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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网络社群作为群体网络化的社会关系总和，具有作为符号和关系的媒介属性。在权力文化的主导下，网络社群以参与协商、制造舆论和群体记忆三种途径介入社会公共事件。应对当前的治理困境，亟待建设多元协商治理体系，培育社群公共意识，实现社会认同。从媒介参与的视角来看，将媒介视为社会治理的主体、客体和手段，才能探索出社会治理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网络社群 媒介参与 社会治理
基于互联网技术提供强大的媒介基础，各类具有共同目标和利益的群体跨越种族、阶层、地域等因素的限制，在社交网络空间汇聚成具有集体归属和情感共鸣的网络共同体。网络社群参与公共事件表达共同兴趣、目标和利益诉求，同时也对国家社会治理能力提出了挑战。为此，厘清网络社群的属性特征，归纳其在公共事件中的参与路径并提出治理对策，才能回应当前社会治理的现实关切。
一、网络化的社会关系及其媒介属性
网络社群是一种形成于虚拟网络空间中的新型群体组织形式，具有自发性、变动性、多元化和去中心化等特点。网络社群的形成是一个从“弱关系”走向“强关系”的过程。由于个体趋于一致性的兴趣、爱好、价值观念和文化认同，社群成员在虚拟空间中自发丛聚，并且在社会公共事件的参与实践中，通过虚实互动重构社群成员的现实关系，凝聚网络社群的集体力量。
网络社群在虚拟空间中表现为一种媒介化的虚拟符号。互联网与新媒体技术的进步和发展，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创造了另一种虚拟空间。网络化的社会组织或群体基于节点与节点之间的相互联结，构成了网络社会中的基本单元。社群享有共同的诉求、利益、知识和关系，并以符号化的形式和意义固定下来，为社群的实践活动提供持久的内驱力。在公共事件的传播和发展中，网络社群作为集体的权利意愿和共同目标的象征，发挥着连接个体与社会的作用。社群成员在信息传播与共享中生产符号，而这种符号化的群体意见表达，则生成了扎根于社群组织中、为组织成员所认同的象征和规范。社会化、网络化的社群生产象征符号、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塑造了一种特殊的“权力文化网络”，使得社群成员在社会参与中为获取符号的权威性而斗争。
网络社群在社会空间中亦表现为一种媒介化的现实关系。媒介化社会中，媒介渗透于社会的全方位。依靠媒介技术和媒介产品运行的网络社群，在社群成员交往和社会参与互动中打上了媒介化的烙印。“基于集体意识和共同想象而形成内在联系的社会，是存在于媒介（运作）中的。媒介见证社会实体的存在，见证社会力量的博弈，媒介本身就是社会”。①网络社群在公共事件参与的实践中表现为社会存在的基本形式，從网络虚拟空间转向社会公共领域，体现了一种媒介化的社会关系表征。
参与公共事件已经成为网络社群日常政治生活的一部分。近年来，社会风险议题往往会引起全社会的热点聚焦。透过环境污染、医疗卫生、暴力犯罪等事件发现，网络社群以一种隐蔽的方式产生影响个体情感和行动的意识形态，通过沟通协商达成意见共识、文化认同以及集体动员，最终转化为一致性的行动。网络社群内部的观念和价值导向，在公共事件发生的不同时期乃至不同阶段，都能成为主导社群行动的指南。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媒介具有操纵性，即媒介对人的操纵和控制功能。②网络社群除了具备生产媒介符号和建立媒介关系的属性之外，更具有意识形态的生产意义。通过这种操纵和控制，网络社群实现了内部的有效组织和公共事件的充分参与，维护了社群行动的合法性和统一性。
二、网络社群的组织方式和参与途径
在日常交往与交流互动中，社群成员被裹于“信息茧房”，社群之间也存在明显的志趣边界。一旦公共事件发生，社群迅速反应并积极获取外部信息，利用跨群信息共享优势介入公共事件。强关系社群更加主动参与线上线下社会运动，而大部分弱关系社群处在“潜水”的状态，围观事件的发酵。同时，网络社群在介入公共事件中建构群体记忆，并反推公共事件的发展和社会问题的协商。
（一）众声喧哗表达协商意愿
社会公共事件往往在网络上掀起热议的浪潮，网络社群内部的讨论表达了成员积极参与协商的强烈意愿。“协商民主”的观念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腊时期，雅典的五百人大会正是早期协商民主的政治实践。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包含的基层民主协商，充分保障了普通公民参与政治活动、表达政治意愿的权利。社交媒体时代，互联网和新媒体提供了更加便捷的手段，拓宽了公民参与协商的渠道。
公共事件关涉到多元利益和价值观念上的冲突，网络社群从线上线下走向街头广场，表达群体意愿、维护群体权利。近年来，频繁发生的“房闹”“医闹”“讨薪”事件，利益主体的诉求无法通过正常渠道满足，便通过QQ、微信等社交媒体形成一个目标明确的社群组织，通过一致性的服装、口号、标语集体公开表达参与协商的意愿。乔舒亚·科恩认为，协商民主观念来源于民主社团理想，在这种社团中，其条件和状态的正当性是通过平等公民之间的公开争论和推理而实现的。协商民主从根本上体现了“参与”这一民主政治的本质。③对此，政策专家建议政府部门应当搭建三方共同协商平台，允许民众参与社会治理，以求化解双方矛盾。
（二）共同围观创造舆论环境
网络社群通常围绕某一具体公共事件进行转发、评论、点赞，以“静观其变”的姿态共同关注事件的进展。2018年发生的“江歌案”“周立波案”，在新京报《局面》栏目的系列报道中一度引起广泛关注。在微博上形成的微话题“#局面专访#”维系着一个庞大的微博用户社群，随着事件经历爆发、高潮、衰退等舆论周期之后，围观的网民也相继散去。
网络词汇“小板凳”“坐等”形象地描绘了网民普遍“看热闹”心理，围观中往往出现“啸聚效应”，网民蜂拥而上、众声喧哗，制造了网络世界的话语冲突和戏剧色彩浓厚的媒介奇观。“围观”是一种特殊的看，是由旁观、义观和互观构成的“共同关注”。④围观产生一种暗示性的压迫感、督促感，将公共事件中涉及的责任主体置于“凝视”的目光之下，要求他们及时行动并对社会公众的关切做出回应。共同关注的集体注意力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表明社群对公共事件的设想和期望。然而，庞大的集体的力量固然重要，一旦网络社群的某种需求建立在窥探隐私和满足好奇的同质性意愿之上，这种集体围观将会使公共事件本身陷入“看客式”的麻木和冷漠，与之俱来的是集体的不作为和群体凝聚力的破坏。 （三）群体记忆实现情感共鸣
移动互联网时代，网络社群作为信息传播和仪式建构的重要机制，在重大社会事件、文化事件和节日节点的建构中，经历了社群成员的情感培育和记忆唤醒，将具有共享意义的文化符号注入个体的现实生活，进而纳入人们一年一度的周期性的群体记忆模式之中。传播学者戴扬和卡茨对于“媒介事件”的定位是从媒介如何改造了公众事件的传播，并被这些事件的组织者及传播机构所重构，从而对社会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⑤公共事件的传播语境下，群体记忆成为个体的一般认知、经验来源以及情感寄托的认同基础和价值归宿。在媒介建构的框架中，如“南京大屠杀”“非典”“汶川地震”等重大社会事件已经形成特定的认知方式和纪念仪式。网络社群通过传递对于事件的认知、情感、经验以及正确的历史观、生存观和价值观，遵从国家和社会对于灾难的一致认知，在文化叙事的过程中形塑个体铭记苦难历史和期盼美好未来。
三、媒介参与：有效社会治理的路径探索
网络社群利用“媒介赋权”优势参与协商，真正实现了从赛博空间到现实空间的权力转化。由于构成网络社群的个体具有复杂、多元、异质等特性，在参与社会公共事件的过程中易产生非理性的情绪宣泄和集体裹挟下的极端倾向，导致社会公共空间失序和危害升级。然而，将使用管理社会组织的方式来管理网络社群，则会大量消耗社会资源，增加管理成本。社会治理学者丹尼尔·考夫曼（Daniel Kaufmann）认为，“媒介作为社会的中介系统，是社会由权威控制转向多元治理的核心协调力量”。⑥网络社群不仅是网络化的社会关系，更主要表现为一种媒介传播实践。因此，面对网络社群治理的困境，媒介参与应当成为国家和社会面对网络社群治理难题的有效探索。
（一）沟通机制下多元协商治理体系建设
网络社群参与社会公共事件的实践表明，网络社群参与社会治理效果，可谓是得失并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既是对一段时间内不少地方存在的、在处理社会问题方面不妥当、不科学并带来严重后遗症做法的一种纠偏，也是对我国社会治理体制建设的一种期盼。⑦
当前，以“围堵、打横幅、喊口号”等为首的扰乱社会秩序的群体性行为往往会令问题激化、恶化，并不利于矛盾冲突的化解。采取有效的网络媒介手段进行对话协商，将网络社群置于限定的治理空间之中，避免社会危害进一步向社会空间蔓延，将会大大减轻维护社会稳定的壓力。基于对现实困境的回应，利用媒介实现沟通机制下的多元协商治理体系成为现实的必然需求。
多元协商治理体系，应当区别于将强力维稳当作维持社会秩序的最重要手段的管控型治理方式，包含民主、合作、开放的社会多元治理制度和文明、和谐的参与性政治文化。在允许网络社群权力参与社会权力和国家权力的互动和博弈的基础之上，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防范网络社群干预司法公正和社会公平，期盼形成网络空间治理中化解各权力主体矛盾的“枫桥经验”。
（二）健全网络规范培育社群公共意识
互联网创造了人类新型的交往方式，以及能够约束和指导人们互联网行为的规范系统。宏观上，国家顶层设计高度重视网络空间安全，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理论基础覆盖网络安全。微观层面以互联网治理实践为社会基础，以法律法规的实施引导社会公民正确参与网络社会交往，确保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和和谐的社会环境。
在宏观理论分析之外，我们还应该关注社会治理的微观机制。就网络社群而言，2017年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印发并施行的《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为网络社群提供了组织规范和治理要求。此外，《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跟帖评论服务管理规定》等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制度也加强了对网络社群运行的约束。
互联网法规的目的是直接有效地作用于违法行为，具有惩戒管制的即时效果。然而以规范为基础，结合伦理、法律、技术等方面，实现规范内在的指向性价值，才是规范制定和实施的终极关怀。在法律法规的引导下，达到网络社群自我治理的目的，要求网络社群的组建者、管理者以及维系社群的自媒体、网络媒体积极响应并树立规范意识，自觉遵守建立符合要求的“群规”“群章”“群制”，构筑社群具备现代公共意识，培育社群的网络使用素养。
（三）主流媒体引导舆论实现社会认同
在大众传媒议程设置的作用下，重大社会公共事件拥有更长的传播周期。以重大社会事件和历史、文化节日节点为主的公共事件，在传播过程中形成了社会公众的集体记忆内容，并不断强化记忆的内涵。詹姆斯·凯瑞把仪式观中传播一词的原型隐喻为一种“以团体或共同的身份把人们吸引到一起的神圣典礼”，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作用于公共事件的传播和记忆，不断赋予公共事件的新内涵。反思近年来由集会游行演变为“打砸”等暴力事件的历史教训，网络社群削弱了国家长久以来建构的民族认同理念，表现出了“对官方和专业精英书写的集体记忆的忽视和拒斥”。⑧为此，在重大社会公共事件传播中，引导舆论实现社会认同则是主流媒体不可或缺的重要职能。显然，媒体赋予历史事件“铭记历史、珍惜和平”的社会意义远大于传递“不忘国耻和仇恨”的民族主义情绪。
2018年2月，在国家网信办等六部委联合执法中，永久关闭了“卓伟粉丝后援会”“全明星通讯社”“娱姬小妖”等专事炒作明星绯闻隐私的账号。建立网络退出机制意味着对于在公共事件参与中违反法律规范和道德准则的社群零容忍，并强制其退出互联网空间以免形成不良示范效应。网络主播因公开调侃“南京大屠杀”“东三省沦陷”受到封号处罚，然而其背后庞大的粉丝社群却以打赏、弹幕等形式继续表达意见反抗。随后在主流媒体和公众的严厉谴责中，直播间被永久关闭。由此可见，通过一致性的舆论引导消弭反抗意见，传递民族认同的主流话语，才能使“我爱我的祖国”“中国，一点都不能少”等微话题传遍网络空间。
四、结语 作为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媒介参与已经成为探索社会改革和发展的新途径。随着新媒介的产生，媒介多样化发展实现了社会空间和赛博空间的高度畅通。网络社群大量涌现在以互联网和新媒体为平台的虚拟空间，来往于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形成了既相互区别又相互重叠的交叉空间。由于空间的扩展和群体的流动，它所呈现的复杂性，并不能寄希望于单纯地依靠媒介手段达到治理成效。媒介参与治理的理念，在发挥媒介社会治理职能的实践中，还需要综合运用技术、法律、社会等手段不断进行补充和完善。
媒介技术的进步为社会组织的充分参与提供了平台和渠道上的便捷，其重要性还体现在舆情监测、谣言治理、安全保障等领域，并依靠技术的不断升级实现社会治理智能化、专业化。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中，媒介肩负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责任和使命。尤其是在网络阵地中，官方媒介要积极引领主流思想舆论，传播主流文化价值，为自媒体、网络媒体树立正确的意识形态导向。然而，值得警惕的是，媒介参与社会治理并不能意图以“媒治”代替“法治”。法治是社会治理的基本方式，良法善治是新时代国家治理的要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领域，没有好的法律法规为基础，社会治理便无从下手。只有不断加强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才能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取得社会治理成果。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与社会组织依法自治相统一，充分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良性互动。网络社群作为一种“准社会组织”，是社会公共领域中的新兴社会力量，能够填补社会组织在公民政治参与中的缺失。面对网络社群数量庞大、组织自由，政府部门还应主动提供技术支持、法治保障和社会接纳，确保网络社群在社会公共空间中有准确的对接点和落脚点，实现网络社群的充分参与和健康参与。媒介参与社会治理的价值取决于它能否克服社会内部各主体间的互斥，能否统一或协调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利益，它还取决于社会治理理论的本土化实践与流变。因此，如何利用媒介实现有效的内外部治理，需要在今后的社会和网络空间的治理实践中继续探索前进。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8年度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項目“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理论发展的历史轨迹研究”（立项号：2018A17）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汉诺·哈特.传播学批判研究[M].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3.
②邵培仁、李梁.媒介即意识形态——论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控制思想[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01）：103-109.
③陈尧.从参与到协商：协商民主对参与式民主的批判与深化[J].社会科学，2013（12）：25-36.
④王怡红.围观研究初探[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08）：5-28，126.
⑤雷蔚真.电视媒体数字化转型的理论研究框架[J].国际新闻界，2011（12）：45-46.
⑥Kaufmann， D.， Media， 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 Chal-lenging Convention： An Empirical Perspective， The WorldBank Institute， 2006.
⑦王思斌.实现有效的社会治理[J].社会治理，2019（01）：63-67.
⑧胡百精.互联网与集体记忆构建[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03）：98-106，159.
作者简介：杨柳，西北政法大学反恐怖主义法学院助教，硕士
编辑：孟凌霄
【关键词】网络社群 媒介参与 社会治理
基于互联网技术提供强大的媒介基础，各类具有共同目标和利益的群体跨越种族、阶层、地域等因素的限制，在社交网络空间汇聚成具有集体归属和情感共鸣的网络共同体。网络社群参与公共事件表达共同兴趣、目标和利益诉求，同时也对国家社会治理能力提出了挑战。为此，厘清网络社群的属性特征，归纳其在公共事件中的参与路径并提出治理对策，才能回应当前社会治理的现实关切。
一、网络化的社会关系及其媒介属性
网络社群是一种形成于虚拟网络空间中的新型群体组织形式，具有自发性、变动性、多元化和去中心化等特点。网络社群的形成是一个从“弱关系”走向“强关系”的过程。由于个体趋于一致性的兴趣、爱好、价值观念和文化认同，社群成员在虚拟空间中自发丛聚，并且在社会公共事件的参与实践中，通过虚实互动重构社群成员的现实关系，凝聚网络社群的集体力量。
网络社群在虚拟空间中表现为一种媒介化的虚拟符号。互联网与新媒体技术的进步和发展，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创造了另一种虚拟空间。网络化的社会组织或群体基于节点与节点之间的相互联结，构成了网络社会中的基本单元。社群享有共同的诉求、利益、知识和关系，并以符号化的形式和意义固定下来，为社群的实践活动提供持久的内驱力。在公共事件的传播和发展中，网络社群作为集体的权利意愿和共同目标的象征，发挥着连接个体与社会的作用。社群成员在信息传播与共享中生产符号，而这种符号化的群体意见表达，则生成了扎根于社群组织中、为组织成员所认同的象征和规范。社会化、网络化的社群生产象征符号、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塑造了一种特殊的“权力文化网络”，使得社群成员在社会参与中为获取符号的权威性而斗争。
网络社群在社会空间中亦表现为一种媒介化的现实关系。媒介化社会中，媒介渗透于社会的全方位。依靠媒介技术和媒介产品运行的网络社群，在社群成员交往和社会参与互动中打上了媒介化的烙印。“基于集体意识和共同想象而形成内在联系的社会，是存在于媒介（运作）中的。媒介见证社会实体的存在，见证社会力量的博弈，媒介本身就是社会”。①网络社群在公共事件参与的实践中表现为社会存在的基本形式，從网络虚拟空间转向社会公共领域，体现了一种媒介化的社会关系表征。
参与公共事件已经成为网络社群日常政治生活的一部分。近年来，社会风险议题往往会引起全社会的热点聚焦。透过环境污染、医疗卫生、暴力犯罪等事件发现，网络社群以一种隐蔽的方式产生影响个体情感和行动的意识形态，通过沟通协商达成意见共识、文化认同以及集体动员，最终转化为一致性的行动。网络社群内部的观念和价值导向，在公共事件发生的不同时期乃至不同阶段，都能成为主导社群行动的指南。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媒介具有操纵性，即媒介对人的操纵和控制功能。②网络社群除了具备生产媒介符号和建立媒介关系的属性之外，更具有意识形态的生产意义。通过这种操纵和控制，网络社群实现了内部的有效组织和公共事件的充分参与，维护了社群行动的合法性和统一性。
二、网络社群的组织方式和参与途径
在日常交往与交流互动中，社群成员被裹于“信息茧房”，社群之间也存在明显的志趣边界。一旦公共事件发生，社群迅速反应并积极获取外部信息，利用跨群信息共享优势介入公共事件。强关系社群更加主动参与线上线下社会运动，而大部分弱关系社群处在“潜水”的状态，围观事件的发酵。同时，网络社群在介入公共事件中建构群体记忆，并反推公共事件的发展和社会问题的协商。
（一）众声喧哗表达协商意愿
社会公共事件往往在网络上掀起热议的浪潮，网络社群内部的讨论表达了成员积极参与协商的强烈意愿。“协商民主”的观念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腊时期，雅典的五百人大会正是早期协商民主的政治实践。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包含的基层民主协商，充分保障了普通公民参与政治活动、表达政治意愿的权利。社交媒体时代，互联网和新媒体提供了更加便捷的手段，拓宽了公民参与协商的渠道。
公共事件关涉到多元利益和价值观念上的冲突，网络社群从线上线下走向街头广场，表达群体意愿、维护群体权利。近年来，频繁发生的“房闹”“医闹”“讨薪”事件，利益主体的诉求无法通过正常渠道满足，便通过QQ、微信等社交媒体形成一个目标明确的社群组织，通过一致性的服装、口号、标语集体公开表达参与协商的意愿。乔舒亚·科恩认为，协商民主观念来源于民主社团理想，在这种社团中，其条件和状态的正当性是通过平等公民之间的公开争论和推理而实现的。协商民主从根本上体现了“参与”这一民主政治的本质。③对此，政策专家建议政府部门应当搭建三方共同协商平台，允许民众参与社会治理，以求化解双方矛盾。
（二）共同围观创造舆论环境
网络社群通常围绕某一具体公共事件进行转发、评论、点赞，以“静观其变”的姿态共同关注事件的进展。2018年发生的“江歌案”“周立波案”，在新京报《局面》栏目的系列报道中一度引起广泛关注。在微博上形成的微话题“#局面专访#”维系着一个庞大的微博用户社群，随着事件经历爆发、高潮、衰退等舆论周期之后，围观的网民也相继散去。
网络词汇“小板凳”“坐等”形象地描绘了网民普遍“看热闹”心理，围观中往往出现“啸聚效应”，网民蜂拥而上、众声喧哗，制造了网络世界的话语冲突和戏剧色彩浓厚的媒介奇观。“围观”是一种特殊的看，是由旁观、义观和互观构成的“共同关注”。④围观产生一种暗示性的压迫感、督促感，将公共事件中涉及的责任主体置于“凝视”的目光之下，要求他们及时行动并对社会公众的关切做出回应。共同关注的集体注意力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表明社群对公共事件的设想和期望。然而，庞大的集体的力量固然重要，一旦网络社群的某种需求建立在窥探隐私和满足好奇的同质性意愿之上，这种集体围观将会使公共事件本身陷入“看客式”的麻木和冷漠，与之俱来的是集体的不作为和群体凝聚力的破坏。 （三）群体记忆实现情感共鸣
移动互联网时代，网络社群作为信息传播和仪式建构的重要机制，在重大社会事件、文化事件和节日节点的建构中，经历了社群成员的情感培育和记忆唤醒，将具有共享意义的文化符号注入个体的现实生活，进而纳入人们一年一度的周期性的群体记忆模式之中。传播学者戴扬和卡茨对于“媒介事件”的定位是从媒介如何改造了公众事件的传播，并被这些事件的组织者及传播机构所重构，从而对社会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⑤公共事件的传播语境下，群体记忆成为个体的一般认知、经验来源以及情感寄托的认同基础和价值归宿。在媒介建构的框架中，如“南京大屠杀”“非典”“汶川地震”等重大社会事件已经形成特定的认知方式和纪念仪式。网络社群通过传递对于事件的认知、情感、经验以及正确的历史观、生存观和价值观，遵从国家和社会对于灾难的一致认知，在文化叙事的过程中形塑个体铭记苦难历史和期盼美好未来。
三、媒介参与：有效社会治理的路径探索
网络社群利用“媒介赋权”优势参与协商，真正实现了从赛博空间到现实空间的权力转化。由于构成网络社群的个体具有复杂、多元、异质等特性，在参与社会公共事件的过程中易产生非理性的情绪宣泄和集体裹挟下的极端倾向，导致社会公共空间失序和危害升级。然而，将使用管理社会组织的方式来管理网络社群，则会大量消耗社会资源，增加管理成本。社会治理学者丹尼尔·考夫曼（Daniel Kaufmann）认为，“媒介作为社会的中介系统，是社会由权威控制转向多元治理的核心协调力量”。⑥网络社群不仅是网络化的社会关系，更主要表现为一种媒介传播实践。因此，面对网络社群治理的困境，媒介参与应当成为国家和社会面对网络社群治理难题的有效探索。
（一）沟通机制下多元协商治理体系建设
网络社群参与社会公共事件的实践表明，网络社群参与社会治理效果，可谓是得失并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既是对一段时间内不少地方存在的、在处理社会问题方面不妥当、不科学并带来严重后遗症做法的一种纠偏，也是对我国社会治理体制建设的一种期盼。⑦
当前，以“围堵、打横幅、喊口号”等为首的扰乱社会秩序的群体性行为往往会令问题激化、恶化，并不利于矛盾冲突的化解。采取有效的网络媒介手段进行对话协商，将网络社群置于限定的治理空间之中，避免社会危害进一步向社会空间蔓延，将会大大减轻维护社会稳定的壓力。基于对现实困境的回应，利用媒介实现沟通机制下的多元协商治理体系成为现实的必然需求。
多元协商治理体系，应当区别于将强力维稳当作维持社会秩序的最重要手段的管控型治理方式，包含民主、合作、开放的社会多元治理制度和文明、和谐的参与性政治文化。在允许网络社群权力参与社会权力和国家权力的互动和博弈的基础之上，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防范网络社群干预司法公正和社会公平，期盼形成网络空间治理中化解各权力主体矛盾的“枫桥经验”。
（二）健全网络规范培育社群公共意识
互联网创造了人类新型的交往方式，以及能够约束和指导人们互联网行为的规范系统。宏观上，国家顶层设计高度重视网络空间安全，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理论基础覆盖网络安全。微观层面以互联网治理实践为社会基础，以法律法规的实施引导社会公民正确参与网络社会交往，确保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和和谐的社会环境。
在宏观理论分析之外，我们还应该关注社会治理的微观机制。就网络社群而言，2017年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印发并施行的《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为网络社群提供了组织规范和治理要求。此外，《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跟帖评论服务管理规定》等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制度也加强了对网络社群运行的约束。
互联网法规的目的是直接有效地作用于违法行为，具有惩戒管制的即时效果。然而以规范为基础，结合伦理、法律、技术等方面，实现规范内在的指向性价值，才是规范制定和实施的终极关怀。在法律法规的引导下，达到网络社群自我治理的目的，要求网络社群的组建者、管理者以及维系社群的自媒体、网络媒体积极响应并树立规范意识，自觉遵守建立符合要求的“群规”“群章”“群制”，构筑社群具备现代公共意识，培育社群的网络使用素养。
（三）主流媒体引导舆论实现社会认同
在大众传媒议程设置的作用下，重大社会公共事件拥有更长的传播周期。以重大社会事件和历史、文化节日节点为主的公共事件，在传播过程中形成了社会公众的集体记忆内容，并不断强化记忆的内涵。詹姆斯·凯瑞把仪式观中传播一词的原型隐喻为一种“以团体或共同的身份把人们吸引到一起的神圣典礼”，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作用于公共事件的传播和记忆，不断赋予公共事件的新内涵。反思近年来由集会游行演变为“打砸”等暴力事件的历史教训，网络社群削弱了国家长久以来建构的民族认同理念，表现出了“对官方和专业精英书写的集体记忆的忽视和拒斥”。⑧为此，在重大社会公共事件传播中，引导舆论实现社会认同则是主流媒体不可或缺的重要职能。显然，媒体赋予历史事件“铭记历史、珍惜和平”的社会意义远大于传递“不忘国耻和仇恨”的民族主义情绪。
2018年2月，在国家网信办等六部委联合执法中，永久关闭了“卓伟粉丝后援会”“全明星通讯社”“娱姬小妖”等专事炒作明星绯闻隐私的账号。建立网络退出机制意味着对于在公共事件参与中违反法律规范和道德准则的社群零容忍，并强制其退出互联网空间以免形成不良示范效应。网络主播因公开调侃“南京大屠杀”“东三省沦陷”受到封号处罚，然而其背后庞大的粉丝社群却以打赏、弹幕等形式继续表达意见反抗。随后在主流媒体和公众的严厉谴责中，直播间被永久关闭。由此可见，通过一致性的舆论引导消弭反抗意见，传递民族认同的主流话语，才能使“我爱我的祖国”“中国，一点都不能少”等微话题传遍网络空间。
四、结语 作为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媒介参与已经成为探索社会改革和发展的新途径。随着新媒介的产生，媒介多样化发展实现了社会空间和赛博空间的高度畅通。网络社群大量涌现在以互联网和新媒体为平台的虚拟空间，来往于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形成了既相互区别又相互重叠的交叉空间。由于空间的扩展和群体的流动，它所呈现的复杂性，并不能寄希望于单纯地依靠媒介手段达到治理成效。媒介参与治理的理念，在发挥媒介社会治理职能的实践中，还需要综合运用技术、法律、社会等手段不断进行补充和完善。
媒介技术的进步为社会组织的充分参与提供了平台和渠道上的便捷，其重要性还体现在舆情监测、谣言治理、安全保障等领域，并依靠技术的不断升级实现社会治理智能化、专业化。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中，媒介肩负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责任和使命。尤其是在网络阵地中，官方媒介要积极引领主流思想舆论，传播主流文化价值，为自媒体、网络媒体树立正确的意识形态导向。然而，值得警惕的是，媒介参与社会治理并不能意图以“媒治”代替“法治”。法治是社会治理的基本方式，良法善治是新时代国家治理的要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领域，没有好的法律法规为基础，社会治理便无从下手。只有不断加强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才能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取得社会治理成果。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与社会组织依法自治相统一，充分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良性互动。网络社群作为一种“准社会组织”，是社会公共领域中的新兴社会力量，能够填补社会组织在公民政治参与中的缺失。面对网络社群数量庞大、组织自由，政府部门还应主动提供技术支持、法治保障和社会接纳，确保网络社群在社会公共空间中有准确的对接点和落脚点，实现网络社群的充分参与和健康参与。媒介参与社会治理的价值取决于它能否克服社会内部各主体间的互斥，能否统一或协调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利益，它还取决于社会治理理论的本土化实践与流变。因此，如何利用媒介实现有效的内外部治理，需要在今后的社会和网络空间的治理实践中继续探索前进。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8年度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項目“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理论发展的历史轨迹研究”（立项号：2018A17）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汉诺·哈特.传播学批判研究[M].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3.
②邵培仁、李梁.媒介即意识形态——论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控制思想[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01）：103-109.
③陈尧.从参与到协商：协商民主对参与式民主的批判与深化[J].社会科学，2013（12）：25-36.
④王怡红.围观研究初探[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08）：5-28，126.
⑤雷蔚真.电视媒体数字化转型的理论研究框架[J].国际新闻界，2011（12）：45-46.
⑥Kaufmann， D.， Media， 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 Chal-lenging Convention： An Empirical Perspective， The WorldBank Institute， 2006.
⑦王思斌.实现有效的社会治理[J].社会治理，2019（01）：63-67.
⑧胡百精.互联网与集体记忆构建[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03）：98-106，159.
作者简介：杨柳，西北政法大学反恐怖主义法学院助教，硕士
编辑：孟凌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