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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力之教授《<楚辞>与中古文献考说》是二部逻辑严密、材料翔实的论文集，三十二篇论文分别在《楚辞》和中古文献领域构建起完整的研究体系。全书始终站在“以古还古”的立场上，在历史语境中考察问题。该书特点大要有三，曰：探共性，辨众说，溯源头。
关键词：《楚辞》 引文 文献学 力之
中图分类号：K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0)03－12－14
流水无痕，历史却留下了不知多少沉沙的折戟。力之教授始终关注着文学史河流中“未销”的“折戟”，并通过对之细细的磨洗来辨认“前朝”的真相。其成果之一，即《(楚辞)与中古文献考说》(巴蜀书社2005年版)。该书共收论文三十二篇，分《<楚辞>考说》与《中古文献考说》两部分。前者如毛庆先生序该书所说：“当你阅读其中某篇论文时，表面上是在看一篇文章，实际却是面对一个系统，而这个系统又是精心构建、逻辑严密、材料翔实的。”力之教授构建的这个系统最重要的方法是其所说的“以古还古”，就这一点说，后者与前者是一致的。而强烈的“问题意识”，又是其建构这个系统过程中最值得称道的。
是书诸论文涉及的问题不但有聚讼不已之疑难“杂症”，也有启迪后来的辟路之作。但不论是辨成说之是非，还是创新说，力之教授始终站在“以古还古”的立场上，在历史语境中考察问题。其特点大要有三，曰：探共性，辨众说，溯源头。
其一，探共性。当我们孤立地看待某个矛盾重重的问题时，总觉得不可理解。但当该“问题”广泛存在时，它还算是问题吗?力之教授以其宽阔的学术视野，还原特定问题的历史语境，纵横驰骋，广搜博述，将相似问题列出，轻松消弭疑问。如楚辞学研究者长期以来质疑屈原、宋玉部分作品的真实性，其中一个重要的理由便是“(《卜居》《渔父》)开口就说‘屈原既放’，显然是旁人的记载”。并以为“后人的记事虽也有假托第三位的口吻的，但那是因为误认《卜居》《渔父》为屈原作品而模仿的，不能引以为证”。而力之教授在《论以他称写己称与自我称扬》一文中(P78－87)拈出自《诗经》以至《庄子》的多个先秦事例，证明“以他称写己称”乃普遍存在的现象，从而断“不少学者因屈原《卜居》《渔父》及《文选》所载宋玉诸赋以第三人称口吻写而否定其似极有道理，却实思非缜密，经不起推敲”(P87)。“事实胜于雄辩”，此一佳例也。但解决屈宋作品真伪问题，又并非力之教授的终极目的，于是，他又拈出自前汉东方朔《答客难》至清季民初之章太炎《徐锡麟传》的三十多个例子，证明这一笔法之源远而流长。这一方面，是探求近代以前诗文(主要是“文”)写作之人称上的某种共性；另一方面，又为今后相关的研究提供了参考。
又如在《关于(七月)之作者问题》一文中，作者亦以《大雅·生民》中的细节描写及曹丕《燕歌行》等作品的拟代例子，证金履祥、方玉润、崔述等学者以农事非周公所“躬亲”为由以否定其作《七月》为“远非圆照”。
以前辈学人的功力，未必没有触及这些问题。但所谓“司空见惯每不怪”，甚多问题就在我们的熟视无睹中悄悄溜走。牛顿以前，无数人见到苹果掉向地面，而唯独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对普遍现象的抉剔爬梳往往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常被视作笨功夫。但如果不对普遍现象进行梳理，文史研究又往往会堕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窘境。由此得出的结论又焉能“不刊”?
其二，辨众说。力之教授不仅在为考察特定问题而收集材料时，往往如任中敏先生“总是用‘涸泽而渔’的方式”“‘上穷碧落下黄泉’，不放过有关研究对象的蛛丝马迹”；其于前贤时彦之说亦然——穷远而究近。如《(文心雕龙·隐秀篇>补文之真伪辨》即列詹镁、杨明照、周汝昌等大家之说，而一一辨之。这里我们还见到力之教授在学术研究中的公允持平。其批评对象外不避大家，内不讳尊亲(力之乃杨明照公再传弟子)，一切以学理为依归。正如毛庆先生所说：力之之文“几乎篇篇文章都要与人辩论”，“与人商榷的态度，虽不敢说时时处处却可以肯定绝大多数时候是真切诚恳的，绝不搞人身攻击”(P4－5)。亚里士多德谓“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力之先生有诸!
力之教授之辨众说，从方法论层面言，正如陈恩维博士所说：“常常采用的是釜底抽薪的办法”——“一是追寻文献的来源；二是以古还古的考察方法”。如在《(文选·长门赋>为司马相如作无疑辨》一文中，其说：《长门赋》为司马相如作说，“晚明以前似无异议，异议盖起自清初之顾炎武”。接着举何焯、黄侃、骆鸿凯、程千帆、叶瑛、殷孟伦、赵振铎、张君炎诸家与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的否定或怀疑之说后说：“类似之说尚多，然综而言之，理由不外三点：一，南齐陆厥已说《长门》《上林》非一家之赋；二，《长门赋》(实为《长门赋序》)所云‘陈皇后复得亲幸’与实际不符，且相如先于汉武帝辞世而此开篇即说‘孝武皇帝’；三，不载本传。”然后，作者以古还古，以有坚实的文献支撑之理一一驳之，从而得出“《文选·长门赋》为司马相如所作之说，本无所疑”这一令人信服的结论(陈宏天等主编的《昭明文选译注》2007年版之《长门赋》[题解]，即用其说)。
而在本文的结尾，力之教授说：“亭林、季刚、闲堂诸名家，素以博学、识灼与谨严为学林所推崇，然其文尚难免微瑕；见窄识小如愚者，何足道哉!小文之不当处，祈海内外之方家不吝以斧之。”其辨众说之态度与为文之纯以学术为依归，于斯可以概见。
其三，溯源头。《中古文献考说》部分，太半是建立在对文献出处的考察基础上的。如《(史记)引文札记与后世引文问题说略》《<史记><汉书><后汉书>札记》《<艺文类聚>的问题种种》等等，皆其显例。而其中对引文研究最值得学界重视。
在研究中国古代的文史中，引文问题正如牛顿的苹果。在是书中，力之教授多次提及“前人引书不严”的问题。这一问题似乎早为学界所熟知，并非问题。然其实，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而且其向来得不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在当代，力之教授便是最着力于这一问题的学者之一。他指出：“学界对古人引文所存在之问题向似不够重视，而由于对古人引文之情形缺乏深入之研究，误解古人、以非为是之情况，便不时发生”；“前人引文有时较为随便，后人如每以‘严谨’视之，失便亦有时”。
在《楚辞学三题》中，他总结道：“有以传当经者”，“有以后人之序当原作品者”，“有以首篇代其所在之全体者”。这些规律性的认识并非摆设，对解决实际问题常起着重要作用，如《(艺文类聚)的问题种种》第一节《以注充正文》即“有以传当经者”在《艺文类聚》中的体现。《关于(楚辞章句)“序文”的作者问题》《试论赋之范围与汉赋“序文”之作者问题》即对“有以后人之序当原作品者”的进一步补充，均其佳例。
《<史记>引文札记与后世引文问题说略》，又就“以引者所引为引者语”的引文问题再三申说。“我们在引用文献时一定要核对原文”，这是笔者在多所学校，反复听到的。可以说，这是个学术规则，但我们常常仅止于核对原文，在引文时却未能注意该文来源。如此一来，将甲引乙之言，当成是甲之言，由此论证甲之思想，或剥夺乙的“著作权”的情况就时常出现了。古人编书亦常有又辗转摘句成篇者，而不明于此就会犯刘勰所云“刘向明不歌而颂”的错误。概言之，对引文问题，力之教授往往言人之所周知，而独得众人之所未能得。
或许有人会说“探共性，辨众说，溯源头，这些方法是优秀的文史研究者皆需具备的”。的确，就方法论的层面言，力之先生继承了甚多前辈学者行之有效的治学路径。但“知易行难”，要始终怀着强烈的“问题意识”，站在“以古还古”的立场上，在历史语境中考察问题谈何容易?一些不为人注意的问题往往会成为撬动学术杠杆，发千古之覆的关键。例如孙振田君提到的力之教授对《楚辞》成书体例问题在屈学研究上的贡献，体例问题往往是成书的关键，但前辈学者并未明确提出，力之教授第一个认定“(《楚辞》)囊括了中国文学史土第一位伟大作家屈原之所有作品，而他人之作之入录条件乃代屈原设言”(P138)。准此以考察具体的问题，便对《招魂》《远游》等篇的作者问题有定谳之功。
所谓“以古还古”，即是既注重原典的研读，又注重相关背景之考察。研读原典，对文献的全面梳理，对同一条文献多角度进行解读，注重考察相关背景。窃以为对文献的全面梳理，靠的是功力；对同一条文献多角度的解读，靠的是理论思维。文献是证据，是基础；理论思维是方法，是动力。例如对《文心雕龙》不提陶渊明的问题，力之教授就是在细读原典的基础上，分析《文心雕龙》的所衡对象的入选标准，综合同一时期陶渊明的文学地位而得出该书不提陶乃因其已入刘宋，不在论述之域中。而长期以来，多少学者为陶渊明鸣不平，以为《文心雕龙》不收他是刘勰的“失明”；《诗品》置之“中品”是钟嵘“无识”。此若站在“以古还古”的基础上考察，又何至于此?
力之教授的研究虽取径考证，却不拘泥于此。该书虽以“考说”名之，然并非枯燥琐碎，力之思维之特独，行文之出人意表，其妙处读者可自知。力之教授的研究实绩亦是仁山智水，远近高低各观其不同，而书中乾坤读者可自得之。
责任编辑 黄万机
关键词：《楚辞》 引文 文献学 力之
中图分类号：K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0)03－12－14
流水无痕，历史却留下了不知多少沉沙的折戟。力之教授始终关注着文学史河流中“未销”的“折戟”，并通过对之细细的磨洗来辨认“前朝”的真相。其成果之一，即《(楚辞)与中古文献考说》(巴蜀书社2005年版)。该书共收论文三十二篇，分《<楚辞>考说》与《中古文献考说》两部分。前者如毛庆先生序该书所说：“当你阅读其中某篇论文时，表面上是在看一篇文章，实际却是面对一个系统，而这个系统又是精心构建、逻辑严密、材料翔实的。”力之教授构建的这个系统最重要的方法是其所说的“以古还古”，就这一点说，后者与前者是一致的。而强烈的“问题意识”，又是其建构这个系统过程中最值得称道的。
是书诸论文涉及的问题不但有聚讼不已之疑难“杂症”，也有启迪后来的辟路之作。但不论是辨成说之是非，还是创新说，力之教授始终站在“以古还古”的立场上，在历史语境中考察问题。其特点大要有三，曰：探共性，辨众说，溯源头。
其一，探共性。当我们孤立地看待某个矛盾重重的问题时，总觉得不可理解。但当该“问题”广泛存在时，它还算是问题吗?力之教授以其宽阔的学术视野，还原特定问题的历史语境，纵横驰骋，广搜博述，将相似问题列出，轻松消弭疑问。如楚辞学研究者长期以来质疑屈原、宋玉部分作品的真实性，其中一个重要的理由便是“(《卜居》《渔父》)开口就说‘屈原既放’，显然是旁人的记载”。并以为“后人的记事虽也有假托第三位的口吻的，但那是因为误认《卜居》《渔父》为屈原作品而模仿的，不能引以为证”。而力之教授在《论以他称写己称与自我称扬》一文中(P78－87)拈出自《诗经》以至《庄子》的多个先秦事例，证明“以他称写己称”乃普遍存在的现象，从而断“不少学者因屈原《卜居》《渔父》及《文选》所载宋玉诸赋以第三人称口吻写而否定其似极有道理，却实思非缜密，经不起推敲”(P87)。“事实胜于雄辩”，此一佳例也。但解决屈宋作品真伪问题，又并非力之教授的终极目的，于是，他又拈出自前汉东方朔《答客难》至清季民初之章太炎《徐锡麟传》的三十多个例子，证明这一笔法之源远而流长。这一方面，是探求近代以前诗文(主要是“文”)写作之人称上的某种共性；另一方面，又为今后相关的研究提供了参考。
又如在《关于(七月)之作者问题》一文中，作者亦以《大雅·生民》中的细节描写及曹丕《燕歌行》等作品的拟代例子，证金履祥、方玉润、崔述等学者以农事非周公所“躬亲”为由以否定其作《七月》为“远非圆照”。
以前辈学人的功力，未必没有触及这些问题。但所谓“司空见惯每不怪”，甚多问题就在我们的熟视无睹中悄悄溜走。牛顿以前，无数人见到苹果掉向地面，而唯独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对普遍现象的抉剔爬梳往往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常被视作笨功夫。但如果不对普遍现象进行梳理，文史研究又往往会堕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窘境。由此得出的结论又焉能“不刊”?
其二，辨众说。力之教授不仅在为考察特定问题而收集材料时，往往如任中敏先生“总是用‘涸泽而渔’的方式”“‘上穷碧落下黄泉’，不放过有关研究对象的蛛丝马迹”；其于前贤时彦之说亦然——穷远而究近。如《(文心雕龙·隐秀篇>补文之真伪辨》即列詹镁、杨明照、周汝昌等大家之说，而一一辨之。这里我们还见到力之教授在学术研究中的公允持平。其批评对象外不避大家，内不讳尊亲(力之乃杨明照公再传弟子)，一切以学理为依归。正如毛庆先生所说：力之之文“几乎篇篇文章都要与人辩论”，“与人商榷的态度，虽不敢说时时处处却可以肯定绝大多数时候是真切诚恳的，绝不搞人身攻击”(P4－5)。亚里士多德谓“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力之先生有诸!
力之教授之辨众说，从方法论层面言，正如陈恩维博士所说：“常常采用的是釜底抽薪的办法”——“一是追寻文献的来源；二是以古还古的考察方法”。如在《(文选·长门赋>为司马相如作无疑辨》一文中，其说：《长门赋》为司马相如作说，“晚明以前似无异议，异议盖起自清初之顾炎武”。接着举何焯、黄侃、骆鸿凯、程千帆、叶瑛、殷孟伦、赵振铎、张君炎诸家与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的否定或怀疑之说后说：“类似之说尚多，然综而言之，理由不外三点：一，南齐陆厥已说《长门》《上林》非一家之赋；二，《长门赋》(实为《长门赋序》)所云‘陈皇后复得亲幸’与实际不符，且相如先于汉武帝辞世而此开篇即说‘孝武皇帝’；三，不载本传。”然后，作者以古还古，以有坚实的文献支撑之理一一驳之，从而得出“《文选·长门赋》为司马相如所作之说，本无所疑”这一令人信服的结论(陈宏天等主编的《昭明文选译注》2007年版之《长门赋》[题解]，即用其说)。
而在本文的结尾，力之教授说：“亭林、季刚、闲堂诸名家，素以博学、识灼与谨严为学林所推崇，然其文尚难免微瑕；见窄识小如愚者，何足道哉!小文之不当处，祈海内外之方家不吝以斧之。”其辨众说之态度与为文之纯以学术为依归，于斯可以概见。
其三，溯源头。《中古文献考说》部分，太半是建立在对文献出处的考察基础上的。如《(史记)引文札记与后世引文问题说略》《<史记><汉书><后汉书>札记》《<艺文类聚>的问题种种》等等，皆其显例。而其中对引文研究最值得学界重视。
在研究中国古代的文史中，引文问题正如牛顿的苹果。在是书中，力之教授多次提及“前人引书不严”的问题。这一问题似乎早为学界所熟知，并非问题。然其实，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而且其向来得不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在当代，力之教授便是最着力于这一问题的学者之一。他指出：“学界对古人引文所存在之问题向似不够重视，而由于对古人引文之情形缺乏深入之研究，误解古人、以非为是之情况，便不时发生”；“前人引文有时较为随便，后人如每以‘严谨’视之，失便亦有时”。
在《楚辞学三题》中，他总结道：“有以传当经者”，“有以后人之序当原作品者”，“有以首篇代其所在之全体者”。这些规律性的认识并非摆设，对解决实际问题常起着重要作用，如《(艺文类聚)的问题种种》第一节《以注充正文》即“有以传当经者”在《艺文类聚》中的体现。《关于(楚辞章句)“序文”的作者问题》《试论赋之范围与汉赋“序文”之作者问题》即对“有以后人之序当原作品者”的进一步补充，均其佳例。
《<史记>引文札记与后世引文问题说略》，又就“以引者所引为引者语”的引文问题再三申说。“我们在引用文献时一定要核对原文”，这是笔者在多所学校，反复听到的。可以说，这是个学术规则，但我们常常仅止于核对原文，在引文时却未能注意该文来源。如此一来，将甲引乙之言，当成是甲之言，由此论证甲之思想，或剥夺乙的“著作权”的情况就时常出现了。古人编书亦常有又辗转摘句成篇者，而不明于此就会犯刘勰所云“刘向明不歌而颂”的错误。概言之，对引文问题，力之教授往往言人之所周知，而独得众人之所未能得。
或许有人会说“探共性，辨众说，溯源头，这些方法是优秀的文史研究者皆需具备的”。的确，就方法论的层面言，力之先生继承了甚多前辈学者行之有效的治学路径。但“知易行难”，要始终怀着强烈的“问题意识”，站在“以古还古”的立场上，在历史语境中考察问题谈何容易?一些不为人注意的问题往往会成为撬动学术杠杆，发千古之覆的关键。例如孙振田君提到的力之教授对《楚辞》成书体例问题在屈学研究上的贡献，体例问题往往是成书的关键，但前辈学者并未明确提出，力之教授第一个认定“(《楚辞》)囊括了中国文学史土第一位伟大作家屈原之所有作品，而他人之作之入录条件乃代屈原设言”(P138)。准此以考察具体的问题，便对《招魂》《远游》等篇的作者问题有定谳之功。
所谓“以古还古”，即是既注重原典的研读，又注重相关背景之考察。研读原典，对文献的全面梳理，对同一条文献多角度进行解读，注重考察相关背景。窃以为对文献的全面梳理，靠的是功力；对同一条文献多角度的解读，靠的是理论思维。文献是证据，是基础；理论思维是方法，是动力。例如对《文心雕龙》不提陶渊明的问题，力之教授就是在细读原典的基础上，分析《文心雕龙》的所衡对象的入选标准，综合同一时期陶渊明的文学地位而得出该书不提陶乃因其已入刘宋，不在论述之域中。而长期以来，多少学者为陶渊明鸣不平，以为《文心雕龙》不收他是刘勰的“失明”；《诗品》置之“中品”是钟嵘“无识”。此若站在“以古还古”的基础上考察，又何至于此?
力之教授的研究虽取径考证，却不拘泥于此。该书虽以“考说”名之，然并非枯燥琐碎，力之思维之特独，行文之出人意表，其妙处读者可自知。力之教授的研究实绩亦是仁山智水，远近高低各观其不同，而书中乾坤读者可自得之。
责任编辑 黄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