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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文化的第一要素是血缘，而血缘的绝对逻辑是情感，因而中国社会实际上是基于血缘基础上情感社会，情感是传统文化的本性，不论古今，中国人安身立命都离不开情感要素。面对现代性危机，中国人安身立命应回望传统，尊重历史传承，关注情感现实，重塑“真”情“实”意的情感社会，在温情脉脉的情感机制中安身立命。
关键词：情感 文化 合情合理
现代人的安身立命危机与现代人对“情感”的消解和异化有很大关联。用金钱、契约、献媚来取代温情脉脉的情感，是对“文化支撑个人安身立命”这一传统的极大挑战，在本质上是“反传统”的不当存在，应予以重视并全力更正之。中国文化的第一要素是血缘，而血缘的绝对逻辑是情感，因而中国社会实际上是基于血缘基础上情感社会，情感是传统文化的本性，不论古今，中国人安身立命都离不开情感要素。面对现代性危机，中国人安身立命应回望传统，尊重历史传承，关注情感现实，重塑“真”情“实”意的情感社会，在温情脉脉的情感机制中安身立命。
一、情感的文化传统
情感是什么？中国有句俗语：“说不清，理还乱”，人身上唯一不能用逻辑推理去衡量的东西就是情感，情感越理越乱，而能够被“理”清楚的东西则是理性。儒家特别重视情感，《论语·子路》中记载：“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矣。”意思是讲，当家庭中的父子有一方偷了东西，不论是儿子告发父亲，还是父亲告发儿子都是“难为情”的事情，唯有“互隐”才是“直”，也就是说只有“互不揭发”才是可取的，直的本质是“亲亲相隐”。进一步讲，中国文化第一要素是血缘，家庭是温情脉脉的伦理实体，任何家庭成员都是这一伦理实体的建构者，家庭不是单个成员的家庭，而是所有成员的家庭，因而，家庭不是简单的成员组合，而是“情感+血缘”的家庭伦理关系，中国文化称之为“人伦关系”。
那么，什么叫“人伦关系”？在中国文化中，“伦”是一种秩序实体，个人与这个秩序实体的关系以及生发出的各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人伦关系”。现代社会中流行的“人际关系”实际上已不是传统文化中的“人伦关系”，因为它抽掉了个人与秩序实体的本质。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问题，就以现代人离婚率持续走高为例进行阐述。传统婚姻之所以稳固，离婚率低的文化因素是家庭伦理实体的凝聚作用，夫妻双方更多是从彼此的行为与家庭伦理实体的关系考虑，重视情感的维护与对家庭伦理实体的服从。现代婚姻是一个契约时代，强调契约理性，但是契约理性在婚姻中恰恰消解的是“情感维系婚姻”的这一传统，因为契约建立在当事人双方利益基础之上的合约，从一开始就是“任意”组合，诉诸于利益和精于算计，以这种心态去结婚，那么离婚无非是解除契约而已。
中国人的人性结构也十分重视情感。孟子有“人性四端说”，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四心前三都是情感的。恻隐之心是同情心，也就是爱人之心，羞恶之心是荣辱心，也就是道德之心，辞让之心是礼貌心，也就是品性之心。以此建立起来的中国文化，特别重视情感，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家庭成员间的亲情，一种不孤立、不独立的爱，正是这种不独立、不孤立的亲情之爱，支撑着游子与家庭的思念之情，无论在外多苦多累，只要有这份牵挂与亲情就足矣。在中国人的人性结构中四分之三是情感，还有一个近似西方理性的是非之心，在传统文化中没有理性这个概念，近似的是概念是“智”，这个智不是西方文化中的理性或理智，而是一种良能或良知，正如孟子言：“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着，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所以中国人的人性结构是“情感+理性”，以情感为统摄。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中也指出，中国人最大的特点是温顺，温顺不是懦弱或害怕，而是中国人倾向于过温情脉脉的情感生活，重视情感。
二、“情与理”的文化特性
中国文化首先特别重视情感，《孟子》中记载这样的故事：小孩掉进井里，你会不自觉地去营救，这不需要任何理性思考就能做出的决定。孟子首先排除了“非所以内交于孺子父母也”（即小孩的父母）、“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即获得好名声）、“非恶其声而然也”（即害怕听到呼救声）的可能，营救孩子是“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所致。当孟子把所有理性因素都排除了，认为这就是不忍人之心，也就是同情心（恻隐之心使然）。在传统文化中，同情心不是怜悯之心，怜悯之心是强者对弱者的情感，而同情心是一种同情感，一种共同的、共通的情感，人皆有之。
中国人不是没有理性，也不是没有理性思维能力，而是中国从上古时期撬开文明社会时选择了情感道路，拒绝了纯粹理性的发展可能，《诗经》中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就是一种充满情感的爱情诗歌，孔子在回答樊迟问仁时用“仁者爱人”，就是强调情感的因素。在传统“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中，血缘家庭的绝对逻辑是情感，如果用理性来处理，则会造成家庭伦理实体的颠覆，中国文化第一要素血缘也将被消解。清官难断家务事，以情感为特征的家庭关系，奈何一个“理”字能平复。
中国文化虽然特别重视情感，但中国人在谈情感时也有一个“理”，是情与理结合下的“理”。这里的“理”可称之为“情之理”，是情感运作的合理性，也就是情感运作的原理。在中国文化中，情感是一种非理性的东西，其特征是“只知如此，不可究诘”，那么情与感是如何获得合理性的呢？中国文化设计的是：理与情感结合，形成“情理”。中国文化追求情理合一的境界，目的是让情感具有一种合理性的逻辑，即伦理上的合法性，因而中国文化中的“情理”是伦理之理，合情（合乎情感）亦合理（合乎情感的结果也合乎伦理）是最佳结果。
三、情感的文化机制
中国文化如此重视情感，那么情感是如何维系社会的呢？因为情感特征是“只知如此，不可究诘”，因而无法直接拿来，而需要在现实的情感生活历程中培养一种能力：体会。中国文化重视情感，但是情是由感而发，感是情与体结合的中介，感就是体会之意，也可以理解为感通，一种基于共同情感的同情感，正所谓“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这种感通、共通的情感机制在中国文化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化功能和现实意义。中国文化设计中倾向于把情感投射到一种共同、共通的载体上，比如古时候“月亮象征着团圆感”，古人把月亮赋予人性化、情感化特征，进而达到“物心合一”。对于个体而言，情感的文化机制就是由感而情，也即是感情。感情是由情而通，即感通，在感通过程中，中国文化设计出一个重要的途径，即感动，有感而动。比如，在中国文学作品中经常有“感动”故事，关系很好的主人公间有了矛盾，如何化解呢？就是要设计偷听环节，让另一方听到感人的独白后便释然了，因为被感动了。中国人一旦被感动了，情感也就好处理了。
正是因为如此，中国文化围绕感通、共通的情感设计出“以情动人”。末代皇帝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讲述了“新中国时期自我改造中因为看到监狱工作人员吃窝头而把白面馍馍给自己吃”后而被感动的故事，其改造中就很好地运用了“以情动人”。正是中国文化重视“以情动人”，以前的监狱也被称为“感化院”。可以讲，中国人的情理逻辑就是如此，“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不到万不得已才会“绳之以法”。
四、合情合理：安身立命之道
“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情感文化机制是中国社会的重要特征，其中，情感是统摄，情理是辅助，这种特征的社会就是情感社会。情感社会是中国几千年发展沉淀而成的成熟社会，在当下仍然是社会的主体。中国人自古至今始终以合情合理为做事做人的追求，首先要合情，其后才是合理。在中国文化中那些合理而不合情的事往往让人难以接受和理解，比如孔子所谈的“父子互隐”，若是互相告发达到“合理”则会难以在中国文化中“合情”。同样的，在中国文化中合情而不合理的人却往往得到同情和原谅，比如孔子所谈的“父子互隐”，若是互相不告发则是“合情”的。因而在中国文化影响下的情感社会中，中国人安身立命就需要充分领会“合情合理”的文化精髓。
然而在当下，很多中国人不懂得这个道理，在“情感经营”中出现现代性危机，要破解这一现实问题，就要重塑情感本真，尊重情感文化，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有所作为。
一是不用金钱替代情感。不可否认，现代社会的物质财富远远超越了古代任何一个时代，这是社会进步的一面，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现代社会物质财富增长发生在二三十年间的事，经济GDP与社会观念发展出现错位现象。在此背景下，“一夜暴富”式的现实促使部分人迷信物质财富的魔力，认为“有钱能使鬼推磨”，处理事情首先考虑金钱因素，对待情感也是如此。情感是有感而发的情，是相互间的真情实意，而不是强势一方对弱势一方的压倒性吸引，用金钱处理下的情感往往促使情感成为“单向度”的行为，这就是情感异化。当前社会流行已久的嘻哈语“穷的就剩下钱”是这一社会现象的真实写照。要化解情感异化，就是要回归情感本真，弱化金钱在情感中作用，切勿用金钱替代情感。金钱替代情感是对情感文化中合情合理的一种伦理中伤，金钱情感是不合乎伦理的。
二是情感投入要有实际行动。情感是温情脉脉的人伦关系，是人与人之间关系，这一关系的维护离不开陪护和交流。当前社会最为缺乏的是陪护与交流，在社会大迁徙背景下，传统家庭成员因求学谋生而身居各地，家庭成员间的陪护与交流被距离所阻隔，很难形成有效的情感投入效果。央视公益广告中呼吁“陪伴的重要性”，就是提醒广大奔走在外的中青年，你的父母和你的儿女最缺乏的是温情脉脉的陪伴，红遍大江南北的歌曲《常回家看看》就是这种心声的呐喊。现代社会呼吁大家不要只注重物质养老，更要注意精神养老，常回家陪伴家人，常给家里打个电话，把情感诉诸于实际行动，才会建构起中国文化根深蒂固的温情脉脉的情感生活世界，才会在情感中安身立命。
三是真情社会不欢迎虚情假意。中国文化是伦理性文化，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情感是一种体会、体验活动，是最容不下虚情假意的文化。虚情假意实际是一种“伪善”，是通过“情感手段”来获取虚假的安身立命“面子”，是情感社会的最大危害。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虚情假意往往被“人情腐败”和“面子工程”所利用，实际上是借情感文化行伪善之实，目的指向私利。可以讲，虚情假意于情感相悖，于伦理不符，是既不合情也不合理。鉴于虚情假意的真实目的，当代社会在重塑情感社会的同时应积极引入法理，运用“法治”手段对“人情腐败”和“面子工程”予以坚决打击，为真情实意的情感社会保驾护航。
对于现代人而言，化解安身立命危机就应回归情感本真，在亲情、友情和爱情中找回温情脉脉的情感港湾。
参考文献
[1]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 冯必扬. 人情社会与契约社会——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视角[J].社会科学，2011（9）.
[3]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4] 樊浩.中国伦理精神的历史建构[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
[5] 辜鸿铭.中国人精神[M].海南出版社，1996.
[6] 刘凤泉，李福兴，译注.孟子[M].山东：山东友谊出版社，2001.
关键词：情感 文化 合情合理
现代人的安身立命危机与现代人对“情感”的消解和异化有很大关联。用金钱、契约、献媚来取代温情脉脉的情感，是对“文化支撑个人安身立命”这一传统的极大挑战，在本质上是“反传统”的不当存在，应予以重视并全力更正之。中国文化的第一要素是血缘，而血缘的绝对逻辑是情感，因而中国社会实际上是基于血缘基础上情感社会，情感是传统文化的本性，不论古今，中国人安身立命都离不开情感要素。面对现代性危机，中国人安身立命应回望传统，尊重历史传承，关注情感现实，重塑“真”情“实”意的情感社会，在温情脉脉的情感机制中安身立命。
一、情感的文化传统
情感是什么？中国有句俗语：“说不清，理还乱”，人身上唯一不能用逻辑推理去衡量的东西就是情感，情感越理越乱，而能够被“理”清楚的东西则是理性。儒家特别重视情感，《论语·子路》中记载：“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矣。”意思是讲，当家庭中的父子有一方偷了东西，不论是儿子告发父亲，还是父亲告发儿子都是“难为情”的事情，唯有“互隐”才是“直”，也就是说只有“互不揭发”才是可取的，直的本质是“亲亲相隐”。进一步讲，中国文化第一要素是血缘，家庭是温情脉脉的伦理实体，任何家庭成员都是这一伦理实体的建构者，家庭不是单个成员的家庭，而是所有成员的家庭，因而，家庭不是简单的成员组合，而是“情感+血缘”的家庭伦理关系，中国文化称之为“人伦关系”。
那么，什么叫“人伦关系”？在中国文化中，“伦”是一种秩序实体，个人与这个秩序实体的关系以及生发出的各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人伦关系”。现代社会中流行的“人际关系”实际上已不是传统文化中的“人伦关系”，因为它抽掉了个人与秩序实体的本质。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问题，就以现代人离婚率持续走高为例进行阐述。传统婚姻之所以稳固，离婚率低的文化因素是家庭伦理实体的凝聚作用，夫妻双方更多是从彼此的行为与家庭伦理实体的关系考虑，重视情感的维护与对家庭伦理实体的服从。现代婚姻是一个契约时代，强调契约理性，但是契约理性在婚姻中恰恰消解的是“情感维系婚姻”的这一传统，因为契约建立在当事人双方利益基础之上的合约，从一开始就是“任意”组合，诉诸于利益和精于算计，以这种心态去结婚，那么离婚无非是解除契约而已。
中国人的人性结构也十分重视情感。孟子有“人性四端说”，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四心前三都是情感的。恻隐之心是同情心，也就是爱人之心，羞恶之心是荣辱心，也就是道德之心，辞让之心是礼貌心，也就是品性之心。以此建立起来的中国文化，特别重视情感，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家庭成员间的亲情，一种不孤立、不独立的爱，正是这种不独立、不孤立的亲情之爱，支撑着游子与家庭的思念之情，无论在外多苦多累，只要有这份牵挂与亲情就足矣。在中国人的人性结构中四分之三是情感，还有一个近似西方理性的是非之心，在传统文化中没有理性这个概念，近似的是概念是“智”，这个智不是西方文化中的理性或理智，而是一种良能或良知，正如孟子言：“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着，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所以中国人的人性结构是“情感+理性”，以情感为统摄。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中也指出，中国人最大的特点是温顺，温顺不是懦弱或害怕，而是中国人倾向于过温情脉脉的情感生活，重视情感。
二、“情与理”的文化特性
中国文化首先特别重视情感，《孟子》中记载这样的故事：小孩掉进井里，你会不自觉地去营救，这不需要任何理性思考就能做出的决定。孟子首先排除了“非所以内交于孺子父母也”（即小孩的父母）、“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即获得好名声）、“非恶其声而然也”（即害怕听到呼救声）的可能，营救孩子是“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所致。当孟子把所有理性因素都排除了，认为这就是不忍人之心，也就是同情心（恻隐之心使然）。在传统文化中，同情心不是怜悯之心，怜悯之心是强者对弱者的情感，而同情心是一种同情感，一种共同的、共通的情感，人皆有之。
中国人不是没有理性，也不是没有理性思维能力，而是中国从上古时期撬开文明社会时选择了情感道路，拒绝了纯粹理性的发展可能，《诗经》中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就是一种充满情感的爱情诗歌，孔子在回答樊迟问仁时用“仁者爱人”，就是强调情感的因素。在传统“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中，血缘家庭的绝对逻辑是情感，如果用理性来处理，则会造成家庭伦理实体的颠覆，中国文化第一要素血缘也将被消解。清官难断家务事，以情感为特征的家庭关系，奈何一个“理”字能平复。
中国文化虽然特别重视情感，但中国人在谈情感时也有一个“理”，是情与理结合下的“理”。这里的“理”可称之为“情之理”，是情感运作的合理性，也就是情感运作的原理。在中国文化中，情感是一种非理性的东西，其特征是“只知如此，不可究诘”，那么情与感是如何获得合理性的呢？中国文化设计的是：理与情感结合，形成“情理”。中国文化追求情理合一的境界，目的是让情感具有一种合理性的逻辑，即伦理上的合法性，因而中国文化中的“情理”是伦理之理，合情（合乎情感）亦合理（合乎情感的结果也合乎伦理）是最佳结果。
三、情感的文化机制
中国文化如此重视情感，那么情感是如何维系社会的呢？因为情感特征是“只知如此，不可究诘”，因而无法直接拿来，而需要在现实的情感生活历程中培养一种能力：体会。中国文化重视情感，但是情是由感而发，感是情与体结合的中介，感就是体会之意，也可以理解为感通，一种基于共同情感的同情感，正所谓“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这种感通、共通的情感机制在中国文化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化功能和现实意义。中国文化设计中倾向于把情感投射到一种共同、共通的载体上，比如古时候“月亮象征着团圆感”，古人把月亮赋予人性化、情感化特征，进而达到“物心合一”。对于个体而言，情感的文化机制就是由感而情，也即是感情。感情是由情而通，即感通，在感通过程中，中国文化设计出一个重要的途径，即感动，有感而动。比如，在中国文学作品中经常有“感动”故事，关系很好的主人公间有了矛盾，如何化解呢？就是要设计偷听环节，让另一方听到感人的独白后便释然了，因为被感动了。中国人一旦被感动了，情感也就好处理了。
正是因为如此，中国文化围绕感通、共通的情感设计出“以情动人”。末代皇帝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讲述了“新中国时期自我改造中因为看到监狱工作人员吃窝头而把白面馍馍给自己吃”后而被感动的故事，其改造中就很好地运用了“以情动人”。正是中国文化重视“以情动人”，以前的监狱也被称为“感化院”。可以讲，中国人的情理逻辑就是如此，“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不到万不得已才会“绳之以法”。
四、合情合理：安身立命之道
“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情感文化机制是中国社会的重要特征，其中，情感是统摄，情理是辅助，这种特征的社会就是情感社会。情感社会是中国几千年发展沉淀而成的成熟社会，在当下仍然是社会的主体。中国人自古至今始终以合情合理为做事做人的追求，首先要合情，其后才是合理。在中国文化中那些合理而不合情的事往往让人难以接受和理解，比如孔子所谈的“父子互隐”，若是互相告发达到“合理”则会难以在中国文化中“合情”。同样的，在中国文化中合情而不合理的人却往往得到同情和原谅，比如孔子所谈的“父子互隐”，若是互相不告发则是“合情”的。因而在中国文化影响下的情感社会中，中国人安身立命就需要充分领会“合情合理”的文化精髓。
然而在当下，很多中国人不懂得这个道理，在“情感经营”中出现现代性危机，要破解这一现实问题，就要重塑情感本真，尊重情感文化，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有所作为。
一是不用金钱替代情感。不可否认，现代社会的物质财富远远超越了古代任何一个时代，这是社会进步的一面，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现代社会物质财富增长发生在二三十年间的事，经济GDP与社会观念发展出现错位现象。在此背景下，“一夜暴富”式的现实促使部分人迷信物质财富的魔力，认为“有钱能使鬼推磨”，处理事情首先考虑金钱因素，对待情感也是如此。情感是有感而发的情，是相互间的真情实意，而不是强势一方对弱势一方的压倒性吸引，用金钱处理下的情感往往促使情感成为“单向度”的行为，这就是情感异化。当前社会流行已久的嘻哈语“穷的就剩下钱”是这一社会现象的真实写照。要化解情感异化，就是要回归情感本真，弱化金钱在情感中作用，切勿用金钱替代情感。金钱替代情感是对情感文化中合情合理的一种伦理中伤，金钱情感是不合乎伦理的。
二是情感投入要有实际行动。情感是温情脉脉的人伦关系，是人与人之间关系，这一关系的维护离不开陪护和交流。当前社会最为缺乏的是陪护与交流，在社会大迁徙背景下，传统家庭成员因求学谋生而身居各地，家庭成员间的陪护与交流被距离所阻隔，很难形成有效的情感投入效果。央视公益广告中呼吁“陪伴的重要性”，就是提醒广大奔走在外的中青年，你的父母和你的儿女最缺乏的是温情脉脉的陪伴，红遍大江南北的歌曲《常回家看看》就是这种心声的呐喊。现代社会呼吁大家不要只注重物质养老，更要注意精神养老，常回家陪伴家人，常给家里打个电话，把情感诉诸于实际行动，才会建构起中国文化根深蒂固的温情脉脉的情感生活世界，才会在情感中安身立命。
三是真情社会不欢迎虚情假意。中国文化是伦理性文化，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情感是一种体会、体验活动，是最容不下虚情假意的文化。虚情假意实际是一种“伪善”，是通过“情感手段”来获取虚假的安身立命“面子”，是情感社会的最大危害。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虚情假意往往被“人情腐败”和“面子工程”所利用，实际上是借情感文化行伪善之实，目的指向私利。可以讲，虚情假意于情感相悖，于伦理不符，是既不合情也不合理。鉴于虚情假意的真实目的，当代社会在重塑情感社会的同时应积极引入法理，运用“法治”手段对“人情腐败”和“面子工程”予以坚决打击，为真情实意的情感社会保驾护航。
对于现代人而言，化解安身立命危机就应回归情感本真，在亲情、友情和爱情中找回温情脉脉的情感港湾。
参考文献
[1]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 冯必扬. 人情社会与契约社会——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视角[J].社会科学，2011（9）.
[3]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4] 樊浩.中国伦理精神的历史建构[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
[5] 辜鸿铭.中国人精神[M].海南出版社，1996.
[6] 刘凤泉，李福兴，译注.孟子[M].山东：山东友谊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