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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社会病了！7·22惨案让民主文明和多元文化的典范挪威蒙羞，8月份的英国骚乱则让这个绅士的老牌强国颜面扫地，回顾巴黎2005年、2007年骚乱和2008年的雅典骚乱，以及近年来欧洲动辄数十万人参与的大罢工，我们只能说，欧洲的经济社会制度真的出了问题。
“富贵病”
豪华的福利制度正在变成包袱
福利制度被看做欧洲皇冠上的明珠，也是欧洲人引以为豪的社会模式的主要特征。然而今天，面对金融和主权债务危机，欧洲国际竞争力的下降和严重的失业问题，使得人们对欧洲豪华的福利制度发出了质疑。
1942年，贝弗里奇爵士在向英国政府提出的《贝弗里奇报告》中确立了社会福利应遵循的四项基本原则：一是普遍性原则，即政府应该满足全体居民不同的社会福利需求；二是保障基本生活原则，即社会福利只能确保每一个公民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三是统一原则，即社会福利的缴费标准、待遇支付和行政管理必须统一；四是权利和义务对等原则，即享受社会福利必须以劳动和缴纳保险费为条件。
然而，今天欧洲的福利水平远远超越了贝弗里奇四项原则。在英国，失业保险可以让一家十余口人即便没有一个人去工作，也能从容地生活，其中包括由政府提供的免费住宅、低保津贴和给孩子的抚养费。在瑞典，其疾病福利制度使得人们没完没了地“泡病号”，从1955年到1990年，人均每年請病假天数由14天上升到26天。债务危机爆发前，希腊人每年要领14个月工资，假期数不胜数，不少希腊人50多岁便早早退休。豪华的福利制度成就了欧洲人的幸福生活，却严重损害了欧洲的竞争力，加重了政府财政负担，更使人们丧失了进取精神。
高福利要依靠高税收来支撑，高税收最终要转化为生产成本。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如果政府为了财政开支而对企业征收太高的税，不仅会使本国的跨国企业纷纷逃离，也会使他国投资者望而却步，从而使国家经济竞争力受损。过于优厚的福利制度给政府财政带来沉重负担，而老龄化则使欧洲福利制度雪上加霜。欧盟委员会预计，从2015年起，欧盟整体将进入人口负增长，到2060年，人口抚养比例将由目前的4∶1下降为2∶1。以法国为例，目前养老金开支已经占到政府公共开支的70%，可以想见，如不改革，其财政难逃破产的命运。
福利制度是政府实现社会公平必需借助的手段，没有哪个国家会放弃。但传统的由政府独力承担的消极福利制度难以维系下去，欧洲政治家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在社会福利与保持经济社会活力中间寻求一个合理的平衡点，使其成为经济发展的“稳定器”而不是包袱。
“分裂症”
移民与欧洲人的对立
与其他地区不同，欧洲社会的分裂主要体现为移民问题。欧洲的所谓移民，主要指来自非洲和亚洲的移民，而欧美人则不被称为移民。在经济不景气与就业压力增大的情况下，原本被有意淡化的移民问题开始显现。
第一，贫富分化严重。以法国为例，近年来，法国海外新移民和通过“家庭团聚”进入法国的移民二代，主要来自前殖民地和阿拉伯地区，由于教育水平和语言问题，他们多数融入法国社会困难，很难找到工作，法国目前的失业率为10%左右，而移民的失业率达20%以上。第二代移民也因为社区封闭或家庭教育条件较差而成为“问题少年”。正是这些无所事事的新移民和移民后代最终引发了2005年和2007年两场震惊法国社会的街头骚乱。英国骚乱最初发生的伦敦托特纳姆区，是一个黑人和印巴移民较多的地区，该区的失业比例接近50%，即使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长期失业也使移民们产生了强烈的“被抛弃感”和“被歧视感”。奥斯陆号称欧洲最平和、最舒适的首都，但这里也是“西头吃烙饼，东头喝稀饭”，白人占多数的城市西部富人区与东部的外来移民居住区判若云泥。
第二，文化冲突凸显。1950年，奠定欧洲一体化体制基础的《舒曼宣言》正式发表，在这份里程碑式的文献中可以清楚地发现，欧洲政治和社会整合的两大基石是“基督教的共同信仰”和“民主制度”。60年后的今天，欧洲的社会结构、人口构成今非昔比，虔诚的基督教信徒减少，而伊斯兰教成为第二大宗教。伊斯兰教是拥有完整的社会管理体系、生活方式和制度规定的“没有边界的国家”，不承认政教分离，不接受世俗政权，对西方民主政治缺乏认同感。近年来，由于穆斯林激进分子渗透欧洲，在欧洲制造恐怖事件，更使欧洲人对穆斯林移民的偏见和误会加深。
第三，排外情绪上升。9·11事件、金融危机、主权债务危机强化了民众的反移民情绪，一些极右翼势力走上前台，甚至进入了议会和政府。挪威惨案的凶手布雷维克曾是挪威极右翼政党进步党成员，他敌视伊斯兰教，反对外国移民。挪威执政的工党由于支持多元文化和对外来移民持开放、宽容的态度而成为布雷维克的目标，在于特岛遭袭的夏令营成员即来自工党的青年团。在社会压力下，各国政府被迫忽视移民对欧洲经济增长的贡献，普遍开始收紧移民政策，采取了针对移民的种种限制措施。移民政策的变化使移民融入欧洲主流社会更为困难，对主流社会的敌意甚至仇视也在增长，进而更加剧了欧洲社会对移民的排斥。无论是来自移民的街头抗争，还是布雷维克式的宗教战争，都有可能引发更大的冲突和危机。
对欧洲的移民政策制定者而言，他们所面临的是两难：经济发展和稀释老龄化都需要新移民的加入，而社会稳定、本国文化独特性，注定会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而受到冲击，多元化的欧洲并不像当初人们所描绘的那样美。
“精神病”
欧洲精神的衰败与信仰缺失
回顾英国骚乱发生的轨迹，贫困的移民只是导火索，随着骚乱的演变，已经变成一场暴力狂欢。随着警方证据搜集的积累，人们开始发现，在英国骚乱中，有大量中产阶级、富裕阶级的英国人“趁火打劫”，与所谓的“暴徒”一起乱中作恶。在参与骚乱的劫掠者中，有拥有价值百万房产的公司高管罗伯特·约翰逊的女儿——年仅19岁的劳拉·约翰逊，有家境殷实、刚从大学毕业的24岁女青年娜塔莎·蕾德，有在伦敦小有名气的青年音乐家史蒂芬·荷尔……这些人通常被认为是英国社会的中产阶级甚至是富裕阶级，他们参与骚乱，难道也是因为物质上的贫穷吗?显然不是，精神信仰的缺失才是根源。如果社会本身不能提供一种整合性信仰和价值观，那么，发生任何极端个人或集体事件都是可能甚至必然的。
以色列原驻法国大使、历史学家艾里·巴赫纳维在其《欧洲性冷淡》中哀叹，欧洲人失神落魄，欧洲精神衰惫，亟待振奋。正如古典时期的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所发现的，在19世纪，欧洲社会就已经经历了理性化发展所带来的社会转型与精神失落问题，即旧的价值已经破灭、新的价值又无法重塑的中间状态，此时自杀率上升、危机事件频发，社会处于一种无序状态，而移民拥入所带来的宗教与文化冲突更加剧了这一问题。巴赫纳维认为，今天的欧洲缺乏公众精神和共建集体命运的决心，而曾经在世界上实现过的一些主要意识形态纷纷崩溃，则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精神的衰竭。社会信仰缺失在骚乱中使人性中的魔鬼被释放出来，没有宗教背景，也缺少现实关怀，他们仅仅是为了找些乐子，终于有机会放弃日常遵守的律法礼节。
欧洲社会的危机是经济、社会、文化、移民、宗教等等问题纠缠于一身的混合体，而每一个问题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经济的发展需要新移民，而新移民则对欧洲精神缺乏认同；高福利成为欧洲发展的桎梏，但没有了高福利，所谓欧洲社会模式还剩下什么？对移民的号召力又从何而来？欧洲社会危机的解决需要系统的方案和高超的政治智慧，也许欧洲也需要顶端设计。
作者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党校管理学教研部
（责编/彭澜）
“富贵病”
豪华的福利制度正在变成包袱
福利制度被看做欧洲皇冠上的明珠，也是欧洲人引以为豪的社会模式的主要特征。然而今天，面对金融和主权债务危机，欧洲国际竞争力的下降和严重的失业问题，使得人们对欧洲豪华的福利制度发出了质疑。
1942年，贝弗里奇爵士在向英国政府提出的《贝弗里奇报告》中确立了社会福利应遵循的四项基本原则：一是普遍性原则，即政府应该满足全体居民不同的社会福利需求；二是保障基本生活原则，即社会福利只能确保每一个公民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三是统一原则，即社会福利的缴费标准、待遇支付和行政管理必须统一；四是权利和义务对等原则，即享受社会福利必须以劳动和缴纳保险费为条件。
然而，今天欧洲的福利水平远远超越了贝弗里奇四项原则。在英国，失业保险可以让一家十余口人即便没有一个人去工作，也能从容地生活，其中包括由政府提供的免费住宅、低保津贴和给孩子的抚养费。在瑞典，其疾病福利制度使得人们没完没了地“泡病号”，从1955年到1990年，人均每年請病假天数由14天上升到26天。债务危机爆发前，希腊人每年要领14个月工资，假期数不胜数，不少希腊人50多岁便早早退休。豪华的福利制度成就了欧洲人的幸福生活，却严重损害了欧洲的竞争力，加重了政府财政负担，更使人们丧失了进取精神。
高福利要依靠高税收来支撑，高税收最终要转化为生产成本。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如果政府为了财政开支而对企业征收太高的税，不仅会使本国的跨国企业纷纷逃离，也会使他国投资者望而却步，从而使国家经济竞争力受损。过于优厚的福利制度给政府财政带来沉重负担，而老龄化则使欧洲福利制度雪上加霜。欧盟委员会预计，从2015年起，欧盟整体将进入人口负增长，到2060年，人口抚养比例将由目前的4∶1下降为2∶1。以法国为例，目前养老金开支已经占到政府公共开支的70%，可以想见，如不改革，其财政难逃破产的命运。
福利制度是政府实现社会公平必需借助的手段，没有哪个国家会放弃。但传统的由政府独力承担的消极福利制度难以维系下去，欧洲政治家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在社会福利与保持经济社会活力中间寻求一个合理的平衡点，使其成为经济发展的“稳定器”而不是包袱。
“分裂症”
移民与欧洲人的对立
与其他地区不同，欧洲社会的分裂主要体现为移民问题。欧洲的所谓移民，主要指来自非洲和亚洲的移民，而欧美人则不被称为移民。在经济不景气与就业压力增大的情况下，原本被有意淡化的移民问题开始显现。
第一，贫富分化严重。以法国为例，近年来，法国海外新移民和通过“家庭团聚”进入法国的移民二代，主要来自前殖民地和阿拉伯地区，由于教育水平和语言问题，他们多数融入法国社会困难，很难找到工作，法国目前的失业率为10%左右，而移民的失业率达20%以上。第二代移民也因为社区封闭或家庭教育条件较差而成为“问题少年”。正是这些无所事事的新移民和移民后代最终引发了2005年和2007年两场震惊法国社会的街头骚乱。英国骚乱最初发生的伦敦托特纳姆区，是一个黑人和印巴移民较多的地区，该区的失业比例接近50%，即使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长期失业也使移民们产生了强烈的“被抛弃感”和“被歧视感”。奥斯陆号称欧洲最平和、最舒适的首都，但这里也是“西头吃烙饼，东头喝稀饭”，白人占多数的城市西部富人区与东部的外来移民居住区判若云泥。
第二，文化冲突凸显。1950年，奠定欧洲一体化体制基础的《舒曼宣言》正式发表，在这份里程碑式的文献中可以清楚地发现，欧洲政治和社会整合的两大基石是“基督教的共同信仰”和“民主制度”。60年后的今天，欧洲的社会结构、人口构成今非昔比，虔诚的基督教信徒减少，而伊斯兰教成为第二大宗教。伊斯兰教是拥有完整的社会管理体系、生活方式和制度规定的“没有边界的国家”，不承认政教分离，不接受世俗政权，对西方民主政治缺乏认同感。近年来，由于穆斯林激进分子渗透欧洲，在欧洲制造恐怖事件，更使欧洲人对穆斯林移民的偏见和误会加深。
第三，排外情绪上升。9·11事件、金融危机、主权债务危机强化了民众的反移民情绪，一些极右翼势力走上前台，甚至进入了议会和政府。挪威惨案的凶手布雷维克曾是挪威极右翼政党进步党成员，他敌视伊斯兰教，反对外国移民。挪威执政的工党由于支持多元文化和对外来移民持开放、宽容的态度而成为布雷维克的目标，在于特岛遭袭的夏令营成员即来自工党的青年团。在社会压力下，各国政府被迫忽视移民对欧洲经济增长的贡献，普遍开始收紧移民政策，采取了针对移民的种种限制措施。移民政策的变化使移民融入欧洲主流社会更为困难，对主流社会的敌意甚至仇视也在增长，进而更加剧了欧洲社会对移民的排斥。无论是来自移民的街头抗争，还是布雷维克式的宗教战争，都有可能引发更大的冲突和危机。
对欧洲的移民政策制定者而言，他们所面临的是两难：经济发展和稀释老龄化都需要新移民的加入，而社会稳定、本国文化独特性，注定会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而受到冲击，多元化的欧洲并不像当初人们所描绘的那样美。
“精神病”
欧洲精神的衰败与信仰缺失
回顾英国骚乱发生的轨迹，贫困的移民只是导火索，随着骚乱的演变，已经变成一场暴力狂欢。随着警方证据搜集的积累，人们开始发现，在英国骚乱中，有大量中产阶级、富裕阶级的英国人“趁火打劫”，与所谓的“暴徒”一起乱中作恶。在参与骚乱的劫掠者中，有拥有价值百万房产的公司高管罗伯特·约翰逊的女儿——年仅19岁的劳拉·约翰逊，有家境殷实、刚从大学毕业的24岁女青年娜塔莎·蕾德，有在伦敦小有名气的青年音乐家史蒂芬·荷尔……这些人通常被认为是英国社会的中产阶级甚至是富裕阶级，他们参与骚乱，难道也是因为物质上的贫穷吗?显然不是，精神信仰的缺失才是根源。如果社会本身不能提供一种整合性信仰和价值观，那么，发生任何极端个人或集体事件都是可能甚至必然的。
以色列原驻法国大使、历史学家艾里·巴赫纳维在其《欧洲性冷淡》中哀叹，欧洲人失神落魄，欧洲精神衰惫，亟待振奋。正如古典时期的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所发现的，在19世纪，欧洲社会就已经经历了理性化发展所带来的社会转型与精神失落问题，即旧的价值已经破灭、新的价值又无法重塑的中间状态，此时自杀率上升、危机事件频发，社会处于一种无序状态，而移民拥入所带来的宗教与文化冲突更加剧了这一问题。巴赫纳维认为，今天的欧洲缺乏公众精神和共建集体命运的决心，而曾经在世界上实现过的一些主要意识形态纷纷崩溃，则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精神的衰竭。社会信仰缺失在骚乱中使人性中的魔鬼被释放出来，没有宗教背景，也缺少现实关怀，他们仅仅是为了找些乐子，终于有机会放弃日常遵守的律法礼节。
欧洲社会的危机是经济、社会、文化、移民、宗教等等问题纠缠于一身的混合体，而每一个问题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经济的发展需要新移民，而新移民则对欧洲精神缺乏认同；高福利成为欧洲发展的桎梏，但没有了高福利，所谓欧洲社会模式还剩下什么？对移民的号召力又从何而来？欧洲社会危机的解决需要系统的方案和高超的政治智慧，也许欧洲也需要顶端设计。
作者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党校管理学教研部
（责编/彭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