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在鲁迅博物馆的一个画展开幕式上见到5年没见的老友、作家红孩。“没变，还是年轻小伙子。”我说。我的理念是：做了父亲的男人脸上一定有成熟的皱纹了。“你也没变，还是老样子。”他说。我知道，他一直的关切是：柴火肯定变了。因为他知道这期间我的头顶翻天覆地。5年前，他采访我的时候我还是住在高级公寓的“阔太太”，一个或天南海北的“探险”或坐在家里的“作家”；而今，我“沦落”成一个“临时工”，靠月薪供养大学的儿子和狱里的老公。生活的强烈反差像一次“蹦极”游戏，发生在顷刻之间。庆幸的是我没有被毁灭，或者说是毁灭后再生啦——生命的再生能力来自我的母亲。来自我也是母亲。
　　红孩问我在做些什么，我于是跟他大谈起话剧《疯娘》：上世纪70年代初南方一个偏僻的山村，年轻漂亮却半疯半傻的“疯娘”， 被急于传宗接代的“奶奶”领进家门与憨厚的“父亲”成亲，生了一个儿子。“疯娘” 虽半疯半傻却不失母性的舔犊之情。“奶奶”嫌疯娘常常惹是生非，又因家境贫困，索性将完成了“接种”任务的疯娘赶出家门。数年之后，“疯娘”几经努力回到了儿子身边，儿子却以母亲的疯傻为耻。为了儿子，疯娘什么都愿意做，什么都敢于做。超越寻常的母爱渐渐打动了冷漠的儿子，可是一切都已太晚，为了摘儿子爱吃的野山桃，疯娘不幸掉下山崖。迟到的“娘”的呼喊令人肝肠寸断，却再也无法唤醒死去的亲娘……去年7月在广东首演，至今已经在全国13个省市演了116场啦！
　　他惊讶也纳闷了：你怎么鼓捣起话剧来了。我笑笑，不知如何作答。我想起5年前他写的报告文学《柴火的罗布泊情结》，那时我俨然像一个探险家。人生在经历过数个急转弯之后，谁又敢确信视线中的美景就是自己的终极呢。
　　我不是专业剧作家，写《疯娘》是一个垂手的机缘。那天大家一起吃晚饭，在座有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的会长李宝库、秘书长张志鑫，有广东话剧院的院长李仁义，有珍奥集团副总裁邵国平，还有我等几人。席间，李会长讲了他从报纸上看到的一个短篇纪实小说《娘，我的疯子娘》，一个疯子娘怎么以她特别的方式呵护着她的儿子，又怎么为了给儿子摘野山桃不慎掉下山崖。因为他在组织全国敬老爱老助老的教育活动，所以对母爱的题材格外留意。他的讲述把在座的我们都感动了，于是大家就商量能不能把这个故事搬上舞台或银幕，李仁义是话剧演员又是话剧院的院长，自然主张排成话剧。邵国平敏锐地捕捉到与企业的结合点，当即表示大力资助。我当时没怎么多想就逞能地表示：我来写剧本！《疯娘》的创意就这么一拍即合啦，那是2004年的9月。
　　后来得知《娘，我的疯子娘》最早是发在网上的一篇纪实散文，点击率很高，催人泪下。我把它down下来寄给狱里老公看，他也是作家，比我有名（名人比普通人更容易遇到违缘）。他对我写剧本比我自己的热情还要高涨。
　　
　　我列举了我能写好《疯娘》的三大理由：
　　
　　第一，我也有娘，虽然我娘不是疯子娘，但她对儿女的爱也是超乎寻常。
　　迫于生计，她做过被人瞧不起也被儿女瞧不起的脏活累活—拉泔水。酷暑，她的脊背一片湿透；寒冬，她摘下的手套如坚硬的冰板。年幼无知的我，靠娘的血汗钱吃饭上学，却嫌弃娘的工作给我丢人。每每在路上碰到她，我都是远远地避开。记得有一次，在寒冷的大风里，她弓着背艰难地蹬车走一段上坡路，我恰好从后面看见，因为身边有同学在，我想跑上去帮她推一把但却没有。后来，母亲的背累驼了；后来，母亲累死了。我对母亲的印象永远定格在了大风中的那一幕，内心的愧疚追悔莫及。我用巴尔扎克的一句话宽慰自己：“母亲的心是一个深渊，在它的最深处你总会得到宽恕。”若干年前我就想写写母亲，但总感觉写不好她。现在，我终于有了一个写写她的机会了。
　　第二，我也是娘，我虽不是疯娘，但对儿子不顾一切的爱，我深有同感。
　　记得他爸出事不久的一天晚上，派出所警察突然打来电话。那段非常时期，我一听警察就条件反射似的紧张。原来是儿子想要一支钢笔，但他知道家里没钱了，忽生一念就从超市“顺”了一支，结果被保安揪住交给了旁边的派出所。到了派出所，我无话可说，眼泪无声地流下来。从那时起，我体会到母亲的分量：多少艰难得自己扛，宁委屈自己别委屈孩子。
　　第三，依我的写作功力，写《疯娘》绝无问题。一动笔，我才意识到我是小看了话剧。
　　
　　我忽略了我不适合写《疯娘》的：
　　
　　第一，写话剧我是门外汉，充其量只在部队写过几个小品。我一开始是把场景设定在北方，因为北方的生活北方人的语言习惯我相对更熟悉，但后来导演从舞台效果考虑，建议改在南方。在本子里我写过一个细节，奶奶提着一篮子鸡蛋要去集市上换盐，疯娘趁奶奶没注意偷了一个想给儿子留着吃，又放进一个土豆“滥竽充数”。这是个挺有趣的细节，也符合疯娘的性格。但是在舞台上，观众分辨不出哪是鸡蛋哪是土豆。第二，以正常人的思维去揣摩疯子的行为举止，是挺难的一门心理学。正如查导的体会：“对于疯娘来说，情感上的处理确实较难，难度就在于我们要遵从疯子的情感逻辑。我曾在成都的精神病院接触过几个女病人，当然她们的病跟母爱没关系。但《疯娘》中的母爱是天生的、本能的、纯净的、不带功利色彩的，是最人性的、不带修饰的一种独特的情感方式。”第三，把小说改成剧本，若是长篇，情节多，好改；千把字的一个短篇，情节少，太难。本子写了三四遍，写了改，改了写。最后上演的本子已经和当初的本子远不是一回事啦。
　　《疯娘》的成功，多亏有一个经验丰富，充满激情的女导演查丽芳和广东话剧院的一批好演员。演员虽不是明星大腕儿，但对艺术精益求精的追求却甚于明星大腕儿。比如疯娘的扮演者李苗，一开始很难进入角色，她性格比较内向，要演好一个情感波动大、喜怒无常的乡下女疯子，很难。加上她没有做母亲的体验，最开始连抱孩子、喂奶这些动作都做不好。为了找疯娘的感觉，她到处观察疯子，模仿疯子。在导演和其他演员的启发下从细节着手，通过一些手段让人觉得她更像一个“疯娘”，她给自己设计了一个经常会无意识地用手卷头发的动作，导演说这个细节符合一个疯子所具有的特征。很快，她贴近了“疯娘”这个人物。后来，甚至整个变了个人似的，从看人直愣愣的眼神，到放声大笑；从走路的神态，到蹲在角落的彷徨，都有点神经兮兮的。
　　因为这个话剧是跟“全国敬老爱老助老主题教育活动”挂钩的，但又绝不能成为一个干巴巴的政治戏，说教戏。为了广泛听取各层次观众的意见，彩排那天，副导演钟扬特意组织了一些平时不进剧场的非话剧观众来看，其中有宾馆酒店服务员、出租车司机、民航车站服务员、售票员、进城打工族等。他们看了演出后，纷纷打电话说深受感动。其中一个从农村进城打工的姓于的小伙子，从农村家里给钟扬打来了电话，激动地说：看完了《疯娘》，我一夜没睡，第二天一早就动身回家看娘去了，剧中的庆生从小到大没有喊过一声娘，当他喊出一声娘时，娘已经再也听不见了，成了终身的遗憾。我第二天回家，一进门先叫了声娘，给娘吓了一跳，当我讲了“疯娘”的故事后，娘也哭了。
　　《疯娘》既不属于热闹的商业剧也不属于黯淡的严肃剧，既然没有明星大腕儿出场，自然也缺少了轰动一时的炒作跟风。然而，正是这场戏默默创下了半年演出上百场的罕见纪录，她的成功凭的不是明星效应，而是以情动人。吉林省委礼堂一位姓张的服务员，散场打扫卫生时看到座位底下满地揩泪的手纸，感慨地说：我在省委礼堂工作近十年，还从来没见过观众这么动情。
　　写作《疯娘》的过程，是我感悟母爱并求得母亲宽恕的过程。我后来听说湖南有一个叫李二荣的贫穷女子，她的三岁的儿子楠楠被她狠心的丈夫偷偷卖掉了，她疯狂地四处寻找，没有下落。于是她报了案。一年半之后在警方的协助下，她终于在汕头的一户人家找到了她日日思念的儿子。楠楠的养父母家境不错，当初是花了近两万元买下楠楠的，自然对楠楠也如同亲生。儿子趴在养父的身上，惊恐地看着他早已不认识了的亲娘。母亲试图夺过自己的儿子，儿子气愤地拨开她的手。养父见李二荣衣着寒酸，便知是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建议将孩子留在汕头将来上学读书，答应李二荣可以随时来探望孩子。但李二荣坚决不同意。她声泪俱下地讲述了生儿子时难产的情形，她说：“我是孩子的亲生母亲，我知道我能给他的爱最多，这一点世上无人可比。”就这样，李二荣将哭死哭活的儿子带回了湖南贫穷的家里。儿子从舒适窝里一下子掉进了穷窟窿，他不理解不明白，因为他还不谙世事。
　　母亲与子女的血缘关系就是这样的有着宿命般的不可替换性，一个人生而是谁的孩子，就永远是她的孩子了。血就是血。所以母爱在很多的程度上是一种天性。从本能上说，人们对子女的感情比之对父母的感情来得更强而有力。每一个是子女同时又是父母的人可能都不难发现（这也许会使我们感到有些惭愧）：自己对父母的关爱一般都要弱于对自己子女的关爱。如果不是这样，如果一个人比关怀自己的子女更关怀自己的父母，那一定是通过了某种努力才达到的结果。所以，我们的先人，无论是儒家佛教，都是更多的强调子女对父母的尽孝。正是通过更强调子女对父母的爱，我们古老的文明使一种主要是本能的爱转变成为一种重心放在道德上的爱。
　　孝道的究竟圆满，或许不是普通人都能做到的。一部话剧所能承载的社会责任更是十分有限，但只要观众能在精湛艺术的欣赏中深省生命中最重要的这份情感，作为编剧也就心满意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