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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鸦片战争之后，大量的传教士入华开展传教工作。企图利用宗教的外衣在精神思想上控制中国人，但是效果欠佳。因而他们转变方式，通过教育途径进行文化侵略。教会教育的产生，带来了西方的教育模式，教学内容，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传统教育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放眼于历史学科上，不论是课程内容还是课时数上都有着改变。世界史的出现填补了传统历史教学的教学空白。本文从教会学校的历史背景下，对比了传统的历史教育教学模式特点，探讨历史学科在教会教育影响下的改变。
关键词：教会教育；历史学科；近代教育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9214（2015）09-0274-02
“我为什么去中国？原因之一是在那辽阔的土地上，每个月都有一百万人在不信仰上帝的人。啊！兄弟姐妹们，你们能想像活着不信仰上帝吗？你们想到过不论对将来还是现在都没有一点希望的生活吗？”①鸦片战争之后，西方传教士大量涌入中国，而他们的目的有别于其他入华的人，他们想通过向中国人民传播基督教文化，基督教知识，使大部分中国人皈依基督教，以至力图通过中国人民共同的信仰而改变中国现有的文化、制度，最终征服中国。这正如当时英国伦敦教会传教士杨格非（Griffith John 1831-1912）说的：“我们到中国来并不是为了发展其资源，促进其商业，也不仅仅是为推动文明的发展，我们在这里是为了同黑暗势力进行斗争，拯救世人于罪恶之中，为基督教征服中国。”②因而，早期来华的传教士们积极的开展了一系列布道活动。
但是，因为中国人民与生俱来的排外感，并且它的传入还伴随着战争的硝烟以及侵略的血腥，所以西教在华的传播一直受阻。当时传教士谢卫楼（D.Z.Sheffield，1841-1913）向总部汇报时说的“尽管我每隔一天就对大批听众布道，但结果就像把种子撒入水中”几乎是于事无补。但是传教士们没有放弃，他们从多个角度审视问题，在利玛窦推行教育成功的经验中认识到：“在中国，教育极受人们的推崇，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在社会上所能起的影响极有限。”③从而他们改变传教策略，从单一布道向办教育转变，逐步发展成中国另一个教育模式，自成一派，独立于官办、私立教育——教会教育。
传教士对于教会办教育这件事上，注意到不能再单单地传授宗教知识，但是他们同样意识到一味地传授西学外在物质也是不行的。花之安（Ernst Faber）1888年在《自西徂东》中曾记录到：“徒得西学之皮毛，而不得西学精深之理，虽学亦无其亦耳。”所以，从教会学校课程设计来看，可察觉到其的多样性，这样能使学生学到当时社会不容易学到的知识，开阔了学生的知识面，同时也助于学生智力的发展。不得不注意到一点，在当时的教会学校里，除了开设自然科学，外语等西学强势课程，也单独的设置了历史学，地理等自然社会科学的课程，这与之前中国传统教学中的课程安排存在着诸多的不同。
历史学的单独设科，给其发展提供了很大的空间。首先单就传统的历史教学历程来看，其发展历史悠久，而其主要特点有这几方面：
首先，在古代历史教学过程中带有浓厚的“垂鉴”的作用。由于历代统治者都以江山稳固，国家长治久安为首要前提，所以把历史教育作为重要的思想辅助手段。“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④反映出历代统治者对于历史教育史的认识是发挥“借鉴”功能，让本朝的人民懂得汲取历史经验教训，从而起到防止重蹈历史覆辙的作用。所以，“史学”教育成为中国古代历朝历代历史教学的主要内容，并大力提倡扶植。早在南朝刘宋明帝时期，为培养史学人才及繁荣学术，就曾在都城开办了一所史学专科学校，同时还开设“总观明”，作为历史学术研究的专门机构，出现了“二汉求士，率先经术；近代取人，多由文史”⑤的情形。
其二，古代成人历史教育中出现了“经史不分”的局面。汉武帝时，因为“独尊儒术”，将儒家的典籍立为经，同时在长安建立大学，创设五经博士，开始了以“经”教育学生；学者们在对经书研究上，逐渐产生了日后的经学。经学的产生，导致了对史学研究的忽视，历史教育也在某种程度上受到经学的束缚。到了宋朝，由于统治者对于理学的重视，其程度到了科举考试的题目皆出于朱熹编撰的四书，历史教育的正常发展受到了直接的影响。“《春秋》一经，春秋一时之史也。《诗经》、《书经》二帝三王以来之史也，而《易经》则又示人以经之所自出，史之所从来……顾谓‘六经’皆史可也。”⑥正是因为这种经史不分的现状，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历史教育的正常发展。
其三，古代蒙学阶段的历史书籍却展现了另一番场景。教材不但取材广泛，而且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为蒙学历史教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纵观古代的历史蒙学教材，可看出它大多使用通俗易懂的话语，根据儿童“乐喜游而惮拘俭”的特性，将我国历朝历史的演变，重要史事，历史人物的事迹，以韵语对偶的语言编写成益于儿童诵读记忆的通俗的历史读物，潜移默化地传播历史知识，达到普及历史教育。通过进行蒙学阶段的历史教育也能让历史教学的广度得到扩大，由此可看到，古代历史教育的普及程度还是比较广的。
但是，随着晚清封建统治的腐朽作风，致使社会风气腐坏，并且统治者加强封建文化专制的力度，大多数学者们因为文网疏密，动辄遭祸，而不敢大发微言，多转为考据学，这对历史教育产生了直接影响，束缚其发展，甚至让其停滞不前。就在那时，教会学校新型的教学理念和方式方法的传入，冲击着传统教育，使其被迫改革，转型。
教会学校中的历史教学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开设了世界历史的课程。早期传教士在布道过程中也对外国的一些史地常识进行科普性的传播。早在1834年传教士郭实腊（Gharles Gutzlaff）出版了《大英国统志》，1838年禆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在新加坡出版了《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等等。但是当时的中国对外的了解少之又少。与传统的旧式历史教育不同，在华教会学校不仅单独开设历史，而且还专门增设外国史这门课程。由美国的传教士狄考文创办的登州文会馆里，就开设了《圣经》历史和相关的外国历史课程；福州英华书院在正科三、四学年的时候也开设西国史课程；福州华南女大附中规定学校在第三年开设“迈尔通史”；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开设了西洋史同时还规定了6个学分等等。正是通过这样的历史教育，学生不仅能了解到世界各国的历史发展，从而了解掌握其他国家的情况。 洋务运动的开始，促进了当时在华教会学校的发展，它们纷纷开始自编出版相关课程的教科书，与原先没有系统的传统历史知识体系形成鲜明对比。这也是教会学校历史教学的特点之一。1877年5月，各自为阵的教会学校在上海召开了第一届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大会推举了丁韪良（Will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1836-1908）、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1836-1907）和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等人组成了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决定为当时各教会学校编辑一套统一的初等学校用书。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确定了渗透宗教思想和用中文编写的两大原则。该委员会首先编写了两套中文教材，即初等和高等。教材包括十类，⑦其中第五类为古代史纲要、现代史纲要、中国史、英国史、美国史。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在14年的时间内共编辑出版书籍50种、74册及图表40幅。还审定合乎学校使用之书48种，115册，这些书籍大部分是学校参考书，其中包括历史类共4种。⑧
教会学校在一定程度上被洋务运动所促进，同时它也反作用于洋务运动时期的教育。在洋务运动时期，中国陆续出现了一些讲授自然科学的新式学堂，而这些学堂里也根据自身需求开设了相应的历史课程。如同文馆在继教会学校后，成为中国官办洋务学堂中第一个设置外国史课程的学校；而上海广方言馆除了应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开设了有关世界史的课程，并且还为了要求学生“事事体认，取法于古，以增长其识力”开设了中国史。在洋务军事学堂中，无论是水师学堂还是武备学堂，也几乎都开设了历史课程，但其所开设的历史课程，多在结合学堂的性质，以军事方面的历史居多，使学生“知己知彼”，达到抵御外来侵略；而维新学堂在开设历史课时，也在重视中国史的同时，开始了对外国史课关注的加强。如在上海南洋公学的历史课程中除了国学史地外，还增设了“世界史地”课。正因为开设了这些课程，中国的学生在一定程度上对国际情况，世界局势上的了解更进一步。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长期闭塞的状态，唤起了人们起来改革，起来救亡，换言之，历史课程可以说成为了维新变化图强的重要思想武器。
综上所述，十九世纪开始，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想借助兴办教育，从而用基督教和西方的科学知识来培养中国的知识阶层，他们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手段，从根本上控制中国文化的发展，竟而控制中国的发展。所以，刚开始的教会学校在实行的教育措施，大多都是以训练有能力的，忠诚的中国基督教徒为目的。但是在教会学校开办的过程中，西方先进的教育模式，科学的教学方法也在无形中渗入中国，影响了近代中国教育的理念，方式方法。如卢茨说的：“教会大学的建立是出于西方人的需要，并不是中国人的要求。”⑨但是教会学校却直接促进了近代中西的交流，从课程的开设、教科书的采用，到讲课的教师、教学方法，无不受到其影响。历史学科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影响，使其无论在教学内容还是模式上都得到了发展，同时这也为民国时期的历史教育奠定了基础。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研究生）
注解：
①Flectcher Brochman，I Discover the Orient，New York 1935，P12。
②Records of General Conference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China，1877，Shanghai，1878，P32。
③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④刘向《管仲译注》，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14.
⑤《南史》卷五十九，《江淹传》
⑥李贽《焚书》《经史相与表里论》
⑦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第86-87。
⑧王建军.《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P59。
⑨杰西·格·卢茨著，曾钜生译.中国教会大学史[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
参考文献：
[1]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王建军.《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
[3]Records of General Conference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China，1877，Shanghai，1878
[4]Flectcher Brochman，I Discover the Orient，New York 1935
[5]《南史》卷五十九，《江淹传》
[6]李贽《焚书》《经史相与表里论》
[7]杰西·格·卢茨著，曾钜生译.中国教会大学史[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
关键词：教会教育；历史学科；近代教育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9214（2015）09-0274-02
“我为什么去中国？原因之一是在那辽阔的土地上，每个月都有一百万人在不信仰上帝的人。啊！兄弟姐妹们，你们能想像活着不信仰上帝吗？你们想到过不论对将来还是现在都没有一点希望的生活吗？”①鸦片战争之后，西方传教士大量涌入中国，而他们的目的有别于其他入华的人，他们想通过向中国人民传播基督教文化，基督教知识，使大部分中国人皈依基督教，以至力图通过中国人民共同的信仰而改变中国现有的文化、制度，最终征服中国。这正如当时英国伦敦教会传教士杨格非（Griffith John 1831-1912）说的：“我们到中国来并不是为了发展其资源，促进其商业，也不仅仅是为推动文明的发展，我们在这里是为了同黑暗势力进行斗争，拯救世人于罪恶之中，为基督教征服中国。”②因而，早期来华的传教士们积极的开展了一系列布道活动。
但是，因为中国人民与生俱来的排外感，并且它的传入还伴随着战争的硝烟以及侵略的血腥，所以西教在华的传播一直受阻。当时传教士谢卫楼（D.Z.Sheffield，1841-1913）向总部汇报时说的“尽管我每隔一天就对大批听众布道，但结果就像把种子撒入水中”几乎是于事无补。但是传教士们没有放弃，他们从多个角度审视问题，在利玛窦推行教育成功的经验中认识到：“在中国，教育极受人们的推崇，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在社会上所能起的影响极有限。”③从而他们改变传教策略，从单一布道向办教育转变，逐步发展成中国另一个教育模式，自成一派，独立于官办、私立教育——教会教育。
传教士对于教会办教育这件事上，注意到不能再单单地传授宗教知识，但是他们同样意识到一味地传授西学外在物质也是不行的。花之安（Ernst Faber）1888年在《自西徂东》中曾记录到：“徒得西学之皮毛，而不得西学精深之理，虽学亦无其亦耳。”所以，从教会学校课程设计来看，可察觉到其的多样性，这样能使学生学到当时社会不容易学到的知识，开阔了学生的知识面，同时也助于学生智力的发展。不得不注意到一点，在当时的教会学校里，除了开设自然科学，外语等西学强势课程，也单独的设置了历史学，地理等自然社会科学的课程，这与之前中国传统教学中的课程安排存在着诸多的不同。
历史学的单独设科，给其发展提供了很大的空间。首先单就传统的历史教学历程来看，其发展历史悠久，而其主要特点有这几方面：
首先，在古代历史教学过程中带有浓厚的“垂鉴”的作用。由于历代统治者都以江山稳固，国家长治久安为首要前提，所以把历史教育作为重要的思想辅助手段。“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④反映出历代统治者对于历史教育史的认识是发挥“借鉴”功能，让本朝的人民懂得汲取历史经验教训，从而起到防止重蹈历史覆辙的作用。所以，“史学”教育成为中国古代历朝历代历史教学的主要内容，并大力提倡扶植。早在南朝刘宋明帝时期，为培养史学人才及繁荣学术，就曾在都城开办了一所史学专科学校，同时还开设“总观明”，作为历史学术研究的专门机构，出现了“二汉求士，率先经术；近代取人，多由文史”⑤的情形。
其二，古代成人历史教育中出现了“经史不分”的局面。汉武帝时，因为“独尊儒术”，将儒家的典籍立为经，同时在长安建立大学，创设五经博士，开始了以“经”教育学生；学者们在对经书研究上，逐渐产生了日后的经学。经学的产生，导致了对史学研究的忽视，历史教育也在某种程度上受到经学的束缚。到了宋朝，由于统治者对于理学的重视，其程度到了科举考试的题目皆出于朱熹编撰的四书，历史教育的正常发展受到了直接的影响。“《春秋》一经，春秋一时之史也。《诗经》、《书经》二帝三王以来之史也，而《易经》则又示人以经之所自出，史之所从来……顾谓‘六经’皆史可也。”⑥正是因为这种经史不分的现状，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历史教育的正常发展。
其三，古代蒙学阶段的历史书籍却展现了另一番场景。教材不但取材广泛，而且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为蒙学历史教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纵观古代的历史蒙学教材，可看出它大多使用通俗易懂的话语，根据儿童“乐喜游而惮拘俭”的特性，将我国历朝历史的演变，重要史事，历史人物的事迹，以韵语对偶的语言编写成益于儿童诵读记忆的通俗的历史读物，潜移默化地传播历史知识，达到普及历史教育。通过进行蒙学阶段的历史教育也能让历史教学的广度得到扩大，由此可看到，古代历史教育的普及程度还是比较广的。
但是，随着晚清封建统治的腐朽作风，致使社会风气腐坏，并且统治者加强封建文化专制的力度，大多数学者们因为文网疏密，动辄遭祸，而不敢大发微言，多转为考据学，这对历史教育产生了直接影响，束缚其发展，甚至让其停滞不前。就在那时，教会学校新型的教学理念和方式方法的传入，冲击着传统教育，使其被迫改革，转型。
教会学校中的历史教学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开设了世界历史的课程。早期传教士在布道过程中也对外国的一些史地常识进行科普性的传播。早在1834年传教士郭实腊（Gharles Gutzlaff）出版了《大英国统志》，1838年禆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在新加坡出版了《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等等。但是当时的中国对外的了解少之又少。与传统的旧式历史教育不同，在华教会学校不仅单独开设历史，而且还专门增设外国史这门课程。由美国的传教士狄考文创办的登州文会馆里，就开设了《圣经》历史和相关的外国历史课程；福州英华书院在正科三、四学年的时候也开设西国史课程；福州华南女大附中规定学校在第三年开设“迈尔通史”；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开设了西洋史同时还规定了6个学分等等。正是通过这样的历史教育，学生不仅能了解到世界各国的历史发展，从而了解掌握其他国家的情况。 洋务运动的开始，促进了当时在华教会学校的发展，它们纷纷开始自编出版相关课程的教科书，与原先没有系统的传统历史知识体系形成鲜明对比。这也是教会学校历史教学的特点之一。1877年5月，各自为阵的教会学校在上海召开了第一届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大会推举了丁韪良（Will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1836-1908）、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1836-1907）和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等人组成了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决定为当时各教会学校编辑一套统一的初等学校用书。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确定了渗透宗教思想和用中文编写的两大原则。该委员会首先编写了两套中文教材，即初等和高等。教材包括十类，⑦其中第五类为古代史纲要、现代史纲要、中国史、英国史、美国史。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在14年的时间内共编辑出版书籍50种、74册及图表40幅。还审定合乎学校使用之书48种，115册，这些书籍大部分是学校参考书，其中包括历史类共4种。⑧
教会学校在一定程度上被洋务运动所促进，同时它也反作用于洋务运动时期的教育。在洋务运动时期，中国陆续出现了一些讲授自然科学的新式学堂，而这些学堂里也根据自身需求开设了相应的历史课程。如同文馆在继教会学校后，成为中国官办洋务学堂中第一个设置外国史课程的学校；而上海广方言馆除了应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开设了有关世界史的课程，并且还为了要求学生“事事体认，取法于古，以增长其识力”开设了中国史。在洋务军事学堂中，无论是水师学堂还是武备学堂，也几乎都开设了历史课程，但其所开设的历史课程，多在结合学堂的性质，以军事方面的历史居多，使学生“知己知彼”，达到抵御外来侵略；而维新学堂在开设历史课时，也在重视中国史的同时，开始了对外国史课关注的加强。如在上海南洋公学的历史课程中除了国学史地外，还增设了“世界史地”课。正因为开设了这些课程，中国的学生在一定程度上对国际情况，世界局势上的了解更进一步。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长期闭塞的状态，唤起了人们起来改革，起来救亡，换言之，历史课程可以说成为了维新变化图强的重要思想武器。
综上所述，十九世纪开始，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想借助兴办教育，从而用基督教和西方的科学知识来培养中国的知识阶层，他们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手段，从根本上控制中国文化的发展，竟而控制中国的发展。所以，刚开始的教会学校在实行的教育措施，大多都是以训练有能力的，忠诚的中国基督教徒为目的。但是在教会学校开办的过程中，西方先进的教育模式，科学的教学方法也在无形中渗入中国，影响了近代中国教育的理念，方式方法。如卢茨说的：“教会大学的建立是出于西方人的需要，并不是中国人的要求。”⑨但是教会学校却直接促进了近代中西的交流，从课程的开设、教科书的采用，到讲课的教师、教学方法，无不受到其影响。历史学科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影响，使其无论在教学内容还是模式上都得到了发展，同时这也为民国时期的历史教育奠定了基础。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研究生）
注解：
①Flectcher Brochman，I Discover the Orient，New York 1935，P12。
②Records of General Conference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China，1877，Shanghai，1878，P32。
③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④刘向《管仲译注》，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14.
⑤《南史》卷五十九，《江淹传》
⑥李贽《焚书》《经史相与表里论》
⑦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第86-87。
⑧王建军.《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P59。
⑨杰西·格·卢茨著，曾钜生译.中国教会大学史[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
参考文献：
[1]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王建军.《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
[3]Records of General Conference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China，1877，Shanghai，1878
[4]Flectcher Brochman，I Discover the Orient，New York 1935
[5]《南史》卷五十九，《江淹传》
[6]李贽《焚书》《经史相与表里论》
[7]杰西·格·卢茨著，曾钜生译.中国教会大学史[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