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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与妻子2000年9月到北京的时候，终于实现了长期以来萦绕在脑际中的计划。她在北京大学得到了一个外教的职位，这样一来为我们回到中国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机会。早在五年前我们结束在山东大学留学的时候，就有了这个打算。
后来，我先是在苏黎士大学忙于毕业的事情，撰写硕士论文。当我2001年12月通过了最后一门考试之后，我也开始在北京找工作。在北京找事干是不困难的，可以在这里教德语、写文章并兼做翻译。要以此对付一段时间已经足够了，但是这并非长久之计，因此要找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
所以，当我的朋友2002年2月告诉我，《今日中国》杂志社需要一名“外国专家”的时候我十分欣喜。
那是阳光明媚的一天，我乘车去面试。出租车把我从北京大学带出，穿过经常堵车的中关村到了外文局。我从东门进入机关大院，它给人以略显陈旧和拥挤的印象，看上去像一所居住过多年的大院，院内堆放着主人的物品，虽然有些拥挤，但不失舒适。我环顾四周发现一面灰色外墙上长满了常青藤，给院子带来一丝欧洲庄园的气息。在乍暖还寒的初春日子里，长青藤吐出嫩芽。在我面前高高地矗立着长满常青藤的铁丝围栏。在围栏后面是一个篮球场，有个篮筐已经坏了。大院的另一半是停车场，已经停满了汽车。
如同有人给我描述的那样，在左边一排树的后面是《今日中国》杂志社大楼的大门。迎接来访者的是展览橱窗，在左边橱窗里展示着西、英、法、阿拉伯和汉语五种语言出版的最新的杂志以及藏文出版的刊物，在右边橱窗里展示着一些晒得有些褪色的书籍。我穿过玻璃门，左边是门卫的办公室，在右边墙上挂着壁钟，它告诉人们是否按时上班。钟的下面是一个布告栏。
后来，当我在那里工作的时候，我总喜欢瞥一眼上面的告示，因为在我工作的两年中，它给我提供了许多材料，用以了解国家事业单位的生活和变化。这里发布了许多信息：有医疗保险改革，有响应捐款号召捐款人的姓名和数额，有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会议的照片，有关于遵守交通规则的建议和劝告，还有关于外文局青年工作者举办活动的图片和报道等等。穿过明亮的前厅，两边是一条窄长的走廊。那一天走廊里又暗又冷。
后来回想起来，好像那里从没有亮过灯似的。这种印象可能来自楼道两端有明亮窗子的缘故，从而使楼道显得比实际光线还要暗一些。这种光线对比在高一些的楼层更为明显，以致在楼道里认不出迎面走过来的人。
我顺着楼梯走上四楼，走进《今日中国》德文部的办公室。他们请我在一个宽大的皮沙发上就坐，沙发后面的高大的书架与天花板相连接，书架上摆满了词典和其他工具书。我与我的四位同事打招呼的时候，我有些紧张。当我弄清楚在座一位同事，他在德国读博士学位，研究过德语语言学的时候，我的紧张情绪涣然冰释，我也是学语言学出身的，这样我们便可以深入地谈论我们所熟悉的专业问题。
不久我就接到了通知，我已经被录取了。我感到高兴不仅是我有了一个固定的职位，还因为我的妻子在北京大学教了两年书以后想做点别的工作。因为签证和住房取决于聘用，在聘用之前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前途如何。有了我在《今日中国》的职位，我们的居留许可证通过我的单位来办理，我们还可以搬进一直受人尊敬的、拥有独一无二的花园的友谊宾馆。
这样我就进我的办公室上班了，我受到了优待，一个人有一间办公室。第二天我带来了我所需要的所有的东西。除了笔、橡皮之外(我感到惊讶的是每个人都必须自备文具)，还有在食堂吃饭必须有的碗筷。工作时间是上午8点半至下午4点半，中午11点半至1点半是午餐、看报的时间。我原想，我终于有了定期阅读中文报纸的时间了。
我不久就熟悉了我的工作岗位。我的同事们为我工作顺利、生活愉快做了一切。我特别喜欢食堂的午餐，11点25分就听见楼道里餐具的碰撞声，它准确无误地表明午休时间开始了。午餐后的读报休息时间我很少用来读报，而是与同事们进行轻松愉快的谈话，我能很幸运地了解到在一个社会主义事业单位工作意味着什么，同时也能很好奇地了解到在这里工作对我同事们的日常生活来说意味着什么。所以有机会直接了解到中国发生的体制和社会变化。当他们谈到过去的时候，这种变化显得尤为明显。我能亲身体验到单位作为社会最小分子的构想意味着什么，即单位就像父母关心孩子一样关心每一个人。即使是这种责任感与以前相比已经明显减少了许多，但是这一点在“非典时期”表现得仍然很明显，当时每个人都得到一个“保健包”，里面装有维生素片、肥皂、果汁和口罩。虽然只是一种表示，但还是有的。
但是就像父母对孩子的责任感有时能够让人感到厌烦一样，我也能从我的同事们那里了解到这种关爱的另一面：这种关心已经延伸到在欧洲被称为的私人领域。
我在《今日中国》的两年里了解到这个国家的一些生活情景，碰到一些有趣的细节。例如，下一场小雪可以成为不必上班的原因，这对瑞士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同时我也看到我的同事在夏天非常平静地对待虽然是有计划的，但是没有通知任何人的停电。在我对这样的疏忽感到生气的时候，我也无能为力。在这种情况下将我们区分开的文化差异就显而易见了。
给我留下尤为深刻印象的是我的同事出色的语言水平。在翻译中，目的语通常是自己的母语，这就已经够难的了。所以，我对我的同事汉译德娴熟的技巧感到吃惊，特别是他们缺乏与德语是母语的人定期接触的机会，以保持自己的德语水平。而这对我来说如何迫切，而成为了我在《今日中国》工作的重点，这是我始料不及的。交给我的译文当然不是完美无缺的。否则像我这样的“语言专家”就多余了。最难改的是表述上的遣词造句。这里人们需要细致的语感。对此我觉得有必要定期阅读德语文章，以保持良好的语感。
当我最后一次离开《今日中国》杂志社大楼的时候，与开始相比较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篮球筐已经修理好了，楼道里安装了更亮的照明灯。在门口的橱窗里，杂志和书籍让位给大块彩色介绍板，它介绍每个文版和编辑部。有消息说外文局的外文编辑部要重组，我祝愿我过去的同事们能一如既往地做好工作，并祝愿他们将来一切顺利。
责编：朱 静
后来，我先是在苏黎士大学忙于毕业的事情，撰写硕士论文。当我2001年12月通过了最后一门考试之后，我也开始在北京找工作。在北京找事干是不困难的，可以在这里教德语、写文章并兼做翻译。要以此对付一段时间已经足够了，但是这并非长久之计，因此要找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
所以，当我的朋友2002年2月告诉我，《今日中国》杂志社需要一名“外国专家”的时候我十分欣喜。
那是阳光明媚的一天，我乘车去面试。出租车把我从北京大学带出，穿过经常堵车的中关村到了外文局。我从东门进入机关大院，它给人以略显陈旧和拥挤的印象，看上去像一所居住过多年的大院，院内堆放着主人的物品，虽然有些拥挤，但不失舒适。我环顾四周发现一面灰色外墙上长满了常青藤，给院子带来一丝欧洲庄园的气息。在乍暖还寒的初春日子里，长青藤吐出嫩芽。在我面前高高地矗立着长满常青藤的铁丝围栏。在围栏后面是一个篮球场，有个篮筐已经坏了。大院的另一半是停车场，已经停满了汽车。
如同有人给我描述的那样，在左边一排树的后面是《今日中国》杂志社大楼的大门。迎接来访者的是展览橱窗，在左边橱窗里展示着西、英、法、阿拉伯和汉语五种语言出版的最新的杂志以及藏文出版的刊物，在右边橱窗里展示着一些晒得有些褪色的书籍。我穿过玻璃门，左边是门卫的办公室，在右边墙上挂着壁钟，它告诉人们是否按时上班。钟的下面是一个布告栏。
后来，当我在那里工作的时候，我总喜欢瞥一眼上面的告示，因为在我工作的两年中，它给我提供了许多材料，用以了解国家事业单位的生活和变化。这里发布了许多信息：有医疗保险改革，有响应捐款号召捐款人的姓名和数额，有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会议的照片，有关于遵守交通规则的建议和劝告，还有关于外文局青年工作者举办活动的图片和报道等等。穿过明亮的前厅，两边是一条窄长的走廊。那一天走廊里又暗又冷。
后来回想起来，好像那里从没有亮过灯似的。这种印象可能来自楼道两端有明亮窗子的缘故，从而使楼道显得比实际光线还要暗一些。这种光线对比在高一些的楼层更为明显，以致在楼道里认不出迎面走过来的人。
我顺着楼梯走上四楼，走进《今日中国》德文部的办公室。他们请我在一个宽大的皮沙发上就坐，沙发后面的高大的书架与天花板相连接，书架上摆满了词典和其他工具书。我与我的四位同事打招呼的时候，我有些紧张。当我弄清楚在座一位同事，他在德国读博士学位，研究过德语语言学的时候，我的紧张情绪涣然冰释，我也是学语言学出身的，这样我们便可以深入地谈论我们所熟悉的专业问题。
不久我就接到了通知，我已经被录取了。我感到高兴不仅是我有了一个固定的职位，还因为我的妻子在北京大学教了两年书以后想做点别的工作。因为签证和住房取决于聘用，在聘用之前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前途如何。有了我在《今日中国》的职位，我们的居留许可证通过我的单位来办理，我们还可以搬进一直受人尊敬的、拥有独一无二的花园的友谊宾馆。
这样我就进我的办公室上班了，我受到了优待，一个人有一间办公室。第二天我带来了我所需要的所有的东西。除了笔、橡皮之外(我感到惊讶的是每个人都必须自备文具)，还有在食堂吃饭必须有的碗筷。工作时间是上午8点半至下午4点半，中午11点半至1点半是午餐、看报的时间。我原想，我终于有了定期阅读中文报纸的时间了。
我不久就熟悉了我的工作岗位。我的同事们为我工作顺利、生活愉快做了一切。我特别喜欢食堂的午餐，11点25分就听见楼道里餐具的碰撞声，它准确无误地表明午休时间开始了。午餐后的读报休息时间我很少用来读报，而是与同事们进行轻松愉快的谈话，我能很幸运地了解到在一个社会主义事业单位工作意味着什么，同时也能很好奇地了解到在这里工作对我同事们的日常生活来说意味着什么。所以有机会直接了解到中国发生的体制和社会变化。当他们谈到过去的时候，这种变化显得尤为明显。我能亲身体验到单位作为社会最小分子的构想意味着什么，即单位就像父母关心孩子一样关心每一个人。即使是这种责任感与以前相比已经明显减少了许多，但是这一点在“非典时期”表现得仍然很明显，当时每个人都得到一个“保健包”，里面装有维生素片、肥皂、果汁和口罩。虽然只是一种表示，但还是有的。
但是就像父母对孩子的责任感有时能够让人感到厌烦一样，我也能从我的同事们那里了解到这种关爱的另一面：这种关心已经延伸到在欧洲被称为的私人领域。
我在《今日中国》的两年里了解到这个国家的一些生活情景，碰到一些有趣的细节。例如，下一场小雪可以成为不必上班的原因，这对瑞士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同时我也看到我的同事在夏天非常平静地对待虽然是有计划的，但是没有通知任何人的停电。在我对这样的疏忽感到生气的时候，我也无能为力。在这种情况下将我们区分开的文化差异就显而易见了。
给我留下尤为深刻印象的是我的同事出色的语言水平。在翻译中，目的语通常是自己的母语，这就已经够难的了。所以，我对我的同事汉译德娴熟的技巧感到吃惊，特别是他们缺乏与德语是母语的人定期接触的机会，以保持自己的德语水平。而这对我来说如何迫切，而成为了我在《今日中国》工作的重点，这是我始料不及的。交给我的译文当然不是完美无缺的。否则像我这样的“语言专家”就多余了。最难改的是表述上的遣词造句。这里人们需要细致的语感。对此我觉得有必要定期阅读德语文章，以保持良好的语感。
当我最后一次离开《今日中国》杂志社大楼的时候，与开始相比较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篮球筐已经修理好了，楼道里安装了更亮的照明灯。在门口的橱窗里，杂志和书籍让位给大块彩色介绍板，它介绍每个文版和编辑部。有消息说外文局的外文编辑部要重组，我祝愿我过去的同事们能一如既往地做好工作，并祝愿他们将来一切顺利。
责编：朱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