递交国书典礼上感受与众不同的毛利仪式
　　1997年底，陈文照被任命为中国驻新西兰特命全权大使。1998年2月20日，陈文照和夫人飞抵新西兰首都惠灵顿。3月10日上午，在总督府递交国书。
　　“新西兰递交国书的程序比中国要繁琐得多，包括毛利仪式、呈递国书和总督午宴3部分。”陈文照介绍说，其中，毛利仪式庄重且复杂，分为3个步骤，第一步是模仿毛利勇士对来访者的挑战仪式。当毛利勇士接近来访者，并试图弄清来访者是否善意而把小梭镖放在来访者足前，嘴里还不断说着嘲弄来访者的话，“这时客人如果无意拾起小梭镖，毛利勇士就断定来访者不善，将发生短兵相接的格斗;如果客人俯身拾起，就视为和平使者。”陈文照介绍道，“客人在拾小梭镖时要注意，眼睛注视毛利勇士，不能东张西望，拾小梭镖时手心朝上。这时，毛利勇士将手中的武器挥到一侧，表示让路，并跺脚示意客人可以通过，勇士退下。”第二个步骤是毛利战舞，“舞蹈描述毛利人的祖先驾驶独木舟来到新西兰的情景，整个表演充满激情，舞者的手、足、腿、眼睛、舌头都在动，不时发出一两声狮吼般的叫声”。第三个步骤是与毛利酋长行“碰鼻礼”。“碰鼻礼”表达了毛利人的真诚问候，因为碰鼻时可以感受到对方的呼吸，表示主、客同呼吸共命运。陈文照说，毛利仪式上的“碰鼻礼”有3种碰鼻方式：一种是不限制碰鼻次数，越多越好，碰鼻同时碰前额，闭双眼;另一种是互相碰鼻两次，碰前额，闭双眼;第三种是碰鼻一次，碰前鼻，闭双眼。陈文照说：“这3种碰鼻礼都有一个忌讳，就是不能上下擦鼻子，而是利索地碰一下，再碰一下鼻子。”
　　行完“碰鼻礼”，毛利仪式才结束。在礼宾官的引领下，陈文照检阅了仪仗队，然后步入总督府大厅，呈递国书。
　　在新西兰递交国书仪式上，着装方面要求较为宽松，可穿便装西服、正规西服、民族服装或正式礼服。因此，举行仪式时，陈文照选择了一套深色双排扣正规西服，他的夫人则穿着在上海龙凤服装店定做的红色丝绸旗袍。在仪式上，陈文照还特别注意了一下，新西兰方面出席仪式的男士全部穿着正规西服。
　　递交国书时，新西兰礼宾官引领中、新双方所有出席人员准确找到自己的位置，所需时间与日程安排的时间一分不差，“大家都站好后，恰好是日程上递交国书的时间”。这时，礼宾官宣布递交国书开始，总督朝前迈一步，站在地毯中央，陈文照朝前迈一小步，站在地毯边沿，庄重地说道：“现在，我荣幸地向总督阁下递交我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新西兰特命全权大使的国书。”说完，双手拿着国书，缓缓抬起，伸向总督。总督则微笑着双手接过国书，然后递给旁边的卫士长。接着，陈文照向总督致颂词，总督致答词，致词完毕，双方合影后便进入总督午宴环节，当然，其他人不参加午宴，先回使馆。
　　“那天，新方安排了3位新任大使递交国书，另两位是尼泊尔大使和奥地利大使。出席午宴的还有库克新任高专。”陈文照解释说，库克和新西兰同属英联邦国家，他们互派的使节不称大使而称高专，高专到任不用递交国书，但也被邀出席总督午宴。总督午宴上，不致辞，只祝酒，仅一句话，陈文照记得总督首先来到自己面前，举起酒杯用英文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阁下，干杯。”陈文照说：“外交上的‘干杯’并非真的一饮而尽，而是饮一小杯。”祝酒过后，大家才能随意叙聊。
　　午宴过后，仪式并未就此结束。总督卫士长陪同陈文照乘坐总督的车回使馆，车前插上中国国旗。插上中国国旗，则意味着中国大使现在可以展开正式外交活动了。礼宾司长也来到中国使馆，与陈文照作些交流。至此，递交国书的全过程才真正完成。
　　库克群岛位于南太平洋，是一个热带小岛国。1997年7月25日，中国与库克群岛建立外交关系，我国驻新西兰大使兼任驻库克群岛大使。陈文照上任驻新西兰大使不久后，前往库克群岛递交国书。“库克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东，当飞机越过日期线的一刹那，时间却往回拨一天”，首次乘飞机来库克，陈文照体验了一次有趣的“时光倒流”式的“今发昨至”。
　　递交国书仪式在女王代表府举行。与新西兰递交国书仪式一样，库克的仪式也大体分为3部分：毛利迎宾、递交国书和鸡尾酒会。与新西兰毛利仪式上出现多位毛利勇士不同，库克的毛利仪式仅出现一位毛利勇士，“他手持木质长矛，头戴棕褐色用椰树纤维编的锥形草帽，身穿绿色短袖衫，腰围一串贝壳带，赤脚。口里念念有词，双手舞动长矛，两眼紧盯前方，脚踏弓步，缓缓走近来宾”。陈文照已经经历了新西兰递交国书上的毛利仪式，又事先从库克的礼宾官方面了解了库克毛利仪式的过程，他知道毛利勇士的举动是在试探来访者的真实意图，遂即向毛利勇士露出微笑。勇士于是停止前进，向后转，神情严肃地走在前面，陈文照一行人便紧随其后。“这位勇士一直念念有词，有时还高声尖叫，舞动手中长矛，带领我们走到女王代表府的廊檐下”。
　　接下来就是递交国书仪式。在女王代表府，“仪式开始时，一位大酋长先站起来用毛利文和英文祈祷，接着我向女王代表递交国书，向女王代表致颂词，女王代表则致答词”。致词完毕，陈文照和女王代表握手。最后便是鸡尾酒会。“几盘精致的西式点心，还有库克群岛本地土特产，别有风味”。与这种轻松气氛相应的是，主宾双方亲切交谈。毛利仪式上那位勇士也卸去一身“戎装”，特意过来与陈文照握手。陈文照说起仪式上库克毛利勇士比新西兰勇士数量少，那位勇士非常幽默地说：“我们库克群岛武士以一当十，以少胜多，不用那么多人啊！”
　　与两位出使国总理的交往已化作心中珍贵的回忆
　　与驻在国领导人交朋友，是驻外使节的使命。出使新西兰、库克群岛期间，陈文照与两国高层领导人交往颇多。其中，与新西兰总理珍妮·希普利及库克群岛总理亨利的会面往事，在陈文照心中已化作珍贵记忆。
　　珍妮·希普利女士是新西兰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理，陈文照出使新西兰期间，就亲身领略到这位女总理作风泼辣、办事果断的风格。 　　1998年2月，在新西兰向总督递交国书后，陈文照马上展开正式拜会活动，与希普利总理办公室联系，希望尽快安排对希普利总理的到任拜会。按照外交惯例，一国总理日程总是非常紧凑，若要见总理，一般需提前1个月预约见面时间。因此，陈文照估计，总理办公室不会对自己的到任拜会尽快答复。可没想到，对方很快就答复，拜会时间初步定在5月中旬，不久又通知了具体会见时间。
　　在新西兰首都惠灵顿的议会大厦旁边，有一座漂亮的11层建筑，花岗岩铺面，屋顶镀铜，相当气派，从外形看很像蜜蜂的巢，所以别称“蜂房”，这就是新西兰政府办公大楼，总理和各部部长都在此办公。“总理办公室就在9层，是总理办公和会客的地方”。在与希普利总理见面前，陈文照准备了3方面的问题，双边贸易、中国赴新西兰留学生的配额问题及新西兰作为中国公民旅游目的地国家问题。他预计，作为羊毛出口大国，希普利总理肯定会提羊毛问题。果然，陈文照如约来到“蜂房”9层总理办公室拜会希普利时，“希普利总理对我出任新西兰大使表示热烈欢迎，并表示将尽力为我的工作提供帮助和支持。接着，她对新、中关系的发展表示满意，同时简要地提出了羊毛问题，希望中方在进口新西兰羊毛方面，作出进一步努力”。陈文照表示会把新方的关注报告国内，并向希普利总理提出了留学生和旅游问题。
　　向希普利拜会一个月后，时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和夫人访问新西兰，希普利总理在其官邸举行欢迎晚宴，陈文照与夫人应邀出席。“这次见面，比起在‘蜂房’的首次会面更轻松自然”，陈文照和希普利总理谈起各自家庭、孩子以及个人爱好。在交谈中，陈文照得知，希普利受父亲影响最深，“她的父亲是长老会牧师，对她教育甚严，要求她成为一个‘脑子强硬、心肠柔软’的人，教育她做事要认真，要全力以赴，把事情做得最好。”陈文照说。
　　1999年7月中旬，希普利对中国进行工作访问，陈文照回国参加接待工作。“当年，在新西兰的奥克兰将举行第七次APEC领导人非正式峰会，作为东道国，希普利总理此次访华一方面是向中方解释会议主题，另一方面是谋取中方支持”。当时，李登辉抛出了臭名昭著的“两国论”，并扬言要在APEC会议上兜售。对此，“我国政府侧重阐明了对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并希望新方在APEC会议期间严肃认真地处理好台湾问题。希普利总理认真听取了中方意见，承诺新西兰将严格遵循APEC‘谅解备忘录’办事，本次会议不会出现与APEC会议做法相左的事，不会让李登辉的言论波及APEC会议”。事实证明，新方履行了自己的承诺，APEC会议期间不曾发生令人不愉快的事情。
　　出席APEC会议期间，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江泽民还应邀对新西兰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新双边关系中的一件大事。可是，那时在奥克兰市仅有两家五星级酒店，其中一家已作为APEC会议的主会场，绝不可能再安排某个大型代表团入住，唯一可能入住的就是该市的喜来登酒店。“当时最大的代表团是美国，中国和日本次之，还有韩国代表团”，陈文照说，当时面临的是几家大型代表团和只剩一个五星级酒店的矛盾，而且时间非常紧迫。为了争取入住喜来登酒店，陈文照先约见新方主管APEC会议的礼宾官员，再见主管后勤的官员，然后见主管副部长，与对方多次交换意见，沟通情况，强调中国代表团的重要性。“然而，新方也很为难，他们表示理解我方要求，将尽力为中国代表团提供合适的旅馆。全是外交辞令，而不作明确承诺”。陈文照急中生智，想到给希普利总理打个电话谋求帮助，“希普利总理的私人秘书接的电话，他满口答应了”。随着APEC会议的临近，国内派出先遣组到新西兰落实有关出访事宜。一天，陈文照正陪同先遣组在克赖斯特彻奇打前站，突然接到希普利总理的电话，“她告诉我她也在克赖斯特彻奇，要约见先遣组负责人”。就在这次会面后，陈文照接到新西兰外交贸易部的通知：APEC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入住喜来登酒店。困扰陈文照的难题，终于破解。
　　1999年9月30日晚，陈文照在大使馆举行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希普利委派公共事业部长西蒙·厄普顿作为她和新西兰政府的代表出席招待会，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在任内，陈文照与希普利多次会面。最后一次是2000年2月6日，新西兰的国庆招待会上。“这个时候，希普利不再是总理，而是反对党领袖，大概是无官一身轻吧，她与我见面时还调侃了两句，让人感到很亲近”。
　　在陈文照家的礼品柜里的许多珍贵收藏品中，有一件木制鱼钩，款式非常独特：鱼钩呈V字形，有5寸长，一端用椰子壳的纤维拧成的小绳扎一个贝壳钩，另一端绑上绳索，给人以热带海洋的遐想。的确，每每看到这个鱼钩，陈文照的思绪便会回到南太岛国——库克群岛，亨利总理那自尊而不自傲、自谦而不自卑、自信而不自负的形象在他的脑海里渐渐地清晰起来。
　　任驻库克群岛大使期间，陈文照曾多次与时任库克群岛总理的亨利相见，“有时谈谈时事政治，有时聊聊家常，内容广泛”。两人的首次见面是1998年3月陈文照上任后的礼节性拜会，这次会面，陈文照感觉亨利总理是一个非常有自尊却不自傲的国家领导人。在拜会亨利前，陈文照考虑到，“1997年7月，亨利总理果断决定与中国建交，在台湾问题上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双边关系发展良好。为保持这一发展势头，在经济方面要做些实事，尽快落实我国政府提供的贷款项目”。因此，他认为亨利总理可能会具体谈及经济援助问题。然而，“在与我交谈时，亨利总理只在谈话最后对中国政府提供的借款表示感谢，希望我访库期间实地考察，看看中方能提供哪些援助”。不卑不亢的自尊神态令陈文照对他不由得心生几分敬意。
　　


　　亨利为发展库中关系不遗余力，他对中国也心怀友好感情。1998年11月，亨利偕夫人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陈文照和夫人回国全程陪同，“此行，亨利访问了北京、西安、上海”。在各地参观时，亨利对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大为感叹，表示中国有许多地方值得学习。离境前夕，亨利邀请陈文照去他下榻的总统套间喝咖啡，谈了他的访华观感。令陈文照印象深刻的是，亨利在谈话中提到，自己作为一个小国总理在中国访问受到隆重接待，是以往出访所不能相比的。“更令亨利总理感动的是一件小事，他抵达北京那天正是他的生日，我们使馆向国内建议以适当方式祝贺。于是，在宴会快结束时，朱镕基总理向亨利总理祝贺生日，并献上大蛋糕……”亨利的一番谦虚、诚挚、友好的谈话令陈文照大为感动。 　　亨利领导的库克群岛党执政仅一个月，便因反对党发难而被逼解散。重新大选后，库克群岛党落败，亨利成为反对党领袖。2000年8月，陈文照重访库克时再次拜会亨利，“大概因为在野，说话自由，他谈了不少关于政治形势，南太地区以及全球性的问题”。亨利知识面广泛，对时事形势也有自己的独特看法。临别时，亨利将一个鱼钩赠送给陈文照。初次见到这种鱼钩，陈文照很有些诧异，他不禁问亨利：“这是工艺品还是实用品？”亨利笑答：“兼而有之。”原来，这是库克群岛一种如今不太使用的传统鲨鱼钩，一端结上石头，沉入海中，便可钩鲨鱼;不用的时候，便挂在墙上，作为艺术品欣赏。
　　2001年1月，陈文照任期已满奉调回国，去库克辞行。陈文照回忆说：“那时亨利因为腿有毛病在家休养，没有上班，也不会客。我与亨利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联系时，表示如亨利行动不便，我可到他家登门拜访。一小时后，对方通知我第二天上午到亨利办公室会见。”虽然行动不便，但亨利的精神很好，当陈文照对他的腿疾表示关切时，亨利向陈文照介绍自己腿疾的现况，并撩起敷药的纱布给陈文照看，表示确实已经好多了。看着老朋友一脸轻松，陈文照也非常欣慰。
　　加拿大总理的“恭喜发财” 来之不易
　　在加拿大工作期间，陈文照与后来的加拿大总理克雷蒂安有过4次会面，“每次相见，他风趣幽默的言谈举止，让人久久难忘”。忆及首次见到克雷蒂安，陈文照说那是在1992年深秋的一个午后，“那次，我陪温大使拜访克雷蒂安。那时他还是反对党自由党领袖”。克雷蒂安的办公室位于国会山，与时任加拿大总理的马尔罗尼的办公室相距不远。陈文照回忆说：“因为那是一次礼节性辞行拜会，时间很短，双方简要谈了发展中加关系、促进双边贸易等问题。”临分别时，克雷蒂安送客人至门口，他指着总理办公室，半开玩笑地说：“下次你们来，请到那间办公室找我。”果然，一年后的大选中，自由党获胜，克雷蒂安出任加拿大总理，搬进了那间办公室。
　　第二次见到克雷蒂安是1994年春夏之间，在自由党的代表大会上。陈文照和其他几位外交官坐在靠近主席台的地方。克雷蒂安走进会场时，全体代表起立鼓掌。“他走过来和我们一一握手问候，十分随和”。在同一年的圣诞新年招待会上，陈文照再次见到克雷蒂安。按加拿大政府的惯例，总理会在招待会前在议会大厅会见各国使节。那时，正值驻加大使回国休假，陈文照任临时代办，应邀出席这次庄重的外交活动。关于那次正式会见的细节，陈文照仍然记得很清楚——克雷蒂安和夫人伫立在大厅门口，外交部礼宾司站在一旁唱名介绍来宾。使节们个个盛装打扮，列队于大厅前的过道，等候入场。快轮到陈文照入场时，一位工作人员走上前来，询问姓名职务，再与手中名单核实，然后写在一张小纸片上递给礼宾官。礼宾官即高声唱名：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代办陈文照先生。陈文照即走上前去与克雷蒂安握手，互致新年祝贺。
　　1995年，陈文照出任驻多伦多总领事。两年后，他又一次见到克雷蒂安，“这次约见颇有戏剧性，所以至今记忆犹新”。1997年春节，中央电视台海外中心选择华人华侨较集中的多伦多，策划举行“1997年多伦多华人华侨春节联欢会”。“当时，多伦多的商界巨贾、华人社团、友好人士纷纷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向中国人民拜年”，陈文照回忆说，让联欢会组委会感到遗憾的是，克雷蒂安总理因公务繁忙而未能接受采访。为了弥补缺憾，组委会负责人、多伦多华人团体联合总会主席伍卓生找到陈文照商量，要尽量设法促成克雷蒂安接受采访。
　　陈文照分析，中央电视台举行的这次春节联欢会是一次规模大、影响大的华人活动，如果以华人团体联合总会的名义恳请克雷蒂安接受采访，是有可能的。“后经与加拿大总理府联系，被告知克雷蒂安总理几天后要来多伦多出席一个会议，但日程很紧，能不能安排中央电视台采访还不能定。我们再次与总理府联系，终于得到满意答复，总理下午3点离开多伦多时在机场接受采访，时间只有10分钟”。虽然只有短短的10分钟采访时间，但陈文照说：“在这10分钟之前，有一个戏剧性变化更令人紧张。”
　　


　　为了顺利完成对克雷蒂安总理的采访，陈文照带领大家提前出发，要赶在克雷蒂安总理之前来到机场。“可是，就在快到机场的路上，熟悉总理座车的伍卓生先生发现克雷蒂安总理的车从旁边穿过”。巧的是，克雷蒂安的车刚过，红色信号灯亮了，大家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的车进入机场，径直往总理的专机开去。“我们看着克雷蒂安的车停下，克雷蒂安下车健步走上飞机舷梯，飞机舱门徐徐关上”。眼看着采访机会溜掉，大家心情都很沉重，“幸亏伍先生机智，他与机场工作人员通话，请总理稍等片刻”。绿灯终于亮了，车子飞快驶进机场。“我们眼巴巴地盯着总理的专机。忽然，飞机舱门又徐徐打开，克雷蒂安身着深色呢大衣，稍稍弓腰，走出机舱，快步走下舷梯”。看到陈文照时，克雷蒂安伸过手说：“总领事先生，我们见过面。”陈文照说：“总理先生，非常感谢您接受采访。”在这次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克雷蒂安非常出人意料地用汉语说了句“恭喜发财”，响亮地祝贺中国农历新年，引起现场一片笑声和掌声，也让所有看到节目转播的中国人感受到克雷蒂安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
　　2001年2月，陈文照办理了退休手续。可是，他并没有真正退下来，此后又参与了外交部档案解密工作。“2004年外交部档案馆首次向公众开放新中国1949年到1955年的外交档案，2006年再次向公众开放1956年至1960年的第二批档案，计25651件、59345页。”陈文照介绍说，“每周工作5天，上午8点至下午5点。我们几位大使像学生考试一样坐在档案馆里”，从外交部档案馆工作人员手中接过一卷卷用牛皮纸卷好的文件，几个人都手拿放大镜，一页页地审阅，看完一份如果认为可以解密就在相应的意见表上写下“同意”或“基本同意，但其中第×页建议不开放”，傍晚再由工作人员把文件收走。“碰到拿不准的问题，我们几位大使经常集体讨论，然后综合，由解密工作小组负责人签署最终意见。”陈文照说道。
　　外交档案解密是依据什么原则，其工作流程如何？陈文照介绍说，大使们在参加解密工作前都会进行学习和培训，统一认识，掌握开放原则，即“凡是影响到国家利益尤其是国家安全的，不开放;凡是影响到国家关系的，不开放;凡是涉及个人隐私的，不开放;凡是影响到民族团结的，不开放”。除此以外的外交档案都可以开放。档案解密也有一套工作流程，陈文照介绍说，先是外交部各主管司局派副处以上、经验丰富的人员对档案分工初审，然后档案送主管司局领导与档案馆领导复审，再将统一结论报外交部领导审，最后报送国务院审批。据陈文照介绍，为了提高档案开放的比例，档案馆还参考美国等国做法，部分不宜解密的内容均采用黑色涂抹覆盖的形式，改变了以往只要有一句不能解密，整件档案就不能解密的情况。
　　而今，尽管陈文照已从外交战线彻底退下来，然而外交已成为他生命中最深的烙印，比对一般人，陈文照的人生画面更宽，色彩也更丰富。在接受采访时，他一再说：“我幸运，我也骄傲，我曾是一位外交官，见证了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外交事业进程，为祖国的国际地位提升而自豪。我们要好好生活，享受世界的美好。”（题图为陈文照大使和夫人王雪瑜在库克群岛巨型石雕前）
　　（责任编辑：吴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