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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爱美的女性眼中,她是一个掌控全球规模最大的流行饰品生产基地、引领时尚潮流的“饰品女王”;而作为两届全国人大代表,她因向全国人大提交议案数量之多、质量之高,被称为“议案大王”;当在家中的餐桌上,老公默默吃完那半个她吃不下的玉米时,她就是一个再也普通不过的幸福女人。她就是新光控股集团董事长周晓光。
16岁时,周晓光第一次看到火车,惊奇得不得了,之前她无法想象世界上还有这种交通工具。作为一个出生在贫困山区的农家女,她只上到高一就因为交不起学费辍学了。从此她开始在全国各地走街串巷卖小商品,一干就是30多年。现在,她是一个拥有数千名员工的集团负责人,拿到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毕业证。2013年,她入选福布斯亚洲商界权势女性50强。
睡在火车座下的“货郎妹”
在饥饿阴霾笼罩的1962年,周晓光出生于浙江诸暨,是家里的第一个孩子,父母都是农民,后来又给她生了5个妹妹1个弟弟。
父母每天拼死拼活地干活,全家仍然吃不饱肚子。在周晓光的记忆里,春天是饥荒的代名词。家里最艰难时,她早晨还躺在被窝里,就能听到父母边忙碌边小声说:“粮食没了,明天还得去借。”
“从小学、初中直到辍学,我一直都交不起学费、书费,尽管每学期只需要两三块钱,但父母却无处可借。那时的贫穷你们无法想象,我却刻骨铭心。”周晓光说,她总是班里最后交钱的学生之一,“老师每天重复,明天如果再不带钱来,你就不要进教室了”。常常是每天一上课,周晓光先在门口罚站,10分钟以后再进去。
尽管如此,女孩子爱美的天性却改变不了。十四五岁的一天,周晓光路过村里的供销社,看到柜台里摆着一双款式新颖的黑色平绒鞋。“卖3块钱,相当于当时20斤大米的价格,那时每人每月分到的口粮只有6斤大米。”那双鞋勾起了周晓光有生以来最为强烈的占有欲。为了得到它,她把自己一个学期的所有周末都奉献给了大山:采草药,回家晒干再送到镇上卖。积攒到两块钱的时候,她说服奶奶借给自己一块,把鞋买回了家。但一走山路,鞋子美观远大于实用的缺点暴露无遗。看着母亲心疼得流眼泪,她这才开始明白那些钱不该花。
周晓光从小就争强好胜。跟同龄男人一起干同样的活,总是她先干完。男人能挑100斤,周晓光就挑120斤,从来没有落后过。那时的农村,生产队规定男女同工不同酬,付出一样的劳动,女人只能拿到男人的一半工分。周晓光一次次找生产队长理论,却没有结果。于是,她暗下决心:“如果以后有机会自己做点事,我一定要比男人做得好。”而改革开放给了她这个机会。
当时,明目张胆地做生意还是非法行为,周晓光和很多做小买卖的人一样,流动奔波,以免被当成投机倒把分子。为了省住宿费,她白天摆地摊,晚上不是在嘈杂的火车站就是在晃动的车厢里度过,“整天忙着收拾整理、上车下车”。有时坐火车没有座位,她就在座位底下铺一块塑料布,钻到座位下面睡觉。“鼻子离上面的座椅不过几厘米,让人有种窒息的感觉。但只要能让身子平躺下来,已经是最好的享受了。闭上眼睛,瞬间就能入睡。有时候还睡在行李架上。”
那时还没有商品交易市场。有一次在哈尔滨,周晓光在人多的地方摆地摊,刚铺上塑料布就被工商局的人抓住了。当时没有身份证,她能拿出的只有生产队的一封介绍信。看到是个南方小女孩,工作人员私下里对她说:“我们下午5点下班,等我们下班以后,你就可以来摆摊了。东北夏天晚上9点才天黑,你还有3个小时可以卖东西……”
“一个人在外地拼搏,舍不得花钱买东西吃。中午摆摊饿了,就买几个便宜的烂苹果,把坏了的部分挖掉,当作午饭吃。而最苦的是却是精神上的孤独,那时候经常一个人晚上躲在被窝里偷偷地流泪。”周晓光回忆说,正是那段艰苦的岁月激发了她骨子里的勤劳、坚强和百折不挠。
“饰品女王”
那以后的7年间,周晓光拿着一本中国地图,沿着公路、铁路往前走,南到海南岛,西到云贵川,北到黑龙江,7年之间,竟跑遍了大半个中国。足迹遍及浙江以外的17个省市自治区,也赚了2万元。1985年,跑遍三江六码头的周晓光嫁给了卖绣花样的东阳人虞云新。不久,两人拿出所有积蓄,在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里买下了一个面积1平方米的固定摊位,专门经营小饰品。夫妻俩一个负责去广东进货,另一个负责在义乌看摊。几年下来,他们就在义乌最好的住宅小区买了新房,在市中心买了店铺,生意越做越好。
出来闯世界时想要的几乎都实现了,孩子也出生了,但周晓光好强的性格丝毫没有改变,她决定创建自己的企业。1995年7月,夫妻俩拿出700万元投资开办了第一家工厂——新光饰品厂,厂名取自己和丈夫名字中的一个字。此后3年里,产值连续翻番,并逐渐在全国建立了自己的产品销售网络。2000年5月,新光产品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的国际珠宝饰品展上火了一把。来自亚洲、美洲、欧洲50多个国家的70多个客户被吸引,4个展位挤满客户,带去的8名翻译不够用,又临时请了4名。一些客商在会场等不到下单,索要了资料再赶到义乌面谈。周晓光打破了由韩国人和中国香港人称霸饰品市场的局面。
饰品行业的特点是周期短、更新换代快,没有强大的设计开发能力根本无法在市场立足。在事业上升期,新光每天要开发100多款新产品。在15年的发展过程中,新光产品内销占60%,外销占40%,出口全球70多个国家,90%以上都是打自己的品牌,周晓光的净资产也达到15亿元。施华洛世奇公司曾派专机邀请周晓光到奥地利总部考察。公司第四代掌门人施华洛世奇先生说,新光是他全球最大的客户,采购量比欧洲人和一个国家的所有企业都要大。
由于小饰品行业竞争激烈,恶性竞争难以避免。每次遇到这种情况,周晓光往往采取淡然处之、不予理会的策略。“我坚信,只有跳出新光,才能成就新光。从整个义乌经济发展的全局来看,仅靠一两家企业做大是远远不够的,只有产业人气的聚集,才能形成气候,带动整个行业共同兴旺发展。”
每次出国参展回来,周晓光都会把所见所闻告诉同行,她相信别人跑得快,自己会跑得更快,“独木难成林”。1998年,义乌一家企业面临破产,百般无奈之下向周晓光求助。虽然自己的公司刚起步,周晓光还是借出100万元,帮该企业渡过难关。家人不理解,周晓光说:“也许有了这100万,这个企业就站起来了,没有这100万,这个企业就从此消失了。企业倒闭受害的不止是企业主一个人,还有上下供应链中的客户、企业的员工。如果能救活企业,它生存下来就对社会、对许多人有益。”
16岁时,周晓光第一次看到火车,惊奇得不得了,之前她无法想象世界上还有这种交通工具。作为一个出生在贫困山区的农家女,她只上到高一就因为交不起学费辍学了。从此她开始在全国各地走街串巷卖小商品,一干就是30多年。现在,她是一个拥有数千名员工的集团负责人,拿到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毕业证。2013年,她入选福布斯亚洲商界权势女性50强。
睡在火车座下的“货郎妹”
在饥饿阴霾笼罩的1962年,周晓光出生于浙江诸暨,是家里的第一个孩子,父母都是农民,后来又给她生了5个妹妹1个弟弟。
父母每天拼死拼活地干活,全家仍然吃不饱肚子。在周晓光的记忆里,春天是饥荒的代名词。家里最艰难时,她早晨还躺在被窝里,就能听到父母边忙碌边小声说:“粮食没了,明天还得去借。”
“从小学、初中直到辍学,我一直都交不起学费、书费,尽管每学期只需要两三块钱,但父母却无处可借。那时的贫穷你们无法想象,我却刻骨铭心。”周晓光说,她总是班里最后交钱的学生之一,“老师每天重复,明天如果再不带钱来,你就不要进教室了”。常常是每天一上课,周晓光先在门口罚站,10分钟以后再进去。
尽管如此,女孩子爱美的天性却改变不了。十四五岁的一天,周晓光路过村里的供销社,看到柜台里摆着一双款式新颖的黑色平绒鞋。“卖3块钱,相当于当时20斤大米的价格,那时每人每月分到的口粮只有6斤大米。”那双鞋勾起了周晓光有生以来最为强烈的占有欲。为了得到它,她把自己一个学期的所有周末都奉献给了大山:采草药,回家晒干再送到镇上卖。积攒到两块钱的时候,她说服奶奶借给自己一块,把鞋买回了家。但一走山路,鞋子美观远大于实用的缺点暴露无遗。看着母亲心疼得流眼泪,她这才开始明白那些钱不该花。
周晓光从小就争强好胜。跟同龄男人一起干同样的活,总是她先干完。男人能挑100斤,周晓光就挑120斤,从来没有落后过。那时的农村,生产队规定男女同工不同酬,付出一样的劳动,女人只能拿到男人的一半工分。周晓光一次次找生产队长理论,却没有结果。于是,她暗下决心:“如果以后有机会自己做点事,我一定要比男人做得好。”而改革开放给了她这个机会。
当时,明目张胆地做生意还是非法行为,周晓光和很多做小买卖的人一样,流动奔波,以免被当成投机倒把分子。为了省住宿费,她白天摆地摊,晚上不是在嘈杂的火车站就是在晃动的车厢里度过,“整天忙着收拾整理、上车下车”。有时坐火车没有座位,她就在座位底下铺一块塑料布,钻到座位下面睡觉。“鼻子离上面的座椅不过几厘米,让人有种窒息的感觉。但只要能让身子平躺下来,已经是最好的享受了。闭上眼睛,瞬间就能入睡。有时候还睡在行李架上。”
那时还没有商品交易市场。有一次在哈尔滨,周晓光在人多的地方摆地摊,刚铺上塑料布就被工商局的人抓住了。当时没有身份证,她能拿出的只有生产队的一封介绍信。看到是个南方小女孩,工作人员私下里对她说:“我们下午5点下班,等我们下班以后,你就可以来摆摊了。东北夏天晚上9点才天黑,你还有3个小时可以卖东西……”
“一个人在外地拼搏,舍不得花钱买东西吃。中午摆摊饿了,就买几个便宜的烂苹果,把坏了的部分挖掉,当作午饭吃。而最苦的是却是精神上的孤独,那时候经常一个人晚上躲在被窝里偷偷地流泪。”周晓光回忆说,正是那段艰苦的岁月激发了她骨子里的勤劳、坚强和百折不挠。
“饰品女王”
那以后的7年间,周晓光拿着一本中国地图,沿着公路、铁路往前走,南到海南岛,西到云贵川,北到黑龙江,7年之间,竟跑遍了大半个中国。足迹遍及浙江以外的17个省市自治区,也赚了2万元。1985年,跑遍三江六码头的周晓光嫁给了卖绣花样的东阳人虞云新。不久,两人拿出所有积蓄,在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里买下了一个面积1平方米的固定摊位,专门经营小饰品。夫妻俩一个负责去广东进货,另一个负责在义乌看摊。几年下来,他们就在义乌最好的住宅小区买了新房,在市中心买了店铺,生意越做越好。
出来闯世界时想要的几乎都实现了,孩子也出生了,但周晓光好强的性格丝毫没有改变,她决定创建自己的企业。1995年7月,夫妻俩拿出700万元投资开办了第一家工厂——新光饰品厂,厂名取自己和丈夫名字中的一个字。此后3年里,产值连续翻番,并逐渐在全国建立了自己的产品销售网络。2000年5月,新光产品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的国际珠宝饰品展上火了一把。来自亚洲、美洲、欧洲50多个国家的70多个客户被吸引,4个展位挤满客户,带去的8名翻译不够用,又临时请了4名。一些客商在会场等不到下单,索要了资料再赶到义乌面谈。周晓光打破了由韩国人和中国香港人称霸饰品市场的局面。
饰品行业的特点是周期短、更新换代快,没有强大的设计开发能力根本无法在市场立足。在事业上升期,新光每天要开发100多款新产品。在15年的发展过程中,新光产品内销占60%,外销占40%,出口全球70多个国家,90%以上都是打自己的品牌,周晓光的净资产也达到15亿元。施华洛世奇公司曾派专机邀请周晓光到奥地利总部考察。公司第四代掌门人施华洛世奇先生说,新光是他全球最大的客户,采购量比欧洲人和一个国家的所有企业都要大。
由于小饰品行业竞争激烈,恶性竞争难以避免。每次遇到这种情况,周晓光往往采取淡然处之、不予理会的策略。“我坚信,只有跳出新光,才能成就新光。从整个义乌经济发展的全局来看,仅靠一两家企业做大是远远不够的,只有产业人气的聚集,才能形成气候,带动整个行业共同兴旺发展。”
每次出国参展回来,周晓光都会把所见所闻告诉同行,她相信别人跑得快,自己会跑得更快,“独木难成林”。1998年,义乌一家企业面临破产,百般无奈之下向周晓光求助。虽然自己的公司刚起步,周晓光还是借出100万元,帮该企业渡过难关。家人不理解,周晓光说:“也许有了这100万,这个企业就站起来了,没有这100万,这个企业就从此消失了。企业倒闭受害的不止是企业主一个人,还有上下供应链中的客户、企业的员工。如果能救活企业,它生存下来就对社会、对许多人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