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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不断发展，科技的飞速进步，人口的急剧膨胀，资源的匮乏、枯竭，自然环境的进一步恶化，使整个地球面临着生存的危机，许多有识之士正通过不同的方式力图拯救地球，拯救自然，拯救人类，当代作家们也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参与到拯救地球的行动中。于是，在文学界，“生态文学、环境文学、生态作家、生态批评”等与“生态”有关的研究也随着生态热应运而生。但是，作家毕竟不同于自然科学家，他们更多地是凭借自己的责任感和审美倾向，用最真挚朴素的感情、最鲜活动人的语言诉说地球的苦难、自然的无奈、人类的悲剧。从生态文学的特征来观察，并不是所有的作家都能够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生态作家，但是，他们大多都具有生态精神，在他们作品的字里行间，我们不难发现作家们对人类征服自然的质疑、对自然资源枯竭的痛心、对人类欲望膨胀的深刻批判、对古老先民生态智慧的赞美、对人与人和谐关系的思考、对自我生态意识觉醒的呼唤……严格地说，纳张元也算不上是生态作家，但他的许多作品闪耀着对待自然人文关怀的光辉，在作家对人类肆意掠夺、征服自然的欲望中扭曲了人性的反思和对生存环境日趋恶劣的忧虑中，我们不难滤出作家强烈的生态精神。
生态文学作家把敬畏生命的生态整体观念作为生态文学创作的重要内容来表现，在他们的作品中，动物和人一样有着高贵的生命、同样的情感，同样应该受到尊重。《日子》通过对一对老夫妇一天（也是一生一世）的生活描述，展示了“那种对生命的体验以及回归自然的死亡观念”[1]，在老夫妇即将关闭的生命之幕中，作家却出奇不意地让一头小花猪闯入了我们的视野，使人怦然心动——生命得以在此延续！令人感动的是老夫妇以充满爱意地谈论小花猪的漂亮、乖巧的口吻，就如同谈论自己的儿女一般，尤其在他们畅想小花猪四月后产仔的情景中，我们仿佛也相信了来世、转世这样的生命轮回——自然界就应该是这样生生不息！《日子》使我们触摸到了作家平等对待生命的脉搏，看到了作家对“人类中心说”的不平等生态观的不满，感到了从作家心底油然而生的柔软与温润。纳张元对生命的崇敬和脉脉温情，在《猴》中以强烈的震撼力给人留下难以抹去的记忆。《猴》诉说了一只背着两只小猴误闯彝家山寨的大母猴。当这母子三猴被一大群彝家汉子追杀时，本可逃出猎人包围圈的母猴，并没有在最危急的时刻放弃自己的孩子独自逃生，而是毫不犹豫地拖儿带女直至被二十支黑洞洞的枪口逼上了再也无处逃生的江中礁石。面对枪口，母猴虽然充满了惊恐和哀怨，但仍然怕孩子受惊，用自己颤抖的双手抹去孩子头上的蛛丝草渣，用甘甜的乳汁洗去孩子的恐惧。面对死亡，母猴流下绝望的泪水，一手搂紧小猴，一手猛地捂上自己的眼睛……母猴以它最本能而又最伟大的母爱唤醒了猎人的同情心：猎人们默默地收起枪，默默地往回走；那晚破例没有打自家的老婆。母猴绝望的泪水涤荡着每个人的心灵，谁还敢言说动物没有高尚的情感、令人动容的精神、尊贵的生命？《猴》强调了作家尊重一切生命的精神，因为他知道“动物与人一样，都应当具有生命的尊严，不应被辱没”。（西塞罗语）[2]正因为如此，纳张元用他仁爱而宽广的胸襟，将自己对一切生命的敬重、同情视为一种责任，在他的作品中，动物有它们活着的权利，也有繁殖的权利，还有自由自在的权利。他的这些生态思想除《日子》、《猴》外，还较为集中地反映在《大雁双飞》、《麂》、《远去的鹰影》、《与大蛇相遇》、《这只乌鸦叫得怪》等作品中，这些作品表达了作家敬畏生命、尊重自然、对自然负责的真切而感人的情怀。
纳张元生于大山，长于大山，他是在与小伙伴比赛谁的羊屎颗捡得多的古朴自然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童年的他虽然没有丰富的物质生活，但品尝的却是浓浓的亲情、自然和谐的人情，是彝山人的真诚、热情、甚至是野性陶冶了他，童年时代的一切培养造就了他亲近自然、热爱自然、淳朴率真的性格。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环境的改变，他作家的敏感使他越来越困惑于城市人与山里人之间的文化差异，《獐》表达了他对这种差异的深刻思考：“猎神”热比大叔早已“放下屠刀”转而从事农耕，在改革开放后的一天接待了多年不见的山外生意人老庚。老庚央求热比大叔帮他廉价收购麝香，由于没收到麝香，老庚怏怏不乐，热比大叔权衡再三，决定进山去碰碰运气。进山后，热比大叔和他的猎狗就追出一对獐来，老庚迫不及待地要求热比先打公獐——公獐身上有麝香！热比应了老庚的要求，一枪打死了公獐。当热比追了母獐回来，却见老庚正向远方狂奔，热比大叔高喊“老庚，哪里去？”没想到老庚跑得更快了。当大叔发现麝香还在，而獐的一对睾丸却被老庚割去，便恍然大悟了老庚狂奔的原因。当大叔拿着麝香去追赶老庚时，老庚的奔跑速度之快竟连惯常撵山的热比大叔也追之不及。热比至今还对为了一个麝香而失去一个老庚懊恼不已。《獐》毫不掩饰地表达了纳张元对贪欲使人类精神扭曲的厌恶。通过打獐获得麝香这一过程中反映了他对人类不尊重自然、盲目征服自然的连带后果是：人与人的关系也必然异化，金钱成为万物的法度，货币成为唯一的准则，人与人之间失去了信任，失去了友谊，甚至失去了亲情的痛心疾首的思考。在纳张元看来，人在破坏自然的同时，也必然使自己的精神世界瘫痪，进而丧失其生命活力，唯有回归自然、回归本性，才可能挽救人类。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就告诫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在第一线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在第二线和第三线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它常常把第一个结果重新消除。”[3]无数的事实证明，人永远也不能征服自然；从长远来看，人们对自然的征服、控制和改造绝对不可能获得胜利。正如美国学者科茨在其《自然：西方古往今来的态度》一书中所说：“像一个近代的预言家，恩格斯警告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与自然的联系，敦促我们记住我们的行动可能导致事与愿违的结果。”的确，从暖冬现象、大气臭氧层破坏到河水断流、洪水泛滥，物种锐减，所有这些无不在提醒人类：在征服、控制、改造自然的时候，也必将遭到大自然的灾难性甚至是毁灭性的严酷报复。《开荒》以古寨人为了谋生而毁林开荒为背景，在看似自然而然、不露声色的叙述中，却意味深长地以哑巴自宫作为结尾。哑巴的这一举动何止是让作品中的队长“禁不住打了个哆嗦”[4]，更让读者背脊发凉。《开荒》中这种生命之网的意象，与纳张元敬畏生命的生命整体观思想相互呼应，他用民间“断子绝孙”这句最恶毒的语言诅咒违背自然规律的掠夺行径，他以形象、生动、流畅和富于激情的语言呼唤着人类对自然的责任和对子孙后代的责任。
对现代都市生活的批判，早已成为生态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内容。纳张元对现代都市生活的痛苦反思和矛盾挣扎主要集中在《城市情怀》、《城市蛙声》等作品中。《城市情怀》喊出了多少像纳张元一样热烈地怀念着故土、激情地歌咏着乡村、强烈地批判着城市的生态战士的心声——城市不是我的家。看着川流不息的汽车，却又倍加怀念大山里那些温馨自由的山间羊肠小道。物质享受与灵魂无归，精神与肉体游离，不断地将人类置身于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每每这样，纳张元总是把地老天荒古朴苍凉的千里彝山当作自己的精神乐土，大山就是他现实生存的理想乌托邦。回忆中的千里彝山，经过时间老人的磨砺，伴随其成长历程中的挫折与苦难，成为他的人间天堂。事实上，城市里冷冰冰的钢筋水泥、高楼大厦，以及作家韩少功所感慨的“昼夜被电灯操纵、季节被空调机控制、山水正在进入画框和阳台盆景”隔断了作家与自然的亲密接触，束缚了他的生命力。于是他成了“城市里的一棵歪脖子树，一种怪异的人文风景。”他成为很有代表性的某种标本，与城市格格不入。在纳张元的眼里，城里人早被冰冷的水泥、狭窄的住房、川流不息的汽车、无休无止的喧闹和各种各样的污染所包围，使他们变得焦躁、疲惫，如同一只只困兽，哪里还有心情去发现美、欣赏美、创造美。听惯了田野蛙声的纳张元，进城后听到的不再是青蛙合唱的舒缓适度、张弛有致的田园交响曲，而是被另一种蛙声——嘈杂——所包围，这种蛙声尖利刺耳，使他茫然不知所措。纳张元在《城市蛙声》里总做着一个怪梦，梦见他居住的城市变成了一个污浊的大水塘，水塘里万头攒动，蛙声十里。他自己也变成了一只厚颜无耻，拼命鼓噪的大青蛙。噩梦醒来，在庆幸自己还是人的同时，已是汗流浃背，后怕不已。纳张元从艺术审美的角度写出了很压抑、很郁闷的城里人的普遍社会感觉，在他的笔下，人们生存的焦虑感以极其荒诞的形式得以凸现。
面对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地球生存接踵而至的危险信号，纳张元以一种理性的反思、积极的态度竭力地表现自然与人的和谐关系，他渴望以自己的良知唤醒人们沉睡的责任感，让我们重建精神的家园，让人类再一次亲近自然、回归自然，让我们警醒“诗意地栖居”其实不是梦想。《这只乌鸦叫得怪》讲述了即将结婚的牧羊人多比奉命去铲除不祥之物——乌鸦一家，多比不忍，于是将乌鸦一家送到了寨子对面的山崖上。在多比新婚大喜的日子，老乌鸦不但飞到多比家的房顶上聒噪，还竟然去啄它们一家的救命恩人——新郎多比，这简直是恩将仇报！待大家都拼命去追杀老乌鸦时，只听得身后轰隆隆一声巨响，霎时地动山摇，人仰马翻——地震了！等到人们灰头土脸爬起来回望身后的寨子，早已是一片废墟，尘土飞扬。是乌鸦拯救了所有的人！全寨子的男女老少对着乌鸦飞去的方向跪成一片树桩……这个故事在今天有些人看来多少有点阴阳轮回、现世报应的宿命思想，但是，它恰好表达了作家坚信人与自然可以平等相待、和谐友好、整个地球充满亲情的生态愿望。
尽管纳张元在他的某些作品中还没有完全摆脱“人类中心说”的束缚，但是，他能够在“文学艺术‘自然’主题衰变”[5]的今天，仍然不放弃对自然的表现，不放弃对除“人”以外其他生命的赞美，不放弃对诗意栖居的追求，凭着这种精神，我们就应该肃然起敬。
参考文献：
[1] 纳张元《走出寓言》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第4页
[2] 转引自王诺《欧美生态文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页
[3]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04——305页
[4] 纳张元《走出寓言》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第77页
[5] 鲁枢元《生态批评的空间》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6页
生态文学作家把敬畏生命的生态整体观念作为生态文学创作的重要内容来表现，在他们的作品中，动物和人一样有着高贵的生命、同样的情感，同样应该受到尊重。《日子》通过对一对老夫妇一天（也是一生一世）的生活描述，展示了“那种对生命的体验以及回归自然的死亡观念”[1]，在老夫妇即将关闭的生命之幕中，作家却出奇不意地让一头小花猪闯入了我们的视野，使人怦然心动——生命得以在此延续！令人感动的是老夫妇以充满爱意地谈论小花猪的漂亮、乖巧的口吻，就如同谈论自己的儿女一般，尤其在他们畅想小花猪四月后产仔的情景中，我们仿佛也相信了来世、转世这样的生命轮回——自然界就应该是这样生生不息！《日子》使我们触摸到了作家平等对待生命的脉搏，看到了作家对“人类中心说”的不平等生态观的不满，感到了从作家心底油然而生的柔软与温润。纳张元对生命的崇敬和脉脉温情，在《猴》中以强烈的震撼力给人留下难以抹去的记忆。《猴》诉说了一只背着两只小猴误闯彝家山寨的大母猴。当这母子三猴被一大群彝家汉子追杀时，本可逃出猎人包围圈的母猴，并没有在最危急的时刻放弃自己的孩子独自逃生，而是毫不犹豫地拖儿带女直至被二十支黑洞洞的枪口逼上了再也无处逃生的江中礁石。面对枪口，母猴虽然充满了惊恐和哀怨，但仍然怕孩子受惊，用自己颤抖的双手抹去孩子头上的蛛丝草渣，用甘甜的乳汁洗去孩子的恐惧。面对死亡，母猴流下绝望的泪水，一手搂紧小猴，一手猛地捂上自己的眼睛……母猴以它最本能而又最伟大的母爱唤醒了猎人的同情心：猎人们默默地收起枪，默默地往回走；那晚破例没有打自家的老婆。母猴绝望的泪水涤荡着每个人的心灵，谁还敢言说动物没有高尚的情感、令人动容的精神、尊贵的生命？《猴》强调了作家尊重一切生命的精神，因为他知道“动物与人一样，都应当具有生命的尊严，不应被辱没”。（西塞罗语）[2]正因为如此，纳张元用他仁爱而宽广的胸襟，将自己对一切生命的敬重、同情视为一种责任，在他的作品中，动物有它们活着的权利，也有繁殖的权利，还有自由自在的权利。他的这些生态思想除《日子》、《猴》外，还较为集中地反映在《大雁双飞》、《麂》、《远去的鹰影》、《与大蛇相遇》、《这只乌鸦叫得怪》等作品中，这些作品表达了作家敬畏生命、尊重自然、对自然负责的真切而感人的情怀。
纳张元生于大山，长于大山，他是在与小伙伴比赛谁的羊屎颗捡得多的古朴自然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童年的他虽然没有丰富的物质生活，但品尝的却是浓浓的亲情、自然和谐的人情，是彝山人的真诚、热情、甚至是野性陶冶了他，童年时代的一切培养造就了他亲近自然、热爱自然、淳朴率真的性格。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环境的改变，他作家的敏感使他越来越困惑于城市人与山里人之间的文化差异，《獐》表达了他对这种差异的深刻思考：“猎神”热比大叔早已“放下屠刀”转而从事农耕，在改革开放后的一天接待了多年不见的山外生意人老庚。老庚央求热比大叔帮他廉价收购麝香，由于没收到麝香，老庚怏怏不乐，热比大叔权衡再三，决定进山去碰碰运气。进山后，热比大叔和他的猎狗就追出一对獐来，老庚迫不及待地要求热比先打公獐——公獐身上有麝香！热比应了老庚的要求，一枪打死了公獐。当热比追了母獐回来，却见老庚正向远方狂奔，热比大叔高喊“老庚，哪里去？”没想到老庚跑得更快了。当大叔发现麝香还在，而獐的一对睾丸却被老庚割去，便恍然大悟了老庚狂奔的原因。当大叔拿着麝香去追赶老庚时，老庚的奔跑速度之快竟连惯常撵山的热比大叔也追之不及。热比至今还对为了一个麝香而失去一个老庚懊恼不已。《獐》毫不掩饰地表达了纳张元对贪欲使人类精神扭曲的厌恶。通过打獐获得麝香这一过程中反映了他对人类不尊重自然、盲目征服自然的连带后果是：人与人的关系也必然异化，金钱成为万物的法度，货币成为唯一的准则，人与人之间失去了信任，失去了友谊，甚至失去了亲情的痛心疾首的思考。在纳张元看来，人在破坏自然的同时，也必然使自己的精神世界瘫痪，进而丧失其生命活力，唯有回归自然、回归本性，才可能挽救人类。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就告诫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在第一线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在第二线和第三线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它常常把第一个结果重新消除。”[3]无数的事实证明，人永远也不能征服自然；从长远来看，人们对自然的征服、控制和改造绝对不可能获得胜利。正如美国学者科茨在其《自然：西方古往今来的态度》一书中所说：“像一个近代的预言家，恩格斯警告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与自然的联系，敦促我们记住我们的行动可能导致事与愿违的结果。”的确，从暖冬现象、大气臭氧层破坏到河水断流、洪水泛滥，物种锐减，所有这些无不在提醒人类：在征服、控制、改造自然的时候，也必将遭到大自然的灾难性甚至是毁灭性的严酷报复。《开荒》以古寨人为了谋生而毁林开荒为背景，在看似自然而然、不露声色的叙述中，却意味深长地以哑巴自宫作为结尾。哑巴的这一举动何止是让作品中的队长“禁不住打了个哆嗦”[4]，更让读者背脊发凉。《开荒》中这种生命之网的意象，与纳张元敬畏生命的生命整体观思想相互呼应，他用民间“断子绝孙”这句最恶毒的语言诅咒违背自然规律的掠夺行径，他以形象、生动、流畅和富于激情的语言呼唤着人类对自然的责任和对子孙后代的责任。
对现代都市生活的批判，早已成为生态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内容。纳张元对现代都市生活的痛苦反思和矛盾挣扎主要集中在《城市情怀》、《城市蛙声》等作品中。《城市情怀》喊出了多少像纳张元一样热烈地怀念着故土、激情地歌咏着乡村、强烈地批判着城市的生态战士的心声——城市不是我的家。看着川流不息的汽车，却又倍加怀念大山里那些温馨自由的山间羊肠小道。物质享受与灵魂无归，精神与肉体游离，不断地将人类置身于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每每这样，纳张元总是把地老天荒古朴苍凉的千里彝山当作自己的精神乐土，大山就是他现实生存的理想乌托邦。回忆中的千里彝山，经过时间老人的磨砺，伴随其成长历程中的挫折与苦难，成为他的人间天堂。事实上，城市里冷冰冰的钢筋水泥、高楼大厦，以及作家韩少功所感慨的“昼夜被电灯操纵、季节被空调机控制、山水正在进入画框和阳台盆景”隔断了作家与自然的亲密接触，束缚了他的生命力。于是他成了“城市里的一棵歪脖子树，一种怪异的人文风景。”他成为很有代表性的某种标本，与城市格格不入。在纳张元的眼里，城里人早被冰冷的水泥、狭窄的住房、川流不息的汽车、无休无止的喧闹和各种各样的污染所包围，使他们变得焦躁、疲惫，如同一只只困兽，哪里还有心情去发现美、欣赏美、创造美。听惯了田野蛙声的纳张元，进城后听到的不再是青蛙合唱的舒缓适度、张弛有致的田园交响曲，而是被另一种蛙声——嘈杂——所包围，这种蛙声尖利刺耳，使他茫然不知所措。纳张元在《城市蛙声》里总做着一个怪梦，梦见他居住的城市变成了一个污浊的大水塘，水塘里万头攒动，蛙声十里。他自己也变成了一只厚颜无耻，拼命鼓噪的大青蛙。噩梦醒来，在庆幸自己还是人的同时，已是汗流浃背，后怕不已。纳张元从艺术审美的角度写出了很压抑、很郁闷的城里人的普遍社会感觉，在他的笔下，人们生存的焦虑感以极其荒诞的形式得以凸现。
面对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地球生存接踵而至的危险信号，纳张元以一种理性的反思、积极的态度竭力地表现自然与人的和谐关系，他渴望以自己的良知唤醒人们沉睡的责任感，让我们重建精神的家园，让人类再一次亲近自然、回归自然，让我们警醒“诗意地栖居”其实不是梦想。《这只乌鸦叫得怪》讲述了即将结婚的牧羊人多比奉命去铲除不祥之物——乌鸦一家，多比不忍，于是将乌鸦一家送到了寨子对面的山崖上。在多比新婚大喜的日子，老乌鸦不但飞到多比家的房顶上聒噪，还竟然去啄它们一家的救命恩人——新郎多比，这简直是恩将仇报！待大家都拼命去追杀老乌鸦时，只听得身后轰隆隆一声巨响，霎时地动山摇，人仰马翻——地震了！等到人们灰头土脸爬起来回望身后的寨子，早已是一片废墟，尘土飞扬。是乌鸦拯救了所有的人！全寨子的男女老少对着乌鸦飞去的方向跪成一片树桩……这个故事在今天有些人看来多少有点阴阳轮回、现世报应的宿命思想，但是，它恰好表达了作家坚信人与自然可以平等相待、和谐友好、整个地球充满亲情的生态愿望。
尽管纳张元在他的某些作品中还没有完全摆脱“人类中心说”的束缚，但是，他能够在“文学艺术‘自然’主题衰变”[5]的今天，仍然不放弃对自然的表现，不放弃对除“人”以外其他生命的赞美，不放弃对诗意栖居的追求，凭着这种精神，我们就应该肃然起敬。
参考文献：
[1] 纳张元《走出寓言》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第4页
[2] 转引自王诺《欧美生态文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页
[3]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04——305页
[4] 纳张元《走出寓言》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第77页
[5] 鲁枢元《生态批评的空间》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