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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国家治理，从层面上看，就是“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各司其职，该管的管好，比如治理污染；不该管的放给市场，而不是从中央转到地方。反腐败无疑进一步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要说新常态，中共十八大后，反腐败堪称有目共睹之“新常态”。有人根据中国的“特殊国情”，判断反腐败可能影响经济发展，显然不符合实际。事实上，如果全面持续反腐败，中国将迎来质量更好的经济增长。
反腐败优化了消费结构。机构消费之所以畸形，是因为不论是政府部门还是企业，其消费总是偏离一般意义上的供求均衡。一旦体制内的机构出手购买，只买贵的、不买对的就成为消费常态。同样一把椅子，卖给大国企的价格可能是自然人的几倍。人傻钱多的买家不正是可以拉动消费吗？但是这不可能在全社会范围内复制。反腐败将市场交易拉回均衡点的作用被人们忽视了。不明白这个道理，就不会把反腐败看作经济增长和微观效率的正向推动力量。
机构高消费的退烧，确切地说是回归常态，降低了对高档消费品的需求，但对经济增长，尤其是长期经济增长，几乎谈不上有什么影响。如2014年中国国庆长假期间，银联卡跨行交易总金额突破5160亿元，交易总笔数达到4.2亿笔，分别同比增长25%和27%。从一个侧面说明反腐败并未影响个人消费。餐饮方面，单笔消费的数额同比在减少（单位的大额消费减少），但消费金额同比增长了4.8%。
反腐败提升了物质财富质量。相同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可能对应的是不同的财富质量。如果把一国看作一家企业，GDP的增加不一定给这家企业带来等量的净资产的增加，因为无效的GDP没有转化为有效资产，甚至可能带来负债。比如治理污染的支出，可能大于造成污染时产生的GDP，内蒙古腾格里沙漠化工业污染就是一个很说明问题的反面典型。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那些释放“正能量”的GDP。国民财富质量的提高，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对投资冲动的克制。如政府不再进行低效、无效投资，对体制外投资的挤出效应就弱化，必然提升私人部门的投资效率；中央政府的事权落到实处，如跨行政区划的流域污染治理，就能释放出巨大的社会效益，虽然不一定体现在当期的GDP上，但既可以避免国民财富的耗损，又可以让经济肌体更健康，为持续的高增长提供条件。
增长本无忧，“学人”自扰之。2014年中国经济同比增长7.4%，被描述为自1990年以来的最低增长速度。有人认为，7%～8%中高速增长是国民经济中长期发展的新常态。确切地说，这仅仅是一种新状态。新状态能否成为新常态，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有些学者总是喜欢以形式主义的思维理解经济，什么黄金十年，增长的三十年等等，赋予经济以形式主义的整数周期。一厢情愿和教条主义的名词复制，给连续发展的经济强加上“人造拐点”。对那些中国经济“硬着陆”的论调，以及不会“硬着陆”的长篇累牍证明，“天塌不下来”是最好的答案。
好的国家治理就是最大的制度红利。由于对中国这一巨大经济体的客观规律性认识不足，经济学家常常产生政府干预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错觉。下雨不是干预的结果，尽管你可能干预在前，下雨在后。中国经济如进入青春期的孩子，只要你给他的食物不太缺乏营养，他就会茁壮成长。市场自身的活力，将持续拉动中国经济增长。
好的国家治理，从层面上看，就是“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各司其职，该管的管好，比如治理污染；不该管的放给市场，而不是从中央转到地方。反腐败无疑进一步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中国经济取得的高速增长，与其说做对了什么，不如说没做什么；与其说是宏观调控的作用，不如说名副其实的中央政府加超大经济体所产生的“规模经济”。只要政府不进行错误的干预，中国经济的内生动力自然会维持一个令人满意的增长，这个增长不是什么中高速、中低速，什么百分之七、百分之八，而是一个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不至于引起失业率较大波动的增长。
不能持久、仅仅是运动式的反腐败，或者不能全面深入、仅仅是局部领域的反腐败，都不是人们所期望的。法治中国的反腐败是全面、持续、深入的反腐败，在彰显公平正义的同时，也必将增进资源配置效率，迎来质量更好的高增长。可以说，反腐败的政治经济学意义正在于此。
（作者系上海某金融机构部门副总经理）
要说新常态，中共十八大后，反腐败堪称有目共睹之“新常态”。有人根据中国的“特殊国情”，判断反腐败可能影响经济发展，显然不符合实际。事实上，如果全面持续反腐败，中国将迎来质量更好的经济增长。
反腐败优化了消费结构。机构消费之所以畸形，是因为不论是政府部门还是企业，其消费总是偏离一般意义上的供求均衡。一旦体制内的机构出手购买，只买贵的、不买对的就成为消费常态。同样一把椅子，卖给大国企的价格可能是自然人的几倍。人傻钱多的买家不正是可以拉动消费吗？但是这不可能在全社会范围内复制。反腐败将市场交易拉回均衡点的作用被人们忽视了。不明白这个道理，就不会把反腐败看作经济增长和微观效率的正向推动力量。
机构高消费的退烧，确切地说是回归常态，降低了对高档消费品的需求，但对经济增长，尤其是长期经济增长，几乎谈不上有什么影响。如2014年中国国庆长假期间，银联卡跨行交易总金额突破5160亿元，交易总笔数达到4.2亿笔，分别同比增长25%和27%。从一个侧面说明反腐败并未影响个人消费。餐饮方面，单笔消费的数额同比在减少（单位的大额消费减少），但消费金额同比增长了4.8%。
反腐败提升了物质财富质量。相同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可能对应的是不同的财富质量。如果把一国看作一家企业，GDP的增加不一定给这家企业带来等量的净资产的增加，因为无效的GDP没有转化为有效资产，甚至可能带来负债。比如治理污染的支出，可能大于造成污染时产生的GDP，内蒙古腾格里沙漠化工业污染就是一个很说明问题的反面典型。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那些释放“正能量”的GDP。国民财富质量的提高，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对投资冲动的克制。如政府不再进行低效、无效投资，对体制外投资的挤出效应就弱化，必然提升私人部门的投资效率；中央政府的事权落到实处，如跨行政区划的流域污染治理，就能释放出巨大的社会效益，虽然不一定体现在当期的GDP上，但既可以避免国民财富的耗损，又可以让经济肌体更健康，为持续的高增长提供条件。
增长本无忧，“学人”自扰之。2014年中国经济同比增长7.4%，被描述为自1990年以来的最低增长速度。有人认为，7%～8%中高速增长是国民经济中长期发展的新常态。确切地说，这仅仅是一种新状态。新状态能否成为新常态，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有些学者总是喜欢以形式主义的思维理解经济，什么黄金十年，增长的三十年等等，赋予经济以形式主义的整数周期。一厢情愿和教条主义的名词复制，给连续发展的经济强加上“人造拐点”。对那些中国经济“硬着陆”的论调，以及不会“硬着陆”的长篇累牍证明，“天塌不下来”是最好的答案。
好的国家治理就是最大的制度红利。由于对中国这一巨大经济体的客观规律性认识不足，经济学家常常产生政府干预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错觉。下雨不是干预的结果，尽管你可能干预在前，下雨在后。中国经济如进入青春期的孩子，只要你给他的食物不太缺乏营养，他就会茁壮成长。市场自身的活力，将持续拉动中国经济增长。
好的国家治理，从层面上看，就是“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各司其职，该管的管好，比如治理污染；不该管的放给市场，而不是从中央转到地方。反腐败无疑进一步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中国经济取得的高速增长，与其说做对了什么，不如说没做什么；与其说是宏观调控的作用，不如说名副其实的中央政府加超大经济体所产生的“规模经济”。只要政府不进行错误的干预，中国经济的内生动力自然会维持一个令人满意的增长，这个增长不是什么中高速、中低速，什么百分之七、百分之八，而是一个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不至于引起失业率较大波动的增长。
不能持久、仅仅是运动式的反腐败，或者不能全面深入、仅仅是局部领域的反腐败，都不是人们所期望的。法治中国的反腐败是全面、持续、深入的反腐败，在彰显公平正义的同时，也必将增进资源配置效率，迎来质量更好的高增长。可以说，反腐败的政治经济学意义正在于此。
（作者系上海某金融机构部门副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