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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夏五月，汉献帝刘协使御史大夫郗虑册命曹操为魏公，加九锡，曹操谦让三次后受命。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汉献帝进操为魏王，4年后，曹操死，汉帝禅让，天下属曹魏。
这一段仓皇历史的导演者——曹操，最初，他像一个求上进的贫寒青年一样，只是不想让别人“目为凡愚”，希望“建立名誉”，最终，却以拯救天下自任，要“垂名于后”。他的个性与作为，令世人讶异和惊悚，历朝历代，人们在“恶”“善”“奸”“雄”之间，斟酌称量曹操。然而，大多数时候，学士文人往往止步于道德判断，而忽略了曹操充满张力的性格与人格，忽略了他对有常的“性命”与无常的人生的关注。
事实上，曹操的作为，多少对应着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的纠结，对于他的肯定与否定，就如同自我肯定与自我否定一样，如同所谓“本我”“自我”与“超我”的博弈一样，因为难以取舍，难以定义，难免被简化或者符号化，非如此，我们难以心安理得地面对他。
曹操出身寒微，“莫能审其生出本末”，他的那个说得出口的所谓“世系”，据说是他父亲曹嵩被桓帝的宦官曹腾收为养子，并花钱买下太尉衔才获得的。曹操曾经自作家传，将自己的家族漫无边际地遥遥仰攀到周天子同宗曹叔振铎，这尤其可见他对此耿耿于怀。
自卑可以导演出无止境的自尊需要，更可以强化那种以生命为赌注的冲动，强化所谓勇敢、偏执、强固。曹操敢于亲率数千战士毅然同董卓的精骑决战，绝非可能只是出于“义勇”，而包括他“自我证明”的骄矜和“志在天下”的盘算。当他赌博似的出奇制胜，一举歼灭袁绍，进而战伐攻取，差不多据有了当时的整个北中国时，他的“自我证明”的功业，在以成败论英雄的后人眼里，就不再是“匹夫之勇”的侥幸，而上升为“成者为王”的“历史选择”了。
他的多少有些令人生畏的领袖风范，不仅在于他敢于越夺古礼古训而无所忌惮，以高祖为“贪财好色”，还体现在他为我所用、咄咄逼人的进攻性的行动策略与风格，譬如嘉赏贤能，延聘招揽文章学术之士，为有才艺而未必有德者的辩护，对冒犯尊严的异己者的惩处，俭朴到吝啬的持身持家。然而，英雄阔步伴随四顾茫然，豪迈伴随悲壮，“壮怀激烈”然后“忧从中来”。
强烈的一空依傍的主体，是高昂激越的，又是悲凉寂寞的，是忘我的，又是自我的，是高亢的，又是低回婉转的。意识到有限，因为渴望无限，于是有难以逃逸的哀恸，因为一无所有，于是有意气，有“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的空虚与向往。或许，这正是曹操成为诗人的契机。
仅流传有不事雕琢的“寥寥数章”，却成为中国诗史上的一流诗人，曹操的诗表征了他不可重复的性情、视野、胸襟、自我意识和对于宇宙生命的苍茫感受，表征了慷慨任气、跌宕悲凉的“汉魏风骨”。
浪漫的诗兴和远不止于诗兴的浪漫情怀，与“实用理性”支配下冷峻势利的政治头脑连在一起，行空蹈虚的形上忧虑、自由想象，与立竿见影、雷厉风行的现实作为集于一身，曹操把诗的人格（自由飘举）与文的人格（理性务实），把至庄至朴、黄钟大吕般的吟唱与轰轰烈烈的务实事功，融通无碍地统一起来。
《自明本志令》是曹操出色的自状，他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他还说，别人见他这么强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肯定妄相忖度，以為他有“不逊之志”，可是齐桓公、晋文公之所以能够垂誉至今，就是因为兵势广大，却依然“奉事周室”，这不分明是以齐桓、晋文自况？而且，这一点也不表明曹操对“取而代之”有出自灵魂的禁忌或者基于某种神圣律令的考虑，他只是觉得名分并不妨碍也无损他自雄当世，一如他说，他之所以荡平寇乱仍不“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仅仅是因为“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
选择和言说充满自信，充满张狂的自我色彩。在军事、政治上成就“霸业”的同时，曹操完成了精神、人格上的自我确立，既注重现实，又不乏人文理想，既作成政治上的领袖，又成为精神上的轴心，后人的记述，显然并非空穴来风：说他“既总庶政，兼览儒林，躬著雅颂，被之瑟琴”（曹植），说他“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兼草书亚崔张，音乐比桓蔡，围棋埒王郭，复好养性，解方药，周公所谓多才多艺，孟德诚有之”（张溥）。
曹操临终前的《遗令》，延续了他的个性，“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与《寿陵令》以及《遗命诸子令》一起，证明了即使在事关生死的隐秘处，曹操也同样具有一种豁达开放的观念和情志，不仅解脱了神学羁绊，而且远离了柔弱的顾盼和执持。但是，这并不表明曹操对“性命”的轻视，恰恰相反，意味着他对“性命”的深刻洞察，张溥说，曹操在军政事务倥偬之际，“复好养性，解方药”。如果说在“草书”“音乐”“围棋”上的造诣仅仅表明曹操才情充足、性情浪漫，那么“养性”与“方药”之事，却意味着高度理性状态下另一种不失感性的自我把握，表明曹操不仅关注“性命”之常与人生的无常，亦复期望生命的奇迹。
确实，现行的由后人辑录的《曹操集》中有《四时食制》片断。据称，《四时食制》可能是曹操的一部完整著作，证明曹操对自身性命的观照和安排，决不粗糙。另外，在《与皇甫隆令》中，曹操称“闻卿年出百岁，而体力不衰，耳目聪明，颜色和悦，此盛事也。所服食施行导引，可得闻乎？若有可传，想可密示封内”。据《博物志》载：曹操身边聚有大量方士，其中“甘始、左元放、东郭延年行容成御妇人法，并为垂相所录，行其术，亦得其验”。看来，曹操除了注重“服食”之外，对“导引”“行气”之事也有考虑。而“服食”“导引”“行气”在曹操以后的时代发展成了专门之“学”与专门之“术”。
凡此种种，披露的正是一个在道德与历史包裹之外的生命的真实状态。
（摘自《光明日报》）
这一段仓皇历史的导演者——曹操，最初，他像一个求上进的贫寒青年一样，只是不想让别人“目为凡愚”，希望“建立名誉”，最终，却以拯救天下自任，要“垂名于后”。他的个性与作为，令世人讶异和惊悚，历朝历代，人们在“恶”“善”“奸”“雄”之间，斟酌称量曹操。然而，大多数时候，学士文人往往止步于道德判断，而忽略了曹操充满张力的性格与人格，忽略了他对有常的“性命”与无常的人生的关注。
事实上，曹操的作为，多少对应着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的纠结，对于他的肯定与否定，就如同自我肯定与自我否定一样，如同所谓“本我”“自我”与“超我”的博弈一样，因为难以取舍，难以定义，难免被简化或者符号化，非如此，我们难以心安理得地面对他。
曹操出身寒微，“莫能审其生出本末”，他的那个说得出口的所谓“世系”，据说是他父亲曹嵩被桓帝的宦官曹腾收为养子，并花钱买下太尉衔才获得的。曹操曾经自作家传，将自己的家族漫无边际地遥遥仰攀到周天子同宗曹叔振铎，这尤其可见他对此耿耿于怀。
自卑可以导演出无止境的自尊需要，更可以强化那种以生命为赌注的冲动，强化所谓勇敢、偏执、强固。曹操敢于亲率数千战士毅然同董卓的精骑决战，绝非可能只是出于“义勇”，而包括他“自我证明”的骄矜和“志在天下”的盘算。当他赌博似的出奇制胜，一举歼灭袁绍，进而战伐攻取，差不多据有了当时的整个北中国时，他的“自我证明”的功业，在以成败论英雄的后人眼里，就不再是“匹夫之勇”的侥幸，而上升为“成者为王”的“历史选择”了。
他的多少有些令人生畏的领袖风范，不仅在于他敢于越夺古礼古训而无所忌惮，以高祖为“贪财好色”，还体现在他为我所用、咄咄逼人的进攻性的行动策略与风格，譬如嘉赏贤能，延聘招揽文章学术之士，为有才艺而未必有德者的辩护，对冒犯尊严的异己者的惩处，俭朴到吝啬的持身持家。然而，英雄阔步伴随四顾茫然，豪迈伴随悲壮，“壮怀激烈”然后“忧从中来”。
强烈的一空依傍的主体，是高昂激越的，又是悲凉寂寞的，是忘我的，又是自我的，是高亢的，又是低回婉转的。意识到有限，因为渴望无限，于是有难以逃逸的哀恸，因为一无所有，于是有意气，有“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的空虚与向往。或许，这正是曹操成为诗人的契机。
仅流传有不事雕琢的“寥寥数章”，却成为中国诗史上的一流诗人，曹操的诗表征了他不可重复的性情、视野、胸襟、自我意识和对于宇宙生命的苍茫感受，表征了慷慨任气、跌宕悲凉的“汉魏风骨”。
浪漫的诗兴和远不止于诗兴的浪漫情怀，与“实用理性”支配下冷峻势利的政治头脑连在一起，行空蹈虚的形上忧虑、自由想象，与立竿见影、雷厉风行的现实作为集于一身，曹操把诗的人格（自由飘举）与文的人格（理性务实），把至庄至朴、黄钟大吕般的吟唱与轰轰烈烈的务实事功，融通无碍地统一起来。
《自明本志令》是曹操出色的自状，他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他还说，别人见他这么强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肯定妄相忖度，以為他有“不逊之志”，可是齐桓公、晋文公之所以能够垂誉至今，就是因为兵势广大，却依然“奉事周室”，这不分明是以齐桓、晋文自况？而且，这一点也不表明曹操对“取而代之”有出自灵魂的禁忌或者基于某种神圣律令的考虑，他只是觉得名分并不妨碍也无损他自雄当世，一如他说，他之所以荡平寇乱仍不“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仅仅是因为“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
选择和言说充满自信，充满张狂的自我色彩。在军事、政治上成就“霸业”的同时，曹操完成了精神、人格上的自我确立，既注重现实，又不乏人文理想，既作成政治上的领袖，又成为精神上的轴心，后人的记述，显然并非空穴来风：说他“既总庶政，兼览儒林，躬著雅颂，被之瑟琴”（曹植），说他“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兼草书亚崔张，音乐比桓蔡，围棋埒王郭，复好养性，解方药，周公所谓多才多艺，孟德诚有之”（张溥）。
曹操临终前的《遗令》，延续了他的个性，“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与《寿陵令》以及《遗命诸子令》一起，证明了即使在事关生死的隐秘处，曹操也同样具有一种豁达开放的观念和情志，不仅解脱了神学羁绊，而且远离了柔弱的顾盼和执持。但是，这并不表明曹操对“性命”的轻视，恰恰相反，意味着他对“性命”的深刻洞察，张溥说，曹操在军政事务倥偬之际，“复好养性，解方药”。如果说在“草书”“音乐”“围棋”上的造诣仅仅表明曹操才情充足、性情浪漫，那么“养性”与“方药”之事，却意味着高度理性状态下另一种不失感性的自我把握，表明曹操不仅关注“性命”之常与人生的无常，亦复期望生命的奇迹。
确实，现行的由后人辑录的《曹操集》中有《四时食制》片断。据称，《四时食制》可能是曹操的一部完整著作，证明曹操对自身性命的观照和安排，决不粗糙。另外，在《与皇甫隆令》中，曹操称“闻卿年出百岁，而体力不衰，耳目聪明，颜色和悦，此盛事也。所服食施行导引，可得闻乎？若有可传，想可密示封内”。据《博物志》载：曹操身边聚有大量方士，其中“甘始、左元放、东郭延年行容成御妇人法，并为垂相所录，行其术，亦得其验”。看来，曹操除了注重“服食”之外，对“导引”“行气”之事也有考虑。而“服食”“导引”“行气”在曹操以后的时代发展成了专门之“学”与专门之“术”。
凡此种种，披露的正是一个在道德与历史包裹之外的生命的真实状态。
（摘自《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