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灋这个字吗？它就是法的繁体字。在几千年的中华文明里，我們的老祖宗就有法。”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告诉《经济》记者，但是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称帝至1912年末代皇帝溥仪退位，中国在长达2132年的封建统治下，法治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追溯西方法律思想，主要有两个文化起源：古希腊、古罗马的法律遗产和中世纪基督教法律传统。“教会法是西方第一个近代法律体系。”美国当代著名法学家哈罗德·J·伯尔曼 （1918-2007）在《法律与革命》一书中提到，西方近代的法律制度实质上起源于11、12世纪发生的教皇革命而非对古希腊的承继。
　　“文明与野蛮相反，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司法不尊重人，且扼杀人性，与文明背道而驰。”陈卫东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主要体现为对人的充分尊重。“让每个人都有尊严，这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尽管我国现有的法律和司法制度主要是学习和借鉴西方国家，并不意味着我国的法律是舶来的。当下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过程中，也创造了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法律和制度。
　　“十九大报告提到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与十八届四中全会的相关提法一脉相承。”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刘金霞教授告诉《经济》记者，十九大报告还特别提到了良法善治，也就是说，法律必须是符合人民利益的良法，并据此达到良好的法治效果。“我觉得未来就要实行良法善治。随着社会不断发展，过去制定的不适用新时期的法律应该修订，包括理念上的修正。”
　　未来法治如何发展？陈卫东建议，一方面要抱着兼容并蓄的情怀，学习一切有益于我们的知识和经验；另一方面，把外来经验与国情相结合，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的司法制度。在此过程中，法律与中华文化既不会冲突，也不会停滞不前。
　　未来法治应朝着文明的方向发展，这是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法治只有走向文明，法律才更符合人性，也更具有人文关怀的精神。既体现出法律对人权的保障，也令整个国家、社会实现更高程度上的进步。从刑事法角度而言，我们不仅要打击犯罪、惩戒罪犯，在理性的基础上尊重罪犯，也是整个社会走向更高程度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