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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兄长皮埃尔·约里奥和他的夫人安娜·约里奥及我本人非常高兴参加钱三强教授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
尽管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处于水深火热中，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一些大学却能与法国签署协议，为青年才俊出国深造提供机会。中法教育研究基金会为钱三强提供了奖学金。1937年10月，钱三强进入巴黎镭学研究所学习。
居里夫人于3年前离世，但却将这个研究所发展为世界上研究放射性和核物理最重要的研究机构之一。约里奥·居里夫妇——居里夫人的女儿和女婿就是在这个研究所中发现了人工放射性并因此获得了 1935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年轻的钱三强在约里奥·居里夫妇的指导下开始了他的研究。他适应得很快，开始着手进行论文研究。
上世纪30～40年代是放射性及核物理研究的黄金时代：从发现原子核由质子和中子组成，到正电子、人工放射性的发现，最终铀裂变及链式反应的发现开启了核能之路。
大部分核反应研究都应用了天然放射源发出的α射线及中子。钱三强在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新建的研究开展研究工作。1940年4月11日，钱三强通过α粒子轰击氢原子获得锂共振态为他的论点找到了支撑。
由伊莱娜·约里奥·居里、物理学家皮埃尔·奥格和化学家、镭学研究所主任安德烈·德比恩组成的答辩委员会对钱三强的论文进行了评审。在答辩开始时，钱三强向他的法国导师及支持他在法国完成学业的中国导师致谢。
这一时期的核物理学家也将注意力转向了钱三强致力的铀裂变研究上。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与他的团队早于费米证明了可以通过慢中子轰击铀原子引起链式反应产生能量。
当时，法国陷入战争已有8个月，没有人会料到在法西斯德国侵占波兰两个月后，又占领了巴黎。
钱三强因为战争缘故未能马上返回中国，在奖学金的支持下，他的法国之行得以延长。1944年，他作为副研究员进入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工作，1947年成为研究员。1948年初，钱三强返回中国，继续与研究人员开展核光谱研究。
旅法期间，钱三强在多个法国及美国杂志上发表了40余篇论文。1946年，他获得了法国科学院亨利·巴尔维奖。
他应用多种新技术进行试验，尤其是利用照相乳胶探测带电粒子。1946年4月，钱三强与曾在清华大学一同学习的何泽慧结为连理。
1946年，一个由两名年轻的法国研究员、钱先生及其夫人组成的研究组，利用乳胶技术发现了铀和钍三次裂变。
钱三强是我父母的学生，同时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他们的朋友。哥哥和我还记得那个爱笑的年轻人对我们这些孩子很好，经常在周日参加我们的家庭聚会。他擅长打乒乓球，哥哥向他学到了很多。我们的家庭相册记录了我的母亲由于健康原因在阿尔卑斯休养的情景，我们在相册中找到钱先生看望我母亲的照片。我们不了解他和我的父母讨论的细节，却知道他们的交流不仅涉及研究的问题，也关于战争和法国的解放。当时，我的父亲在指导实验室工作的同时，还加入了一个反对德国占领的秘密组织：这是项危险的工作，因此只有像钱先生那样的挚友才可以来家里拜访。
在长崎和广岛原子弹爆炸、世界回归和平后，科学的作用成为社会讨论的焦点。世界最顶尖的科学家广泛认为应将科学应用于社会重建和发展中，而非研制核武器，以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来临。
1946年，钱三强代表中国政府参加世界科教文组织的活动，加入了由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领导的世界科技工作者联盟指导委员会。在返回中国后，他还加入了世界和平运动组织。
我们在父母的档案文件中找到了钱先生于1949年写给他们的两封信，信中饱含深情及对未来的期许：“我感到有些悲伤，因为我不知道能否再从事科研活动，同时我也明白人民的胜利并没有那么简单……我将把生命中的一段时间献给祖国的重建。现在政府已经成立，我被调到中国科学院负责核物理所的筹建工作……”
他提到要建立一座基础研究所及一座科研应用所。还提到可能会在中国召开世界科技工作者联盟指导委员会大会。钱三强也得知我父亲在重组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及建设原子能委员会中遇到的问题。1948年，法国建成首个原型核反应堆。
8年后，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受世界和平运动组织的邀请参加在中国举行的大型文化活动，但由于遭受我母亲去世的沉痛打击和疾病的侵袭，他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他不得不拒绝，并派遣我和我丈夫参加活动。1957年1月，我见到了钱三强，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我们参观了中国物理研究所，以及正在建造中的第一座反应堆。他还特别要求我们向父亲转达这些年取得的成绩。我们还对当前的国际形势和中国、法国的未来交换了看法。
1937～1948年，钱三强在法国度过了他生命中的11个年头。他是我父母最亲近的学生和朋友，也与他们一样有着对科学的热爱、着重发展基础研究的观念、以及用科学技术造福人类的希望。
（本文根据居里夫人的外孙女埃莱娜·郎之万·约里奥在钱三强百年诞辰纪念会上的讲话整理）
尽管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处于水深火热中，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一些大学却能与法国签署协议，为青年才俊出国深造提供机会。中法教育研究基金会为钱三强提供了奖学金。1937年10月，钱三强进入巴黎镭学研究所学习。
居里夫人于3年前离世，但却将这个研究所发展为世界上研究放射性和核物理最重要的研究机构之一。约里奥·居里夫妇——居里夫人的女儿和女婿就是在这个研究所中发现了人工放射性并因此获得了 1935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年轻的钱三强在约里奥·居里夫妇的指导下开始了他的研究。他适应得很快，开始着手进行论文研究。
上世纪30～40年代是放射性及核物理研究的黄金时代：从发现原子核由质子和中子组成，到正电子、人工放射性的发现，最终铀裂变及链式反应的发现开启了核能之路。
大部分核反应研究都应用了天然放射源发出的α射线及中子。钱三强在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新建的研究开展研究工作。1940年4月11日，钱三强通过α粒子轰击氢原子获得锂共振态为他的论点找到了支撑。
由伊莱娜·约里奥·居里、物理学家皮埃尔·奥格和化学家、镭学研究所主任安德烈·德比恩组成的答辩委员会对钱三强的论文进行了评审。在答辩开始时，钱三强向他的法国导师及支持他在法国完成学业的中国导师致谢。
这一时期的核物理学家也将注意力转向了钱三强致力的铀裂变研究上。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与他的团队早于费米证明了可以通过慢中子轰击铀原子引起链式反应产生能量。
当时，法国陷入战争已有8个月，没有人会料到在法西斯德国侵占波兰两个月后，又占领了巴黎。
钱三强因为战争缘故未能马上返回中国，在奖学金的支持下，他的法国之行得以延长。1944年，他作为副研究员进入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工作，1947年成为研究员。1948年初，钱三强返回中国，继续与研究人员开展核光谱研究。
旅法期间，钱三强在多个法国及美国杂志上发表了40余篇论文。1946年，他获得了法国科学院亨利·巴尔维奖。
他应用多种新技术进行试验，尤其是利用照相乳胶探测带电粒子。1946年4月，钱三强与曾在清华大学一同学习的何泽慧结为连理。
1946年，一个由两名年轻的法国研究员、钱先生及其夫人组成的研究组，利用乳胶技术发现了铀和钍三次裂变。
钱三强是我父母的学生，同时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他们的朋友。哥哥和我还记得那个爱笑的年轻人对我们这些孩子很好，经常在周日参加我们的家庭聚会。他擅长打乒乓球，哥哥向他学到了很多。我们的家庭相册记录了我的母亲由于健康原因在阿尔卑斯休养的情景，我们在相册中找到钱先生看望我母亲的照片。我们不了解他和我的父母讨论的细节，却知道他们的交流不仅涉及研究的问题，也关于战争和法国的解放。当时，我的父亲在指导实验室工作的同时，还加入了一个反对德国占领的秘密组织：这是项危险的工作，因此只有像钱先生那样的挚友才可以来家里拜访。
在长崎和广岛原子弹爆炸、世界回归和平后，科学的作用成为社会讨论的焦点。世界最顶尖的科学家广泛认为应将科学应用于社会重建和发展中，而非研制核武器，以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来临。
1946年，钱三强代表中国政府参加世界科教文组织的活动，加入了由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领导的世界科技工作者联盟指导委员会。在返回中国后，他还加入了世界和平运动组织。
我们在父母的档案文件中找到了钱先生于1949年写给他们的两封信，信中饱含深情及对未来的期许：“我感到有些悲伤，因为我不知道能否再从事科研活动，同时我也明白人民的胜利并没有那么简单……我将把生命中的一段时间献给祖国的重建。现在政府已经成立，我被调到中国科学院负责核物理所的筹建工作……”
他提到要建立一座基础研究所及一座科研应用所。还提到可能会在中国召开世界科技工作者联盟指导委员会大会。钱三强也得知我父亲在重组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及建设原子能委员会中遇到的问题。1948年，法国建成首个原型核反应堆。
8年后，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受世界和平运动组织的邀请参加在中国举行的大型文化活动，但由于遭受我母亲去世的沉痛打击和疾病的侵袭，他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他不得不拒绝，并派遣我和我丈夫参加活动。1957年1月，我见到了钱三强，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我们参观了中国物理研究所，以及正在建造中的第一座反应堆。他还特别要求我们向父亲转达这些年取得的成绩。我们还对当前的国际形势和中国、法国的未来交换了看法。
1937～1948年，钱三强在法国度过了他生命中的11个年头。他是我父母最亲近的学生和朋友，也与他们一样有着对科学的热爱、着重发展基础研究的观念、以及用科学技术造福人类的希望。
（本文根据居里夫人的外孙女埃莱娜·郎之万·约里奥在钱三强百年诞辰纪念会上的讲话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