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氏传》每有发论，假“君子”以称之。二《传》云“公羊子”“地《榖梁子”，《史记》云“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贊”，荀悦曰“论”，《东观》曰“序”，谢承曰“诠”，陈寿曰“评”，王隐曰“议”，何法盛曰“述”，扬雄曰“撰”，刘晒曰“奏”，袁宏、裴子野自显姓名，皇甫谧、葛洪列其所号。史官所撰，通称史臣。其名万殊，其义一揆。必取便于时者，则总归论赞焉。
　　夫论者，所以辩疑惑，释凝滞。若愚智共了，固无俟商榷。丘明“君子曰”者，其义实在于斯。司马迁始限以篇终，各书一论。必理有非要，则强生其文，史论之烦，实萌于此。夫拟《春秋》成史，持论尤宜阔略。其有本无疑事，辄设论以裁之，此皆私徇笔端，苟炫文彩，嘉辞美句，寄诸简册，岂知史书之大体，载削之指归者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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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之有论也，盖欲事无重出，文省可知。如太史公曰：观张良貌如美妇人;项羽重瞳，岂舜苗裔。此则别加他语，以补书中，所谓事无重出者也。又如班固赞曰：石建之浣衣，君子非之;杨王孙裸葬，贤于秦始皇远矣。此则片言如约，而诸义甚备，所谓文省可知者也。及后来赞语之作，多录纪传之言，其有所异，唯加文饰而已。至于甚者，则天子操行，具诸纪末，继以论曰，接武前修。纪论不殊，徒为再列。（节选自《内篇·论赞》）
　　《春秋左氏传》每次发表议论，都假借“君子”来表达。《公羊传》《毂梁传》称“公羊子”“毂梁子”，《史记》称“太史公”。然后班固称为“赞”，荀悦称为“论”，《东观汉记》称为“序”，谢承称为“诠”，陈寿称为“评”，王隐称为“议”，何法盛称为“述”，扬雄称为“撰”，刘昞称为“奏”，袁宏、裴子野显示自己的姓名来发论，皇甫谧、葛洪列出自己的名号来称呼。史官修撰的史书，通称为“史臣”。虽然它们的名称多种多样，本意却是一致的。一定要取便于当时人们叙述的名目，可以总称为论赞。
　　所谓论，是用来辨明疑惑，解释难以弄清的史实。如果所有的人都明白，当然就没有必要再讨论了。左丘明的“君子曰”，其本质意义就在于此。司马迁开始限定在各篇之末，各发表一段议论。如果事理上不是非有必要，就会勉强发表议论，史论的繁杂，正是萌芽于此。仿照《春秋》撰成史书，发论尤其应简明扼要。其中本无疑惑的事，动辄发表评论来评判，这是私自放纵笔端，盲目炫耀文采，把美妙漂亮的词句，写入史册，他们哪里知道史书的重要原则、编撰史书的宗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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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书中有论赞，是希望记事不重复出现，文字简省而含义丰富。如《史记》太史公曰：看张良相貌像个美丽的女子;项羽有双瞳仁，难道是舜帝的后裔。这是另外增加言论，来补充史书记载的不详，就是所谓事情不重复的例子。又如班固“赞曰”：石建年老头白而仍为父亲洗衣，君子们批评他;杨王孙要求死后裸身下葬，比秦始皇贤德多了。这就是片言只语貌似简约，却包含了多种意思，也就是所谓文字简省而含义丰富了。到了后来，论赞的创作更多的是摘录纪传中的内容，如果有所不同，只是增加了文字上的粉饰罢了。更有甚者，天子的品德行为，已详记于本纪之末，再接着用论曰，重复前面的内容。本纪和论赞就没有区别了，只是徒劳地重复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