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生活史视阈中的胡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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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胡风主编的《七月》是中国现代期刊史上著名的文学期刊。借鉴生活史视角,以日记、书信、传记、回忆录等为史料,考察胡风主编《七月》行动轨迹,探寻胡风的日常生活与出版事业的深刻关联,可发现其日常交往对出版具有重要的建构作用。胡风的交往活动理性与情感兼具,构成《七月》发展的持续动力。胡风家书重在交流情感,为战乱中的漂泊生活提供安全感。编读书信往来构建编读互动的在场,二者相互鼓励、理性批评促进期刊编辑、出版及发行活动的开展。以座谈会、茶会、聚餐会为中心的交往活动为《七月》赢得经济资本和象征资本,同时亦提供情感动力。
  [关键词] 胡风 出版生活史 理性 情感 文化资本
  [中图分类号] G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9) 03-0123-06
  [Abstract] July, edited by Hufeng, is a famous literary magazin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ordern periodical. By inspecting the movement of Hufeng in editing July and seeking the profound connection between Hufeng’s daily life and publishing career with his diaries, letters biographies and memoirs, we can find Hu feng’s daily contact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shing. Hufeng was both rational and emotional in publishing communication, which provided sustainable power to the development of July. Hu feng’s letters focused on the exchange of emotions, providing a sense of security for the life in wars. Letters between the editor and readers brought them interactions. They encouraged and rationally criticized  each oth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edition, publication and distribution. Centering on the symposium, tea and dinner parties,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provided July with economic and symbolic capital as well as emotional motivation.
  [Key words] Hufeng Publishing life history Ration Emotion Cultural capital
  抗戰时期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1937年9月创办于上海,始为周刊,仅出3期停刊。1937年10月汉口复刊,改为半月刊,出版18期。1939年7月迁渝复刊,改为月刊,因重庆大轰炸、印刷困难愆期现象时有发生。1941年9月出至第7集第1、2期合刊停刊。《七月》既体现战时期刊以“抗战”为主题的主流意识形态,又彰显独特的以“主观战斗精神”为主的现实主义文学风格,是中国期刊史上著名的文学期刊。在《七月》周围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七月诗派”。学界对胡风编辑思想、文艺思想多有论述,但从出版生活史角度出发的研究并不多见。出版生活史是出版史学领域出现的新动态,突出人在出版活动中的主体性,为出版史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与方法。出版生活史是指“一切与出版生活有关的历史,其核心是出版从业人员以及与出版关系密切的人群的日常生活史,主要研究出版人的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休闲娱乐等精神生活以及人际交往生活”[1]。其中,出版人的人际交往为出版活动提供精神支持与象征性的文化资本,是出版生活史的重要研究范畴。下文借鉴出版生活史视角,以胡风日记、书信、回忆录、传记为史料,考察胡风主编《七月》时期的行动轨迹,探寻胡风的日常交往与编辑事业的深刻关联,以期对胡风编辑出版思想研究有所拓展。
  日常生活是以“重复性思维和重复性实践为主的自在的活动方式”[2],对出版人“重复性”日常交往行动予以梳理与辨识,可探寻规律性的行为对期刊成长的影响。以此观之,书信、茶会、聚餐会、座谈会在胡风日常交往中出现频率较高,是主体与主体之间沟通的重要媒介与场域。
  1 书信交往:情感交流与编读互动
  在电子媒介不甚发达的战争年代,书信是知识分子远距离交往的重要媒介,写信、收信、读信与复信成为胡风重要的生活方式之一。胡风的书信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亲缘关系的家信,主要体现与家人的情感交流及人生感悟;一类是基于业缘关系的工作交流,主要表现为与作者、读者之间的沟通。
  1.1 家 书
  晓风编辑的《胡风家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收录三百五十三封,其中辑有1937年7月21日至1938年9月21日胡风写给妻子梅志的48封信,为研究抗战时期胡风生活提供便利线索。这一时期的胡风与家人异地相隔,梅志和儿子晓谷居于湖北蕲春,胡风先留守上海,后因战局变化迁居武汉。胡风家书通过书面语言抒发对亲人的爱意、忧思与关心,维系亲密的家庭情感。情感的地位和作用不可小觑,它是日常交往的“重要基础”,是日常生活得以“正常运行”、日常世界得以“组织建构”的“重要前提性因素”[3]。胡风与家人的情感交流营造“在家”感,为漂泊的战乱生活提供安全感,也为后来梅志的不离不弃奠定了深厚的情感基础,这对胡风的出版工作亦是有益的。从出版实践层面来讲,在《七月》出版过程中梅志也承担校对、邮寄等诸多事务性工作,“平时帮他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如登记来稿、寄刊物等”[4],是《七月》编辑出版不可忽视的有功之人。   胡风与梅志的通信也透露同其他人不能言说的心境,呈现了《七月》出版历程中隐秘且真实的心态,这也是家书的又一价值所在。家书对《七月》的情感有珍视,如:“比《木屑文丛》,比《海燕》,比《工作与学习丛刊》,我更爱这《七月》”;有气恼,如“《七月》发生了问题,我感到无比地气闷”;有彷徨,如“暂时支持《七月》几期,其余的几期到时候再说罢。” [5]在日常交往中,胡风通过书信这一日常形式消解出版进程中的苦恼、犹疑与彷徨。
  1.2 编读信函
  兴起于战争背景中的《七月》印刷、发行机构频繁更迭,主编胡风的住所几经变换,与期刊发展相关联的文人们四处分散。书信因此成为胡风与全国各地文友交流情感、沟通出版思想的重要场域。胡风与原左联盟友、《七月》同人、文学新人的交往通过信件得以建构。
  胡风通过书信向作者征集稿件,沟通出版日常事务,建立良好的编著关系。1940年11月25日胡风致信萧军:“六集一二期合刊已付排,希望年内能出来。我想你在里面,负责收稿罢,而且把这当做一件工作。还可约丁玲、雪苇共同负责”[6]。信中提及的雪苇,全名刘雪苇,曾当过《七月》在陕北的“代理人,负责分发刊物,荐稿” [7]。胡风在书信中阐发《七月》的办刊宗旨、工作设想。1941年8月13日胡风给路翎的信写道:“我无论如何不能把《七月》做成文豪们的交际沙龙。但因此,我们的工作也就更要认真,务要拿出最好的东西给读者。我现在着手在全国组织七八个编辑联络站,每一站算一个中心,每个站,自动地按期寄稿来,并积极在青年朋友里面去发现新的作者。”[8]这封信表达了胡风“内容为王”、“读者本位”、培养新作者的编辑立场、由点到面系统网络组稿思想,同时表明对文学新人的接纳姿态。
  书信在传播中具有“延时性”特征[9],战乱环境中的书信传递迟滞特征更甚,胡风设置“七月社明信片”栏目以短信方式,作为对邮递书信的有益补充,内容涉及邮购咨询、稿件寄递、退稿缘由等。第2集第5期登载:“吴健先生:通讯处失掉了,《还债》无从寄还。”[10]胡风的退稿信在通知稿件录用结果的同时还详述退稿缘由,据耿庸回忆1938年胡风给自己的信件阐明退稿原因“另有一个差不多内容的作品已先发稿”[11]。胡风编辑工作的细致与真诚增进读者对刊物的理解。
  书信交往具有双向互动特点。胡风诚恳的书信交往取得作者、读者的信任与支持;读者亦主动为期刊的编辑、出版甚至发行工作献计献策,在期刊生成与建构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针对刊物的编辑内容创新、栏目设置,读者提出宝贵的建议。1937年10月27日宋之的致信胡风:“弟之意见,以为倘能仄重各地救亡运动之现状及各种实际问题的报告,自更能生色也。……来陕晤以群,知友朋散处各地者,几已遍全国,则弟之建议,当更易实行。”[12]宋之的建议刊物与现实紧密结合,突破地域限制选择题材。四天之后,胡风将此信于《七月》(武汉第1集第2期)刊出,隐而表达了对宋之的观点的认同,在后来的编刊实践中亦积极践行。《七月》第1集第2期刊物上设置新栏目《战讯》,第1集第4期采用《他们战斗了以后》六篇文章,刊载了武汉、开封、安庆等地的战地通讯,此议题成为《七月》长盛不衰的内容。聂绀弩曾致信胡风:“我又觉得作者介绍一栏大可取消,……介绍作者只对于新人有必要,但偏于新人语焉不详,这是本身的矛盾。”[13]胡风虚心接受建议,从第5集起取消《这一期》栏目。众多作者为扩宽刊物发行渠道身体力行、主动参与、积极献策。1938年2月聂绀弩致信胡风:“此地书籍刊物太少,仅有《解放》、《新华》,往往一抢而空。我想,《七月》如有三两[百]份在此销售,决无问题,望将此意通知书店为要。”[14]聂绀弩曾于1938年1月由武汉赴山西临汾的民族革命大学任教,“此地”可能为临汾。1938年8月6日,彭柏山给胡风的信提及:“过两天 , 我也为《七月》去交涉一家书店。如果弄好了,上海至少可以销一千份。”[15] 1940年贾植芳于西安致信胡风:“此处有一个书店,愿意代理发行《七月》,他知道它的销路在此处不坏,而且附有印刷所,可以印刷,将来如《七月》能扩充到打纸板印发,西北方面不妨托其代办。”[16]可见,彭柏山、聂绀弩、贾植芳等友人时刻关心《七月》出版,努力为刊物开拓全国市场。贾植芳曾为杂志的特约撰稿人,应邀为七月社西北战地特派员[17],为刊物出版贡献力量。基于对刊物外在形象的考量,读者还对胡风的交际与沟通技巧、话语策略表达诚挚的建议。1939年11月22日萧军自成都致信胡风:“《七月》我已经在书店里翻看过了,你在后记里又发了一些牢骚,我的意思,我们只要咬紧牙关工作就是,连这点‘牢骚’也可以不必发,那样反倒有人高兴。”[18]此处的“牢骚”或指胡风在第4集第3期中反复提及刊物外部出版环境的恶劣。萧军建议胡风克制锋芒、理性发言。
  战时期刊出版面临文化管制、资金短缺、邮递阻滞等困难,出版历程异常艰辛,读者书信中呈现的关心、鼓励与支持给予期刊出版人以精神动力。1939年丁玲自延安写信表达对《七月》复刊的支持:“我虽够不上做《七月》之支柱,然必尽力协助,无论将来在更多荆棘的路上,也必如此。”[19]在实际行动中,丁玲也曾积极帮助胡风组稿。胡风也将读者们对待《七月》态度记录在册,如1938年8月4日日记写道:“得雪苇、萧军信、欧阳山信。雪苇和萧军都在鼓励我和《七月》。”[20]胡风和读者们的书信交往增进友谊,得到读者对《七月》的文化认同,构成《七月》出版历程中一股隱形的情感力量,可增强出版信心,促进出版理想的实现。与当时官办刊物相比,《七月》在资金、行销系统上均不占优势。其成功与作者与和读者的鼓舞与支持是密不可分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书信往来活动中读者对《七月》的反馈并非全部赞颂,有些甚至是批评性意见。如萧军1939年12月致信胡风:“《七月》第三期,我已从头读过了。《开荒篇》和《三个鸡蛋》我觉得好一些,前者,后面有一点不深入。S · M的文章写的很有诗意,也很能描写,只是感到缺乏一点弹性’。”[21]读者的批评不能简单视为出版交往中的否定力量。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为的合理性可以根据“正确性”、“真实性”与“真诚”三个有效性要求来衡量。主体间交往达成一致性的共性在于“规范的一致性、共享命题知识以及相互信任对方的真诚性”[22]。作为《七月》忠实的作者与读者,萧军对《七月》内容的评判正是真诚情感与客观真实的意图表达,其合理性批评有助于《七月》成长。另一方面,胡风对读者来信建议并非不辨良莠地全盘吸收。1938年4月,洪倩等五位读者致信胡风,建议刊物在装帧设计上华丽些,胡风耿直回复“不想采用那些办法”,认为与《七月》的“素朴”定位不合[23]。读者杨云琏对田间诗歌的盛誉有所异议,认为“拘泥于简短的形式,过分地吝啬诗句底容量”,诗过于囿于形式,缺乏情感[24]。胡风开诚布公,在杂志上对读者的善意批评表示理解,同时表达自己的立场,进行有理有据的辩驳,对田间诗歌做出辩证、客观、中肯的评价,这也体现胡风交往理性的一面。   还应注意的是,胡风常常将通信发表在《七月》上,信件本身构成杂志的内容之一。《从成都寄到武汉》《从杭州寄到武汉》《从上海寄到武汉》等信件成为“战讯”栏目的内容,读者来信也被编入《读者答问》栏目,成为刊物有机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胡风通过书信构建“纸上沙龙”,和作者、读者展开跨时空对话,由此建立的人际关系为《七月》出版构建了良好的出版内生态。
  2 聚会:文化资本与情感动力的累积
  书信交往意在沟通远方,日常聚会则关联近邻。考察胡风的日记、回忆录不难发现座谈会、饭局、茶会在其日常生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在出版内部,胡风通过聚会交流情感、探讨出版事宜。在出版外部,不断的聚会形成庞大的人际网络,有助于编者文化形象增值传播。
  2.1 座谈会
  胡风常常参加其他组织的座谈会,日记中提到的就有生活书店、邮工会、青年会、抗战文协、通俗读物编刊社等部门的座谈会。密切关涉《七月》出版的会议是编刊史上的三次座谈会。第一次座谈会于1938年1月16日召开,议题为“抗战以来文艺动态和展望”。胡风日记记载:“回家后,几个人在等着,即开始座谈会,到五时以后始毕。成绩很好,但可惜记录不好。”由会议记录中的“端木笑”“大家笑”可推知会议气氛轻松而融洽座谈。4月24日会议议题为“宣传·文学·旧形式的利用”,胡风日记记载“下午开座谈会,是关于利用旧形式的。谈得非常疲倦”。 5月29 日会议议题为“现时文艺活动与《七月》”,日记写道:“开座谈会,到五时过。在这里吃晚饭后,闲谈甚久”。座谈会议形式为多人就一个共同话题展开相对集中的主题研讨,体现的是主体与主体间的平等交流,充分发挥交往活动中主体性意识。日常哲学认为“讨论”是重要的日常交流方式,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语言活动形式”,它具有前瞻性,“它可以关系到急迫的或遥远的行动;为手中的任务做准备或者为甚至不会发生的某事作计划”[25]。胡风通过召集会议,促进同行对文艺观、编辑观的讨论,其间关于“半同人”刊物定位、“不肯让位”精神界定、对文学旧形式的合理利用等议题内容为《七月》杂志未来的编辑走向和出版内容奠定了重要基础。尤其是“半同人”定位既稳定盟友又纳入新人,形成包容、开放的编辑格局。同时,“讨论”也具有社会和伦理价值内涵,“它有助于保证个人不去采取错误决定,不去获得错误观点,不作片面的决定”[26]。第三次座谈会伊始,胡风倡议大家给《七月》提批评性建议,冯乃超就指出《七月》杂志存在“遗忘抗战”倾向,务必回到抗战主线上,这样的讨论对刊物出版是大有裨益的。每次座谈会参会人员略有不同,除胡风外还有艾青、东平、聂绀弩、田间、冯乃超、端木蕻良、萧红、楼适夷、王淑明、吴组缃、欧阳凡海、鹿地亘、奚如、宋之的、辛人、池田幸子等。参会成员有旧雨也有新知,有知名作家也有文坛新秀,有中国作家也有外国文人。由此可见,《七月》并不是胡风的孤军奋战,其编辑出版有一个强大的智囊团。
  2.2 茶 会
  茶会在胡风日记中屡次呈现,下文仅以1938年1—5月胡风参加的茶会为例,分析胡风交往的意义所在。
  由此可见,胡风交际圈广涉政界、学界、文艺界与外交界,交往对象既有国民党也有共产党人士。以上交往虽然不是与《七月》直接关联的出版交往活动,但由此而生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对《七月》出版是有益的。约翰· B.汤普森(John B.Thompson)认为“经济资本、人力资本、象征资本和智力资本”是出版的关键资源[28]。主編胡风在茶会这一空间中建构与传播的公众文化形象,所树立的口碑与名声有益于提升《七月》杂志的“象征资本”。同时,胡风的交往为其《七月》发展带来其他资本。《七月》武汉复刊得到“八路军办事处的资助”[29],《七月》重庆复刊“得到了周副主席的赞助”[30],作为《七月》延伸刊物《希望》申请登记所需 “三万”保证金也得到周恩来同志帮助[31]。
  2.3 聚餐会
  聚餐会也是考察胡风日常交往的一个重要侧面。胡风聚餐地点既有普海春、一江春、冠生园、蜀腴、味腴等大饭店,也有各类小酒馆;既有公务交往的需要,也有私人情感的交流。
  胡风仅1938年1月参与聚餐有:1月11日“五时余到‘味腴’聚餐”。 1月14日“夜,骆剑冰请客,同席的有郭沫若、潘汉年、叶挺等”。1月21日“赴《战斗》招待史沫莱特的午餐”。1月23日“赴《少年先锋》半月刊之午餐”。1月28日“赴民族革命大学之午餐会”。1月29日“到‘一江春’出席国民外交协会的餐会”[32]。这类聚餐发挥着和茶会类似功能,有利于为出版工作集聚人脉。赫勒认为:“‘日常交往’并不是指‘人’同另一个‘人’处于交流、交往之中,它是指社会劳动分工中一个位置的占有者,同另一位置的占有者处于交流与交往之中。”[33]位于《七月》主编“位置”的胡风通过聚餐和政界名流、文艺界同仁、国际友人等进行文化交流。除却《七月》主编职务外,抗战时期的胡风拥有多重文化身份,还曾担任“文协”研究部副主任、《新华日报》副刊《星期文艺》编辑、国民党中宣部国际宣传处编译者、复旦大学教员等职务。胡风的文化身份在日常交往中交织汇聚,身份的流动有益于主编形象的增值以助力期刊出版。
  胡风更多的聚餐为朋友之间的情感交流。1938年1月19日记载:“同乃超、萧军等七八个人到小馆子吃饺子。”1938年1月23日“散会后同乃超到‘滋美’吃点心,再过杂志公司回家”。私人交往中也时有对期刊的探讨,如:1月30日“奚如来访,同他们到咖啡店吃了一杯咖啡,谈了《七月》的事情”。这类聚餐多为随兴而起、即兴而设,体现日常生活“自在”。武汉时期的胡风日记还经常提到在熊子民家吃饭,其交往随意更显两人人际关系的亲近。作为胡风好友的熊子民曾是《七月》发行人,为武汉时期《七月》的出版出过不少力,在生活中也给予胡风不少帮助,胡风自上海到武汉曾客居子民家。通过聚餐形成的积极情感可形成“动机力量”,能够赋予“人们以力量,指导行动的方向”[34]。   胡风通过书信和各类聚会建立的人际交往突破地缘、学缘、业缘的单一视角,在文学场与出版场之间搭建富有意义的文化交流网络,为《七月》出版赢得经济基础、编辑资源和情感支持。《七月》的成功出版为三四十年代文学理论与创作提供了文本与思想交流的阵地,促进中国文学思想的传播,其新质为中国文学和期刊的多样性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
  胡风的出版交往既注重感性的情感交流,也重视理性的价值判断,对当代出版活动尤其对文学期刊出版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首先,日常交往中应重视作者资源的建设,尤其应注重发掘新人。培养文学青年仍是当代文学期刊的应有之义,《新俄亥俄州评论》《密西西比评论》《纽约季刊》等著名文学期刊编辑在“未来是一本杂志——当代文学杂志圆桌会议”中一致认为文学杂志是“新人才的发现者”,“为年轻作家提供实习场地”,编辑应是“天才侦探”[35]。其次,充分发挥编辑主体性意识,在日常交往中由“自在”走向“自为”,对刊物定位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总体筹划。文学期刊在弘扬主旋律的同时,还应避免同质化的倾向,努力形成自己的文学风格、打造期刊品牌。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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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稿日期: 2019-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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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借用《论语》中的一句话,作为对自己的勉励:“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我深知组织派我到这个岗位上工作的分量,因为在它的后面是党组的期望,是全体员工的重托。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弘,宽广也。毅,强忍也。”士不可不志向远大,意志坚强,因为他肩负重任,路途遥远。以此来诠释陈贤义角色转变后的心态是最为恰当不过的。2011年5月,陈贤义调离卫生部疾控局,调任人民卫生出版社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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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赋权视角审视互动叙事,即将互动叙事视为叙事权力的让渡与行使。并指出互动要素引入下叙事路径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对叙事语境的构建和叙事支点的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后针对互动文字游戏《生命线》中的叙事支点展开研究: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和数据可视化工具Gephi分析叙事支点网络拓扑结构;利用统计分析方法计算关键支点权重分布;利用图尔敏论证模型解构语境文本,分析关键支点与语境信息的内在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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