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57周年纪念日。这天一大早，邓颖超就嘱咐秘书赵玮，准备好纸和笔。赵玮将纸笔准备好后，心想大姐今天要写什么呢？邓颖超似乎看出了赵玮的疑问，笑着对她说：“等一会儿我写出来你就知道了。今天是党的生日，我要给党中央写一封信，对我的后事做一个安排。”
　　 1982年6月，邓颖超又对这封信进行了补充。信是这样写的：
　　 中共中央：
　　 我是1924年在天津成立共青团的第一批团员。1925年3月天津市党委决定我转党，成为中共正式党员。
　　 人总是要死的。对于我死后的处理，恳切要求党中央批准我以下的要求：
　　 遗体解剖后火化。
　　 骨灰不保留，撒掉，这是在 1956年决定实行火葬后，我和周恩来同志约定的。
　　 不搞遗体告别。
　　 不开追悼会。
　　 公布我的这些要求，作为我已逝世的消息。因为我认为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所做的工作和职务也都是党和人民决定的。
　　 以上是1978.7.1写的，此次重抄再增加以下两点：
　　 我所住的房舍，原同周恩来共住的，是全民所有，应交公使用，万勿搞什么故居和纪念等。这是我和周恩来同志生前就反对的。
　　 对周恩来同志的亲属，侄儿女辈，要求党组织和有关单位的领导和同志们，勿以因周恩来同志的关系，或以对周恩来同志的感情出发，而不去依据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给予照顾安排。这是周恩来同志生前一贯执行的。我也坚决支持的。此点对端正党风，是非常必要的。我无任何亲戚，唯一的一个远房侄子，他很本分，从未以我的关系，提任何要求和照顾。以上两点，请一并予以公布。
　　 邓颖超
　　 1982.6.17 重写
　　 同年11月，邓颖超又委托工作人员和所在党支部，办理自己身后的一些事情：
　　 委托下列几位同志办的事项：
　　 由杨德中、李琦、赵玮、张佐良、高振普、周秉德组成小组，请杨德中同志负责主持，赵玮同志协助。
　　 关于我死后简化处理，已报请中央批准外，对以下几件事由小组办理：
　　 一、在我患病急救时，万勿采取抢救，免延长病患的痛苦，以及有关党组织、医疗人员和有关同志的负担。
　　 二、未用完的工资，全部交党费。
　　 三、我和周恩来同志共住的房子，由原公家分配，应仍交公处理。周恩来同志和我历来反对搞我们的故居。
　　 四、所有图书出版物，除由中办发给恩来的大字理论书和历史书籍，仍退还原机关外，其他的交共青团中央酌分给青少年集中阅读的单位用。
　　 五、我的文件，来往通讯，文书之类的文件，交中央文献办公（研究）室清理酌处;我和周恩来同志所有的照片也交中央文献办公（研究）室存或酌处;关于我的讲话、谈话录音交中央文献办公（研究）室存处。
　　 六、有些遗物可（交）公的均交公或交有关单位使用。
　　 七、我个人的遗物、服装、杂件，交分配合用的及身边工作同志、有来往的一部分亲属，留念使用。
　　 以上诸事，向委托办理的同志，先此表示谢意！在以上范围以外的其他物品统由小组同志议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