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12月28日，我响应祖国的号召应征入伍，实现了儿时的军人梦。这天下午，我们1200多名新兵在湖南耒阳县武装部集合，每人背着一个背包，步行到火车站，乘坐大闷罐车抵达衡阳，然后乘军列昼夜兼程，经广西黎塘直达新兵训练基地——茂名石油化工厂的职工矿区。我们在这里进行新兵训练。
　　1964年2月，我和两个老乡刘德义、谭财政下到连队，我当标图员，刘德义当电话员，谭财政到炮班。部队驻地在广东省水溪县坡心公社，8个月后转移到阳江，在汕头市外沙机场搞了一年生产。

　　1966年元旦过后，部队接到秘密入越作战的命令。连长顾富荣、政治指导员张申召集全连班排长开会，动员全体指战员做好入越作战各种准备，号召我们做国际主义战士。几天后，部队奉命从汕头乘军车到广州，从广州火车站乘列车往广西南宁转移。
　　列车在耒阳站稍停的片刻，我脑海中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壮士一去不复返，恐怕这次要与故乡和亲人们永别了！
　　我们在广西南宁的吴圩机场基地进行严格的战斗训练。部队思想教育工作抓得很紧，在训练中，同志们非常能吃苦。我们都明白，只有练得过硬的战斗技术和本领才能在战场上完成任务。
　　有一天我们在紧张训练，模拟“敌机”是空七军副军长刘玉堤（1968年担任该军军长）驾驶的一架超低空歼击机。我最先发现目标，一边报告连长，一边指挥炮手按我指引的方向捕住了目标。训练结束后半小时，刘玉堤将军在团长杨月亭陪同下，乘坐苏式吉普车到达我们连队。他当即就问：“刚才我驾驶的歼击机，是哪个班发现的？”连长立即指向我们班：“是那个‘新兵蛋子’班长发现的。”刘玉堤将军立即伸手握住我的手，亲切问道：“你是哪里人，多大啦？”我立即行军礼，大声说：“报告首长，我是湖南人，今年20岁。”刘玉堤将军大声夸道：“了不起，毛主席家乡的战士。”
　　1966年10月，我们部队秘密换穿没有军衔的越南式军服，番号改为中国后勤部队31支队329大队（内部仍然以师团营连排称呼），正式支援越南。中越两国山水相连唇齿相依，为了援助兄弟和友好邻邦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我国在面临各种困难的情况下，毅然决定援越抗美，这是以毛泽东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英明正确的重大决策。我们31支队负责支援越南抗击美国飞机对越南北方的入侵任务。
　　10月15日，部队举行隆重的宣誓大会，随即从广西凭祥友谊关挺进越南，沿途的党政军和当地的老百姓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我之前一直渴望上疆场杀敌，现在真正到了离开祖国奔向战场的时刻，心里开始紧张起来。沿途看到越南人民流离失所，到处是残垣断壁、炸弹坑，我心头涌起一股国际主义的豪情，暗暗发誓勇敢杀敌，决不能辜负祖国人民的重托。
　　经过一夜行军，我们在次日天亮前到达越南外苏地区接替28团某阵地。这是一处只有百多米高的小山丘，满山是棘丛和蒿草，火炮是从山后用人工大绳一点一点地拉上山的。越南属于亚热带气候，气温接近40摄氏度，且湿热多雨，部队住在丛林中用茅草搭起的草房里，闷晒得像个大蒸笼一样，晚上床板都热得烫手，疲劳一天，蚊虫叮咬，难以入睡。来自北方的战士不能适应潮湿的环境，洗澡困难，大多患上湿疹、皮肤病，腋下溃烂，身上长癣，开始是小红点，后一圈圈地扩散，越挠越痒，钻心地难忍。随后，频繁的战斗打乱了我们吃饭的规律，炎热的天气只能喝稀饭，许多战友因此患上胃炎、胃溃疡，潮湿染上关节炎。
　　我这个“新兵蛋子”班长，没有实战经验，对如何指挥一个班打仗心中没底儿。我对美国使用的雷公式F—105和鬼怪式F—4先进飞机也不了解。记得第一场战斗29团二连连长就牺牲了。我和战友们满腔怒火，为了给连长报仇血恨，我带领全班战士和兄弟连队协同作战，这一仗击落美敌机3架、击伤2架，好不痛快。考虑到敌人受到沉重打击以后，一定会疯狂报复，部队立即转移到外苏防区，执行新的战斗任务。
　　在入越作战中，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战斗，发生在1967年4月24日下午4时。那天酷热难当，全班战士挤在猫耳洞里休息，我汗流浃背睡不着，就从猫耳洞里出来透透风。我揉揉眼睛和太阳穴后，下意识往阵地的四周扫视一下，顿时惊呆了：只见一大批敌机向我防区飞来。我立即叫醒全班战士进入战斗状态，指挥一炮手朝我指定的方向转动方向盘。一炮手迅速捕住了目标，此时全连也进入了战斗状态。敌机是F—105、B—52F、F—4，高中低结合混合编队。敌机进入我火力范围后，连长一声令下，顿时炮火声、炸弹声交织在一块。
　　战斗打得非常激烈，我们击落敌机4架。敌人不甘心失败，重新编队后返回来，再次对我防区进行狂轰滥炸，两千磅炸弹、子母弹、麻雀Ⅲ型导弹乱投一气，山头硝烟弥漫。我受伤了，一位战士发现我的裤子在滴血，我对他说：“不要管我，快多准备炮弹。”我忍着伤痛带领战士与敌人战斗了一个多小时。战斗结束后，我嗓子都哑了，我方无一牺牲。
　　白天吃了败仗，当晚美军飞机就来报复了，幸好我们提前做了充分准备，在雷达探照灯的大力配合下，与兄弟连队协同作战，以高射机枪的顽强火力打得美机狼狈不堪，击落一架F—4、一架F—105。
　　次日，连指导员张申同志带领战士下去拾飞机残骸，发现飞机是落在稻田里，扎进泥土有四五米深，冲击出40平方米左右的长方形大坑，坑底是一个巨大的飞机发动机，其他机身等物散落在周围的山头上和草地上。飞行员的一条腿和皮鞋连在一起，身体残骸和土混合在一起落在山上的小树林中。各连队都赶来收拾战利品，我在乱草中捡到一支左轮手枪，非常高兴地交给部队，受到首长表扬。
　　中国空军高炮部队的英勇壮举，受到了越南劳动党、越南政府、越南人民军的高度赞扬。越南胡志明主席委托范文同总理来我们部队慰问，并向每一个参加援越抗美的中国官兵颁发了奖章和奖状。胡志明主席在慰问信中饱含深情地说：“中国共产党派遣自己的优秀儿女与我们并肩作战抗美，发扬了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对越南人民是重大支援和巨大鼓舞，你们的恩情越南人民将世世代代铭记在心中。”记得范文同总理给我们的慰问品是每人一条越南香烟和4斤白糖。我个人在援越抗美战争中因为表现突出，被评为“五好战士”，荣立三等功，并光荣批准为中共正式党员。
　　我们329大队这次轮流作战时间为10个月，共击落敌机92架、击伤130架，但也付出了重大牺牲，有59位战友长眠在异国他乡，有近百人身负重伤。1967年5月26日下午6时，我们戴着中越友谊纪念章，在人民群众的欢呼声中进入友谊关，胜利回到了祖国。
　　在广西吴圩机场驻地，全军召开了隆重的庆功大会，韦国清、黄璞、刘玉堤等首长亲自看望慰问。我们连队荣获集体三等功，回国后不久转移到广西，我被提升为排长，奉命调往兰州，参与组建兰州空军高炮14师，在兰州一待就是10年。
　　1978年8月，我转业回到故乡，被分配到耒阳市公安局工作。40多年来，我把这段光荣的历史深埋在心中，从不与外人提起。如今我就要退休了，即将进入垂暮之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我有责任也有义务把這段经历讲述出来，告诉年轻的一代，不忘历史，振兴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