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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岁片并不算什么新鲜事，在1930年代上海影坛的黄金时代，在春节期间推出一部明星云集的巨作就已是各大制片公司的惯例。当时的电影拥有大卡司、大制作、大手笔，与如今之贺岁片堪与比肩。
1995年岁末成龙携《红番区》一片横扫中国内地春节档电影市场，揽收8000万票房，大陆观众首次知道了“贺岁片”这个新名词，低迷良久的电影界亦为其吸金能力精神一振，群起效仿者前赴后继。
然而，细究起来，贺岁片并不算什么新鲜事。在1930年代上海影坛的黄金时代，在春节期间推出一部明星云集的巨作就已是各大制片公司的惯例，当然那会儿不兴叫“贺岁片”，业内一般称之为“度岁之作”，报载广告时加一句“新年献映”、“恭贺新禧”便添了几分喜气，其大卡司、大制作、大手笔与如今之贺岁片堪与比肩。
民国“贺岁档”：都是“大片儿”
如今对于什么是贺岁片，一直有“档期说”和“类型说”两种声音争持不下，前者以为“凡在春节档期上映的影片皆是贺岁片”，后者则认为贺岁片“是一种喜剧类型片”，当然还有徘徊两者之间的“模糊说”。其实，回顾早期中国电影史，看看每年春节期间放映的影片，即可清晰地看到一条从注重档期到注重类型的发展脉络。
中国最早的几部长片如《阎瑞生》、《海誓》、《红粉骷髅》等，其中由上海影戏公司摄制的爱情故事片《海誓》就是专门安排在农历春节前推向市场的，它也是现在有证可考的中国第一部在春节期间放映的影片。该片于1922年1月23日首映于夏令配克影戏院，《申报》前一日的广告中特别申明在农历十二月二十六、二十七两晚放映。其后该片又于正月初三至初五在夏令配克加映三天，还于正月十一至十四日在宁波同乡会进行特别放映，完整覆盖了整个春节档。
再以民国时期最负盛名的明星影片公司为例，公司成立于1922年，1937年毁于日军炮火，十六年间几乎每年都有影片在新春佳节问世。其摄制的第一部故事长片《张欣生》便于1923年农历大年初一首映于夏令配克影戏院。其后公司推出的几部颇具影响的影片，如早期卖座佳片《空谷兰》，第一部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鸿篇巨制《啼笑因缘》，缔造票房神话的《姊妹花》，无不是在元月前后放映。也即是说每年春节期间，明星影片公司都会拿出一部够分量的大片以飨观众。
除明星公司以外，其他制片公司也同样看重岁末年初这个黄金时段。比如，新华影片公司成立后，精明能干的老板张善琨不仅将第一部影片《红羊豪侠传》选择在1935年新年首日献映卡尔登戏院，还利用每年除夕夜大光明会专门放映两场电影贺岁，将收入作为员工福利的空隙，费尽心机要到了一次半夜放映场。
但从以上提到的几部片单也可看出，那时，对在春节期间该上映何种类型的影片并无讲究，有像《海誓》这样凄美悲切的爱情剧，也有像《张欣生》这样暴力血腥的刑侦剧（该片因为画面过于残酷还遭当局禁映，是为中国第一部遭当局禁映的影片），正剧、喜剧、悲剧、动作剧、悬疑剧……交互混杂，似乎比起影片类型，更多考虑的是一部影片的投资规模、明星班底，也即是说是否属于“大片”，公司花巨资打造的呕心之作，往往会选择在这一黄金档期推出。
然而，从30年代中后期开始，日益鲜明的一个趋势就是，气氛欢快热烈、结局皆大欢喜的影片在这个档期内逐渐增多起来。这里最大的因素自然是因为抗战爆发，上海进入“孤岛”和“沦陷”时期，曾经如火如荼的左翼电影运动戛然而止，但也不可忽视“新年氛围”对题材取舍的影响。
毕竟，那时的制片公司筹备影片时是有强烈的年关意识的。1936年还未到尾声，报上就写到“废历年不久的将来，又将光临了。各公司未雨绸缪计，都在打算着拍一部片子，而作为‘新年献映’的‘赚钱作’。”
《压岁钱》：年味儿十足的民国贺岁片
作为不多的如今可以在各大平台观看的民国电影，《压岁钱》全面展示了彼时“贺岁片”的魅力。其片名就含有喜庆祥和的年味，上映于1937年农历新年，剧情跌宕起伏，于讽刺中见戏谑，同时又糅合了歌舞元素，无论从“档期说”还是“类型说”看来，都构成了一部标准的贺岁片。
这部影片的拍摄说来还有一番波折，最早这是电通影片公司的一个本子，编剧是左翼影人夏衍，1935年10月电通因“经济困难”和“当局压力”双重困境而解散，夏衍将剧本润色一番后，提供给明星影片公司。“明星”虽然采纳了这个本子，却极力想要抹去此片的左翼色彩，不仅几次声明此“压岁钱”和电通的“压岁钱”无关，只沿袭了一个名字，在编剧一栏还署名洪深（明星公司著名编剧）以取代夏衍。
而从成片看来，该片的批判性与“电通”前作如《风云儿女》、《桃李劫》相比的确弱化不少，娱乐性则大大增强。影片以农历新年祖父给孙女的一块喜字洋钱（压岁钱）为线索，借这块洋钱在白相人、流氓、剧院经理、银行家、医生、小贩、舞女、拾荒小孩、民工、乡下人等各色人手中流转的故事，展现了一幅民国上海芸芸众生图。虽也触及到了贫富对立、银元充公、女子自强等社会問题，但因皆是蜻蜓点水、一笔带过，着重在情节的戏剧性而非问题的深刻性，并不尖锐，还时有喜剧效果。
影片在拍摄和宣传时还特别强调新年寓意。故事以合家团圆吃年夜饭做开头和结尾，遥相呼应，更借片中人口中说出“一年更比一年好”这样的祈愿。而明星公司在其宣传刊物《明星特刊》上介绍此片时，也刊登了以“银幕上的新年小景”为标题的系列组图，点出影片其乐融融的新年氛围。
由此可见，明星公司在制作此片时是有意识地要推出一部新年应景之作，虽然拿到手的是一个左翼剧本，但通过删改剧情，增加歌舞片段，宣传时突出歌舞和喜剧元素，便成了一部贴合新年主题的地道“贺岁片”。
比起往年不问类型地制作一部大片做新年献映，这样主动往某一类型剧靠拢的努力，显示明星公司此时已然有制作新年类型影片的初步意识，而且预见了欢快活泼的轻喜剧是最适合这个档期的影片类型。可惜的是，就在这一年，中日战争爆发，明星公司毁于一旦，没能沿着这条路继续开拓。可幸的是，这部“度岁之作”《压岁钱》得以保存，能让我们在今天一睹当年“贺岁片”的风采。
编辑/麦婉华
1995年岁末成龙携《红番区》一片横扫中国内地春节档电影市场，揽收8000万票房，大陆观众首次知道了“贺岁片”这个新名词，低迷良久的电影界亦为其吸金能力精神一振，群起效仿者前赴后继。
然而，细究起来，贺岁片并不算什么新鲜事。在1930年代上海影坛的黄金时代，在春节期间推出一部明星云集的巨作就已是各大制片公司的惯例，当然那会儿不兴叫“贺岁片”，业内一般称之为“度岁之作”，报载广告时加一句“新年献映”、“恭贺新禧”便添了几分喜气，其大卡司、大制作、大手笔与如今之贺岁片堪与比肩。
民国“贺岁档”：都是“大片儿”
如今对于什么是贺岁片，一直有“档期说”和“类型说”两种声音争持不下，前者以为“凡在春节档期上映的影片皆是贺岁片”，后者则认为贺岁片“是一种喜剧类型片”，当然还有徘徊两者之间的“模糊说”。其实，回顾早期中国电影史，看看每年春节期间放映的影片，即可清晰地看到一条从注重档期到注重类型的发展脉络。
中国最早的几部长片如《阎瑞生》、《海誓》、《红粉骷髅》等，其中由上海影戏公司摄制的爱情故事片《海誓》就是专门安排在农历春节前推向市场的，它也是现在有证可考的中国第一部在春节期间放映的影片。该片于1922年1月23日首映于夏令配克影戏院，《申报》前一日的广告中特别申明在农历十二月二十六、二十七两晚放映。其后该片又于正月初三至初五在夏令配克加映三天，还于正月十一至十四日在宁波同乡会进行特别放映，完整覆盖了整个春节档。
再以民国时期最负盛名的明星影片公司为例，公司成立于1922年，1937年毁于日军炮火，十六年间几乎每年都有影片在新春佳节问世。其摄制的第一部故事长片《张欣生》便于1923年农历大年初一首映于夏令配克影戏院。其后公司推出的几部颇具影响的影片，如早期卖座佳片《空谷兰》，第一部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鸿篇巨制《啼笑因缘》，缔造票房神话的《姊妹花》，无不是在元月前后放映。也即是说每年春节期间，明星影片公司都会拿出一部够分量的大片以飨观众。
除明星公司以外，其他制片公司也同样看重岁末年初这个黄金时段。比如，新华影片公司成立后，精明能干的老板张善琨不仅将第一部影片《红羊豪侠传》选择在1935年新年首日献映卡尔登戏院，还利用每年除夕夜大光明会专门放映两场电影贺岁，将收入作为员工福利的空隙，费尽心机要到了一次半夜放映场。
但从以上提到的几部片单也可看出，那时，对在春节期间该上映何种类型的影片并无讲究，有像《海誓》这样凄美悲切的爱情剧，也有像《张欣生》这样暴力血腥的刑侦剧（该片因为画面过于残酷还遭当局禁映，是为中国第一部遭当局禁映的影片），正剧、喜剧、悲剧、动作剧、悬疑剧……交互混杂，似乎比起影片类型，更多考虑的是一部影片的投资规模、明星班底，也即是说是否属于“大片”，公司花巨资打造的呕心之作，往往会选择在这一黄金档期推出。
然而，从30年代中后期开始，日益鲜明的一个趋势就是，气氛欢快热烈、结局皆大欢喜的影片在这个档期内逐渐增多起来。这里最大的因素自然是因为抗战爆发，上海进入“孤岛”和“沦陷”时期，曾经如火如荼的左翼电影运动戛然而止，但也不可忽视“新年氛围”对题材取舍的影响。
毕竟，那时的制片公司筹备影片时是有强烈的年关意识的。1936年还未到尾声，报上就写到“废历年不久的将来，又将光临了。各公司未雨绸缪计，都在打算着拍一部片子，而作为‘新年献映’的‘赚钱作’。”
《压岁钱》：年味儿十足的民国贺岁片
作为不多的如今可以在各大平台观看的民国电影，《压岁钱》全面展示了彼时“贺岁片”的魅力。其片名就含有喜庆祥和的年味，上映于1937年农历新年，剧情跌宕起伏，于讽刺中见戏谑，同时又糅合了歌舞元素，无论从“档期说”还是“类型说”看来，都构成了一部标准的贺岁片。
这部影片的拍摄说来还有一番波折，最早这是电通影片公司的一个本子，编剧是左翼影人夏衍，1935年10月电通因“经济困难”和“当局压力”双重困境而解散，夏衍将剧本润色一番后，提供给明星影片公司。“明星”虽然采纳了这个本子，却极力想要抹去此片的左翼色彩，不仅几次声明此“压岁钱”和电通的“压岁钱”无关，只沿袭了一个名字，在编剧一栏还署名洪深（明星公司著名编剧）以取代夏衍。
而从成片看来，该片的批判性与“电通”前作如《风云儿女》、《桃李劫》相比的确弱化不少，娱乐性则大大增强。影片以农历新年祖父给孙女的一块喜字洋钱（压岁钱）为线索，借这块洋钱在白相人、流氓、剧院经理、银行家、医生、小贩、舞女、拾荒小孩、民工、乡下人等各色人手中流转的故事，展现了一幅民国上海芸芸众生图。虽也触及到了贫富对立、银元充公、女子自强等社会問题，但因皆是蜻蜓点水、一笔带过，着重在情节的戏剧性而非问题的深刻性，并不尖锐，还时有喜剧效果。
影片在拍摄和宣传时还特别强调新年寓意。故事以合家团圆吃年夜饭做开头和结尾，遥相呼应，更借片中人口中说出“一年更比一年好”这样的祈愿。而明星公司在其宣传刊物《明星特刊》上介绍此片时，也刊登了以“银幕上的新年小景”为标题的系列组图，点出影片其乐融融的新年氛围。
由此可见，明星公司在制作此片时是有意识地要推出一部新年应景之作，虽然拿到手的是一个左翼剧本，但通过删改剧情，增加歌舞片段，宣传时突出歌舞和喜剧元素，便成了一部贴合新年主题的地道“贺岁片”。
比起往年不问类型地制作一部大片做新年献映，这样主动往某一类型剧靠拢的努力，显示明星公司此时已然有制作新年类型影片的初步意识，而且预见了欢快活泼的轻喜剧是最适合这个档期的影片类型。可惜的是，就在这一年，中日战争爆发，明星公司毁于一旦，没能沿着这条路继续开拓。可幸的是，这部“度岁之作”《压岁钱》得以保存，能让我们在今天一睹当年“贺岁片”的风采。
编辑/麦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