峰。山上队员连续作战，过度疲劳，食品断绝，再加上邬宗岳队长的缺席，5月9日，登山队被迫下撤。
与体委的天气预报所说的相反，在接下来的5月8日至17日，并未下雨，风也小，是难得的窗口期。日本女子登山队正是利用这一时间，在窗口期的末尾，即5月16日，完成了人类女性首登珠峰的壮举。
中国登山队9人于5月27日登顶成功，队员们下撤到8000米时，发现了邬宗岳的遗体。
“我们跟着一群红嘴乌鸦找到了邬政委的遗体，他的面目已经无法辨认，通过服装能辨认出是邬政委，他的脖子上还挂着高度仪。”登顶队员桑珠在时隔40多年后，于《攀登者》的关机仪式上说道。
结语
我们不难发现，与现代攀登运动不同的是，在那个政治意识形态至上的年代，登山不是一项运动，而是被当做国家机器中的一个部件。诚然，其间不乏闪光的人性、深刻的友谊、壮美的叙事，及无畏的牺牲精神，但也存在着集体主义所带来的限制。这不禁让人思考，在当下这个时代登山——尤其是珠峰攀登的真正意义。
事实上，这些变化，宛若一面镜子，也映照了共和国70年来的成长。
编者注：我们在灰尘扑扑之中，翻到了一本1964年出版的《中国登山运动》。半个世纪前的纸张沧桑感与登山照片的精美所形成的强烈反差，让人深感震惊。
此书没有注明每张照片的摄影师，只是在最后一页注明了这30多名登山前辈的名字——新中国早期的高海拔摄影师，这些探索珠峰北坡的登山先驱，他们都是这些照片的摄影师。可惜，其中很多人已经不在了。我们还是决定在摄影师一栏标注这30多名前辈的署名，他们值得被铭记。我们也非常希望明确具体每张照片的摄影师，支付他们及其家属相应的稿费，希望知情者与我们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