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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海权 安徽桐城人，1962年生。1983年毕业于安徽工学院汽车专业，清华大学工程硕士。中国书法网坛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济南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一、“古质今妍说”：古质表现在笔画、结构的时空关系的不确定性
所谓“古质今妍”的问题。因毛笔与执笔的问题构成的王字，特别是大王书法古厚的一面是与楼兰的东西一脉相传的，这是“古质”的一面。(梁培先)
同意梁先生的观点。
我感到所谓的古质在笔画形态上也明显地表现出来了。《李柏文书》、王羲之墨迹(唐摹本)的笔画在运笔的方向、速度和力度上都在不断的变换。王书石刻本(如《怀仁集王书圣教序》)好像是在笔画两端确定两个转折点，中间那一段就基本平直、匀速、均力“扫”过。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从单字中笔画之间的对接上，所谓的古质也表现在流畅性较差，往往一个横画非常突兀地被重重地、长长地写着，使得在空间布白上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看一下《李柏文书》和王羲之《姨母帖》之间的共同点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就王羲之的新妍而言，显然地与楼兰书法有了很大的差异。
我对王羲之的新妍作了如下思考：
1、前后笔画对接更加紧凑，节省了书写的时间，牺牲了空间上更大的对比。
2、运笔方向很少向字框外部延伸，秩序增强了，但少了许多神来之笔。
3、系统性、完整性增强了，更加中庸之道了，战为后世师法的楷模，但拓展的可能性小了。
4、点画简洁、干净，便于整体协调，但缺少了丰富性和运笔时的快感体验。
5、不是创新、而是总结。基本将行书的大方向确定下来了。
6、王羲之的楷书学卫夫人、行书学王廙、草书学张芝。但是，这三者在王羲之这里交汇之后，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了。楷行草三体相互映照、相互依存，成为此后文人书法的基本范式。
7、如果说张芝变章草为今草是事实，而王羲之的行书变法就更可能是在张芝今草的运笔方面受到了启发，并推而广之地运用到了行书。
王羲之书法唐摹本和楼兰残纸在笔画的曲直上面比较类似。
先做两个定义。单一笔画和总笔画数：除短小的点画外，每出现一次较大的运笔方向上的变化(一般超过90度)时，都被认为是完成了一个单一笔画。字的总笔画数是单一笔画数之和。一个较长的笔画可以被认为是两点之间的连线，一般我们都能在笔画中找到这样的两个点，通常在起落转折处。
平直笔画：在较长的笔画之间，可以只通过平行于纸面方向的直线运笔动作就可完成的笔画，称为平直笔画。
观察统计可以得出：
某一楼兰残纸的平直笔画占总笔画数的比例不到5％；王羲之《丧乱贴》的平直笔画占总笔画数的比例约为7％，《二谢帖》的平直笔画占总笔画数的比例约为6％。
而集王羲之书《圣教序》某一段46个字的平直笔画占总笔画数的比例约为15％以上。
将楼兰残纸书法及以前的书法与后来的书法进行对比，在笔画形态和笔画之间的关系上都存在很大的差异。
(一)笔画形态方面
1、重下笔，随即转笔提笔，形成带缺角的笔画，一般为短笔画。
2、在一个字之内，笔画粗细的变化幅度较大。这种现象不突出，但却是存在的。
3、在一幅作品之中，笔画粗细变化较大。这往往与笔中含墨量相关。
(二)笔画对接
在单字的结构上往往很不精到，变化多端。当然，这也与技法的成熟程度密切相关。
这点在楼兰文书里面可谓比比皆是，故不一一举例。
由于悬肘作书时，在垂直于和平行于载体材料方向的运笔动作范围都难以精确控制，因此从总体上讲，上述差异与执笔有很大关系。
楷、行、今草的成熟，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
楷、行、今草的成熟，不应是彼此独立的单线演变过程。二、“风气说”：《济白帖》不是王羲之的步武者所书
《李柏帖》是当时前凉16年(公元328年)任楼兰长官的李柏写的信，可以有据，《济白帖》是否也锁定在此时，似有疑点……我大胆设想一下，《济白帖》是羲之的一个步武者所书，起码晚羲之30年，把他锁定在东晋灭亡(420年)以后更适合，官员流失到北朝做官是有的。待考……(西岩)
天津市古籍书店出版的《海外藏晋人纸本墨迹——楼兰文书简牍残纸》中有这个帖子。应该说《济白帖》是晋人的墨迹，且出自楼兰。
而楼兰城是在公元4世纪30年代(330年)，由于孔雀河水的改道，致使位于其下游的楼兰水源枯竭，屯田生产无法进行，西域长史府被迫迁移，被最后废弃的。
王羲之生于303年，死于361年。就是说比王羲之小30岁的人，当楼兰城被废弃时，他才出生或几岁，这个人的墨迹(已经是相当成熟的了)不可能留在楼兰。至于420年以后，就更不可能了。
关于西岩先生所言《济白帖》与王字气息相通的事，我想也不排除一种可能，就是在此之前已经形成一种风气，大家都差不多就这样写着，亦即王羲之的书法和《济白帖》都是受这样风气的影响的结果。
今草是否从章草发展而来?(南坡居士)
我的看法：
1、从大的时间跨度上讲，章在先，今草在后是毫无疑问的。这和隶书在先，楷书在后相仿。
2、今草是否从章草单线地发展(我更愿意说“演变”)而来?从楼兰出土的残纸看，我们也可以认为今草吸收了当时行书甚至楷书的成分。所以这个问题是可以持怀疑态度的，但也不好断然否定。
3、从王羲之个人来说，就我们所见到他的今草(小草)，很多是他晚年写的。而我们见到的他的章草却很少。
其实，我觉得《济自帖》是不是学王羲之书法的问题不是一个核心问题。因为它的章草意味较浓厚，这样的书法在王羲之之前和同时代都是大量存在的。除非我们要得出一个结论：王羲之草书基本就是这个样式。但《十七帖》我们总不该全盘否定吧。
我的想法是，《十七帖》、楼兰书法中类似的语言、张芝草书、王羲之当时的楷书等等，这些应是问题的焦点。王羲之真迹没有了，我们应该尽可能地寻找最接近的东西。
三、“载体无影响”
在那个时候，是中国文字载体材料发生重大变化(竹木简向纸张过渡)的时期，楼兰出土的两类载体材料的书法都有。
在我们的意识中，这个变化无疑会对书法艺术产生重要影响。但是，在我对比楼兰出土的两类载体材料的书法时，我没有感到在笔法、笔画性状上存在很大的不同。这使我基本否定了纸张的出现对笔法和笔画性状的决定性作用。
我将两类载体材料的书法贴图对比如下(左为纸书，右为木牍书)。
四、“风气说”：在李柏时代， 日常使用的行书书体已经基本成熟
公元325年，时任西晋西域长史的李柏为图谋联合焉耆(国名，今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一起进玫高昌，在同一天，他给焉耆王龙熙写了两封信。
这是真实可靠的晋代书法墨迹。
对这两件墨迹，我有几点想法。
第一，这两封写于同一天的书信，在风格上却有很大的差异。9行书文书相对比较古朴，它往往使我们联想起王羲之的《姨母帖》。而12行书文书相对比较简便流畅。说明在那个时代，书体的变化，特别是日常使用的行草书的变化是非常大的。
第二，我们再特别关注一下这12行书文书。它基本完全摆脱了隶书的影子，这点与我们所说的王羲之的变法是殊途同归的。李柏写这两件文书的这一年，王羲之22岁，李柏和王羲之之间是没有任何师承关系的。这又说明，在那个时代，日常使用的行书书体已经基本成熟。另外，李柏这两件文书的书法风格，在楼兰残纸中也并不是孤立的。
第三，我否认楼兰文书有受到王羲之书法影响的可能，是因为觉得楼兰消失得太快。楼兰国王伐色摩那，于公元321－334年在位。《残集》第760木简文曰：“兹于伟大国王，上天之子夷都伽·伐色摩那陛下在位之十一年(注：公元333年，也就是李柏给焉耆王龙熙写那两封信之后的第8年)七月，诸民远离国境”。伐色摩那，是发掘的简文材料中提到的最后一位国王。这与在楼兰城发现的时间最晚的一枚建兴十八年(公元330年)的汉文木简，在时间上几乎一致。而公元330年，王羲之才27岁。五、“风气说”：唐摹本王羲之书法应该基本上还是王羲之的风貌
既然楼兰文书不存在受王羲之书法影响的可能性，更不存在王羲之书法直接受楼兰书法影响的可能性(王羲之是世家土族，生活在南方，书法师承有比较明确的记载)——双方互不影响，而楼兰书法有很多语言与唐摹本王羲之书法十分一致，那唐摹本王羲之书法应该基本上还是王羲之的风貌，样式上没有太大的失真。
(一)“疑难点”：张芝是个很关键的人物
王羲之和敦煌、楼兰的书法现象确存在联系，这中的关键人物是张芝和索靖，这两人皆为敦煌人。张芝：生年不详，约卒于汉献帝初平三年(约公元192年)，学崔瑗、杜度，崔、杜皆中原人。索靖为张芝姊孙，索靖一生担任过西晋的重要官吏。初举贤良方正，拜驸马部尉而出守西域，酒泉太守、尚书郎、大将军、散骑常侍等职。生活在239年－303年间。张、索为汉末、魏晋极有影响的书家，其中张芝将章草发展为大草，这在书法发展史上是很突兀的现象，是否其他民族或边塞人的彪悍的特点对汉字的影响，尚有待探索。而二人对故乡书法的影响是肯定的，且索靖在故乡作过官，又在西晋作过高官，他一方面影响西域书写，也影响到二晋高官的书写。王羲之(303年－361年)在索去世那年出生，他的书法受此二人的影响是明显的。以这条线索探究，王羲之和楼兰残纸的联系似乎有明晰处。(西岩)
我也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思路。我一直感到张芝是个很关键的人物，从传世的他的刻帖看，从历来对王羲之书法师承关系看，张芝(还有崔瑗)是不能不予以重点关注的。另外就是钟繇的小楷。
从我们所看到的楼兰竹木简、残纸，甚至以前的简书墨迹，我们没有看到一件是比较纯正的今草或像张芝那样的大草。很多夹杂在行书中的草书多多少少还带有章草的意味。这件事情十分奇怪。这种小草或大草是不是只在少数人中间被欣赏、被流传着呢?而像张芝、崔瑗、王羲之，他们都是有地位的人物啊!
就行书而言，王羲之的行书，不管是古朴的、还是今妍的，在楼兰书法里都还能找到很多对应的材料，惟独今草、大草没有。所以我认为要特别关注张芝和崔瑗。
西岩说到索靖，我没有想到他，是因为我没有看到他的今草或大草的东西。
沃兴华的《张芝论》(卷S，页53－57)，是近年书史研究的白眉。其重要性在于，他从敦煌遗书中发现了4件与张芝有关的资料，而这些资料已经沉埋了1300多年，它们被沃兴华发现，“震惊之馀感到一种挑战，使命感油然而生”(同上书，页270)，并首次面世，这使治汉唐书史者，何等雀跃。——摘自中国书法在线
(二)“疑难点”：草书的演变是一个关键因素
汉代人对草书的痴迷已经基本成为共识，草书的演变之快与此密切相关；文字书写的便捷性要求；张芝草书(如果我们所见到的刻本是以他的真迹为范本，而不是伪造的话)基本摆脱了章草的体式；王羲之草书受张芝影响；王羲之小草与楼兰出土草书极其相近；王羲之的草书深受时人赞许。
综合这些因素，我认为草书是那个时期书法演变的关键。
(三)“疑难点”：王羲之的晚年变法可能是小草书
王羲之的小草大部分都是晚年的作品。我感到这些小草比《姨母帖》和许多唐人摹本都在笔画的语言上更加系统、成熟。因此，我怀疑王羲之的晚年变法可能是指其小草书。
我在楼兰残纸里面挑选了一些草书，并把它们拼接在一起。总的看来，它们和汉简章草有很大的差异，比较接近王羲之的小草了，但仍然有些章草的意思。
(四)“疑难点”：在楼兰残纸中，小草笔法与楷行不完全对应
先看一段文字。
汉字字体的渐变性
隶书是汉字史上一次最大的字体变革。这次变革不是某个政权，依靠某些专家进行改革而成的。而是从殷到汉末上千’年里(政权已更迭多次)，人们在使用中为了书写方便，逐个简化，代代延续，不断增多，逐渐约定的。蒋善国先生认为，隶书是象形文字的简化形式，也就是金甲文以来为广大人民所使用的简体字，它的发生时代当在象形文字发生之后不久，到了秦代，许多形体已经变了。杜光庭的《辨隶书所起》说：“隶书字兴，兴于周代……，当时未全行，犹与古文相参。自程邈以来，乃拔古文，全用隶体，故程邈等擅其名，非创作也。”他说隶书不是程邈创作的这点是正确的，不过他还不知道殷代以前应当早就有这种简化的写法，跟工整的写法并行，不是到了周代才有的。单就方整的形式看，如甲骨文里的日字作日，跟古日字的形式是完全一样的。……《水经注》说：“孙畅之尝见青州刺史傅宏仁，说临淄人发古冢，得铜棺，前和外隐起为隶字，言齐太公六世孙胡公立之棺也。惟三字是古，余同今书，证知隶出自古，非始于秦。”(《谷水注》)这是先秦以前早有隶书的有力证据。可见在公元前八九百年间已有了古隶，到了程邈整理古隶的时候，它已经有700年的历史了。程邈那个时期，秦篆才开始成为正统，统一还需要一段时间。隶书在程邈死后的数百年，汉宣帝时才成为日常正式使用的文字，前后用了一千多年。王凤阳先生说：“汉字字形的简化繁化、同化异化、转化换用……只发生在一部分汉字当中，汉字字体变化的烙印却打在每一个汉字上。”由此可知，汉字的改变，是一部分先变起来，然后扩展到全体；不是由某些人拿出一整套的系统，要老百姓用起来，就能换掉整个文字系统的。汉字字体的变革，不仅是渐变性的，而且是结构性的。不属于本结构的，也无法参与。它的变革，有它自己的规律，违背规律将其改得面目全非，将会受到规律的惩罚(“二简”的收回，也可说是一种惩罚形式)。
我相信，那时候楷书已经是相当成熟、精整的了。
本来我想，那时候的草书应该也是比较成熟的了吧，行书应该也是“今妍”的样子了吧。但是，当我们把几件同时有楷书和草书的楼兰残纸倒过来时，发现和自己的想象有很大距离。
难道这些残纸上的这些字不是同时写的吗?难道不是同一个人写的吗?即使是老师在教学生习字，那为什么既教“古质”、又教“今妍”的呢?
楼兰这个地方的人员构成应该是非常复杂的。
至于书法的传承，它不能不受敦煌的影响，也不能不受中原的影响。
但我实在不知道张芝(包括索靖)书法、楼兰文书、王羲之书法这几个点之间到底是怎样的连接关系。
难道小草从张芝到王羲之这条线的演变与楼兰文书就完全叉开了?
一、“古质今妍说”：古质表现在笔画、结构的时空关系的不确定性
所谓“古质今妍”的问题。因毛笔与执笔的问题构成的王字，特别是大王书法古厚的一面是与楼兰的东西一脉相传的，这是“古质”的一面。(梁培先)
同意梁先生的观点。
我感到所谓的古质在笔画形态上也明显地表现出来了。《李柏文书》、王羲之墨迹(唐摹本)的笔画在运笔的方向、速度和力度上都在不断的变换。王书石刻本(如《怀仁集王书圣教序》)好像是在笔画两端确定两个转折点，中间那一段就基本平直、匀速、均力“扫”过。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从单字中笔画之间的对接上，所谓的古质也表现在流畅性较差，往往一个横画非常突兀地被重重地、长长地写着，使得在空间布白上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看一下《李柏文书》和王羲之《姨母帖》之间的共同点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就王羲之的新妍而言，显然地与楼兰书法有了很大的差异。
我对王羲之的新妍作了如下思考：
1、前后笔画对接更加紧凑，节省了书写的时间，牺牲了空间上更大的对比。
2、运笔方向很少向字框外部延伸，秩序增强了，但少了许多神来之笔。
3、系统性、完整性增强了，更加中庸之道了，战为后世师法的楷模，但拓展的可能性小了。
4、点画简洁、干净，便于整体协调，但缺少了丰富性和运笔时的快感体验。
5、不是创新、而是总结。基本将行书的大方向确定下来了。
6、王羲之的楷书学卫夫人、行书学王廙、草书学张芝。但是，这三者在王羲之这里交汇之后，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了。楷行草三体相互映照、相互依存，成为此后文人书法的基本范式。
7、如果说张芝变章草为今草是事实，而王羲之的行书变法就更可能是在张芝今草的运笔方面受到了启发，并推而广之地运用到了行书。
王羲之书法唐摹本和楼兰残纸在笔画的曲直上面比较类似。
先做两个定义。单一笔画和总笔画数：除短小的点画外，每出现一次较大的运笔方向上的变化(一般超过90度)时，都被认为是完成了一个单一笔画。字的总笔画数是单一笔画数之和。一个较长的笔画可以被认为是两点之间的连线，一般我们都能在笔画中找到这样的两个点，通常在起落转折处。
平直笔画：在较长的笔画之间，可以只通过平行于纸面方向的直线运笔动作就可完成的笔画，称为平直笔画。
观察统计可以得出：
某一楼兰残纸的平直笔画占总笔画数的比例不到5％；王羲之《丧乱贴》的平直笔画占总笔画数的比例约为7％，《二谢帖》的平直笔画占总笔画数的比例约为6％。
而集王羲之书《圣教序》某一段46个字的平直笔画占总笔画数的比例约为15％以上。
将楼兰残纸书法及以前的书法与后来的书法进行对比，在笔画形态和笔画之间的关系上都存在很大的差异。
(一)笔画形态方面
1、重下笔，随即转笔提笔，形成带缺角的笔画，一般为短笔画。
2、在一个字之内，笔画粗细的变化幅度较大。这种现象不突出，但却是存在的。
3、在一幅作品之中，笔画粗细变化较大。这往往与笔中含墨量相关。
(二)笔画对接
在单字的结构上往往很不精到，变化多端。当然，这也与技法的成熟程度密切相关。
这点在楼兰文书里面可谓比比皆是，故不一一举例。
由于悬肘作书时，在垂直于和平行于载体材料方向的运笔动作范围都难以精确控制，因此从总体上讲，上述差异与执笔有很大关系。
楷、行、今草的成熟，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
楷、行、今草的成熟，不应是彼此独立的单线演变过程。二、“风气说”：《济白帖》不是王羲之的步武者所书
《李柏帖》是当时前凉16年(公元328年)任楼兰长官的李柏写的信，可以有据，《济白帖》是否也锁定在此时，似有疑点……我大胆设想一下，《济白帖》是羲之的一个步武者所书，起码晚羲之30年，把他锁定在东晋灭亡(420年)以后更适合，官员流失到北朝做官是有的。待考……(西岩)
天津市古籍书店出版的《海外藏晋人纸本墨迹——楼兰文书简牍残纸》中有这个帖子。应该说《济白帖》是晋人的墨迹，且出自楼兰。
而楼兰城是在公元4世纪30年代(330年)，由于孔雀河水的改道，致使位于其下游的楼兰水源枯竭，屯田生产无法进行，西域长史府被迫迁移，被最后废弃的。
王羲之生于303年，死于361年。就是说比王羲之小30岁的人，当楼兰城被废弃时，他才出生或几岁，这个人的墨迹(已经是相当成熟的了)不可能留在楼兰。至于420年以后，就更不可能了。
关于西岩先生所言《济白帖》与王字气息相通的事，我想也不排除一种可能，就是在此之前已经形成一种风气，大家都差不多就这样写着，亦即王羲之的书法和《济白帖》都是受这样风气的影响的结果。
今草是否从章草发展而来?(南坡居士)
我的看法：
1、从大的时间跨度上讲，章在先，今草在后是毫无疑问的。这和隶书在先，楷书在后相仿。
2、今草是否从章草单线地发展(我更愿意说“演变”)而来?从楼兰出土的残纸看，我们也可以认为今草吸收了当时行书甚至楷书的成分。所以这个问题是可以持怀疑态度的，但也不好断然否定。
3、从王羲之个人来说，就我们所见到他的今草(小草)，很多是他晚年写的。而我们见到的他的章草却很少。
其实，我觉得《济自帖》是不是学王羲之书法的问题不是一个核心问题。因为它的章草意味较浓厚，这样的书法在王羲之之前和同时代都是大量存在的。除非我们要得出一个结论：王羲之草书基本就是这个样式。但《十七帖》我们总不该全盘否定吧。
我的想法是，《十七帖》、楼兰书法中类似的语言、张芝草书、王羲之当时的楷书等等，这些应是问题的焦点。王羲之真迹没有了，我们应该尽可能地寻找最接近的东西。
三、“载体无影响”
在那个时候，是中国文字载体材料发生重大变化(竹木简向纸张过渡)的时期，楼兰出土的两类载体材料的书法都有。
在我们的意识中，这个变化无疑会对书法艺术产生重要影响。但是，在我对比楼兰出土的两类载体材料的书法时，我没有感到在笔法、笔画性状上存在很大的不同。这使我基本否定了纸张的出现对笔法和笔画性状的决定性作用。
我将两类载体材料的书法贴图对比如下(左为纸书，右为木牍书)。
四、“风气说”：在李柏时代， 日常使用的行书书体已经基本成熟
公元325年，时任西晋西域长史的李柏为图谋联合焉耆(国名，今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一起进玫高昌，在同一天，他给焉耆王龙熙写了两封信。
这是真实可靠的晋代书法墨迹。
对这两件墨迹，我有几点想法。
第一，这两封写于同一天的书信，在风格上却有很大的差异。9行书文书相对比较古朴，它往往使我们联想起王羲之的《姨母帖》。而12行书文书相对比较简便流畅。说明在那个时代，书体的变化，特别是日常使用的行草书的变化是非常大的。
第二，我们再特别关注一下这12行书文书。它基本完全摆脱了隶书的影子，这点与我们所说的王羲之的变法是殊途同归的。李柏写这两件文书的这一年，王羲之22岁，李柏和王羲之之间是没有任何师承关系的。这又说明，在那个时代，日常使用的行书书体已经基本成熟。另外，李柏这两件文书的书法风格，在楼兰残纸中也并不是孤立的。
第三，我否认楼兰文书有受到王羲之书法影响的可能，是因为觉得楼兰消失得太快。楼兰国王伐色摩那，于公元321－334年在位。《残集》第760木简文曰：“兹于伟大国王，上天之子夷都伽·伐色摩那陛下在位之十一年(注：公元333年，也就是李柏给焉耆王龙熙写那两封信之后的第8年)七月，诸民远离国境”。伐色摩那，是发掘的简文材料中提到的最后一位国王。这与在楼兰城发现的时间最晚的一枚建兴十八年(公元330年)的汉文木简，在时间上几乎一致。而公元330年，王羲之才27岁。五、“风气说”：唐摹本王羲之书法应该基本上还是王羲之的风貌
既然楼兰文书不存在受王羲之书法影响的可能性，更不存在王羲之书法直接受楼兰书法影响的可能性(王羲之是世家土族，生活在南方，书法师承有比较明确的记载)——双方互不影响，而楼兰书法有很多语言与唐摹本王羲之书法十分一致，那唐摹本王羲之书法应该基本上还是王羲之的风貌，样式上没有太大的失真。
(一)“疑难点”：张芝是个很关键的人物
王羲之和敦煌、楼兰的书法现象确存在联系，这中的关键人物是张芝和索靖，这两人皆为敦煌人。张芝：生年不详，约卒于汉献帝初平三年(约公元192年)，学崔瑗、杜度，崔、杜皆中原人。索靖为张芝姊孙，索靖一生担任过西晋的重要官吏。初举贤良方正，拜驸马部尉而出守西域，酒泉太守、尚书郎、大将军、散骑常侍等职。生活在239年－303年间。张、索为汉末、魏晋极有影响的书家，其中张芝将章草发展为大草，这在书法发展史上是很突兀的现象，是否其他民族或边塞人的彪悍的特点对汉字的影响，尚有待探索。而二人对故乡书法的影响是肯定的，且索靖在故乡作过官，又在西晋作过高官，他一方面影响西域书写，也影响到二晋高官的书写。王羲之(303年－361年)在索去世那年出生，他的书法受此二人的影响是明显的。以这条线索探究，王羲之和楼兰残纸的联系似乎有明晰处。(西岩)
我也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思路。我一直感到张芝是个很关键的人物，从传世的他的刻帖看，从历来对王羲之书法师承关系看，张芝(还有崔瑗)是不能不予以重点关注的。另外就是钟繇的小楷。
从我们所看到的楼兰竹木简、残纸，甚至以前的简书墨迹，我们没有看到一件是比较纯正的今草或像张芝那样的大草。很多夹杂在行书中的草书多多少少还带有章草的意味。这件事情十分奇怪。这种小草或大草是不是只在少数人中间被欣赏、被流传着呢?而像张芝、崔瑗、王羲之，他们都是有地位的人物啊!
就行书而言，王羲之的行书，不管是古朴的、还是今妍的，在楼兰书法里都还能找到很多对应的材料，惟独今草、大草没有。所以我认为要特别关注张芝和崔瑗。
西岩说到索靖，我没有想到他，是因为我没有看到他的今草或大草的东西。
沃兴华的《张芝论》(卷S，页53－57)，是近年书史研究的白眉。其重要性在于，他从敦煌遗书中发现了4件与张芝有关的资料，而这些资料已经沉埋了1300多年，它们被沃兴华发现，“震惊之馀感到一种挑战，使命感油然而生”(同上书，页270)，并首次面世，这使治汉唐书史者，何等雀跃。——摘自中国书法在线
(二)“疑难点”：草书的演变是一个关键因素
汉代人对草书的痴迷已经基本成为共识，草书的演变之快与此密切相关；文字书写的便捷性要求；张芝草书(如果我们所见到的刻本是以他的真迹为范本，而不是伪造的话)基本摆脱了章草的体式；王羲之草书受张芝影响；王羲之小草与楼兰出土草书极其相近；王羲之的草书深受时人赞许。
综合这些因素，我认为草书是那个时期书法演变的关键。
(三)“疑难点”：王羲之的晚年变法可能是小草书
王羲之的小草大部分都是晚年的作品。我感到这些小草比《姨母帖》和许多唐人摹本都在笔画的语言上更加系统、成熟。因此，我怀疑王羲之的晚年变法可能是指其小草书。
我在楼兰残纸里面挑选了一些草书，并把它们拼接在一起。总的看来，它们和汉简章草有很大的差异，比较接近王羲之的小草了，但仍然有些章草的意思。
(四)“疑难点”：在楼兰残纸中，小草笔法与楷行不完全对应
先看一段文字。
汉字字体的渐变性
隶书是汉字史上一次最大的字体变革。这次变革不是某个政权，依靠某些专家进行改革而成的。而是从殷到汉末上千’年里(政权已更迭多次)，人们在使用中为了书写方便，逐个简化，代代延续，不断增多，逐渐约定的。蒋善国先生认为，隶书是象形文字的简化形式，也就是金甲文以来为广大人民所使用的简体字，它的发生时代当在象形文字发生之后不久，到了秦代，许多形体已经变了。杜光庭的《辨隶书所起》说：“隶书字兴，兴于周代……，当时未全行，犹与古文相参。自程邈以来，乃拔古文，全用隶体，故程邈等擅其名，非创作也。”他说隶书不是程邈创作的这点是正确的，不过他还不知道殷代以前应当早就有这种简化的写法，跟工整的写法并行，不是到了周代才有的。单就方整的形式看，如甲骨文里的日字作日，跟古日字的形式是完全一样的。……《水经注》说：“孙畅之尝见青州刺史傅宏仁，说临淄人发古冢，得铜棺，前和外隐起为隶字，言齐太公六世孙胡公立之棺也。惟三字是古，余同今书，证知隶出自古，非始于秦。”(《谷水注》)这是先秦以前早有隶书的有力证据。可见在公元前八九百年间已有了古隶，到了程邈整理古隶的时候，它已经有700年的历史了。程邈那个时期，秦篆才开始成为正统，统一还需要一段时间。隶书在程邈死后的数百年，汉宣帝时才成为日常正式使用的文字，前后用了一千多年。王凤阳先生说：“汉字字形的简化繁化、同化异化、转化换用……只发生在一部分汉字当中，汉字字体变化的烙印却打在每一个汉字上。”由此可知，汉字的改变，是一部分先变起来，然后扩展到全体；不是由某些人拿出一整套的系统，要老百姓用起来，就能换掉整个文字系统的。汉字字体的变革，不仅是渐变性的，而且是结构性的。不属于本结构的，也无法参与。它的变革，有它自己的规律，违背规律将其改得面目全非，将会受到规律的惩罚(“二简”的收回，也可说是一种惩罚形式)。
我相信，那时候楷书已经是相当成熟、精整的了。
本来我想，那时候的草书应该也是比较成熟的了吧，行书应该也是“今妍”的样子了吧。但是，当我们把几件同时有楷书和草书的楼兰残纸倒过来时，发现和自己的想象有很大距离。
难道这些残纸上的这些字不是同时写的吗?难道不是同一个人写的吗?即使是老师在教学生习字，那为什么既教“古质”、又教“今妍”的呢?
楼兰这个地方的人员构成应该是非常复杂的。
至于书法的传承，它不能不受敦煌的影响，也不能不受中原的影响。
但我实在不知道张芝(包括索靖)书法、楼兰文书、王羲之书法这几个点之间到底是怎样的连接关系。
难道小草从张芝到王羲之这条线的演变与楼兰文书就完全叉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