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亮其实是辽宁人，2003年，为了和远方的女朋友结婚去了南京，随后和妻子一起开了职业中介所，而接触卖血这勾当，是从2012年开始的。
　　开职业中介所，手里肯定有大量的民工群体，同时也和很多企事业单位保持联系。2012年春，有家企业的办公室主任亲自过来找周晓亮，让他帮找50个人献血，每人给1000元好处。
　　周晓亮回忆说，那是一家大企业，他曾几次主动去联系业务，人家根本不搭理。如今主动找上门，让他有点受宠若惊，当即保证办好。
　　答应下来后，周晓亮第一反应是找职业血头——他开中介所时，这些职业血头都来送过名片，期望有“活儿”能联络他。但周晓亮一打听，这些职业血头手底下的卖血人员，身份复杂而且身体素质参差不齐。
　　“我怕那些血头送过来的人，到医院被检查出性病、传染病什么的，传出去让那家大企业丢人，所以就自己来找卖血者。”周晓亮说，他给平常最熟悉的几个农民工工头打了电话，起初怕对方反感，说的还很委婉，可没想到对方听了两句之后就直接问：“你是要找人卖血吧，行，我这的人身体都挺好，你给多少钱？低于600一个人我们可不干。”
　　1000元好处费，工头只要600元，一个人就产生了400元的差价，周晓亮贪念被勾起，同时也明白了，这些民工平时被血头压榨得够呛。周晓亮和几个工头讨价还价，最后定在一个人520元，献血后再给每个民工提供一顿自助餐。
　　三天后，按照该企业的要求，周晓亮和三个工头，带着50名农民工来到采血点，收上他们的身份证，然后到采血点内办手续，体检单以及相应表格上所有内容都如实填写，只在工作单位一栏，填上那家企业的名称。
　　由于第一次业务不熟练，周晓亮弄得手忙脚乱，心里也扑通扑通直跳——这些农民工虽然按照叮嘱穿着各自最体面的衣服，但一看都不是本地人，他生怕让人挑出毛病。
　　但事情出乎意料的顺利，体检、采血过程中都没出差头，周晓亮等大家出来后，把钱给了三个工头，工头现场分钱，然后带着弟兄们去吃饭。
　　临走时，一个工头拍着周晓亮的肩膀说：“你这个血头不怎么专业啊，才干啊。”
　　周晓亮笑笑，心里又有点不是滋味，说：“我不是血头。”
　　虽然打心眼里看不起血头，但周晓亮不得不承认自己干的就是这勾当，只能安慰自己说：“我是非职业的，不像那些职业血头毫无人性地组织老弱病残来献血。”
　　卖血链条
　　现在不都讲无偿献血吗，怎么还会有人靠献血卖钱？周晓亮对笔者说，虽然现在国家倡导无偿献血，但由于无偿献血的人数太少，不能满足各大医院的需求，很多城市的血站库存量有时连标准库存量的10%都不到。为缓解这种情况，绝大多数地方政府部门还是向一些企事业单位摊派献血指标，虽然这种摊派只称为“动员献血”，但实际上，献血指标的完成与否直接与这家单位的考核、税收优惠政策挂钩。
　　企事业单位为了完成指标，就只能动员所属职工，并且给较高的补贴，但即便这样也凑不够人。另外，由于有些单位发生过员工献血后出现不适应症状，条件好一些的单位怕惹麻烦，干脆直接到外面找血头，花钱雇人献血。
　　这就形成了一个很无奈的链条——无偿献血人数不足，地方相关部门无奈，只能重新走计划献血老路，摊派指标之后，企事业员工乏人响应，企业无奈，只能买人献血，这就给血头们创造了赚钱的机会。
　　“只要这种变相摊派式的献血不彻底取消，卖血现象就不会杜绝。”周晓亮说。
　　副业砸主业
　　周晓亮一度很愿意干这一“副业”，他向所有认识的企业放出“提供献血服务”的风声后，几乎每个月都有生意。周晓亮常常带着不同的农民工群体去省内其他城市卖血，甚至有几次还出省卖血，收益颇丰。
　　但干的次数越多，周晓亮心里越没底，因为在献血过程中他遭遇到各种各样的意外情况。有的民工看起来很强壮，献血后却突然昏倒，送到医院抢救才转危为安；有的民工献血时没什么问题，一周后工头却找来说工人发烧感冒，周晓亮怕工头把事闹大，明知是讹诈也只能赔钱了事。而且他查询相关法律，才知道非法组织出卖他人血液的行为是触犯刑法的，如果遭到举报被抓住很可能被判5年以下有期徒刑。
　　周晓亮赶紧停下这勾当，但麻烦并没就此结束，经常有一些职业血头找到他谈合作。“我跟他们说我已经不干了，这些血头不信，软磨硬泡不成，还经常找人过来恐吓，说我搅乱了‘市场’，不跟他们合作，就要我好看。”
　　周晓亮越想越怕，后来干脆把职业中介所关闭，带着家人回到辽宁老家躲起来。他对笔者说，将来再回去，只能换个地方开职业中介所，决不能再趟这个浑水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