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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叙事视角是指叙述者叙述故事的角度、观察点或视点，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新闻的叙事框架。叙事框架是由叙事人选择和掌控的，它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翻版，也代表了一种强烈的价值介入和话语霸权。因此，叙事视角不仅是技巧问题，还是一个建构意义，即意识形态问题。本文主要从叙事视角出发，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的工人典型时传祥、王进喜、李素丽、许振超的分析，来透视话语制作者是如何在既有的知识结构和思想观念之上来选择叙事视角，及其背后的价值观和社会背景变化，并在现实中为典型报道找到一条创新之路。
20世纪50年代到“文化大革命”：“全知视角”一统天下。1959年11月4日在全国群英会召开期间，《人民日报》发表了《光荣的劳动 崇高的荣誉——记掏粪工人时传祥的事迹》，从此作为最底层的一名普通掏粪工人——时传祥走进了千家万户。在叙事视角理论中，按叙事者所知信息是否大于文本人物可分为全知视角和限知视角。在上述话语中，笔者认为记者通篇采取了单一的编辑性全知视角。这种视角的特点在于：
首先，记者知晓时传祥的一切行为、想法。比如在文本第一部分《两个时代》中，记者展示了新闻人物时传祥无人知晓的行为。“旧社会里，他推着沉重的粪车，由六部口到广安门外，无论刮风下雨一天往返四趟……1949年全国解放了，压在他身上的石头掀掉了。时传祥扬眉吐气，心情舒畅。”记者用全知视角交代了新旧两个时代中时传祥的不同遭遇。
其次，记者可以根据需要直接展示人物的思想、知觉和情感，并且不时地站出来发表评论，表达自己的情感。
在这篇报道中，记者作为采访者，随时以全知叙事的视角对事件阐明看法，新旧社会的强烈对比在文中随处可见，其选择的新闻事实也带有明显的倾向性。这种叙事视角适应了当时新中国成立后对道德圣人塑造的需求，但是其客观性却受到质疑，记者对人物心理的越位展示反而会激发受众的逆反心理，达不到理想的传播效果。
与此相似的是《人民日报》1972年刊登的通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铁人王进喜》，记者同样采取了编辑性全知视角。作为“文化大革命”这一动乱时期的新闻话语，此时的人物典型报道不能实事求是，仅根据当时政治宣传的需要取舍写作。典型人物以定型化、完美化、极端化为特征。
因此，笔者认为，对于视客观性为生命的新闻报道而言，通篇采用全知视角往往导致新闻失实和主观倾向性。尤其是对人物内心活动的描写，新中国成立后的几个典型人物中，都有大量记者“合理想象”的带有浓厚主观色彩的新闻话语存在，这虽然契合了当时舆论宣传的导向，在今天看来却违背了新闻客观性规律，因而不具有长久生命力。
20世纪90年代后：“复合视角”隆重登场。《岗位作奉献真情为他人——记北京市21路公共汽车售票员李素丽》是《人民日报》1996年刊发的通讯，笔者认为，这篇新闻话语运用了复合的叙事视角。
首先，记者整体上采用全知视角来交代人物背景和主要事件概貌。比如文中关于李素丽的成长背景、北京21路公共汽车线路、车厢内环境介绍以及李素丽如何熟悉公交站牌等的叙事。由于采取了全知视角从而能够转换灵活，触及时空跨度较大的领域。
其次，在叙事过程中，记者不时转换为当事人视角进行叙事，从而避免了全知视角对人物心理的过度介入。比如，文中引用有的乘客的话，说李素丽是“活地图”等，这些话语在一个个小故事中用当事人之口说出，弥补了全知视角对新闻真实性的剥夺。
此外，文中还采用了目击者视角，记者作为目击者、旁观者进入故事情节，从而使记者的所思所见以及一些细节得以真实的表述。比如文章这样写道：“这是记者亲身经历的一幕：有位白发老大妈拎起菜兜子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妈您不用忙，等车到站我扶您下车。’李素丽走过来，扶白头发大妈重新坐下。”
与此类似，《人民日报》2004年刊登的《新时代的中国工人许振超》一文，也同样采取了复合视角的方法，尤其是各个副标题，各引述许振超的一句话，这样更加亲切。
复合视角的出现与这一阶段媒介竞争趋于激烈、作者的受众意识明显增强有着明显的联系。李素丽和许振超不再是高高在上的道德圣人，而是极具亲和力的普通工人。由于采用复合视角的方式，打破了单一视角叙事所带来的枯燥感，增加了文本的可读性。另外，当事人和目击者视角的介入，也使话语制作者的主观意识被巧妙地隐蔽起来，凸显了话语的真实性。这种优势使得复合视角作为一种与全知视角相抗衡的力量隆重登场，并且日益成为更多话语制作者的主动行为。
工人形象塑造中的新闻话语经历了从单一的全知视角到复合视角的转变，通过对叙事视角的分析，笔者得出两点启示：
首先，这种变化体现了典型报道在追求客观性上的进步，但是我们仍然不能忽视形象产生过程中意识形态的作用。笔者认为，不管话语制作者采取何种视角，背后都有话语制作者“把关”存在。在李素丽形象的产生过程中，尽管有当事人视角，但选择何种当事人视角，则是由话语制作者决定的。因而，通过对新闻话语叙事视角的探寻，我们可以了解如何在文本内尽量将“我”隐蔽起来，根据不同的事实特性，选择调整不同的叙事视角，从而制造出一种显得客观公正的新闻话语，以完成引导舆论的使命。
其次，典型人物报道发展到今天，随着受众意识的不断增强，开始注重用故事事实说话而不是一味说教。笔者认为，在对典型报道创新进行探索的同时，我们不能忽视对叙事视角和叙事方式的努力。在越来越重视“表述”的时代，精心选择叙事视角，讲究叙事技巧，也是增强新闻传播效果和媒介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曾庆香：《中国叙事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托伊恩·A·梵·迪克[荷兰]著，曾庆香译：《作为话语的新闻》，华夏出版社。
3.杨义：《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91页。
4.何纯：《新闻叙事的视角与聚焦分析》，《求索》，2006(2)。
(作者为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新闻学专业2006级硕士研究生)
编校：郑 艳
20世纪50年代到“文化大革命”：“全知视角”一统天下。1959年11月4日在全国群英会召开期间，《人民日报》发表了《光荣的劳动 崇高的荣誉——记掏粪工人时传祥的事迹》，从此作为最底层的一名普通掏粪工人——时传祥走进了千家万户。在叙事视角理论中，按叙事者所知信息是否大于文本人物可分为全知视角和限知视角。在上述话语中，笔者认为记者通篇采取了单一的编辑性全知视角。这种视角的特点在于：
首先，记者知晓时传祥的一切行为、想法。比如在文本第一部分《两个时代》中，记者展示了新闻人物时传祥无人知晓的行为。“旧社会里，他推着沉重的粪车，由六部口到广安门外，无论刮风下雨一天往返四趟……1949年全国解放了，压在他身上的石头掀掉了。时传祥扬眉吐气，心情舒畅。”记者用全知视角交代了新旧两个时代中时传祥的不同遭遇。
其次，记者可以根据需要直接展示人物的思想、知觉和情感，并且不时地站出来发表评论，表达自己的情感。
在这篇报道中，记者作为采访者，随时以全知叙事的视角对事件阐明看法，新旧社会的强烈对比在文中随处可见，其选择的新闻事实也带有明显的倾向性。这种叙事视角适应了当时新中国成立后对道德圣人塑造的需求，但是其客观性却受到质疑，记者对人物心理的越位展示反而会激发受众的逆反心理，达不到理想的传播效果。
与此相似的是《人民日报》1972年刊登的通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铁人王进喜》，记者同样采取了编辑性全知视角。作为“文化大革命”这一动乱时期的新闻话语，此时的人物典型报道不能实事求是，仅根据当时政治宣传的需要取舍写作。典型人物以定型化、完美化、极端化为特征。
因此，笔者认为，对于视客观性为生命的新闻报道而言，通篇采用全知视角往往导致新闻失实和主观倾向性。尤其是对人物内心活动的描写，新中国成立后的几个典型人物中，都有大量记者“合理想象”的带有浓厚主观色彩的新闻话语存在，这虽然契合了当时舆论宣传的导向，在今天看来却违背了新闻客观性规律，因而不具有长久生命力。
20世纪90年代后：“复合视角”隆重登场。《岗位作奉献真情为他人——记北京市21路公共汽车售票员李素丽》是《人民日报》1996年刊发的通讯，笔者认为，这篇新闻话语运用了复合的叙事视角。
首先，记者整体上采用全知视角来交代人物背景和主要事件概貌。比如文中关于李素丽的成长背景、北京21路公共汽车线路、车厢内环境介绍以及李素丽如何熟悉公交站牌等的叙事。由于采取了全知视角从而能够转换灵活，触及时空跨度较大的领域。
其次，在叙事过程中，记者不时转换为当事人视角进行叙事，从而避免了全知视角对人物心理的过度介入。比如，文中引用有的乘客的话，说李素丽是“活地图”等，这些话语在一个个小故事中用当事人之口说出，弥补了全知视角对新闻真实性的剥夺。
此外，文中还采用了目击者视角，记者作为目击者、旁观者进入故事情节，从而使记者的所思所见以及一些细节得以真实的表述。比如文章这样写道：“这是记者亲身经历的一幕：有位白发老大妈拎起菜兜子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妈您不用忙，等车到站我扶您下车。’李素丽走过来，扶白头发大妈重新坐下。”
与此类似，《人民日报》2004年刊登的《新时代的中国工人许振超》一文，也同样采取了复合视角的方法，尤其是各个副标题，各引述许振超的一句话，这样更加亲切。
复合视角的出现与这一阶段媒介竞争趋于激烈、作者的受众意识明显增强有着明显的联系。李素丽和许振超不再是高高在上的道德圣人，而是极具亲和力的普通工人。由于采用复合视角的方式，打破了单一视角叙事所带来的枯燥感，增加了文本的可读性。另外，当事人和目击者视角的介入，也使话语制作者的主观意识被巧妙地隐蔽起来，凸显了话语的真实性。这种优势使得复合视角作为一种与全知视角相抗衡的力量隆重登场，并且日益成为更多话语制作者的主动行为。
工人形象塑造中的新闻话语经历了从单一的全知视角到复合视角的转变，通过对叙事视角的分析，笔者得出两点启示：
首先，这种变化体现了典型报道在追求客观性上的进步，但是我们仍然不能忽视形象产生过程中意识形态的作用。笔者认为，不管话语制作者采取何种视角，背后都有话语制作者“把关”存在。在李素丽形象的产生过程中，尽管有当事人视角，但选择何种当事人视角，则是由话语制作者决定的。因而，通过对新闻话语叙事视角的探寻，我们可以了解如何在文本内尽量将“我”隐蔽起来，根据不同的事实特性，选择调整不同的叙事视角，从而制造出一种显得客观公正的新闻话语，以完成引导舆论的使命。
其次，典型人物报道发展到今天，随着受众意识的不断增强，开始注重用故事事实说话而不是一味说教。笔者认为，在对典型报道创新进行探索的同时，我们不能忽视对叙事视角和叙事方式的努力。在越来越重视“表述”的时代，精心选择叙事视角，讲究叙事技巧，也是增强新闻传播效果和媒介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曾庆香：《中国叙事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托伊恩·A·梵·迪克[荷兰]著，曾庆香译：《作为话语的新闻》，华夏出版社。
3.杨义：《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91页。
4.何纯：《新闻叙事的视角与聚焦分析》，《求索》，2006(2)。
(作者为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新闻学专业2006级硕士研究生)
编校：郑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