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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当前,数字货币的研发工作成为各国央行的重要工作之一。我国数字人民币的发行和落地工作也正在加速推进,2020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已陆续在广东深圳、江苏苏州、河北雄安新区、四川成都和北京冬奥会场景启动多轮数字人民币试点和测试工作。那么,数字货币的研发是如何逐渐成为主流趋势的,数字货币的发展将对商业银行产生怎样的影响,数字货币的安全性如何,我国数字人民币的走势前景如何,带着这些疑问,本刊记者约请《银行家》研究中心副主任唐庆春专门著文,较为详细地畅谈了他在这个方面的见解和思考。
《银行家》:近些年来,金融科技风起云涌,尤其是最近几年中国人民银行推出的数字人民币风头无二。我们了解到您较早地就开始关注和研究金融科技及电子货币问题,能说说为什么吗?
唐庆春:20世纪80年代末我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工作的时候,有幸结识了当时还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博士的著名经济学家王松奇教授,他当时和我说了这么一段话:“未来一定是电算时代,庆春你应该关注这个领域。”这棵种子根植于我的思想深处,对我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银行家》:这就是您后来硕士毕业论文写《网络银行》的思想来源吧?
唐庆春:是的。1998年我在南开大学金融系硕士毕业,指导老师是刘玉操教授,他思想开放、视野开阔,鼓励我写创新性选题。1997年下半年,我开始搜集材料着手研究,1998年6月完成论文答辩,论文题目就是《网络银行》,这在当时非常超前,刘教授给予了我很大帮助。论文内容涉及网络银行以及与网络银行密切相关的电子商务、电子货币。那个时候,阿里巴巴刚从黄页转到电子商务、银行的网站也只停留在“黄页”阶段,记得只有中国银行的网站有了余额查询功能。当时国内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几乎空白,我主要是查阅和研究国外资料。
《银行家》:这样看来,您的硕士论文选题及研究在国内的确处于当时的领跑位置。不过,硕士毕业后您似封墨从商了,或许是因为当时如火如荼的金融改革大潮使然,但这也恰好为您提供了研以致用的舞台。
唐庆春:是的,1999年我从英国留学回来在中国民生银行总行发展研究部工作,在各级领导的支持下,民生银行立项成立“网上银行筹备组”,我担任组长并兼任第一代大集中核心系统副组长。我在任期间主持了网上银行的构架设计、需求编写。中国民生银行定位为服务于两小民营企业,而当时其网点较少,亟须通过网上银行缩短服务距离。应该说,民生银行的网上银行起步还是比较早的。再后来,2005年我创业开发了网上第一代理财规划系统,也算是开了独立第三方理财规划的先河。
《银行家》:那么,请您介绍一下您的这篇硕士论文中的一些内容。
唐庆春:先说个论文中引用的金融科技史料吧。荷兰阿姆斯特丹有一位叫大卫·乔姆(David Chaum)的电脑博士,他认为国际互联网必须拥有自己的网络货币,即符合互聯网特征的数字现金(Digicash)。这种数字现金应该是一种匿名货币,类似于现金,谁也无法知道数字现金使用者的真实身份。乔姆博士既没有权威性、又没有货币发行的贵金属准备,于是他异想天开地产生一个奇妙的想法,令人叹为观止。1995年,乔姆博士在互联网上发布了一个消息,详细阐述了他的数字现金的发行理念及使用方法,并称凡是向他申请使用互联网数字现金的前1000名网络发烧友,都可以获得其赠送的500元数字现金。所有互联网上的商户可以任意定价其软件及商品服务的价格,并向愿意购买者收取数字现金。对于免费获得数字现金的网络发烧友来说,白得的数字现金不花白不花。令人振奋的是,居然有商家愿意接受数字现金,于是乔姆博士发明的数字现金就在互联网上流行起来,如同滚雪球一般,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互联网上使用这个数字现金。更有趣的是一家叫“马克·吐温”的美国商业银行居然愿意为该行存款客户提供美元兑换服务!
人类为了追求交易的便利性,在26年前就已经基于互联网设计了数字现金,而我写这篇硕士论文的时间是23年前。当然,我相信乔姆博士研发的一定是中心化的数字货币,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美国一个叫中本聪(Satoshi Nakamoto)的神秘人物发表了题为《比特币——一种点对点式的电子现金系统》的论文,互联网才进入了去中心化时代。
《银行家》:听来饶有兴趣。我们注意到,电子或数字货币一开始就聚焦在“现金”这个概念,是这样吗?
唐庆春:确实如此。这要从货币的本源说起。货币本质上是一种真实财富,和一袋米、一头猪、一件家具一样。人类为了交易的便利性、统一性才逐步演化、选择了青铜、白银和黄金,这就是贵金属货币时代。贵金属携带起来不便才产生了钱庄、钱票(银票),人们选择把沉重的贵金属存入钱庄,银票就是存银的凭证(当然也可以是黄金和金票)。至此,还没有现代商业银行什么事,这些钱庄更像是早期的中央银行。贵金属也好,金银票也好,都是现金,都是真实财富或财富凭证。现金交易的好处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钱货两清,没有清算。但它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需要交易双方在“物理空间上”见面。互联网可以让这些现金凭证转化为电子信息,从而超越物理时空的约束,可以在任意时间、任意地点实现双方交易。这也就是我论文中的一个观点,“数字现金的真正意义是人类在货币创造上的历史复归”。这里所谓的“复归”就是回归到真正的现金交易时代场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中间并没有任何金融机构的介入。
《银行家》:现金、数字现金确实是这样,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电子支付也能实现钱货两清、超越时空限制吧?
唐庆春:这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从表面上看,电子支付也实现了钱货两清,实际上物流和货币流是分开的,中间需要由商业银行介入进行清算,付款人的钱才能到达收款人的账户里。更重要的是,当进行跨国交易时,还需要跨境清算,进行不同币种之间的兑换,这才产生了国际清算组织和美国的SWIFT系统。现金和基于互联网的数字现金就不一样,资金从一个钱包直接到达另一个钱包,没有清算(国内、跨境)。人类在金融发展的历史中发明了钱庄制度,钱庄制度产生了纸币、存款工具,进而演变出现代商业银行的清算制度。而基于存款账户的清算制度既是一种金融进步,也产生了庞大的金融机构体系、清算系统建设成本。一句话,现金交易不需要清算,无论境内、跨境,不受金融清算体系限制。账户和清算是需要成本的,不是付款人承担就是收款人承担;不是直接承担(扣费)就是间接承担(存款)。 《银行家》:显然,乔姆博士的数字现金是中心化的私人发行机制;而中本聪的数字现金是去中心化的私人发行机制。其权威性、可信度如何确定?
唐庆春:根据我们的常识,通常在互联网上发送的任何数据其实都是数据本身的一个备份(拷贝),你发送了一段文字或一张图片,你只是发送了一个完全相同(如果不做处理的话)信息的备份,你手上还有一个母本信息(原创),这就不符合数字现金的要求,数字现金必须是不可复制、不可篡改的唯一数字信息包。互联网数字货币的发明者们所设计的数字现金肯定是一个不可复制、不可篡改的唯一的数据包,这个数字包一旦发出去,你就没有备份留下来,正如你把一块钱纸币给了别人,你钱包里一定少了这一块钱纸币,这与传统账户转账有根本上的不同。乔姆博士的中心化数字货币一定也是记录了每个数字现金特征的数据包,如果它又与现实中的美元挂钩,那么这个数字包就一定会记录这个信息。中本聪的去中心化数字现金采取了限量发行,据说总量是2400万枚比特币。中本聪对货币的本质认识很清楚,熟悉劳动价值论,知道货币不能凭空获得,他设计了一种所谓的挖矿机,通过计算设备投入、消耗电能而挖出这2400万枚比特币,这和我们熟悉的开采银矿、金矿是一个道理,谁挖到算谁的。为了体现不可复制、不可篡改,他采取了分布式记账的互联网区块链技术。唯一的问题是公网的分布式记账需要每一个参与者作为一个节点参与每一笔交易,其效率不适合高频、海量数据交易。我认为,未来之路在于量子纠缠技术的运用,所有节点之间的信息传输不再受电子速度的影响,而是即时感应,没有时差。
在《网络银行》论文中提到23年前的理论研究成果显示,关于数字现金的发行权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数字现金不应由一国的中央银行发行,而应由市场决定。因此,当时美国并没有把数字现金纳入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发行权限之内,而数字公司、电腦货币公司、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微软公司都在开发数字现金,市场上会出现不同的数字现金品牌,正如信用卡一样。第二种观点主张由一国中央银行发行数字现金,与流通中的法定货币相一致,具有最强的信用基础。第三种观点主张由商业银行或信用机构发行数字现金,这些机构有客户法定货币存款,将法定货币兑换成数字现金就可以了。
《银行家》:我国中央银行正式推出了数字人民币(DC/EP),您怎么评价这个设计制度?
唐庆春:中国人民银行推出的数字人民币是基于央行主导的金融科技基础设施DC/EP(数字货币/电子支付)框架下的数字现金,由央行、商业银行两层运营机制,与商业银行账户松耦合、可控匿名,暂不采用分布式记账技术,与其他加密货币不能兑换。《银行家》杂志2021年第四期的特别关注专栏里,发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博士后丁一的文章《数字人民币与数字美元:央行数字货币对比》,该文较为详细地介绍了中美两国在央行数字货币设计方案上的比较(见表1)。对照前文可以看出,《美国数字货币白皮书》采取了美式做法,由非央行机构建立数字货币运营基础设施,采取分布式记账技术,通证化和小额匿名、大额报备,美联储发行货币,双层运营,但特别强调了境内非央行加密货币(如比特币)与美元较为自由的兑换关系。
很显然,我国央行的数字货币是中心化策略,也未采用分布式记账技术,类似于原来央行的CA认证机制。这样一种设计在交易效率上会较好。根据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穆长春介绍,该所申请了70多项专利,相信会是一个安全可靠的电子货币体系。
总体来说,中美两国的数字货币都是与法币兑换的稳定币概念。需要注意的是,美国的央行数字货币方案的根本目的是支持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强势地位,特别值得警惕的是中本聪何许人也?比特币作为一种纯粹的网络货币,采用去中心化、完全匿名策略,而美元与比特币的兑换比较自由。改写鲁迅先生的一句名言就是“世上本无货币,用的人多了就成了货币”。比特币就是这样,这也与货币史上的贝壳、青铜、白银、黄金作为货币是一个道理,它才是互联网货币的本质特征。美国嫁接比特币的策略引人深思。
《银行家》:数字货币(现金)与我们所熟悉的现金放在钱包里或者存在银行里相比,数字货币钱包是否安全?
唐庆春: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致力于央行数字货币研究、设计、开发、实施长达六年之久,申请了70多项专利,我坚信央行的DC/EP系统在应用层面相当安全,不会比身上的钱包风险更大,很难出现网上小偷,也不会比我们日常使用的基于银行账户的转账支付更不安全。但需要注意的是,采取中心化策略、暂不使用分布式记账技术,在战略上要注意互联网的根服务器控制在美国人手里,美国曾经有过给其他国家网站断网的先例。而分布式记账就不同了,所有数据存储及交易分布于广域网上,美国人很难把全球的网都断了。我相信央行应该考虑到了这些战略风险,也相信会有相应的措施。
《银行家》: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介绍说,此次央行推出的数字人民币本质上就是现金,与流通中的纸币、硬币一样,但与日常生活中对现金的感觉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您怎么理解?
唐庆春:央行官方是这么说的,一些研究人员也论证说央行将人民币定位于现金(M0)。央行版数字人民币本质上就是现金,这与我们口袋里的纸币、硬币完全一样。从央行的角度,货币只存在于两种形式,一种是存款,一种是流通中现金,包括纸币和硬币。现在多了一种现金存在形式,即手机里的数字钱包里的数字现金。生活中储值卡里的钱等不是现金而是存款,其背后还是存款账户。
《银行家》:央行还介绍说数字人民币支持离线支付吧?
唐庆春:支持离线支付更说明数字人民币就是现金。离线支付在部分IC卡上也能实现,IC卡也可以说是另一种数字现金。这个技术早就成熟了。
《银行家》:数字人民币既然是现金而不是存款,而央行官方说在数字人民币双层体系下不会造成商业银行脱媒,您怎么看?
唐庆春:既然是现金,就一定不是存款,从银行存款里脱离出来。从定性的角度看,那一定是商业银行的必然“脱媒”。在双层体系下,商业银行蜕变为存款与数字人民币之间的兑换服务机构。理论上,在一定条件下,人们可以把全部存款转化为数字人民币,商业银行就没有了存款。没有了存款,商业银行也就失去了清算功能。至于放贷功能,则属于非标资产和风险管理范畴,不必然地与存款、清算挂钩,换句话说也是“松耦合”。商业银行现有的其他中介服务,如缴费服务,根本上还是属于支付及清算,商业银行有可能脱变为非存款、无清算金融机构。 至于数字人民币让商业银行脱媒到什么程度,则取决于人们持有数字现金的动机和意愿,进而影响数字人民币的使用程度。
《银行家》:如此,对央行货币政策有何影响?
唐庆春:数字人民币是现金而不是存款,自然就不会参与存款货币创造,在派生存款公式里必然加大分母,数字现金从存款漏出越多,则存款货币创造越少。理论上,当存款全部露出为数字现金(纸币和硬币)时,存款创造货币过程中止,流通中货币=流通中现金。那么,央行通过现行的存款准备金制度、再贷款利率等影响商业银行的宏观货币政策手段失灵。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在没有数字人民币(现金)时代,流通中现金(纸币和硬币)的流动性央行很难观察到,这些现金参与交易的频次很难计算到,因为现金交易的特点就是不通过账户转账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行为。数字人民币出现后,凡是通过数字人民币的交易,央行是能够“看到”、统计出来的,既能看到流通中有多少数字现金(纸币和硬币的总量一直是清楚的),也能“看到”交易的活跃度,在今天的大数据、大计算时代,这不再是难事。进而,央行对流通中现金的政策将会更有针对性。但是,央行能够看到并不等于能够干预,多年前货币政策研究者们习惯把流通中的现金比喻为“笼子外的老虎”,而存款是“笼子里的老虎”,定期存款更是“笼子里带了铁链的老虎”。当然,那个时代产品供给相对短缺,为了稳定物价、稳定存款,不希望笼子里的老虎出来(形成即时消费购买力),现在是商品比较充分供应时代,国家鼓励消费,也正因为如此,笼子外的老虎(数字现金)多了,央行很难控制和预判其行为模式。
《银行家》:这里出现一个有趣现象,存款在银行、纸币硬币在身上或家里,数字现金在哪里?感觉有点虚无,看不见、摸不着。
唐慶春:数字现金在你手机里的数字钱包里。听起来好像无根无落,其实数字现金和其他现金一样,都记载在央行的负债表里,是有根的,只是存放方式不同而已。央行官员介绍过,你的数字钱包其实是你在央行数字人民币DC/EP系统里注册的一个实名身份,可能对应一个手机号、一个车牌号等,而手机号、车牌号与你的真实身份绑定。因此,这个数字钱包是不会丢失的,手机丢了、车丢了,“数字钱包”不会丢,因为你在央行DC/EP系统里的身份没有丢,随时可恢复。这比现实中的现金要安全得多,也并不虚无。
我们可以更好奇地认识到,历史上我们把金银存到钱庄、票号,取得一个银票,这个银票可以在市场上流通、进行交易,这个钱庄、票号实际上是在发行货币,我们才说这是中央银行的雏形。在现代金融制度下,发行货币的永远是各国的中央银行(不一定是国家银行,像美国的美联储就是一个私有公司),商业银行不发行货币但能创造货币。流通中货币总量(存款+现金)是央行发行货币总量的若干倍,这个倍数就是货币乘数。当流通中的货币全部是现金时,货币乘数小于1(一部分现金灭失了),没有货币创造。现在,央行发行数字货币(现金),实际上在回归“钱庄时代”,央行与大众的“距离”更近了。数字人民币记载在央行的DC/EP系统,但没有“存放”于央行账户里,因此央行规定数字人民币不计息。如果计息呢?计息就意味着有人使用这些现金,央行付息就计入央行负债表里,货币显然“直接回笼了”;如果是央行再借给商业银行使用,则央行就直接参与了货币再创造。美国的数字货币方案关于计息问题正在讨论中。央行付息、数字人民币计入负债表、再出借给商业银行、央行直接发行货币、创造货币,不需要清算,商业银行只经营放贷业务及相关风险管理;其他金融机构也可以从央行借到数字人民币并进行资产管理。这样一种制度创新安排,或许会使央行真正回归到货币发行机构的原始状态,宏观货币政策控制更加直接、灵活、有效。经营资产管理、风险管理的金融机构的资本标杆要求更低。商业银行脱媒但也脱掉了负担。“货币复兴”是不是一种文明进步?这些均可研究讨论。
《银行家》:您这样说来确实很有意思,值得进一步研究。央行介绍说数字人民币是可控匿名,这怎么理解?
唐庆春:可控匿名就是非匿名,如果央行想看,是能够看到持有人及交易细节的,这显然与过去的现金匿名不一样。美国的数字货币方案里也是有限匿名,小额交易匿名,超过10000美元要报告。现实生活中银行对取现也有控制。各国都对使用法定货币用于非法交易进行了严格限制,而传统的匿名现金(纸币和硬币)更容易被用作非法交易,如洗钱、腐败等。比特币号称完全匿名,所以更容易被一些非法交易所利用,如洗钱、贩毒等。在这里要有一个严格的法律边界,对匿名性要有严格保护,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看“底牌”的。我注意到有些研究者认为商业银行可以由此进行交易数据分析,从而认为数字人民币可能成为商业银行的一个流量场景。这个观点是有危险的。数字人民币是现金,其匿名属性应当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商业机构是不能看“底牌”的,否则数字人民币的信用可能受到影响。即使是现在的存款货币交易,商业银行也只能看到收付双方是谁,而交易本身的更多信息银行是看不到的。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也介绍说,在匿名隐私与防止违法之间要有一个平衡。违法的是人而不是数字现金本身,就像切菜刀本身不是凶器,但如果用来伤人它就变成了凶器一样,是行为主体人使切菜刀成了凶器。必要的隐私是需要保护的,有些合法交易也有匿名需求,人们有保护隐私的权利,这样的例子很多。不能因为防止洗钱、腐败而影响到数字人民币作为现金货币应有的匿名性。我个人建议,从法律上应该规定无论什么人都不能使用数字人民币所携带的交易信息进行大数据分析,而应该更多通过纪律约束、法律限制来规范人们正当使用数字人民币。如果有人违法、违规使用数字人民币,则应通过事件追踪调查来提取数字人民币的相关信息,这个权力应当由国家执法机关掌握。
说个题外话,如果有一天不再发行纸币、硬币现金了,只发行数字现金,那么,目前流通的纸币、硬币将会变得昂贵,甚至原始的储藏功能会再次凸显,会有人把纸币、硬币储藏起来。储藏本身并不违法,也是人们持有货币的一种方式。传统现金市场一直存在这个事实,说明匿名现金有其客观需求。相信国家会平衡货币属性与法治需要之间的关系。 《银行家》:有研究者认为数字人民币的发行使用将对第三方支付机构带来机遇,而有些研究者认为可能会给第三方支付机构带来冲击。您怎么看?
唐庆春:这还是要看第三方支付究竟是什么。第三方支付是基于银行存款账户及其清算系统的应用层面业务,数字人民币既然是现金就与现存第三方支付系统没什么关系,数字现金不需要清算,因此影响、冲击是必然的。第三方支付的收单功能也难以维持下去,只要用户下载央行数字货币钱包就可以收付款,不需要接入第三方支付系统。再说了,商户要为支付机构的收单服务支出很大一块成本。多说一句,电子商务平台(即买卖交易平台)的延迟支付功能会继续存在,这个功能是交易平台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利益而设置的,但这个功能与第三方支付没有什么关系。因此,数字人民币对第三方支付平台是冲击、挑战而不是机遇。至于冲击的强度、时间,则取决于数字人民币的应用程度,如果大家都用央行数字货币,对第三方支付则是灭顶之灾。第三方支付平台需要重新定位与重塑商业模式。
《银行家》:也有研究者认为这是商业银行的一个机遇,商业银行应加大相关科技投入,您意下如何?
唐庆春:商业银行之所以基于存款账户体系愿意为交易提供清算服务,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吸收存款,并为这些存款客户提供放款业务。如果存款变成现金了,从银行脱媒了,商业银行在数字人民币制度下的地位蜕变为货币兑换者,银行还愿意干这个事吗?理论上说,商业银行接入数字钱包越多,其存款漏出量越大。一旦存款全部变成现金,就没商业银行什么事了。我也注意到有研究者认为商业银行要抓紧向商户布局推广数字货币,抢占市场先机。银行拓展商户的目的还是存款和贷款,商户用数字现金哪里还有存款?至于贷款则是另外一回事,前文说过,这与数字人民币没有必然关系。我们知道,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声称DC/EP的双层结构不会产生商业银行脱媒,这要看数字货币的应用程度,或者有法规限制使用,这又与推广数字货币的使用相违背,是个两难选择。我个人认为,人类的进步是在进行优化选择,如果说原有的传统商业银行体系是一种进步选择,那么现在的数字人民币则是更加进步的选择。进步的早晚会取代落后的。没了存款、没了清算,商业银行可以转型为资产管理公司和专业放贷公司、其他金融服务公司,轻装上阵也未必不是好事。前文讨论过,在数字货币时代,央行完全可以复归货币发行机构本身并完成货币创造,清算这个重要金融制度将退出历史舞台。
央行数字货币的双层体系设计,我认为是央行借助商业银行的账户体系完成数字人民币数字钱包的实名认证并进行推广,是国家战略,也是商业银行的职责所在。至于商业银行的相关科技投入,则可以判定为一个弱命题。央行数字货币的松耦合就是非耦合,只用下载央行数字人民币App就可以收付款,不必然与银行账户挂钩。即使如此,央行基于DC/EP基础设施构架下的电子钱包应该是一个标准接口,银行的技术投入无非就是一个接入,没有什么更大的投入。有人会争辩说没有存款账户绑定,怎么把存款转入电子钱包?所以说是松耦合,如果有人向你的电子钱包支付数字人民币,你就可以使用,比如政府的补贴等许多渠道都可以直接写入钱包。目前我们看到,在试运行阶段,央行选择了几家大型商业银行来绑定钱包,也列出了一些商家作为推送接收钱包的试点。未来可以预见的是,数字人民币的用户只需下载数字人民币App,就可以使用钱包,用户可以选择与任何一家商业银行的存款账户关联,也可以向任何商家支付货款,只要用户(包括政府、企业、个人)足够广泛。
《银行家》:我们注意到您多次提到“在一定条件下”及数字人民币“使用程度”这两个词,能具体说说吗?
唐庆春:哪些条件能够影响或促使数字人民币的“使用程度”?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安全性,这是基石。在应用层面,要相信央行数字货币可以放心使用;在战略层面(国家层面),要考虑到全球根服务器掌控在美国人手里这个风险。二是匿名性。这个度要把握好,而且要有严格的立法保护合法使用数字人民币的隐私,不能谁都可以看底牌。三是存款利率。现在的活期存款年化利率为0.3%,较低的活期存款利率或负利率会对活期存款产生挤出效应。四是存款的定活比。据统计,在全国存款中,活期存款比例占六成,这些活期存款很容易转化为数字人民币。五是交易场景的广泛性。如果政府、企业、个人都使用数字人民币,则数字人民币的使用程度就会高。总之,数字人民币使用程度的提高需要多方面的条件共同决定。而数字人民币的使用程度将影响银行脱媒、冲击第三方支付等变迁程度、新金融制度的复兴等。
《银行家》:还有一个问题,有研究者认为数字人民币应主要面向人民币国际化应用场景,比如加大推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使用数字人民币,这样可以有效突破對美国主导的SWIFT系统的依赖。您对此怎么看?
唐庆春:数字人民币助力人民币国际化肯定是国家的一个战略决策,而“现金+互联网”合成的数字人民币天然具有跨境交易的便利性,能够有效突破美国主导的SWIFT系统的障碍;而且,随着我国国力的快速增强,国际贸易份额不断提高,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功能越来越强,数字人民币支持跨境交易、人民币国际化正当其时。需要注意的是,毕竟各国主权货币币值不同,当境外客户接收数字人民币后在本国使用还需要兑换成本国法定货币,这就需要央行作为我国货币当局与各国签订有关货币互换协议等。我注意到央行已经开始与贸易伙伴国央行数字货币建立了“桥接”(BRIDGE)。
我个人建议,我国央行可以考虑率先恢复黄金本位制,至少在发挥国际储备货币这个量级(对外不对内)上,使数字人民币的发行基础建立在黄金储备之上,这样就可以统一跨境价值尺度。大家知道,战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就是建立在黄金储备基础之上的,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再与美元挂钩。后来美国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转而盯着石油资产。美元与黄金脱钩开启了美元收割全世界的时代,当然也有美国的综合实力作为支撑,否则其他国家也不会买美元的账。随着美国国力在全球占比的大幅度缩小,而中国综合国力的大幅度提升,恢复被世界公认的黄金储备时机正趋向成熟,如果中国央行勇于恢复黄金本位制,或许将有效对抗美国的数字货币霸权战略,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银行家》:最后一个问题,请您用尽可能简短的语言做个总结和展望。
唐庆春:好的。我这也是个人浅见。总结起来主要有六点:一是数字货币的研究、实践探索美国比较早,需要注意他们的逻辑演变。二是央行数字人民币推出时期较早,与国力增强、人民币国际化、对抗美国美元霸权的大形势相一致。三是数字人民币会加快商业银行脱媒,对第三方支付体系有根本性冲击。四是在匿名性方面,要有严格的法律保护,平衡好匿名与可控之间的关系。五是发行基础为人民币及运营双层体系与各国央行CBDC大致相同,融合了现代金融制度体系。如果再深化研究发行基础,如有条件恢复黄金本位制,极有可能形成国际中心货币格局。六是商业银行脱媒并不一定是坏事,如果央行更加积极进取,恢复货币的本来发行、创造机制,将是对已经形成的清算制度、存款制度的一次“扬弃”,是对人类金融事业进步做出的中国贡献。目前,央行数字人民币还在试用阶段,相信在央行的主导下,通过各金融机构的参与、市场主体的参与,一定能够很好地定型中国数字货币的未来之路。
《银行家》:近些年来,金融科技风起云涌,尤其是最近几年中国人民银行推出的数字人民币风头无二。我们了解到您较早地就开始关注和研究金融科技及电子货币问题,能说说为什么吗?
唐庆春:20世纪80年代末我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工作的时候,有幸结识了当时还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博士的著名经济学家王松奇教授,他当时和我说了这么一段话:“未来一定是电算时代,庆春你应该关注这个领域。”这棵种子根植于我的思想深处,对我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银行家》:这就是您后来硕士毕业论文写《网络银行》的思想来源吧?
唐庆春:是的。1998年我在南开大学金融系硕士毕业,指导老师是刘玉操教授,他思想开放、视野开阔,鼓励我写创新性选题。1997年下半年,我开始搜集材料着手研究,1998年6月完成论文答辩,论文题目就是《网络银行》,这在当时非常超前,刘教授给予了我很大帮助。论文内容涉及网络银行以及与网络银行密切相关的电子商务、电子货币。那个时候,阿里巴巴刚从黄页转到电子商务、银行的网站也只停留在“黄页”阶段,记得只有中国银行的网站有了余额查询功能。当时国内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几乎空白,我主要是查阅和研究国外资料。
《银行家》:这样看来,您的硕士论文选题及研究在国内的确处于当时的领跑位置。不过,硕士毕业后您似封墨从商了,或许是因为当时如火如荼的金融改革大潮使然,但这也恰好为您提供了研以致用的舞台。
唐庆春:是的,1999年我从英国留学回来在中国民生银行总行发展研究部工作,在各级领导的支持下,民生银行立项成立“网上银行筹备组”,我担任组长并兼任第一代大集中核心系统副组长。我在任期间主持了网上银行的构架设计、需求编写。中国民生银行定位为服务于两小民营企业,而当时其网点较少,亟须通过网上银行缩短服务距离。应该说,民生银行的网上银行起步还是比较早的。再后来,2005年我创业开发了网上第一代理财规划系统,也算是开了独立第三方理财规划的先河。
《银行家》:那么,请您介绍一下您的这篇硕士论文中的一些内容。
唐庆春:先说个论文中引用的金融科技史料吧。荷兰阿姆斯特丹有一位叫大卫·乔姆(David Chaum)的电脑博士,他认为国际互联网必须拥有自己的网络货币,即符合互聯网特征的数字现金(Digicash)。这种数字现金应该是一种匿名货币,类似于现金,谁也无法知道数字现金使用者的真实身份。乔姆博士既没有权威性、又没有货币发行的贵金属准备,于是他异想天开地产生一个奇妙的想法,令人叹为观止。1995年,乔姆博士在互联网上发布了一个消息,详细阐述了他的数字现金的发行理念及使用方法,并称凡是向他申请使用互联网数字现金的前1000名网络发烧友,都可以获得其赠送的500元数字现金。所有互联网上的商户可以任意定价其软件及商品服务的价格,并向愿意购买者收取数字现金。对于免费获得数字现金的网络发烧友来说,白得的数字现金不花白不花。令人振奋的是,居然有商家愿意接受数字现金,于是乔姆博士发明的数字现金就在互联网上流行起来,如同滚雪球一般,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互联网上使用这个数字现金。更有趣的是一家叫“马克·吐温”的美国商业银行居然愿意为该行存款客户提供美元兑换服务!
人类为了追求交易的便利性,在26年前就已经基于互联网设计了数字现金,而我写这篇硕士论文的时间是23年前。当然,我相信乔姆博士研发的一定是中心化的数字货币,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美国一个叫中本聪(Satoshi Nakamoto)的神秘人物发表了题为《比特币——一种点对点式的电子现金系统》的论文,互联网才进入了去中心化时代。
《银行家》:听来饶有兴趣。我们注意到,电子或数字货币一开始就聚焦在“现金”这个概念,是这样吗?
唐庆春:确实如此。这要从货币的本源说起。货币本质上是一种真实财富,和一袋米、一头猪、一件家具一样。人类为了交易的便利性、统一性才逐步演化、选择了青铜、白银和黄金,这就是贵金属货币时代。贵金属携带起来不便才产生了钱庄、钱票(银票),人们选择把沉重的贵金属存入钱庄,银票就是存银的凭证(当然也可以是黄金和金票)。至此,还没有现代商业银行什么事,这些钱庄更像是早期的中央银行。贵金属也好,金银票也好,都是现金,都是真实财富或财富凭证。现金交易的好处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钱货两清,没有清算。但它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需要交易双方在“物理空间上”见面。互联网可以让这些现金凭证转化为电子信息,从而超越物理时空的约束,可以在任意时间、任意地点实现双方交易。这也就是我论文中的一个观点,“数字现金的真正意义是人类在货币创造上的历史复归”。这里所谓的“复归”就是回归到真正的现金交易时代场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中间并没有任何金融机构的介入。
《银行家》:现金、数字现金确实是这样,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电子支付也能实现钱货两清、超越时空限制吧?
唐庆春:这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从表面上看,电子支付也实现了钱货两清,实际上物流和货币流是分开的,中间需要由商业银行介入进行清算,付款人的钱才能到达收款人的账户里。更重要的是,当进行跨国交易时,还需要跨境清算,进行不同币种之间的兑换,这才产生了国际清算组织和美国的SWIFT系统。现金和基于互联网的数字现金就不一样,资金从一个钱包直接到达另一个钱包,没有清算(国内、跨境)。人类在金融发展的历史中发明了钱庄制度,钱庄制度产生了纸币、存款工具,进而演变出现代商业银行的清算制度。而基于存款账户的清算制度既是一种金融进步,也产生了庞大的金融机构体系、清算系统建设成本。一句话,现金交易不需要清算,无论境内、跨境,不受金融清算体系限制。账户和清算是需要成本的,不是付款人承担就是收款人承担;不是直接承担(扣费)就是间接承担(存款)。 《银行家》:显然,乔姆博士的数字现金是中心化的私人发行机制;而中本聪的数字现金是去中心化的私人发行机制。其权威性、可信度如何确定?
唐庆春:根据我们的常识,通常在互联网上发送的任何数据其实都是数据本身的一个备份(拷贝),你发送了一段文字或一张图片,你只是发送了一个完全相同(如果不做处理的话)信息的备份,你手上还有一个母本信息(原创),这就不符合数字现金的要求,数字现金必须是不可复制、不可篡改的唯一数字信息包。互联网数字货币的发明者们所设计的数字现金肯定是一个不可复制、不可篡改的唯一的数据包,这个数字包一旦发出去,你就没有备份留下来,正如你把一块钱纸币给了别人,你钱包里一定少了这一块钱纸币,这与传统账户转账有根本上的不同。乔姆博士的中心化数字货币一定也是记录了每个数字现金特征的数据包,如果它又与现实中的美元挂钩,那么这个数字包就一定会记录这个信息。中本聪的去中心化数字现金采取了限量发行,据说总量是2400万枚比特币。中本聪对货币的本质认识很清楚,熟悉劳动价值论,知道货币不能凭空获得,他设计了一种所谓的挖矿机,通过计算设备投入、消耗电能而挖出这2400万枚比特币,这和我们熟悉的开采银矿、金矿是一个道理,谁挖到算谁的。为了体现不可复制、不可篡改,他采取了分布式记账的互联网区块链技术。唯一的问题是公网的分布式记账需要每一个参与者作为一个节点参与每一笔交易,其效率不适合高频、海量数据交易。我认为,未来之路在于量子纠缠技术的运用,所有节点之间的信息传输不再受电子速度的影响,而是即时感应,没有时差。
在《网络银行》论文中提到23年前的理论研究成果显示,关于数字现金的发行权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数字现金不应由一国的中央银行发行,而应由市场决定。因此,当时美国并没有把数字现金纳入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发行权限之内,而数字公司、电腦货币公司、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微软公司都在开发数字现金,市场上会出现不同的数字现金品牌,正如信用卡一样。第二种观点主张由一国中央银行发行数字现金,与流通中的法定货币相一致,具有最强的信用基础。第三种观点主张由商业银行或信用机构发行数字现金,这些机构有客户法定货币存款,将法定货币兑换成数字现金就可以了。
《银行家》:我国中央银行正式推出了数字人民币(DC/EP),您怎么评价这个设计制度?
唐庆春:中国人民银行推出的数字人民币是基于央行主导的金融科技基础设施DC/EP(数字货币/电子支付)框架下的数字现金,由央行、商业银行两层运营机制,与商业银行账户松耦合、可控匿名,暂不采用分布式记账技术,与其他加密货币不能兑换。《银行家》杂志2021年第四期的特别关注专栏里,发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博士后丁一的文章《数字人民币与数字美元:央行数字货币对比》,该文较为详细地介绍了中美两国在央行数字货币设计方案上的比较(见表1)。对照前文可以看出,《美国数字货币白皮书》采取了美式做法,由非央行机构建立数字货币运营基础设施,采取分布式记账技术,通证化和小额匿名、大额报备,美联储发行货币,双层运营,但特别强调了境内非央行加密货币(如比特币)与美元较为自由的兑换关系。
很显然,我国央行的数字货币是中心化策略,也未采用分布式记账技术,类似于原来央行的CA认证机制。这样一种设计在交易效率上会较好。根据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穆长春介绍,该所申请了70多项专利,相信会是一个安全可靠的电子货币体系。
总体来说,中美两国的数字货币都是与法币兑换的稳定币概念。需要注意的是,美国的央行数字货币方案的根本目的是支持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强势地位,特别值得警惕的是中本聪何许人也?比特币作为一种纯粹的网络货币,采用去中心化、完全匿名策略,而美元与比特币的兑换比较自由。改写鲁迅先生的一句名言就是“世上本无货币,用的人多了就成了货币”。比特币就是这样,这也与货币史上的贝壳、青铜、白银、黄金作为货币是一个道理,它才是互联网货币的本质特征。美国嫁接比特币的策略引人深思。
《银行家》:数字货币(现金)与我们所熟悉的现金放在钱包里或者存在银行里相比,数字货币钱包是否安全?
唐庆春: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致力于央行数字货币研究、设计、开发、实施长达六年之久,申请了70多项专利,我坚信央行的DC/EP系统在应用层面相当安全,不会比身上的钱包风险更大,很难出现网上小偷,也不会比我们日常使用的基于银行账户的转账支付更不安全。但需要注意的是,采取中心化策略、暂不使用分布式记账技术,在战略上要注意互联网的根服务器控制在美国人手里,美国曾经有过给其他国家网站断网的先例。而分布式记账就不同了,所有数据存储及交易分布于广域网上,美国人很难把全球的网都断了。我相信央行应该考虑到了这些战略风险,也相信会有相应的措施。
《银行家》: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介绍说,此次央行推出的数字人民币本质上就是现金,与流通中的纸币、硬币一样,但与日常生活中对现金的感觉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您怎么理解?
唐庆春:央行官方是这么说的,一些研究人员也论证说央行将人民币定位于现金(M0)。央行版数字人民币本质上就是现金,这与我们口袋里的纸币、硬币完全一样。从央行的角度,货币只存在于两种形式,一种是存款,一种是流通中现金,包括纸币和硬币。现在多了一种现金存在形式,即手机里的数字钱包里的数字现金。生活中储值卡里的钱等不是现金而是存款,其背后还是存款账户。
《银行家》:央行还介绍说数字人民币支持离线支付吧?
唐庆春:支持离线支付更说明数字人民币就是现金。离线支付在部分IC卡上也能实现,IC卡也可以说是另一种数字现金。这个技术早就成熟了。
《银行家》:数字人民币既然是现金而不是存款,而央行官方说在数字人民币双层体系下不会造成商业银行脱媒,您怎么看?
唐庆春:既然是现金,就一定不是存款,从银行存款里脱离出来。从定性的角度看,那一定是商业银行的必然“脱媒”。在双层体系下,商业银行蜕变为存款与数字人民币之间的兑换服务机构。理论上,在一定条件下,人们可以把全部存款转化为数字人民币,商业银行就没有了存款。没有了存款,商业银行也就失去了清算功能。至于放贷功能,则属于非标资产和风险管理范畴,不必然地与存款、清算挂钩,换句话说也是“松耦合”。商业银行现有的其他中介服务,如缴费服务,根本上还是属于支付及清算,商业银行有可能脱变为非存款、无清算金融机构。 至于数字人民币让商业银行脱媒到什么程度,则取决于人们持有数字现金的动机和意愿,进而影响数字人民币的使用程度。
《银行家》:如此,对央行货币政策有何影响?
唐庆春:数字人民币是现金而不是存款,自然就不会参与存款货币创造,在派生存款公式里必然加大分母,数字现金从存款漏出越多,则存款货币创造越少。理论上,当存款全部露出为数字现金(纸币和硬币)时,存款创造货币过程中止,流通中货币=流通中现金。那么,央行通过现行的存款准备金制度、再贷款利率等影响商业银行的宏观货币政策手段失灵。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在没有数字人民币(现金)时代,流通中现金(纸币和硬币)的流动性央行很难观察到,这些现金参与交易的频次很难计算到,因为现金交易的特点就是不通过账户转账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行为。数字人民币出现后,凡是通过数字人民币的交易,央行是能够“看到”、统计出来的,既能看到流通中有多少数字现金(纸币和硬币的总量一直是清楚的),也能“看到”交易的活跃度,在今天的大数据、大计算时代,这不再是难事。进而,央行对流通中现金的政策将会更有针对性。但是,央行能够看到并不等于能够干预,多年前货币政策研究者们习惯把流通中的现金比喻为“笼子外的老虎”,而存款是“笼子里的老虎”,定期存款更是“笼子里带了铁链的老虎”。当然,那个时代产品供给相对短缺,为了稳定物价、稳定存款,不希望笼子里的老虎出来(形成即时消费购买力),现在是商品比较充分供应时代,国家鼓励消费,也正因为如此,笼子外的老虎(数字现金)多了,央行很难控制和预判其行为模式。
《银行家》:这里出现一个有趣现象,存款在银行、纸币硬币在身上或家里,数字现金在哪里?感觉有点虚无,看不见、摸不着。
唐慶春:数字现金在你手机里的数字钱包里。听起来好像无根无落,其实数字现金和其他现金一样,都记载在央行的负债表里,是有根的,只是存放方式不同而已。央行官员介绍过,你的数字钱包其实是你在央行数字人民币DC/EP系统里注册的一个实名身份,可能对应一个手机号、一个车牌号等,而手机号、车牌号与你的真实身份绑定。因此,这个数字钱包是不会丢失的,手机丢了、车丢了,“数字钱包”不会丢,因为你在央行DC/EP系统里的身份没有丢,随时可恢复。这比现实中的现金要安全得多,也并不虚无。
我们可以更好奇地认识到,历史上我们把金银存到钱庄、票号,取得一个银票,这个银票可以在市场上流通、进行交易,这个钱庄、票号实际上是在发行货币,我们才说这是中央银行的雏形。在现代金融制度下,发行货币的永远是各国的中央银行(不一定是国家银行,像美国的美联储就是一个私有公司),商业银行不发行货币但能创造货币。流通中货币总量(存款+现金)是央行发行货币总量的若干倍,这个倍数就是货币乘数。当流通中的货币全部是现金时,货币乘数小于1(一部分现金灭失了),没有货币创造。现在,央行发行数字货币(现金),实际上在回归“钱庄时代”,央行与大众的“距离”更近了。数字人民币记载在央行的DC/EP系统,但没有“存放”于央行账户里,因此央行规定数字人民币不计息。如果计息呢?计息就意味着有人使用这些现金,央行付息就计入央行负债表里,货币显然“直接回笼了”;如果是央行再借给商业银行使用,则央行就直接参与了货币再创造。美国的数字货币方案关于计息问题正在讨论中。央行付息、数字人民币计入负债表、再出借给商业银行、央行直接发行货币、创造货币,不需要清算,商业银行只经营放贷业务及相关风险管理;其他金融机构也可以从央行借到数字人民币并进行资产管理。这样一种制度创新安排,或许会使央行真正回归到货币发行机构的原始状态,宏观货币政策控制更加直接、灵活、有效。经营资产管理、风险管理的金融机构的资本标杆要求更低。商业银行脱媒但也脱掉了负担。“货币复兴”是不是一种文明进步?这些均可研究讨论。
《银行家》:您这样说来确实很有意思,值得进一步研究。央行介绍说数字人民币是可控匿名,这怎么理解?
唐庆春:可控匿名就是非匿名,如果央行想看,是能够看到持有人及交易细节的,这显然与过去的现金匿名不一样。美国的数字货币方案里也是有限匿名,小额交易匿名,超过10000美元要报告。现实生活中银行对取现也有控制。各国都对使用法定货币用于非法交易进行了严格限制,而传统的匿名现金(纸币和硬币)更容易被用作非法交易,如洗钱、腐败等。比特币号称完全匿名,所以更容易被一些非法交易所利用,如洗钱、贩毒等。在这里要有一个严格的法律边界,对匿名性要有严格保护,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看“底牌”的。我注意到有些研究者认为商业银行可以由此进行交易数据分析,从而认为数字人民币可能成为商业银行的一个流量场景。这个观点是有危险的。数字人民币是现金,其匿名属性应当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商业机构是不能看“底牌”的,否则数字人民币的信用可能受到影响。即使是现在的存款货币交易,商业银行也只能看到收付双方是谁,而交易本身的更多信息银行是看不到的。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也介绍说,在匿名隐私与防止违法之间要有一个平衡。违法的是人而不是数字现金本身,就像切菜刀本身不是凶器,但如果用来伤人它就变成了凶器一样,是行为主体人使切菜刀成了凶器。必要的隐私是需要保护的,有些合法交易也有匿名需求,人们有保护隐私的权利,这样的例子很多。不能因为防止洗钱、腐败而影响到数字人民币作为现金货币应有的匿名性。我个人建议,从法律上应该规定无论什么人都不能使用数字人民币所携带的交易信息进行大数据分析,而应该更多通过纪律约束、法律限制来规范人们正当使用数字人民币。如果有人违法、违规使用数字人民币,则应通过事件追踪调查来提取数字人民币的相关信息,这个权力应当由国家执法机关掌握。
说个题外话,如果有一天不再发行纸币、硬币现金了,只发行数字现金,那么,目前流通的纸币、硬币将会变得昂贵,甚至原始的储藏功能会再次凸显,会有人把纸币、硬币储藏起来。储藏本身并不违法,也是人们持有货币的一种方式。传统现金市场一直存在这个事实,说明匿名现金有其客观需求。相信国家会平衡货币属性与法治需要之间的关系。 《银行家》:有研究者认为数字人民币的发行使用将对第三方支付机构带来机遇,而有些研究者认为可能会给第三方支付机构带来冲击。您怎么看?
唐庆春:这还是要看第三方支付究竟是什么。第三方支付是基于银行存款账户及其清算系统的应用层面业务,数字人民币既然是现金就与现存第三方支付系统没什么关系,数字现金不需要清算,因此影响、冲击是必然的。第三方支付的收单功能也难以维持下去,只要用户下载央行数字货币钱包就可以收付款,不需要接入第三方支付系统。再说了,商户要为支付机构的收单服务支出很大一块成本。多说一句,电子商务平台(即买卖交易平台)的延迟支付功能会继续存在,这个功能是交易平台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利益而设置的,但这个功能与第三方支付没有什么关系。因此,数字人民币对第三方支付平台是冲击、挑战而不是机遇。至于冲击的强度、时间,则取决于数字人民币的应用程度,如果大家都用央行数字货币,对第三方支付则是灭顶之灾。第三方支付平台需要重新定位与重塑商业模式。
《银行家》:也有研究者认为这是商业银行的一个机遇,商业银行应加大相关科技投入,您意下如何?
唐庆春:商业银行之所以基于存款账户体系愿意为交易提供清算服务,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吸收存款,并为这些存款客户提供放款业务。如果存款变成现金了,从银行脱媒了,商业银行在数字人民币制度下的地位蜕变为货币兑换者,银行还愿意干这个事吗?理论上说,商业银行接入数字钱包越多,其存款漏出量越大。一旦存款全部变成现金,就没商业银行什么事了。我也注意到有研究者认为商业银行要抓紧向商户布局推广数字货币,抢占市场先机。银行拓展商户的目的还是存款和贷款,商户用数字现金哪里还有存款?至于贷款则是另外一回事,前文说过,这与数字人民币没有必然关系。我们知道,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声称DC/EP的双层结构不会产生商业银行脱媒,这要看数字货币的应用程度,或者有法规限制使用,这又与推广数字货币的使用相违背,是个两难选择。我个人认为,人类的进步是在进行优化选择,如果说原有的传统商业银行体系是一种进步选择,那么现在的数字人民币则是更加进步的选择。进步的早晚会取代落后的。没了存款、没了清算,商业银行可以转型为资产管理公司和专业放贷公司、其他金融服务公司,轻装上阵也未必不是好事。前文讨论过,在数字货币时代,央行完全可以复归货币发行机构本身并完成货币创造,清算这个重要金融制度将退出历史舞台。
央行数字货币的双层体系设计,我认为是央行借助商业银行的账户体系完成数字人民币数字钱包的实名认证并进行推广,是国家战略,也是商业银行的职责所在。至于商业银行的相关科技投入,则可以判定为一个弱命题。央行数字货币的松耦合就是非耦合,只用下载央行数字人民币App就可以收付款,不必然与银行账户挂钩。即使如此,央行基于DC/EP基础设施构架下的电子钱包应该是一个标准接口,银行的技术投入无非就是一个接入,没有什么更大的投入。有人会争辩说没有存款账户绑定,怎么把存款转入电子钱包?所以说是松耦合,如果有人向你的电子钱包支付数字人民币,你就可以使用,比如政府的补贴等许多渠道都可以直接写入钱包。目前我们看到,在试运行阶段,央行选择了几家大型商业银行来绑定钱包,也列出了一些商家作为推送接收钱包的试点。未来可以预见的是,数字人民币的用户只需下载数字人民币App,就可以使用钱包,用户可以选择与任何一家商业银行的存款账户关联,也可以向任何商家支付货款,只要用户(包括政府、企业、个人)足够广泛。
《银行家》:我们注意到您多次提到“在一定条件下”及数字人民币“使用程度”这两个词,能具体说说吗?
唐庆春:哪些条件能够影响或促使数字人民币的“使用程度”?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安全性,这是基石。在应用层面,要相信央行数字货币可以放心使用;在战略层面(国家层面),要考虑到全球根服务器掌控在美国人手里这个风险。二是匿名性。这个度要把握好,而且要有严格的立法保护合法使用数字人民币的隐私,不能谁都可以看底牌。三是存款利率。现在的活期存款年化利率为0.3%,较低的活期存款利率或负利率会对活期存款产生挤出效应。四是存款的定活比。据统计,在全国存款中,活期存款比例占六成,这些活期存款很容易转化为数字人民币。五是交易场景的广泛性。如果政府、企业、个人都使用数字人民币,则数字人民币的使用程度就会高。总之,数字人民币使用程度的提高需要多方面的条件共同决定。而数字人民币的使用程度将影响银行脱媒、冲击第三方支付等变迁程度、新金融制度的复兴等。
《银行家》:还有一个问题,有研究者认为数字人民币应主要面向人民币国际化应用场景,比如加大推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使用数字人民币,这样可以有效突破對美国主导的SWIFT系统的依赖。您对此怎么看?
唐庆春:数字人民币助力人民币国际化肯定是国家的一个战略决策,而“现金+互联网”合成的数字人民币天然具有跨境交易的便利性,能够有效突破美国主导的SWIFT系统的障碍;而且,随着我国国力的快速增强,国际贸易份额不断提高,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功能越来越强,数字人民币支持跨境交易、人民币国际化正当其时。需要注意的是,毕竟各国主权货币币值不同,当境外客户接收数字人民币后在本国使用还需要兑换成本国法定货币,这就需要央行作为我国货币当局与各国签订有关货币互换协议等。我注意到央行已经开始与贸易伙伴国央行数字货币建立了“桥接”(BRIDGE)。
我个人建议,我国央行可以考虑率先恢复黄金本位制,至少在发挥国际储备货币这个量级(对外不对内)上,使数字人民币的发行基础建立在黄金储备之上,这样就可以统一跨境价值尺度。大家知道,战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就是建立在黄金储备基础之上的,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再与美元挂钩。后来美国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转而盯着石油资产。美元与黄金脱钩开启了美元收割全世界的时代,当然也有美国的综合实力作为支撑,否则其他国家也不会买美元的账。随着美国国力在全球占比的大幅度缩小,而中国综合国力的大幅度提升,恢复被世界公认的黄金储备时机正趋向成熟,如果中国央行勇于恢复黄金本位制,或许将有效对抗美国的数字货币霸权战略,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银行家》:最后一个问题,请您用尽可能简短的语言做个总结和展望。
唐庆春:好的。我这也是个人浅见。总结起来主要有六点:一是数字货币的研究、实践探索美国比较早,需要注意他们的逻辑演变。二是央行数字人民币推出时期较早,与国力增强、人民币国际化、对抗美国美元霸权的大形势相一致。三是数字人民币会加快商业银行脱媒,对第三方支付体系有根本性冲击。四是在匿名性方面,要有严格的法律保护,平衡好匿名与可控之间的关系。五是发行基础为人民币及运营双层体系与各国央行CBDC大致相同,融合了现代金融制度体系。如果再深化研究发行基础,如有条件恢复黄金本位制,极有可能形成国际中心货币格局。六是商业银行脱媒并不一定是坏事,如果央行更加积极进取,恢复货币的本来发行、创造机制,将是对已经形成的清算制度、存款制度的一次“扬弃”,是对人类金融事业进步做出的中国贡献。目前,央行数字人民币还在试用阶段,相信在央行的主导下,通过各金融机构的参与、市场主体的参与,一定能够很好地定型中国数字货币的未来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