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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深度与广度方面深挖日本的大化改新与明治维新成功从外来文化中吸收营养的经验，对中国步上现代化发展道路较为科学地吸取外来文化同时，对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加以传承是非常有益的。因而本文接下来就将以日本大化改新与明治维新这两次重大改革作为突破口，对两次改革深入剖析，希望本文研究内容会对相关学者后期研究及中日文化更好交流有所帮助。
关键词：中日；文化交流；演变
前言：日本古代与近代靠吸纳外来文化实现国富民强目标的改革比较典型的案例当要算大化改新与明治维新了。在大化改新阶段，落后日本曾经多次频繁派遣使节到隋朝与唐朝学习先进的文化，而中日文化交流亦表现出日本向中国积极学习态势来。在明治维新阶段，日本成功向欧美学习先进文化，并走上欧化发展道路。
一、大化改新阶段
（一）中国人天下观与对日影响
历经几千年，我国士人一直心系华夏心中有天下观。日本一位名叫阿部健夫的学者按照儒家理论陈述士人天下观出现以及发展过程，道明士人固有天下观特殊性[1]。就像美国一位名叫华勒斯坦的社会学家所讲：文化并非自主存在，而为人们思想结果。所以中华思想当中天下观并非古籍词汇，而为我国士人从漫长实践过程中的一种行为[2]。在我国士人思想中存在以华夏作为中心国际秩序，也就是将中华文化作为中心或本位主义思想作为核心华夏秩序[3]。该国际秩序就是费正清指出中华世界秩序。而同费正清此观点雷同，日本西鸠定生也提出东亚世界的说法。西鸠指出东亚世界存在佛教、儒教、汉字文化与律令制四部分构成，并以此为前提形成华夷思想作为核心高级文化以及外夷思想所构成低级文化。依田憙家观点足可以与西鸠观点相互佐证，他指出华夷思想主要建立在册封体制基础上形成，同时长时间根植于中国士人意识当中[4]。
有关华夷秩序的说法，我国学者陈秀武与韩东育论述同样值得深入研究。陈秀武指出东亚传统的华夷秩序最大特点为不区分朝贡与被朝贡国间物质收益多少，反而更加注重君臣之间的礼节；宗主国与朝贡国关系在礼仪规范方面可以分出高低，也就是君主和臣子之间的分别[5]。同时韩东育指出华夷秩序为历史上中原王朝作为中心区域关系。时间足超过了两千年，地域包括东亚与东南亚。此秩序通过众多有形及无形规则，顺利并高效将中国文明辐射范围塑造为一个有机经济、文化与政治关系网，同时形成奉行条约体系现代西方人也需承认春秋国际公法以及古代中国国际公法[6]。到了九十年代时，普林斯顿一位社会学研究教授基于天下观念提出儒教资本主义理论，该教授名字叫吉尔伯特罗兹曼。他指出儒教到汉代得到国家正统的地位以后，作为中国封建制体系政治思想中的根基思想，迅速向周围国家扩散，日本与朝鲜受影响尤其严重，尤其在社会伦理与国家政治方面对其它国家影响尤其严重。皇帝拥有至高无上权利律令制作为中国封建王朝政治体制中比较典型的例子，日本、越南、朝鲜等国纷纷仿效，也体现出华夏世界秩序中共同性政治体制的特点[7]。
（二）大化改新
華夏世界秩序中并不仅是我国对外输出先进儒家文明，同时属国也自觉向我国学习先进制度，我国存在与否对其它国家存在决定性作用。六七世纪时东亚的国际环境出现巨变，我国内陆又历经隋唐快速更朝换代。所以，维系华夏世界秩序也就是册封、朝贡体系周围国家，想要确保独立，不断求得国内权力集中统一。而也正是在此背景下，日本历史上发生首次重大变革，即大化改新。在644年唐与高丽步入全面战争阶段，大化改新就在第二年发生了。具体来讲，中大兄皇子与中臣镰足等将苏我蝦夷父子杀死，拥戴孝德天皇构建起新政权[8]。而新政权委派曾留学我国僧旻与高向玄理担当国博士之职，主管改革政治咨询。在七世纪东亚国际主要以隋唐作为中心，受到朝鲜半岛格局影响出现巨变，而大化改新足称得上是对对外敌对僵化关系的规避，侧重国内改革政治行为，正所谓攘外必先安内[9]。日本国又奉行华夏世界秩序，吸纳中国律令体制和强化中央集权成为改革当务之本，而这也为推古朝改至大化改新时期，再至律令制建立，日本古代政治发展途中固定不变动机。
日本首位女天皇推古天皇在即位以后构建起推古朝，事实上也为圣德太子掌管时期。坂本太郎将圣德太子新政内容概括为如下六方面，即编修国史、颁布宪法、授予冠位、与隋通交、征讨新罗、兴隆佛教[10]。而圣德太子虽然只进行了表面上的改革，但是却是让到访隋朝的大臣直接参与大化改新革命。圣德太子掌朝的这一阶段，日本有很多留学生、使节与僧侣前往隋朝，让日隋文化交流变得更为频繁。而此举旨在学习隋朝先进文化，还有促进与隋外交关系的建立。隋王朝虽然只维系了短短29年，但是日本前往隋朝却多达6次[11]。隋朝对律令进行修改时，科举制制定的608年，日本到隋频繁，608到610两年遣隋使超过半数。所以，亦可说派遣遣隋使与制定十七条宪法之间是存在直接关系的，也可以说日本通过政治改革的目的开辟了中日文化大范围交流的先河。而隋唐帝国存在对于日本来讲是先机亦是挑战，让日本备受先进文化刺激。而隋炀帝曾几次三番想要向高丽远征，也都是失败而回的。由于劳民伤财，远赴高丽多次失败是导致隋亡一个主要原因[12]。所以，日本对于中国向学之心伴随隋朝衰败并没有因此减少，唐朝有新律令颁发以后，日本对于唐朝制度表现出了更浓厚的兴趣，进一步大规模向唐朝派遣使节。在长达115年时间中，派遣唐使次数共计四次。所以，很多专家学者共识唐王朝衰落是造成遣唐使节制度变化与派遣终结的主要原因。可以说古代时期中日文化频繁交流给日本社会发展增添了新鲜血液，奠定了基础。对它的影响与成果虽然无法做量化分析，但是该文化交流也给日本发展与进步做出了无法估量的巨大贡献。
二、明治维新阶段
埃德温赖肖尔认为直至19世纪时，伟大中国文明与它重要分支日本与朝鲜文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虽然也曾受东亚文化波及，但是这对三国文明形成并不具有决定性作用。换句话讲，十九世纪之前华夏世界秩序作为核心东亚文明生成阶段，欧美国文化、历史、经济与政治并不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13]。而伴随华夏世界秩序松动，朝鲜、琉球从中国秩序中陆续脱离出来。日本在大化改新以后明治维新近代改革也基本完成。历经鸦片战争失败至中日战争屈辱，中华帝国吸取其中教训进而迈上近代化发展道路。 中日在1896年签署马关条约，清朝派往日本十三位留学生也作为留学日本开端，在此以后留学日本学生数量也在不断增多。佐治亚大学的任达教授对此进行了专门研究，其指出最频繁中日文化交流近代时期当要属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衔接时期，那时教育文化交流是比较流行的。中国留学生的主要目的在于西方文化速成，尤其为学习实用技术[14]。而想要掌握西方文化精髓，在留学日本以后再留学西方，一时之间也成为那时留学生共识问题。而包括撰有《劝学篇》的张之洞在内的很多学者同时认为留学日本有如下好处：路近省路费，可以大量派遣；两国距离近，方便考察；日文和中文有共通之处，容易通晓；洋文繁杂，学习洋文不得要领的，日本人已经根据自己需要进行删减或是修改，而中国与日本同属亚洲，具有相类似的风俗文化，无疑更容易模仿学习，所以达到更加理想的学习效果[15]。日本明治维新促进了其近代化成功，这让我国开明人士有所顿悟，向日本去学习西方技术与文化，走近代化之路也成为这些开明人士的共识。
三、中日文化交流
古代日本向中国使用外交政策接近于一边倒，经派遣使节长时间积极、大规模对中国文化进行吸收。中国基于华夷秩序意识，通过形而上层面把文化间接或直接输送给日本。但是时至近代，可以明显看到中日文化交流态势出现流变，清朝政府大批派遣留学生留学日本，学习先进经验与文化。从历史角度来看，中国后汉时期，日本进入奴隶社会，并建立第一个奴隶制国家——邪马台国（“邪马台”为日语“大和”的音译）。根据《魏志·倭人传》记载，邪马台国“本以男子为王，住七八十年，我国打乱，相攻伐历年，乃共立一女子为王，名曰卑弥呼，事鬼道，能惑众，年已长大无夫婿，有男弟，佐治国”。后汉末年，中国在魏蜀吴三国鼎立之时，卑弥呼多次派使节前往魏国风险“生口”（奴隶）、倭锦等供品。对此，魏明帝下诏书予以嘉勉称“汝所在逾远，乃前世贡献，是汝之忠孝，我甚哀汝”。还封卑弥呼为“亲魏倭王”，赐予金印紫绶。以卑弥呼为起点，中日两国从此开始出现官方往来。这是历史记载中首次出现的官方往来关系，之后，到了隋唐，出现了中国热，日本多次到中国学习。不断吸收和学习中华优秀文化，中国文化风靡日本封建社会上层，渗透到思想、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甚至细节到汉字、茶道、书法等日本都无一例外地学习和借鉴。我国古代优秀的文明深深影响着日本，日本从中继承和发展不少文化文明。而后开始学习欧美先进技术，欧美通过一系列改革，过渡到工业文明，技术和经济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在十九世纪末，日本投入到了向欧美学习发展历程中，从中汲取了先进的技术，并完成了自己本国的改革，经济迅猛发展。
四、结语
文化与历史对当今社会发展具有持续与决定性影响，文化遗产与历史事实也势必会被后世传承与发扬。对中日文化交流历史深入反省，将文化交流逆转流变作为焦点，作为一个重要维度，对正确解读中日两国历史，促进双邦文化交流是有深远历史意义与现实意義的。将历史作为借鉴，作为见证我们发展的一面镜子，让我们对自身有更清醒的认识，让我们做到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九一八事变以后鲁迅也指出虽然周围被排日声浪所充斥，但是中国青年也应当认识到日本是有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地方的。到今天，两国人民日益友好，不断发展的两国经贸关系，文化共同发展，日本在大量学习中国文化之后，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对其民族文化进行了创新和改造，在语言、文学、风俗、文化上形成了与中国相似但又有别于中国的民族文化。这些文化后来也传入了中国。总之，只有自强不息，在学习和借鉴外来文化的基础上，不断继承和发扬本民族的文化，才能创造本民族的辉煌道路。我国应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发展道路，使中国赶上时代，实现中国人民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参考文献】
[1]陈思佳.全球化与中日文化交融的思考与启示[J].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4）：113-118.
[2]王莎莎.日源汉语网络词语的语义演变及认知研究——以“宅”为例[J].湖北科技学院学报，2014（01）：89-90.
[3]赵建民.一幅近世近代中日交流的文化地图——从《日本外史》、《日本教育》中窥探跨文化传释[J].东北亚学刊，2013（01）：10-16.
[4]韦民.论日本与东盟的相互认知及双边关系的演进[J].国际政治研究，2009（01）：24-43.
[5]孙立祥，许宁宁.中日丝绸业的逆转与东海丝路的兴衰[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03）：101-109.
[6]王旭.中韩古代文化交流史特点浅析[J].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6）：12-20.
[7]林羽，王建勤.日本汉语教育兴衰对汉语国际传播的启示[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05）：134-139.
[8]钱澄.文化因素与中日关系和谐构建[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05）：107-111.
[9]金雪梅.试从社交称谓语研究中日两国意识差异[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5）：149-150.
[10]郭新茹，顾江，朱文静.中日韩文化贸易模式的变迁：从互补到竞争[J].经济问题探索，2010（05）：89-94.
[11]孙立祥.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历史轨迹及其启示[J].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0（05）：84-91.
[12]江静.2015年度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J].日语学习与研究，2016（02）：57-66.
[13]雷鸣.基于文化意义的中日同形词研究[J].贵州社会科学，2010（11）：112-116.
[14]祁进玉.东北亚“文化经济共同体”的构想、路径与展望[J].世界民族，2012（03）：73-83.
[15]黄梅红.日本语演变与中日商业贸易相互关系之考探——以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6世纪史实为据[J].外国语言文学，2012（04）：260-266.
关键词：中日；文化交流；演变
前言：日本古代与近代靠吸纳外来文化实现国富民强目标的改革比较典型的案例当要算大化改新与明治维新了。在大化改新阶段，落后日本曾经多次频繁派遣使节到隋朝与唐朝学习先进的文化，而中日文化交流亦表现出日本向中国积极学习态势来。在明治维新阶段，日本成功向欧美学习先进文化，并走上欧化发展道路。
一、大化改新阶段
（一）中国人天下观与对日影响
历经几千年，我国士人一直心系华夏心中有天下观。日本一位名叫阿部健夫的学者按照儒家理论陈述士人天下观出现以及发展过程，道明士人固有天下观特殊性[1]。就像美国一位名叫华勒斯坦的社会学家所讲：文化并非自主存在，而为人们思想结果。所以中华思想当中天下观并非古籍词汇，而为我国士人从漫长实践过程中的一种行为[2]。在我国士人思想中存在以华夏作为中心国际秩序，也就是将中华文化作为中心或本位主义思想作为核心华夏秩序[3]。该国际秩序就是费正清指出中华世界秩序。而同费正清此观点雷同，日本西鸠定生也提出东亚世界的说法。西鸠指出东亚世界存在佛教、儒教、汉字文化与律令制四部分构成，并以此为前提形成华夷思想作为核心高级文化以及外夷思想所构成低级文化。依田憙家观点足可以与西鸠观点相互佐证，他指出华夷思想主要建立在册封体制基础上形成，同时长时间根植于中国士人意识当中[4]。
有关华夷秩序的说法，我国学者陈秀武与韩东育论述同样值得深入研究。陈秀武指出东亚传统的华夷秩序最大特点为不区分朝贡与被朝贡国间物质收益多少，反而更加注重君臣之间的礼节；宗主国与朝贡国关系在礼仪规范方面可以分出高低，也就是君主和臣子之间的分别[5]。同时韩东育指出华夷秩序为历史上中原王朝作为中心区域关系。时间足超过了两千年，地域包括东亚与东南亚。此秩序通过众多有形及无形规则，顺利并高效将中国文明辐射范围塑造为一个有机经济、文化与政治关系网，同时形成奉行条约体系现代西方人也需承认春秋国际公法以及古代中国国际公法[6]。到了九十年代时，普林斯顿一位社会学研究教授基于天下观念提出儒教资本主义理论，该教授名字叫吉尔伯特罗兹曼。他指出儒教到汉代得到国家正统的地位以后，作为中国封建制体系政治思想中的根基思想，迅速向周围国家扩散，日本与朝鲜受影响尤其严重，尤其在社会伦理与国家政治方面对其它国家影响尤其严重。皇帝拥有至高无上权利律令制作为中国封建王朝政治体制中比较典型的例子，日本、越南、朝鲜等国纷纷仿效，也体现出华夏世界秩序中共同性政治体制的特点[7]。
（二）大化改新
華夏世界秩序中并不仅是我国对外输出先进儒家文明，同时属国也自觉向我国学习先进制度，我国存在与否对其它国家存在决定性作用。六七世纪时东亚的国际环境出现巨变，我国内陆又历经隋唐快速更朝换代。所以，维系华夏世界秩序也就是册封、朝贡体系周围国家，想要确保独立，不断求得国内权力集中统一。而也正是在此背景下，日本历史上发生首次重大变革，即大化改新。在644年唐与高丽步入全面战争阶段，大化改新就在第二年发生了。具体来讲，中大兄皇子与中臣镰足等将苏我蝦夷父子杀死，拥戴孝德天皇构建起新政权[8]。而新政权委派曾留学我国僧旻与高向玄理担当国博士之职，主管改革政治咨询。在七世纪东亚国际主要以隋唐作为中心，受到朝鲜半岛格局影响出现巨变，而大化改新足称得上是对对外敌对僵化关系的规避，侧重国内改革政治行为，正所谓攘外必先安内[9]。日本国又奉行华夏世界秩序，吸纳中国律令体制和强化中央集权成为改革当务之本，而这也为推古朝改至大化改新时期，再至律令制建立，日本古代政治发展途中固定不变动机。
日本首位女天皇推古天皇在即位以后构建起推古朝，事实上也为圣德太子掌管时期。坂本太郎将圣德太子新政内容概括为如下六方面，即编修国史、颁布宪法、授予冠位、与隋通交、征讨新罗、兴隆佛教[10]。而圣德太子虽然只进行了表面上的改革，但是却是让到访隋朝的大臣直接参与大化改新革命。圣德太子掌朝的这一阶段，日本有很多留学生、使节与僧侣前往隋朝，让日隋文化交流变得更为频繁。而此举旨在学习隋朝先进文化，还有促进与隋外交关系的建立。隋王朝虽然只维系了短短29年，但是日本前往隋朝却多达6次[11]。隋朝对律令进行修改时，科举制制定的608年，日本到隋频繁，608到610两年遣隋使超过半数。所以，亦可说派遣遣隋使与制定十七条宪法之间是存在直接关系的，也可以说日本通过政治改革的目的开辟了中日文化大范围交流的先河。而隋唐帝国存在对于日本来讲是先机亦是挑战，让日本备受先进文化刺激。而隋炀帝曾几次三番想要向高丽远征，也都是失败而回的。由于劳民伤财，远赴高丽多次失败是导致隋亡一个主要原因[12]。所以，日本对于中国向学之心伴随隋朝衰败并没有因此减少，唐朝有新律令颁发以后，日本对于唐朝制度表现出了更浓厚的兴趣，进一步大规模向唐朝派遣使节。在长达115年时间中，派遣唐使次数共计四次。所以，很多专家学者共识唐王朝衰落是造成遣唐使节制度变化与派遣终结的主要原因。可以说古代时期中日文化频繁交流给日本社会发展增添了新鲜血液，奠定了基础。对它的影响与成果虽然无法做量化分析，但是该文化交流也给日本发展与进步做出了无法估量的巨大贡献。
二、明治维新阶段
埃德温赖肖尔认为直至19世纪时，伟大中国文明与它重要分支日本与朝鲜文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虽然也曾受东亚文化波及，但是这对三国文明形成并不具有决定性作用。换句话讲，十九世纪之前华夏世界秩序作为核心东亚文明生成阶段，欧美国文化、历史、经济与政治并不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13]。而伴随华夏世界秩序松动，朝鲜、琉球从中国秩序中陆续脱离出来。日本在大化改新以后明治维新近代改革也基本完成。历经鸦片战争失败至中日战争屈辱，中华帝国吸取其中教训进而迈上近代化发展道路。 中日在1896年签署马关条约，清朝派往日本十三位留学生也作为留学日本开端，在此以后留学日本学生数量也在不断增多。佐治亚大学的任达教授对此进行了专门研究，其指出最频繁中日文化交流近代时期当要属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衔接时期，那时教育文化交流是比较流行的。中国留学生的主要目的在于西方文化速成，尤其为学习实用技术[14]。而想要掌握西方文化精髓，在留学日本以后再留学西方，一时之间也成为那时留学生共识问题。而包括撰有《劝学篇》的张之洞在内的很多学者同时认为留学日本有如下好处：路近省路费，可以大量派遣；两国距离近，方便考察；日文和中文有共通之处，容易通晓；洋文繁杂，学习洋文不得要领的，日本人已经根据自己需要进行删减或是修改，而中国与日本同属亚洲，具有相类似的风俗文化，无疑更容易模仿学习，所以达到更加理想的学习效果[15]。日本明治维新促进了其近代化成功，这让我国开明人士有所顿悟，向日本去学习西方技术与文化，走近代化之路也成为这些开明人士的共识。
三、中日文化交流
古代日本向中国使用外交政策接近于一边倒，经派遣使节长时间积极、大规模对中国文化进行吸收。中国基于华夷秩序意识，通过形而上层面把文化间接或直接输送给日本。但是时至近代，可以明显看到中日文化交流态势出现流变，清朝政府大批派遣留学生留学日本，学习先进经验与文化。从历史角度来看，中国后汉时期，日本进入奴隶社会，并建立第一个奴隶制国家——邪马台国（“邪马台”为日语“大和”的音译）。根据《魏志·倭人传》记载，邪马台国“本以男子为王，住七八十年，我国打乱，相攻伐历年，乃共立一女子为王，名曰卑弥呼，事鬼道，能惑众，年已长大无夫婿，有男弟，佐治国”。后汉末年，中国在魏蜀吴三国鼎立之时，卑弥呼多次派使节前往魏国风险“生口”（奴隶）、倭锦等供品。对此，魏明帝下诏书予以嘉勉称“汝所在逾远，乃前世贡献，是汝之忠孝，我甚哀汝”。还封卑弥呼为“亲魏倭王”，赐予金印紫绶。以卑弥呼为起点，中日两国从此开始出现官方往来。这是历史记载中首次出现的官方往来关系，之后，到了隋唐，出现了中国热，日本多次到中国学习。不断吸收和学习中华优秀文化，中国文化风靡日本封建社会上层，渗透到思想、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甚至细节到汉字、茶道、书法等日本都无一例外地学习和借鉴。我国古代优秀的文明深深影响着日本，日本从中继承和发展不少文化文明。而后开始学习欧美先进技术，欧美通过一系列改革，过渡到工业文明，技术和经济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在十九世纪末，日本投入到了向欧美学习发展历程中，从中汲取了先进的技术，并完成了自己本国的改革，经济迅猛发展。
四、结语
文化与历史对当今社会发展具有持续与决定性影响，文化遗产与历史事实也势必会被后世传承与发扬。对中日文化交流历史深入反省，将文化交流逆转流变作为焦点，作为一个重要维度，对正确解读中日两国历史，促进双邦文化交流是有深远历史意义与现实意義的。将历史作为借鉴，作为见证我们发展的一面镜子，让我们对自身有更清醒的认识，让我们做到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九一八事变以后鲁迅也指出虽然周围被排日声浪所充斥，但是中国青年也应当认识到日本是有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地方的。到今天，两国人民日益友好，不断发展的两国经贸关系，文化共同发展，日本在大量学习中国文化之后，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对其民族文化进行了创新和改造，在语言、文学、风俗、文化上形成了与中国相似但又有别于中国的民族文化。这些文化后来也传入了中国。总之，只有自强不息，在学习和借鉴外来文化的基础上，不断继承和发扬本民族的文化，才能创造本民族的辉煌道路。我国应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发展道路，使中国赶上时代，实现中国人民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参考文献】
[1]陈思佳.全球化与中日文化交融的思考与启示[J].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4）：113-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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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韦民.论日本与东盟的相互认知及双边关系的演进[J].国际政治研究，2009（01）：24-43.
[5]孙立祥，许宁宁.中日丝绸业的逆转与东海丝路的兴衰[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03）：101-109.
[6]王旭.中韩古代文化交流史特点浅析[J].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6）：12-20.
[7]林羽，王建勤.日本汉语教育兴衰对汉语国际传播的启示[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05）：134-139.
[8]钱澄.文化因素与中日关系和谐构建[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05）：107-111.
[9]金雪梅.试从社交称谓语研究中日两国意识差异[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5）：149-150.
[10]郭新茹，顾江，朱文静.中日韩文化贸易模式的变迁：从互补到竞争[J].经济问题探索，2010（05）：89-94.
[11]孙立祥.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历史轨迹及其启示[J].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0（05）：84-91.
[12]江静.2015年度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J].日语学习与研究，2016（02）：57-66.
[13]雷鸣.基于文化意义的中日同形词研究[J].贵州社会科学，2010（11）：112-116.
[14]祁进玉.东北亚“文化经济共同体”的构想、路径与展望[J].世界民族，2012（03）：73-83.
[15]黄梅红.日本语演变与中日商业贸易相互关系之考探——以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6世纪史实为据[J].外国语言文学，2012（04）：260-2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