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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体西用”是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碰撞融合的产物，是近代中国西学东渐下思想文化革新的基本模式。它的产生和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变局密切相关。西方列强的侵略打断了中国独立发展的道路，清朝出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出现了冲突。近代先进知识分子从中国国情出发，传承儒家文化的经世致用，以西学改造传统儒学，以“中体”固本，以“西用”致富强，由此形成“中体西用”文化观。这种文化观对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中国探索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中体西用；西学东渐；文化革新
一、 中体西用的萌芽
中体西用文化模式源于嘉道年间地主阶级抵抗派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学说。鸦片战争中，西方夷狄之邦的坚船利炮打败了天朝上国的大刀长矛，震惊了中国朝野。鸦片战争之后，伴随着中外联系的扩大，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交汇、碰撞。面对列强的炮火和清王朝的衰微，一批满怀经国之志的爱国先进人士渐知中国器械不如人，唯有变革才有出路。他们勇敢地正视现实，克服“贵华夏、贱夷狄”的传统文化观念的束缚，开始着眼研究中外关系，由此踏上蜕变与新生的学习西方的文化历程。放眼世界的先行者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文化构想，将“技”视作西方之长，采取“师夷长技”的态度，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科技以维护封建统治。这种借用西学维护中国固有制度的文化构想，是对几千年传统心态的一次挑战，是“中体西用”文化观的萌芽。它启迪人们开眼看世界，探索救国之路。
二、 中体西用的形成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势力进一步深入中国。面对西方列强的严峻挑战，顽固派和洋务派在处理中西文化關系的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顽固派闭目塞听，声称“中国数千年来未尝用轮船、机器，而一朝恢一朝之土宇，一代拓一代之版章”；洋务派继承“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主张“师夷长技以自强”，逐渐形成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样一种文化整合方案。
名士冯桂芬在其名作《校邠庐抗议》中提出了一条原则：“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标志着中体西用文化观基本构架已成型。李鸿章也曾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王韬在19世纪70、80年代说：“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又说，“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如徒颂西人，而贬己所守，未窥为治之本原者也。”从中国传统哲学的角度辨明了道与器的主从关系，同样表达了“中体西用”的思想。在中学为体的前提下主张西学为用，既强调维护传统，又不排斥西学，这就在僵化的封建文化体制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为西学在中国的合法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早期维新思想家进行深刻反思，他们主张革新政治，实行君主立宪，为康、梁的维新思想作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但他们的思想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也没有付诸实践，而且仍然受到传统伦理观念的束缚。
三、 中体西用的发展
甲午中日战争，泱泱中华被蕞尔小国打败，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日东眈，法南瞬，俄北瞰，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甲午惨败不仅暴露出清王朝封建制度已经彻底腐朽，国家体制已经病入膏肓，而且在人们的心灵上蒙上了巨大的阴影。割地赔款的奇耻大辱，令人痛彻心扉，在社会上激起巨大的震动。民族危机的加剧深深刺痛着中国人，促使先进的中国人理性思考民族前途。中国朝野逐渐认识到所谓的同光新政不足以使国家富强，另辟新路，求新求变，实行变革成为必然的选择。
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资产阶级维新派人士是当时“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他们从爱国救亡的目的出发，自觉承担中国的历史命运。康有为在上给光绪皇帝的奏折中大声疾呼，“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则弱。”他们不仅要求变法，而且要求“全变”。他们继承了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文化观，“以中学兼通西学，体用兼备，本末兼赅矣”。康有为也指出，“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无体不立，无用不行，二者相需，缺一不可。”保存儒学，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成分，这就从思想层面保持了价值认同的一致性，为维新变法找到了合乎传统文化价值的理论依据。以中体作为纽带，以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充当护身符，学习宣传西方进化论和资本主义政治学说，推进中国的维新变法。
康有为把孔子推为教主，大搞尊孔迷信。这种石破天惊的论断不仅动摇了封建守旧顽固势力“恪守祖训”的观念，而且为变法维新开拓了思路。梁启超赞叹此书是当时“思想界之一大飓风”。在《孔子改制考》中，康有为宣称，孔子以布衣改制，是变法革新的先师。康有为接受了民权、平等、自由等西方观念和思想，把自己变法维新所要宣传的理论主张都附会到孔子名下，雕刻出一个提倡民主、平等的惊世骇俗的孔夫子。他把西方宪法中的民主价值等要素整合到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文化结构系统之中，建构起符合中国国情的独特的宪法体制。
总之，中体西用文化观是近代中国从传统到现代转型中的必然选择。中学与西学在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碰撞中融合，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冲突中兼收，以经世致用为导向，以中体固本，以西用致富强。这种在西学东渐下形成的思想文化革新的基本模式，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参考文献：
[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2册第46页.
[2]冯桂芬.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M].1861年.
[3]《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25卷.
[4]王韬.弢园文录外编[M].第321、323页.
[5]王韬.弢园尺牍[M].第30页.
[6]康有为.强学会序[M].
[7]《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2册第197页.
[8]《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84页.
[9]康有为.奏请经济岁举归并正科并各省岁科试迅即改试策论折[M].（1898年），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4页.
作者简介：
赵光涛，山东省东营市，利津县第二中学。
关键词：中体西用；西学东渐；文化革新
一、 中体西用的萌芽
中体西用文化模式源于嘉道年间地主阶级抵抗派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学说。鸦片战争中，西方夷狄之邦的坚船利炮打败了天朝上国的大刀长矛，震惊了中国朝野。鸦片战争之后，伴随着中外联系的扩大，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交汇、碰撞。面对列强的炮火和清王朝的衰微，一批满怀经国之志的爱国先进人士渐知中国器械不如人，唯有变革才有出路。他们勇敢地正视现实，克服“贵华夏、贱夷狄”的传统文化观念的束缚，开始着眼研究中外关系，由此踏上蜕变与新生的学习西方的文化历程。放眼世界的先行者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文化构想，将“技”视作西方之长，采取“师夷长技”的态度，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科技以维护封建统治。这种借用西学维护中国固有制度的文化构想，是对几千年传统心态的一次挑战，是“中体西用”文化观的萌芽。它启迪人们开眼看世界，探索救国之路。
二、 中体西用的形成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势力进一步深入中国。面对西方列强的严峻挑战，顽固派和洋务派在处理中西文化關系的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顽固派闭目塞听，声称“中国数千年来未尝用轮船、机器，而一朝恢一朝之土宇，一代拓一代之版章”；洋务派继承“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主张“师夷长技以自强”，逐渐形成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样一种文化整合方案。
名士冯桂芬在其名作《校邠庐抗议》中提出了一条原则：“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标志着中体西用文化观基本构架已成型。李鸿章也曾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王韬在19世纪70、80年代说：“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又说，“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如徒颂西人，而贬己所守，未窥为治之本原者也。”从中国传统哲学的角度辨明了道与器的主从关系，同样表达了“中体西用”的思想。在中学为体的前提下主张西学为用，既强调维护传统，又不排斥西学，这就在僵化的封建文化体制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为西学在中国的合法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早期维新思想家进行深刻反思，他们主张革新政治，实行君主立宪，为康、梁的维新思想作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但他们的思想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也没有付诸实践，而且仍然受到传统伦理观念的束缚。
三、 中体西用的发展
甲午中日战争，泱泱中华被蕞尔小国打败，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日东眈，法南瞬，俄北瞰，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甲午惨败不仅暴露出清王朝封建制度已经彻底腐朽，国家体制已经病入膏肓，而且在人们的心灵上蒙上了巨大的阴影。割地赔款的奇耻大辱，令人痛彻心扉，在社会上激起巨大的震动。民族危机的加剧深深刺痛着中国人，促使先进的中国人理性思考民族前途。中国朝野逐渐认识到所谓的同光新政不足以使国家富强，另辟新路，求新求变，实行变革成为必然的选择。
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资产阶级维新派人士是当时“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他们从爱国救亡的目的出发，自觉承担中国的历史命运。康有为在上给光绪皇帝的奏折中大声疾呼，“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则弱。”他们不仅要求变法，而且要求“全变”。他们继承了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文化观，“以中学兼通西学，体用兼备，本末兼赅矣”。康有为也指出，“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无体不立，无用不行，二者相需，缺一不可。”保存儒学，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成分，这就从思想层面保持了价值认同的一致性，为维新变法找到了合乎传统文化价值的理论依据。以中体作为纽带，以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充当护身符，学习宣传西方进化论和资本主义政治学说，推进中国的维新变法。
康有为把孔子推为教主，大搞尊孔迷信。这种石破天惊的论断不仅动摇了封建守旧顽固势力“恪守祖训”的观念，而且为变法维新开拓了思路。梁启超赞叹此书是当时“思想界之一大飓风”。在《孔子改制考》中，康有为宣称，孔子以布衣改制，是变法革新的先师。康有为接受了民权、平等、自由等西方观念和思想，把自己变法维新所要宣传的理论主张都附会到孔子名下，雕刻出一个提倡民主、平等的惊世骇俗的孔夫子。他把西方宪法中的民主价值等要素整合到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文化结构系统之中，建构起符合中国国情的独特的宪法体制。
总之，中体西用文化观是近代中国从传统到现代转型中的必然选择。中学与西学在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碰撞中融合，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冲突中兼收，以经世致用为导向，以中体固本，以西用致富强。这种在西学东渐下形成的思想文化革新的基本模式，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参考文献：
[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2册第46页.
[2]冯桂芬.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M].1861年.
[3]《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25卷.
[4]王韬.弢园文录外编[M].第321、323页.
[5]王韬.弢园尺牍[M].第30页.
[6]康有为.强学会序[M].
[7]《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2册第197页.
[8]《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84页.
[9]康有为.奏请经济岁举归并正科并各省岁科试迅即改试策论折[M].（1898年），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4页.
作者简介：
赵光涛，山东省东营市，利津县第二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