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十六届四中全会对于中国政坛的影响才刚刚开始。一个可以预见的事实是,此次全会《决定》中的一系列表述将成为今后中国共产党执政过程中的具体制度。走出“粗放式执政”“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制度治党的思想体现得非常充分。”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虞云耀说。仅在决定中有关党建的最后一部分,就有数十项内容相当具体的制度安排被罗列出来。涉及党政关系、干部任免、党内民主和监督以及决策机制等,处处可见对新鲜尝试的大面积肯定和操作性颇强的设想。专家提醒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具体的制度调整背后的“微言大义”——执政党通过对一些重大关系的重新定位,逐渐迫近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四中全会在强调执政效率之外,在党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出了“降低执政成本”。中央党史研究室专家石仲泉认为,过去执政只算经济账,不算政治账,认为只有党直接管才能体现党的领导,而非通过政权运作、依法执政。“四中全会明确‘执政成本’的概念,在执政从粗放式走向集约式方面作出了重要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