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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说他是陕西戏曲研究院的活字典
任老今年整整九十岁了，却精神矍铄，健谈，健行，且爽朗诙谐，精力旺盛，令人不禁要欢喜赞叹。
几个小时的交谈中，任老言语生动，思路清晰，临了赠送我们他的两部著作《零砖散瓦》和《五十年足迹——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大事记》，然后兴致很高地提议要带我们去参观秦腔戏曲露天博物馆，说时，一种如数家珍的自豪感在老人脸上由然而生。
整个采访中，任老的大女儿任雅文一直陪伴在侧，对父亲爱敬呵护，倒是任老时而会表现出孩子一般的纯真与恃宠。出门时，他戴上自己的红色遮阳帽，龙头拐杖斜握着提在手里，说：“这个，也是这两年才用的，但大多时候是摆设，用不上。”看着任老如此乐观健朗的状态，你很难想象他曾经历过艰苦的年代，也经受过文革期间被戴了三顶高帽子批斗下放的凌辱与磨难。
走在戏曲研究院的院子里，有人看见任老过来，远远地就笑呵呵的打招呼：
“您老身子骨还硬朗？”
“没麻瘩！”
说任老是陕西省戏曲研究院这所秦腔艺术最高学府的活字典，不仅因为他从民众剧团草创之初直至今天，一路追随创始人柯忠平、马健翎两位人民艺术家前辈，见证和亲历了这所学府七十余年间的每一步艰辛与成长；还因为他积二十余年心血，在82岁高龄时，完成了马健翎院长的生前嘱托，为这座剧院的创立及早期发展记史立传，将一部厚重而弥足珍贵的西部民族戏曲历史文献《五十年足迹——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大事记》撰写完成，付梓面世；更因为他对这座剧院倾注一生、深入整个生命的至高无上而又谦卑无己的爱，以至院子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石在他眼里也无不有着与人一样的情感与思想。
站在马健翎院长的雕像前，他一面用手抚摸着雕像基座，绕行四周，指着上面的铭文，向我们讲述当时雕像落成时，动用大吊车，全院人和各界名流都来观礼的情景，之后，默然久久伫立时，他的思绪当是抚今追昔，行之遥远……
你从哪达来？
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创立于1938年7月，由时任教于延安师范的马健翎先生组建的以创演抗日现代剧为主的学生剧团，和延安市民自由组织的秦腔剧团合并而成。诗人柯仲平任团长，刘克礼任副团长，马健翎任剧务主任，兼骨干编剧和导演。
1939年，柯仲平为民众剧团写的团歌里唱到：“你从哪达来？从老百姓中来。你又要往哪达去？到老百姓中去。……”这歌词也同样应在第二年加入剧团的任国保身上。
1940年初，民众剧团一路边演出，边往南行进，4月份到达任国保的家乡淳化县。这里属于统战区，驻有国、共及地方保安三方军队，摩擦与冲突时有发生。
剧团在淳化县城的第一场演出，现场气氛就十分紧张，以至演出结束后，剧团被我方部队连夜护送转移。之后在安社村、关庄、寺坡等村镇巡回演出，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并不断有青年男女来加入剧团。
5月，剧团在马庄（时赤水县政府所在地）及其周边村镇演出时，正在一所完全小学读书的15岁的任国保和一名教师、十多位同学一起加入了剧团。
此后跟随剧团，走遍陕甘宁边区，村村寨寨，前线后方，风雨无阻地演出，鼓舞军民的抗战热情。用任老的话说，从进民众剧团到离休以后，七十余年间，当过演员、写过剧本、当过导演和领导，抗日战争年代烧过木炭开过荒，解放战争年代扛过枪……。
延安时期的拉洋片
1940年冬天，任国保跟随民众剧团一路边演出，边往北转移，来到延安，住在大砭沟“剧团山”的窑洞里。
1998年6月，已是七十余岁高龄的任老曾撰写碑文，并吁请发起在这里为民众剧团延安时期旧址树立了纪念碑。他在当时接受延安电视台采访时说，“（我对这里）有感情，这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感情，而是很深很浓的感情。你想我是一个连完小都没有念完的农村孩子，参加了民众剧团，来到延安，住在大砭沟，提高了文化、懂得了革命，懂得了马列主义、懂得了艺术、学会了演戏，奠定了革命的人生观。你说这种感情的深度和重量该怎样计算呢？”
那时为着战时需要，演出形式灵活多样，博采众长，多有创新，形成了深受群众喜闻乐见的演出风格。“拉新洋片”就是延安时期最具特色、最受欢迎的一种演出形式。
拉洋片原本是边区文化协会美术工作室张明坦、石鲁、李梓盛等先生，根据当时流行在陕北农村的“西洋镜”改造成的一种新的美术宣传形式，只是从镜像中看活动图画的，后来和戏曲表演结合起来成为一种新的灵活方便的演出形式。两个人就可以承担一台演出活动，一个人负责带乐说唱表演，一个人负责配合整理换片。活动画片虽有大概情节和场景，但演唱者没有固定曲调，右手持棒指点画片，左手操作三种打击乐器，演唱根据个人才能即兴发挥，陕北说书、信天游、民间小调、话剧、秦腔等自由转换。
任国保被分配到拉洋片组的时候，不懂美术，文化程度又低，但正是在这里，他得到了很好的学习机会。这里荟萃着边区文化协会的许多文化名流，都很热心教他，他自己又勤奋好学，很快有了突飞猛进的提升。由最开始的背台词，照本说唱，到自己尝试着编故事，写剧本，还学会了打纸背、裱画片。他写的剧本《地主佃户两重天》里的唱词“脸对地，背朝天，身上晒成了红石板”就曾得到过柳青的赞扬，说他会观察生活，用“红石板”形容被太阳考晒的劳动者的裸背很生动。之后，他常请柳青老师帮他改日记。还有许多别的文化界前辈也都给了他热情的指导与帮助，比如欧阳石教他学习阅读文学作品；草明教他文化课；邵子楠经常给他讲故事，以至他的入党和提前转正都是他们帮助的结果。
而且，他也渐渐地对拉洋片的创演熟悉、热爱和着迷起来，从一开始的手忙脚乱到后来自创自演了《两头空》、《怎样养娃娃》、《积肥》、《好庄稼》、《为啥穷》、《蒋干脑想当儿皇帝》、《解放军大战兴武营》、《宋阎王》、《民兵英雄高彦喜》、《枪决投敌罪魁》、《青化砭大战》《羊马河大战》、《盘龙战役》等十多套演唱本，八十余万字。 讲述时，任老就即兴用陕北方言说唱了起来：“哎，我们那个时候哦，拉过洋片，老百姓哦，可爱看啦……”
任老最难忘的一次拉洋片演唱，是1947年3月8日，在“保卫边区、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万人誓师大会上，会上有中央各位首长，他演了自编自创的拉洋片《兴武营打仗》（兴武营在宁夏）。没想到演完以后，彭老总会上到台上跟他说话，问他：“看见过打仗吗？去过兴武营吗？”
任老说，那是他第一次见到彭副总司令，很激动，赶紧说，“去过兴武营，没见过打仗。”彭总笑着说，“这套洋片不错，以后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打仗，对你写拉洋片有好处……”从此他就认识了彭总。他说，“你想，我那时只是个小毛猴猴娃，和彭德怀的交情都那么大，后来我们民众剧团集体加入了解放军，在整个解放战争中，一直跟随第一野战军总部，也就是说直接成了彭德怀的部下。”
任老说的是同年4月，国民党大举进攻延安的时候，民众剧团正式集体参军，后更名为“野政宣传队”，归入彭总指挥的西北野战军，随军转战，战地演出。
“可恨”可爱的“老财主”“蒋介石”
1947年12月，西北野战军经过多半年的激烈战斗，进入米脂境内进行冬季休整。这期间，剧团为当地群众演出了马健翎团长创作的现代秦腔剧《血泪仇》和《穷人恨》，任国保在《血泪仇》里扮演农民老冯，在《穷人恨》里扮演反派角色，外号“烂肝花”的老财主胡万富。为了演好这个大恶霸，担任编剧、导演的马健翎团长给他讲了好几个财主故事，结果，因为他演得既逼真又可恨，每一场演出临到高潮和结束时，都要担很大的风险。群众一边喊口号，一边投掷各种东西来打砸这个“地主恶霸”，替老刘一家报仇。
任老说，“那个时候人看戏，一下就深入到戏里面了，那激动的来了，特别是演反派劫色，真有生命危险哩。我有一次被观众打得在前台里怕不起来。别的反派演员也都有类似经历，你比如陈赓看了《白毛女》，一定要叫把黄世仁拉出去枪毙了，人家给解释说那是演戏嘛，陈将军说，那不行，这么坏的人，怎么能把他留下。演出剧团没办法，就在戏里加上了枪毙黄世仁的情节。他才说，这就对了，这才解恨。
“那时的反派演员，确实有生命危险。我曾经演过一个叫老四的反派角色，当时，有战士就往舞台上开枪哩。所以说，在那个时候演戏，尤其是演反派角色，你想那枪朝着舞台上打哩，你说不害怕那是假的，心跳的嗵嗵嗵，但是戏还得演。”
后来，几场《穷人恨》演出之后，任国保的“老财主”外号就尽人皆知了，就连中央首长见了，都叫他“老财主”。以至到了1956年，时任陕西戏曲研究院三团团长兼导演的任国宝，在人民大厦一场接待演出中，演完《梁秋燕》后，不期然在后台见到来看望演员的彭总时，彭总看到因为正和别人换鞋，一只脚穿红鞋，一只脚穿黑鞋，一脸窘相的他时，还问他，“哎，‘老财主’，你这搞么子鬼把戏？”引得大家哄堂大笑。他那时，已经不在部队，也不穿军装了，但几乎是下意识地一下站直身体，恭恭敬敬地敬了个军礼。彭总又很亲切地跟陪同人员说，“莫看他现在乱弹琴，他的‘老财主’演得很好哩，听说为此还挨过战士的揍哩，是吗？”彭总还当场对《梁秋燕》给予了高度评价。
任老说他因为演反派角色挨打，还有“蒋介石”。那是1949年10月1日，剧团在兰州演了两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街头剧，他演蒋介石。
任老说，“当时，部队进到兰州就接到命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赶十月一号要宣布成立，你们一定要搞出一个节目来。当时全团，甚至连厨房的伙夫都参加到这件事中。我演的蒋介石。当时没有蒋介石的行头，我带上解放军的介绍信到郑家花园去，把一套国民党将军衣服借的来，作为蒋介石的行头。这化妆怎么办呢？我又没有见过蒋介石，这就寻呀寻呀寻，一个人说，他有一个同学，在兰州一个学校教书哩，他本子上有蒋介石的相片哩。我这回费了很大劲，把那个教员找到，一问这事，把人家吓了一跳。你想，刚解放，这又来了一个军人，问他本子上是不是有一张蒋介石的像，他就很害怕了，当时变脸失色的，赶忙说没有。我说我不是来为难你的，我是为演戏的，我要演蒋介石，你把你的本子借给我，叫我化妆成个蒋介石，我以军人的身份保证用完归还给你。这才给了。后来在广场演出的时候，那个小伙一直跟着我，演到剧场他也一直跟着，和我后来成了好朋友。
“就在演那个蒋介石的时候，街上群众就一下子都围上来，要打蒋介石哩。当时在戏里演解放军和各界人士的演员都包围过来，要不然那次就不得了，说个不好听话当时就把你打散伙了。
“所以做演员，有他高兴的时候，也有他担惊受怕的时候。
“简单地说，我在戏剧这个行当里就这么干了几十年，年轻人也演过，老头子也演了，好人也演了，坏人也演了，坏人从蒋介石到国民党的军官、县长、镇长等等都演过。这个剧照演的是《大家喜欢》，合作演员是黄俊耀，我们原来的院长，已经去世了，后来他做编剧，我做导演，《梁秋燕》剧本就是他写的。这个剧照是1957年拍的，当时我们为全省离退休干部进行过一次汇演。这是我最后一场演出，从那以后，就再没有演戏了。”
看了《梁秋燕》，三天不吃饭
《梁秋燕》是整个西北地区老百姓都非常熟悉的眉户现代剧。直至今天，人们还在说当时流传很广的一句话，“看了《梁秋燕》，三天不吃饭；看了《梁秋燕》，敢于反封建；看了《梁秋燕》；婚姻不包办。”
《梁秋燕》初排是从1953年6月3日开始的。当时的西北戏曲研究院刚刚成立一年时间，任老那时也刚从部队文工团调进来三个月。主演梁秋燕的著名眉户表演艺术家李瑞芳老师当时也是刚从部队调来不久。各方面都是条件简陋青黄不接的时候。
在此之前，任国宝曾被选送为中央戏剧学院第一批学员（1951-1952），专修戏曲导演，《梁秋燕》是他毕业后执导的第一部戏。编剧是著名戏剧家黄俊耀先生。
尽管当时工作条件非常艰苦，但所有创编演职人员却都是激情饱满，边学习，便排练，边下乡体验生活。几经反复尝试和排练，到11月就正式搬上了舞台。演出后，一下就轰动了，有些观众都能跟着连看十来场。任老讲，当时有一个青年观众，每场都来看，每次都坐同一个座位，有一次看完戏，出去到饭馆吃面哩，开口就叫，“老板，来碗梁秋燕。”把在场的人都逗笑了。后来这个戏好多年都在演，一家两三代人都看过这部戏，里面像“那一天，那呀那一天，相亲相爱多呀多喜欢……”“阳春儿天，秋燕去田间……”等唱段，到今天仍为大家喜欢和传唱。 《梁秋燕》以后，任老又和黄俊耀先生合作排演了眉户剧《粮食》。《粮食》后来在1956年6月，陕西省举行的全省第一届戏剧会演时，获得了演出二等奖和导演二等奖。
任老说：获奖以后我就想一个问题：导演应该怎么打破剧本局限，拓展更大的创作空间。记得我在上中央戏剧学院的时候，老师给我们讲，做导演，不要求你写剧本，但你要成为一个能够驾驭剧本的人。从那我就下了一个决心，今后排戏，我自己处理剧本，不管是自己写的，还是用外地其他剧种的剧本，要自己移植，自己改编。
“从那以后，我排的戏，基本上都是我自己编剧，或者和剧作者合作。你像《金琬钗》、《月亮潭》、《燕子河》。特别是我在南京看戏的时候，看了一个《恩仇记》，当时就有些激动。
当时单位派我到江苏扬剧团出差，一去，我就说，请你给我个剧本，我可以在这儿给你夸海口，把你这个南方剧本我要搬到我北方的舞台上，而且演的效果要比你的好。
“这回来以后，把手头工作一安排，请了十天病假，改剧本。把剧本改好以后，找到当时任二团团长的李正敏，说，老伙计，这个剧本你拿去看一下。看完以后，他来说，哎呀，老任，这个戏太好了。你现在是这，我给你做副导演。作为李正敏主动要给我做副导演，这都是不可思议的。后来，就由二团来排这个戏。
“特别是在这个选择演员上，邓炳如是个花花公子，按一般的常识来说，这个人物应该是用丑角演员的，但是我没有。我把他打扮成一个很漂亮的生角，但是模样长得很漂亮，做的事情太坏。后来，这个演员把戏演到什么程度哩？演的也就是观众要打他哩。戏完了以后，观众不走，喊着要把邓炳如拉出来捶给一顿，世上还有这么坏的人。
“这个戏到现在，院里还在排演哩。这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哩，这个导演，你不懂得创作，你不懂得剧本，你不能很好地驾驭你自己想处理的剧本，你把戏导不好。后来我就移植了好多戏，里面最好的就是《恩仇记》。
“《江姐》也是这，当时流行的是歌剧，陕西歌舞剧院里正在演出哩。我看到剧本，就给他们讲，我要排这个戏哩。决定要排这个戏的时候，郝彩凤产假还没休完哩。我把剧本给了郝彩凤。我说你看看，你觉得你身体能吃得消，咱春节就上这个戏，但吃不消，咱春节不上了。当时我既是团长，又是剧本改编，又是导演。结果，郝彩凤看完很激动地跟我说，团长，我不管咋样，都要赶春节把这戏拿出去。
“我这个人做啥事情胆大，哪怕过后说我是个混蛋，我再做检讨都可以，但是，我敢于做决定。我在全团会议上就说，从今天起，在一个月以内，谁都不准请假，不准你们去看歌舞剧院的戏。在排练剧场，不需要剧务主任前后叫人。如果谁违反这个规定，各队自己去处理。
”当时乐队有个同志是咸阳的，娶完媳妇刚一个礼拜，这一个月都没敢回去。家里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就把媳妇给送来了。他请媳妇吃了个饭，说，吃完饭你赶紧回去，我团长唲可害怕的很。
“对我来说，当时也有些二杆子气。到你出了排演场，你和我咋个都行，但是在排演场不行。我后来文革的时候被打成反动戏霸可能和这也有些关系。
“这个剧团特别特在哪里呢，一个是它组建的时候，是由毛主席钦点的，二一个它有好些优良传统，你比如说艰苦朴素，和走群众路线，那个时候，每排一出新戏，彩排以后第二天先去伙房里听炊事员们咋格说哩，再说，哎，这个戏好，能打出鼻血，那就是说肯定能红，那就通过了；再说，唉，这个戏不好，燕子跌到河里都淹死咧，那就不行。那个时候，每上一个戏，必须要给全院职工先演一场，听各方面意见，然后连夜修改以后，再公开上演。后来，这些传统都丢掉了。”
“我当时虽然挨了打，但是被都笑了”
讲起文革那段经历，任老说，“其实我的经历也坎坷，有辉煌的时候，也有可怜的时候，文化革命的时候，给我戴了三顶帽子：右派，反动戏霸——我当时是院里艺术委员会主任，所有创作的剧本、上演的剧目都非要我通过以后才能上，我通不过，这个戏就不能上。为什么有人说我是戏霸？当时戏能不能演，我说了算；“马黄黑帮”的爪牙——那时候，马健翎任院长，黄俊耀任副院长。打也挨过，也关过牛棚，挂过牌子，后来斗批改，把我改到哪儿去了？下放到了咸阳。这一下放就是八年呀。一个人能有多少八年？还好，在那里我再没有受过那种大的折磨。在咸阳，先是咸阳地区革命委员会文化组办事员，到后半年就成了干事了，一年后，领导看我能干事，就提了组长，后来改成局，我任局长，又兼了文化文物管理委员会的主任。
”文化大革命这一段，那说要打你，就把你拉去打一顿，莫名其妙地把打挨了，还不知道为啥。你比如有一次审我。我在导演《江姐》的时候，用过一个转椅，当时在戏里审江姐的那个人，我给设计了动作，坐在椅子上，把腿往上一翘，哗啦啦，把转椅转了一圈。结果审我的时候，很奇怪，专门就把那个转椅放在审我的那个地方，还是演那个角的人，又坐在那把椅子上，审我。我当时虽然挨了打，但是被逗笑了，我自己给那个演员设计的动作，连上给我用上。旁边人又喊打，说你这个右派你笑什么哩？所以，我这个经历呀，有乐也有苦。人生，没有这些痛苦经历也不可能，有这些痛苦经历也是生活。所以，我也没有什么遗憾，你看我现在九十岁了，头脑不浑浊，虽然牙掉了几个，但不影响啥。为啥哩，就是心态好，乐观。”
“此林堪守望，嘉木百年苍”
任老说，"我一辈子，吃的是戏饭，行的是戏路，想的是戏情，说的是戏话，不写‘戏’字，我写啥？能写啥？敢写啥？”
任老从延安时期，除了创作了大量拉洋片演唱本，后来还写了秦腔移植改编剧本《恩仇记》，碗碗腔剧本《金琬钗》等，还喜欢写其他东西，一直坚持记日记，写关于剧团演出活动的新闻报道，搜集整理记录民歌民谣，一点一滴地记录和收存民众剧团各个时期的各种文献资料，写回忆文章，给《北京戏剧电影报》“中国名剧”栏目撰稿，等等，这些后来大部分收存在《零砖散瓦》和《五十年足迹——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大事记》两部书中。
陈彦院长在《五十年足迹》序言中，给予这部书和任老以很高评价，说这部书“所述内容，始于1938年，止于1988年，不仅记述大事，关涉人事嬗变更替、剧目创作揭秘、演出地域查考，而且还网罗生活趣闻，俯拾人物逸事，收集坛边花絮，既有久远的历史宏阔，又有瞬间的生命律动，很是恣肆鲜活，不枯不燥。尤其是以浓烈的感情色彩，氤氲点染出的历史细节部分，读来更是让人心旌摇荡，思绪万千。……回想昔日每每看见先生拿着书稿走进办公室时的谦和与坚定，一种崇敬之情便由然而生。先生是我极其尊敬的剧院前辈之一……”最后题诗曰：“先者树千丈，来者禾盛昌，此林堪守望，嘉木百年苍。”
说到“嘉木百年苍”，我们一边慢慢行走在研究院内绿荫苍翠，回廊幽静的立有朱色刻字“秦腔学府”大石的“露天博物馆”里，一边听任老从“清朝中叶秦腔在中国的流布图”讲起，从介绍秦腔艺术人物、剧目、剧种等的廊柱木碑一块一块讲过去，一直讲到树木和石刻、雕像等的来历极其当时情景。这琳琅满目、郁郁葱葱、宁静悠远、庄重肃穆的园林式博物馆，仿佛含藏着古老的秦腔艺术无穷的魅力和无尽的宝藏，吸引世人去探索，去寻觅，去朝觐。
任老今年整整九十岁了，却精神矍铄，健谈，健行，且爽朗诙谐，精力旺盛，令人不禁要欢喜赞叹。
几个小时的交谈中，任老言语生动，思路清晰，临了赠送我们他的两部著作《零砖散瓦》和《五十年足迹——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大事记》，然后兴致很高地提议要带我们去参观秦腔戏曲露天博物馆，说时，一种如数家珍的自豪感在老人脸上由然而生。
整个采访中，任老的大女儿任雅文一直陪伴在侧，对父亲爱敬呵护，倒是任老时而会表现出孩子一般的纯真与恃宠。出门时，他戴上自己的红色遮阳帽，龙头拐杖斜握着提在手里，说：“这个，也是这两年才用的，但大多时候是摆设，用不上。”看着任老如此乐观健朗的状态，你很难想象他曾经历过艰苦的年代，也经受过文革期间被戴了三顶高帽子批斗下放的凌辱与磨难。
走在戏曲研究院的院子里，有人看见任老过来，远远地就笑呵呵的打招呼：
“您老身子骨还硬朗？”
“没麻瘩！”
说任老是陕西省戏曲研究院这所秦腔艺术最高学府的活字典，不仅因为他从民众剧团草创之初直至今天，一路追随创始人柯忠平、马健翎两位人民艺术家前辈，见证和亲历了这所学府七十余年间的每一步艰辛与成长；还因为他积二十余年心血，在82岁高龄时，完成了马健翎院长的生前嘱托，为这座剧院的创立及早期发展记史立传，将一部厚重而弥足珍贵的西部民族戏曲历史文献《五十年足迹——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大事记》撰写完成，付梓面世；更因为他对这座剧院倾注一生、深入整个生命的至高无上而又谦卑无己的爱，以至院子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石在他眼里也无不有着与人一样的情感与思想。
站在马健翎院长的雕像前，他一面用手抚摸着雕像基座，绕行四周，指着上面的铭文，向我们讲述当时雕像落成时，动用大吊车，全院人和各界名流都来观礼的情景，之后，默然久久伫立时，他的思绪当是抚今追昔，行之遥远……
你从哪达来？
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创立于1938年7月，由时任教于延安师范的马健翎先生组建的以创演抗日现代剧为主的学生剧团，和延安市民自由组织的秦腔剧团合并而成。诗人柯仲平任团长，刘克礼任副团长，马健翎任剧务主任，兼骨干编剧和导演。
1939年，柯仲平为民众剧团写的团歌里唱到：“你从哪达来？从老百姓中来。你又要往哪达去？到老百姓中去。……”这歌词也同样应在第二年加入剧团的任国保身上。
1940年初，民众剧团一路边演出，边往南行进，4月份到达任国保的家乡淳化县。这里属于统战区，驻有国、共及地方保安三方军队，摩擦与冲突时有发生。
剧团在淳化县城的第一场演出，现场气氛就十分紧张，以至演出结束后，剧团被我方部队连夜护送转移。之后在安社村、关庄、寺坡等村镇巡回演出，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并不断有青年男女来加入剧团。
5月，剧团在马庄（时赤水县政府所在地）及其周边村镇演出时，正在一所完全小学读书的15岁的任国保和一名教师、十多位同学一起加入了剧团。
此后跟随剧团，走遍陕甘宁边区，村村寨寨，前线后方，风雨无阻地演出，鼓舞军民的抗战热情。用任老的话说，从进民众剧团到离休以后，七十余年间，当过演员、写过剧本、当过导演和领导，抗日战争年代烧过木炭开过荒，解放战争年代扛过枪……。
延安时期的拉洋片
1940年冬天，任国保跟随民众剧团一路边演出，边往北转移，来到延安，住在大砭沟“剧团山”的窑洞里。
1998年6月，已是七十余岁高龄的任老曾撰写碑文，并吁请发起在这里为民众剧团延安时期旧址树立了纪念碑。他在当时接受延安电视台采访时说，“（我对这里）有感情，这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感情，而是很深很浓的感情。你想我是一个连完小都没有念完的农村孩子，参加了民众剧团，来到延安，住在大砭沟，提高了文化、懂得了革命，懂得了马列主义、懂得了艺术、学会了演戏，奠定了革命的人生观。你说这种感情的深度和重量该怎样计算呢？”
那时为着战时需要，演出形式灵活多样，博采众长，多有创新，形成了深受群众喜闻乐见的演出风格。“拉新洋片”就是延安时期最具特色、最受欢迎的一种演出形式。
拉洋片原本是边区文化协会美术工作室张明坦、石鲁、李梓盛等先生，根据当时流行在陕北农村的“西洋镜”改造成的一种新的美术宣传形式，只是从镜像中看活动图画的，后来和戏曲表演结合起来成为一种新的灵活方便的演出形式。两个人就可以承担一台演出活动，一个人负责带乐说唱表演，一个人负责配合整理换片。活动画片虽有大概情节和场景，但演唱者没有固定曲调，右手持棒指点画片，左手操作三种打击乐器，演唱根据个人才能即兴发挥，陕北说书、信天游、民间小调、话剧、秦腔等自由转换。
任国保被分配到拉洋片组的时候，不懂美术，文化程度又低，但正是在这里，他得到了很好的学习机会。这里荟萃着边区文化协会的许多文化名流，都很热心教他，他自己又勤奋好学，很快有了突飞猛进的提升。由最开始的背台词，照本说唱，到自己尝试着编故事，写剧本，还学会了打纸背、裱画片。他写的剧本《地主佃户两重天》里的唱词“脸对地，背朝天，身上晒成了红石板”就曾得到过柳青的赞扬，说他会观察生活，用“红石板”形容被太阳考晒的劳动者的裸背很生动。之后，他常请柳青老师帮他改日记。还有许多别的文化界前辈也都给了他热情的指导与帮助，比如欧阳石教他学习阅读文学作品；草明教他文化课；邵子楠经常给他讲故事，以至他的入党和提前转正都是他们帮助的结果。
而且，他也渐渐地对拉洋片的创演熟悉、热爱和着迷起来，从一开始的手忙脚乱到后来自创自演了《两头空》、《怎样养娃娃》、《积肥》、《好庄稼》、《为啥穷》、《蒋干脑想当儿皇帝》、《解放军大战兴武营》、《宋阎王》、《民兵英雄高彦喜》、《枪决投敌罪魁》、《青化砭大战》《羊马河大战》、《盘龙战役》等十多套演唱本，八十余万字。 讲述时，任老就即兴用陕北方言说唱了起来：“哎，我们那个时候哦，拉过洋片，老百姓哦，可爱看啦……”
任老最难忘的一次拉洋片演唱，是1947年3月8日，在“保卫边区、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万人誓师大会上，会上有中央各位首长，他演了自编自创的拉洋片《兴武营打仗》（兴武营在宁夏）。没想到演完以后，彭老总会上到台上跟他说话，问他：“看见过打仗吗？去过兴武营吗？”
任老说，那是他第一次见到彭副总司令，很激动，赶紧说，“去过兴武营，没见过打仗。”彭总笑着说，“这套洋片不错，以后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打仗，对你写拉洋片有好处……”从此他就认识了彭总。他说，“你想，我那时只是个小毛猴猴娃，和彭德怀的交情都那么大，后来我们民众剧团集体加入了解放军，在整个解放战争中，一直跟随第一野战军总部，也就是说直接成了彭德怀的部下。”
任老说的是同年4月，国民党大举进攻延安的时候，民众剧团正式集体参军，后更名为“野政宣传队”，归入彭总指挥的西北野战军，随军转战，战地演出。
“可恨”可爱的“老财主”“蒋介石”
1947年12月，西北野战军经过多半年的激烈战斗，进入米脂境内进行冬季休整。这期间，剧团为当地群众演出了马健翎团长创作的现代秦腔剧《血泪仇》和《穷人恨》，任国保在《血泪仇》里扮演农民老冯，在《穷人恨》里扮演反派角色，外号“烂肝花”的老财主胡万富。为了演好这个大恶霸，担任编剧、导演的马健翎团长给他讲了好几个财主故事，结果，因为他演得既逼真又可恨，每一场演出临到高潮和结束时，都要担很大的风险。群众一边喊口号，一边投掷各种东西来打砸这个“地主恶霸”，替老刘一家报仇。
任老说，“那个时候人看戏，一下就深入到戏里面了，那激动的来了，特别是演反派劫色，真有生命危险哩。我有一次被观众打得在前台里怕不起来。别的反派演员也都有类似经历，你比如陈赓看了《白毛女》，一定要叫把黄世仁拉出去枪毙了，人家给解释说那是演戏嘛，陈将军说，那不行，这么坏的人，怎么能把他留下。演出剧团没办法，就在戏里加上了枪毙黄世仁的情节。他才说，这就对了，这才解恨。
“那时的反派演员，确实有生命危险。我曾经演过一个叫老四的反派角色，当时，有战士就往舞台上开枪哩。所以说，在那个时候演戏，尤其是演反派角色，你想那枪朝着舞台上打哩，你说不害怕那是假的，心跳的嗵嗵嗵，但是戏还得演。”
后来，几场《穷人恨》演出之后，任国保的“老财主”外号就尽人皆知了，就连中央首长见了，都叫他“老财主”。以至到了1956年，时任陕西戏曲研究院三团团长兼导演的任国宝，在人民大厦一场接待演出中，演完《梁秋燕》后，不期然在后台见到来看望演员的彭总时，彭总看到因为正和别人换鞋，一只脚穿红鞋，一只脚穿黑鞋，一脸窘相的他时，还问他，“哎，‘老财主’，你这搞么子鬼把戏？”引得大家哄堂大笑。他那时，已经不在部队，也不穿军装了，但几乎是下意识地一下站直身体，恭恭敬敬地敬了个军礼。彭总又很亲切地跟陪同人员说，“莫看他现在乱弹琴，他的‘老财主’演得很好哩，听说为此还挨过战士的揍哩，是吗？”彭总还当场对《梁秋燕》给予了高度评价。
任老说他因为演反派角色挨打，还有“蒋介石”。那是1949年10月1日，剧团在兰州演了两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街头剧，他演蒋介石。
任老说，“当时，部队进到兰州就接到命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赶十月一号要宣布成立，你们一定要搞出一个节目来。当时全团，甚至连厨房的伙夫都参加到这件事中。我演的蒋介石。当时没有蒋介石的行头，我带上解放军的介绍信到郑家花园去，把一套国民党将军衣服借的来，作为蒋介石的行头。这化妆怎么办呢？我又没有见过蒋介石，这就寻呀寻呀寻，一个人说，他有一个同学，在兰州一个学校教书哩，他本子上有蒋介石的相片哩。我这回费了很大劲，把那个教员找到，一问这事，把人家吓了一跳。你想，刚解放，这又来了一个军人，问他本子上是不是有一张蒋介石的像，他就很害怕了，当时变脸失色的，赶忙说没有。我说我不是来为难你的，我是为演戏的，我要演蒋介石，你把你的本子借给我，叫我化妆成个蒋介石，我以军人的身份保证用完归还给你。这才给了。后来在广场演出的时候，那个小伙一直跟着我，演到剧场他也一直跟着，和我后来成了好朋友。
“就在演那个蒋介石的时候，街上群众就一下子都围上来，要打蒋介石哩。当时在戏里演解放军和各界人士的演员都包围过来，要不然那次就不得了，说个不好听话当时就把你打散伙了。
“所以做演员，有他高兴的时候，也有他担惊受怕的时候。
“简单地说，我在戏剧这个行当里就这么干了几十年，年轻人也演过，老头子也演了，好人也演了，坏人也演了，坏人从蒋介石到国民党的军官、县长、镇长等等都演过。这个剧照演的是《大家喜欢》，合作演员是黄俊耀，我们原来的院长，已经去世了，后来他做编剧，我做导演，《梁秋燕》剧本就是他写的。这个剧照是1957年拍的，当时我们为全省离退休干部进行过一次汇演。这是我最后一场演出，从那以后，就再没有演戏了。”
看了《梁秋燕》，三天不吃饭
《梁秋燕》是整个西北地区老百姓都非常熟悉的眉户现代剧。直至今天，人们还在说当时流传很广的一句话，“看了《梁秋燕》，三天不吃饭；看了《梁秋燕》，敢于反封建；看了《梁秋燕》；婚姻不包办。”
《梁秋燕》初排是从1953年6月3日开始的。当时的西北戏曲研究院刚刚成立一年时间，任老那时也刚从部队文工团调进来三个月。主演梁秋燕的著名眉户表演艺术家李瑞芳老师当时也是刚从部队调来不久。各方面都是条件简陋青黄不接的时候。
在此之前，任国宝曾被选送为中央戏剧学院第一批学员（1951-1952），专修戏曲导演，《梁秋燕》是他毕业后执导的第一部戏。编剧是著名戏剧家黄俊耀先生。
尽管当时工作条件非常艰苦，但所有创编演职人员却都是激情饱满，边学习，便排练，边下乡体验生活。几经反复尝试和排练，到11月就正式搬上了舞台。演出后，一下就轰动了，有些观众都能跟着连看十来场。任老讲，当时有一个青年观众，每场都来看，每次都坐同一个座位，有一次看完戏，出去到饭馆吃面哩，开口就叫，“老板，来碗梁秋燕。”把在场的人都逗笑了。后来这个戏好多年都在演，一家两三代人都看过这部戏，里面像“那一天，那呀那一天，相亲相爱多呀多喜欢……”“阳春儿天，秋燕去田间……”等唱段，到今天仍为大家喜欢和传唱。 《梁秋燕》以后，任老又和黄俊耀先生合作排演了眉户剧《粮食》。《粮食》后来在1956年6月，陕西省举行的全省第一届戏剧会演时，获得了演出二等奖和导演二等奖。
任老说：获奖以后我就想一个问题：导演应该怎么打破剧本局限，拓展更大的创作空间。记得我在上中央戏剧学院的时候，老师给我们讲，做导演，不要求你写剧本，但你要成为一个能够驾驭剧本的人。从那我就下了一个决心，今后排戏，我自己处理剧本，不管是自己写的，还是用外地其他剧种的剧本，要自己移植，自己改编。
“从那以后，我排的戏，基本上都是我自己编剧，或者和剧作者合作。你像《金琬钗》、《月亮潭》、《燕子河》。特别是我在南京看戏的时候，看了一个《恩仇记》，当时就有些激动。
当时单位派我到江苏扬剧团出差，一去，我就说，请你给我个剧本，我可以在这儿给你夸海口，把你这个南方剧本我要搬到我北方的舞台上，而且演的效果要比你的好。
“这回来以后，把手头工作一安排，请了十天病假，改剧本。把剧本改好以后，找到当时任二团团长的李正敏，说，老伙计，这个剧本你拿去看一下。看完以后，他来说，哎呀，老任，这个戏太好了。你现在是这，我给你做副导演。作为李正敏主动要给我做副导演，这都是不可思议的。后来，就由二团来排这个戏。
“特别是在这个选择演员上，邓炳如是个花花公子，按一般的常识来说，这个人物应该是用丑角演员的，但是我没有。我把他打扮成一个很漂亮的生角，但是模样长得很漂亮，做的事情太坏。后来，这个演员把戏演到什么程度哩？演的也就是观众要打他哩。戏完了以后，观众不走，喊着要把邓炳如拉出来捶给一顿，世上还有这么坏的人。
“这个戏到现在，院里还在排演哩。这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哩，这个导演，你不懂得创作，你不懂得剧本，你不能很好地驾驭你自己想处理的剧本，你把戏导不好。后来我就移植了好多戏，里面最好的就是《恩仇记》。
“《江姐》也是这，当时流行的是歌剧，陕西歌舞剧院里正在演出哩。我看到剧本，就给他们讲，我要排这个戏哩。决定要排这个戏的时候，郝彩凤产假还没休完哩。我把剧本给了郝彩凤。我说你看看，你觉得你身体能吃得消，咱春节就上这个戏，但吃不消，咱春节不上了。当时我既是团长，又是剧本改编，又是导演。结果，郝彩凤看完很激动地跟我说，团长，我不管咋样，都要赶春节把这戏拿出去。
“我这个人做啥事情胆大，哪怕过后说我是个混蛋，我再做检讨都可以，但是，我敢于做决定。我在全团会议上就说，从今天起，在一个月以内，谁都不准请假，不准你们去看歌舞剧院的戏。在排练剧场，不需要剧务主任前后叫人。如果谁违反这个规定，各队自己去处理。
”当时乐队有个同志是咸阳的，娶完媳妇刚一个礼拜，这一个月都没敢回去。家里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就把媳妇给送来了。他请媳妇吃了个饭，说，吃完饭你赶紧回去，我团长唲可害怕的很。
“对我来说，当时也有些二杆子气。到你出了排演场，你和我咋个都行，但是在排演场不行。我后来文革的时候被打成反动戏霸可能和这也有些关系。
“这个剧团特别特在哪里呢，一个是它组建的时候，是由毛主席钦点的，二一个它有好些优良传统，你比如说艰苦朴素，和走群众路线，那个时候，每排一出新戏，彩排以后第二天先去伙房里听炊事员们咋格说哩，再说，哎，这个戏好，能打出鼻血，那就是说肯定能红，那就通过了；再说，唉，这个戏不好，燕子跌到河里都淹死咧，那就不行。那个时候，每上一个戏，必须要给全院职工先演一场，听各方面意见，然后连夜修改以后，再公开上演。后来，这些传统都丢掉了。”
“我当时虽然挨了打，但是被都笑了”
讲起文革那段经历，任老说，“其实我的经历也坎坷，有辉煌的时候，也有可怜的时候，文化革命的时候，给我戴了三顶帽子：右派，反动戏霸——我当时是院里艺术委员会主任，所有创作的剧本、上演的剧目都非要我通过以后才能上，我通不过，这个戏就不能上。为什么有人说我是戏霸？当时戏能不能演，我说了算；“马黄黑帮”的爪牙——那时候，马健翎任院长，黄俊耀任副院长。打也挨过，也关过牛棚，挂过牌子，后来斗批改，把我改到哪儿去了？下放到了咸阳。这一下放就是八年呀。一个人能有多少八年？还好，在那里我再没有受过那种大的折磨。在咸阳，先是咸阳地区革命委员会文化组办事员，到后半年就成了干事了，一年后，领导看我能干事，就提了组长，后来改成局，我任局长，又兼了文化文物管理委员会的主任。
”文化大革命这一段，那说要打你，就把你拉去打一顿，莫名其妙地把打挨了，还不知道为啥。你比如有一次审我。我在导演《江姐》的时候，用过一个转椅，当时在戏里审江姐的那个人，我给设计了动作，坐在椅子上，把腿往上一翘，哗啦啦，把转椅转了一圈。结果审我的时候，很奇怪，专门就把那个转椅放在审我的那个地方，还是演那个角的人，又坐在那把椅子上，审我。我当时虽然挨了打，但是被逗笑了，我自己给那个演员设计的动作，连上给我用上。旁边人又喊打，说你这个右派你笑什么哩？所以，我这个经历呀，有乐也有苦。人生，没有这些痛苦经历也不可能，有这些痛苦经历也是生活。所以，我也没有什么遗憾，你看我现在九十岁了，头脑不浑浊，虽然牙掉了几个，但不影响啥。为啥哩，就是心态好，乐观。”
“此林堪守望，嘉木百年苍”
任老说，"我一辈子，吃的是戏饭，行的是戏路，想的是戏情，说的是戏话，不写‘戏’字，我写啥？能写啥？敢写啥？”
任老从延安时期，除了创作了大量拉洋片演唱本，后来还写了秦腔移植改编剧本《恩仇记》，碗碗腔剧本《金琬钗》等，还喜欢写其他东西，一直坚持记日记，写关于剧团演出活动的新闻报道，搜集整理记录民歌民谣，一点一滴地记录和收存民众剧团各个时期的各种文献资料，写回忆文章，给《北京戏剧电影报》“中国名剧”栏目撰稿，等等，这些后来大部分收存在《零砖散瓦》和《五十年足迹——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大事记》两部书中。
陈彦院长在《五十年足迹》序言中，给予这部书和任老以很高评价，说这部书“所述内容，始于1938年，止于1988年，不仅记述大事，关涉人事嬗变更替、剧目创作揭秘、演出地域查考，而且还网罗生活趣闻，俯拾人物逸事，收集坛边花絮，既有久远的历史宏阔，又有瞬间的生命律动，很是恣肆鲜活，不枯不燥。尤其是以浓烈的感情色彩，氤氲点染出的历史细节部分，读来更是让人心旌摇荡，思绪万千。……回想昔日每每看见先生拿着书稿走进办公室时的谦和与坚定，一种崇敬之情便由然而生。先生是我极其尊敬的剧院前辈之一……”最后题诗曰：“先者树千丈，来者禾盛昌，此林堪守望，嘉木百年苍。”
说到“嘉木百年苍”，我们一边慢慢行走在研究院内绿荫苍翠，回廊幽静的立有朱色刻字“秦腔学府”大石的“露天博物馆”里，一边听任老从“清朝中叶秦腔在中国的流布图”讲起，从介绍秦腔艺术人物、剧目、剧种等的廊柱木碑一块一块讲过去，一直讲到树木和石刻、雕像等的来历极其当时情景。这琳琅满目、郁郁葱葱、宁静悠远、庄重肃穆的园林式博物馆，仿佛含藏着古老的秦腔艺术无穷的魅力和无尽的宝藏，吸引世人去探索，去寻觅，去朝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