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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林，1954年出生于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1970年入伍，1986年从部队转业，同年担任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一职。1988年担任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至今。
王健林的父亲为王义全，1933年参加红军，1972年，任原四川省林业学校革委会副主任、副校长兼党总支副书记。王健林的母亲为秦嘉兰，与王义全共抚养了5个男孩，王健林排行老大。王健林的四个兄弟为王建忠、王建可、王建春、王建川，根据2015年万达院线《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招股说明书》显示，2010年王健林曾以1元的价格向他的四个兄弟每人转让了0. 6%的万达院线的股份。
王健林的妻子为林宁，是大连林氏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林宁实际控制的林氏投资集团成立于1994年3月，是集建筑装修装潢业、餐饮娱乐业、对外经济贸易业等三种业态为一体的多元化集团公司，也是万达集团在全国商业广场项目中的合作商和战略合作伙伴。
王健林的唯一的孩子为王思聪，1988年1月3日出生于辽宁省大连市，毕业于伦敦大学学院哲学系。王思聪以其在社交平台上的大胆发言以及鲜明的个人行事风格而广泛为人所知。2009年，王思聪在王健林的资金支持下，成立了一家PE基金北京普思投资有限公司。王思聪的投资版图非常大，2011年王思聪收购了CCM战队，并将其更名为IG。2015年王思聪创建上海熊猫互娱文化有限公司，同年熊猫直播上线。2019年，熊猫直播公告称正式关站。熊猫直播的失败不仅是王思聪当年下半年一系列法律事件的导火索，也引发了公众对于王健林父子二人和万达集团资金情况的各种讨论和猜测，影响颇大。
认准轻资产、低负债发展战略
根据《2013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王健林以净资产860亿人民币成为中国首富，根据《2017全球亿万富豪榜》，王健林以净资产313亿美元超过李嘉诚，成为亚洲首富。
但是在2017年左右，王健林及万达集团就遇到了一些问题。
王健林早在2014年就声称，不要再抱有对房地产再次高潮的幻想。万达传统的房地产模式是自己拿钱开发万达广场，出售周边配套物业（住宅、办公），所得资金投资于万达广场的商业，再对外出租，实现盈利。这种模式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且资金周转很慢，风险很大。于是万达集团决定要转型，去房地产化，走轻资产模式的发展之路。
根据万达官网上的《王健林董事长做万达集团2017年工作总结》，轻资产发展模式有两种，一种叫投资类，一种叫合作类。投资类是别人出钱，万达帮别人找地、设计、建设、招商、竣工运营后移交给别人。合作类就是万达既不出钱，也不出地，觉得项目合适，跟别人签合同，帮别人建设，建成后租金三七分成。在轻资产模式中，万达不出资金，只输出品牌，负责设计、建设与运营，这种方式极大地降低了风险，充分地利用万达的品牌和知名度。根据《每日经济新闻》的报道，到2018年底，已开业的“轻资产”万达广场有23个，在2019年开业的43个万达广场中，29个是“轻资产”项目。2020年计划开业的50个万达广场中，37个是“轻资产”项目。
在国外市场上，从2012年开始，万达集团就开始在海外进行并购院线影视、地产、文旅等产业的资产。到2017年其海外资产规模大约已达2000多亿。虽然这似乎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表现，但是这种大规模的海外投资也存在极大的资产转移的嫌疑。王健林本人对于在海外的投资也颇为高调，在一次哈佛大学的演讲中，王健林甚至提到，海外投资的结果就是资产转移。王健林还有一句经典的话，“我们辛苦自己赚的钱，爱往哪儿投就往哪儿投。”
以上分别是万达在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上的动作。看起来毫无关联，然而在2017年这两件事却汇总到一件事上来——万达开始大量抛售国内外资产，回笼资金。这既符合“轻资产”发展模式的要求，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大量进行海外收购的后果。
2017年，万达被监管部门点名，央视新闻称“企业对外非理性投资涉嫌转移资产”，甚至提到，“有关部门将继续关注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领域非理性对外投资倾向，防范投资风险，建议有关企业审慎決策。”而万达正是典型的“有关企业”。在2017年变卖资产之前，市场上就屡屡传出万达负债相当高的消息，根据《凤凰财经》的报道，2017年王健林曾坦率公开万达的负债约2000亿。虽然房地产企业普遍负债很高，王健林也表示万达完全有能力偿还这些债务，但万达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从国内银行获得巨额贷款，在国外进行大量投资，而且投资的主要领域都是文娱类行业，而非有助于中国企业获得新市场和技术来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产业。如果万达用于对外投资的资金真的来自于王健林所谓的“自己赚的钱”，那他如何将自己的资产在国内和国外配置自然是他自己的事。然而在国内负债如此之高的同时，又在国外大量投资科技含量不高的资产，这相当于将风险留给了国内银行，极大地增大了贷款给万达的国有银行的金融风险。
因此，出于各种层面的考虑，2017年王健林表态，“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我们决定把主要投资放在国内。”在2018年万达年会《万达集团2018年工作总结》中，王健林更是反复强调“轻资产”和“文化产品”的发展战略，并表示“万达既然认准了轻资产、低负债发展的战略，就不能动摇”。
万达应合理利用内保外贷的方式“走出去”
之所以要重点说明万达这几年的“轻资产”发展模式、大量海外投资与抛售资产的行为，是因为这些关系到万达发展战略和未来发展之路。而对王健林家族来说，则关系到王健林家族的财富能否保全、增值和传承下去。对于当前的万达集团来说，发展重心应该逐渐回归国内，海外的并购应根据万达发展战略的真正需求而开展，控制在“理性”范围内，合理利用内保外贷的方式“走出去”，切忌再进行疯狂的海外并购。
对于王健林家族来说，万达的经营业绩决定着其财富的多少。事实上，根据万达官网给出的业绩数据，万达2015到2018年的经营状况都不错，总体上都能实现目标。万达转型后虽然资产规模有所减少，业绩滑坡，王健林家族的财富较鼎盛时期也大幅减少。但是考虑到万达集团的“轻资产”发展战略，这种结果并不出入意料。 根据企查查的数据，王健林本人担任法定代表人、投资、任职的企业大都与万达集团的业务有关，行业主要分布于商务服务业，酒、饮料、精制茶制造業、房地产等。而其子王思聪涉足的行业主要是商业服务业、娱乐业、批发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体育、广播、电视、电影和录音制作业。因此王健林家族的资产主要分布在与万达集团的业务和发展方向一致的领域里。
因此万达集团只要能保持良好的经营，王健林家族的财富便会从万达集团的盈利中不断获得增长，并且万达集团涉足可以增值的房地产行业，这已经成为家族财富的一个增长点。因此，对于王健林家族的资产，主要从资产保值的角度来考虑配置。
根据2000 2012年上证基金指数和黄金现货风险和收益率的数据（表1、表2），本文建议王健林家族资产配置为，7%投资于上证基金指数的股权信托，60%投资于黄金现货，10%投资于房、车、字画古玩等非金融资产，15%投资于定期存款，8%用于购买终身寿险（图1）。
万达将成为王健林家族财富增值最大动力
财富传承分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传承。王健林仅有王思聪一子，在物质层面，根据2015年万达院线《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招股说明书》，王健林早在2010年底就以1元的价格转让给王思聪万达院线500万股。同时王思聪本人为万达集团的董事，并持有大连合兴投资有限公司2%股份（王健林持有98%）。根据天眼查的数据，大连合兴投资有限公司持有万达集团99. 76%的股份，万达集团剩下的0. 24%为王健林持有。因此，王健林和王思聪两人事实上拥有万达集团的所有权。因此，只要万达集团能保持良好的运营，能成为王健林所希望的百年企业，那么万达就会成为王健林家族财富增值最大的动力。
在王健林的带领下，万达集团目前正在谋求转型并保持良好运营，但王健林总有退休的一天，而那时万达集团到底是雇佣职业经理人还是交给王思聪的决策则显得尤为重要。根据王思聪近几年的投资表现，可以看出其经商能力远远不如王健林。2019年年末，由于熊猫TV的关闭而带来的债务问题将王思聪推上风口浪尖。其实王思聪的普思资本投资的游戏、出行、团购、科技等众多领域中，也有大众点评等高收益的项目，其本人对中国电竞行业的发展做出的贡献更是功不可没。总体来看，王思聪的投资项目有盈有亏。但是对于万达这样一个庞大的企业，任何一项投资都可能影响万达的命运。而王思聪目前的眼光和能力显然还没有达到能够执掌万达集团的要求。而且不同于王健林先从政后下海的经历，王思聪从小在国外长大和接受教育，他对国内环境的了解和适应程度仍然有待提高。
因此，相较于物质财富的传承，更为重要的是王健林如何将自己多年的眼光、经商能力、品质、遇事的心态等精神层面的东西传承给自己唯一的接班人王思聪。
家业治理规划：风险控制与对冲策略
目前王健林已经通过大连合兴投资有限公司将一部分万达的股权转给了王思聪。而未来家业治理和股权重构可以通过下文的方式来实现。
风险控制主要从个人、家庭和企业三个层面来分析。而对冲策略的总体思路是“法商思维”与有形资本转化为无形资本。法商思维是利用现有金融制度优势来对冲家族中的潜在风险，主要是在法律法规许可的范围内，购买市场上已有的信托和保险产品，或设计新的信托框架。有形资本转化为无形资本则是指构建清亲型政商关系，借助万达多年的经验，积极参与到中国地方建设和公益慈善事业中来。
个人风险层面
从目前的公开信息来看，王健林、林宁和王思聪均无会对万达产生重大影响的不良嗜好，也没有关于身体健康和精神状况出现问题的消息。但仍然可以通过设定一份终身寿险来对冲个人的死亡风险，将最终受益人设定为王思聪。
家庭风险分析
王健林正值事业上的牡年，万达集团的交接班问题并不迫切。婚姻上，王健林和林宁夫妻没有传出婚姻不和的消息。但是王思聪的婚姻将会是一个很大的变数，因此考虑为王思聪设立一份婚前隔离信托或婚前保护信托。
企业风险分析
万达集团仍处于王健林的领导下，从行业大环境和万达内部状况来看，暂时没有重大的经营风险。万达虽然负债很高，但这是由行业特性所决定的，并且万达正在走“轻资产”的转型之路，可以预见在未来负债规模会有所下降。万达集团的控制权通过大连合兴投资有限公司被牢牢地掌握在王健林家族手中，因此集团控制权争夺风险也较低。
对于万达集团来说，除了对企业经营风险保持敏感之外，构建亲清型政商关系是极其重要的。任何一家企业的发展都离不开国家政策的保障，万达集团也不例外，万达的发展也乘了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东风。多年来，万达集团对带动地方就业和经济增长产生的积极作用是值得肯定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地方政府与万达集团的合作对于万达集团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企业，万达集团最终还是应该立足于中国国内，积极寻找既能使企业获得回报又能促进所在地经济增长，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经营投资项目，将企业自身的发展融入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来。只有先立足本土，扎根本土，奉献本土，万达才能真正获得走向世界的实力和底气。同时，万达集团也应该继续保持对我国公益慈善事业的支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和义务。
作者单位：外交学院
王健林的父亲为王义全，1933年参加红军，1972年，任原四川省林业学校革委会副主任、副校长兼党总支副书记。王健林的母亲为秦嘉兰，与王义全共抚养了5个男孩，王健林排行老大。王健林的四个兄弟为王建忠、王建可、王建春、王建川，根据2015年万达院线《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招股说明书》显示，2010年王健林曾以1元的价格向他的四个兄弟每人转让了0. 6%的万达院线的股份。
王健林的妻子为林宁，是大连林氏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林宁实际控制的林氏投资集团成立于1994年3月，是集建筑装修装潢业、餐饮娱乐业、对外经济贸易业等三种业态为一体的多元化集团公司，也是万达集团在全国商业广场项目中的合作商和战略合作伙伴。
王健林的唯一的孩子为王思聪，1988年1月3日出生于辽宁省大连市，毕业于伦敦大学学院哲学系。王思聪以其在社交平台上的大胆发言以及鲜明的个人行事风格而广泛为人所知。2009年，王思聪在王健林的资金支持下，成立了一家PE基金北京普思投资有限公司。王思聪的投资版图非常大，2011年王思聪收购了CCM战队，并将其更名为IG。2015年王思聪创建上海熊猫互娱文化有限公司，同年熊猫直播上线。2019年，熊猫直播公告称正式关站。熊猫直播的失败不仅是王思聪当年下半年一系列法律事件的导火索，也引发了公众对于王健林父子二人和万达集团资金情况的各种讨论和猜测，影响颇大。
认准轻资产、低负债发展战略
根据《2013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王健林以净资产860亿人民币成为中国首富，根据《2017全球亿万富豪榜》，王健林以净资产313亿美元超过李嘉诚，成为亚洲首富。
但是在2017年左右，王健林及万达集团就遇到了一些问题。
王健林早在2014年就声称，不要再抱有对房地产再次高潮的幻想。万达传统的房地产模式是自己拿钱开发万达广场，出售周边配套物业（住宅、办公），所得资金投资于万达广场的商业，再对外出租，实现盈利。这种模式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且资金周转很慢，风险很大。于是万达集团决定要转型，去房地产化，走轻资产模式的发展之路。
根据万达官网上的《王健林董事长做万达集团2017年工作总结》，轻资产发展模式有两种，一种叫投资类，一种叫合作类。投资类是别人出钱，万达帮别人找地、设计、建设、招商、竣工运营后移交给别人。合作类就是万达既不出钱，也不出地，觉得项目合适，跟别人签合同，帮别人建设，建成后租金三七分成。在轻资产模式中，万达不出资金，只输出品牌，负责设计、建设与运营，这种方式极大地降低了风险，充分地利用万达的品牌和知名度。根据《每日经济新闻》的报道，到2018年底，已开业的“轻资产”万达广场有23个，在2019年开业的43个万达广场中，29个是“轻资产”项目。2020年计划开业的50个万达广场中，37个是“轻资产”项目。
在国外市场上，从2012年开始，万达集团就开始在海外进行并购院线影视、地产、文旅等产业的资产。到2017年其海外资产规模大约已达2000多亿。虽然这似乎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表现，但是这种大规模的海外投资也存在极大的资产转移的嫌疑。王健林本人对于在海外的投资也颇为高调，在一次哈佛大学的演讲中，王健林甚至提到，海外投资的结果就是资产转移。王健林还有一句经典的话，“我们辛苦自己赚的钱，爱往哪儿投就往哪儿投。”
以上分别是万达在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上的动作。看起来毫无关联，然而在2017年这两件事却汇总到一件事上来——万达开始大量抛售国内外资产，回笼资金。这既符合“轻资产”发展模式的要求，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大量进行海外收购的后果。
2017年，万达被监管部门点名，央视新闻称“企业对外非理性投资涉嫌转移资产”，甚至提到，“有关部门将继续关注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领域非理性对外投资倾向，防范投资风险，建议有关企业审慎決策。”而万达正是典型的“有关企业”。在2017年变卖资产之前，市场上就屡屡传出万达负债相当高的消息，根据《凤凰财经》的报道，2017年王健林曾坦率公开万达的负债约2000亿。虽然房地产企业普遍负债很高，王健林也表示万达完全有能力偿还这些债务，但万达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从国内银行获得巨额贷款，在国外进行大量投资，而且投资的主要领域都是文娱类行业，而非有助于中国企业获得新市场和技术来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产业。如果万达用于对外投资的资金真的来自于王健林所谓的“自己赚的钱”，那他如何将自己的资产在国内和国外配置自然是他自己的事。然而在国内负债如此之高的同时，又在国外大量投资科技含量不高的资产，这相当于将风险留给了国内银行，极大地增大了贷款给万达的国有银行的金融风险。
因此，出于各种层面的考虑，2017年王健林表态，“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我们决定把主要投资放在国内。”在2018年万达年会《万达集团2018年工作总结》中，王健林更是反复强调“轻资产”和“文化产品”的发展战略，并表示“万达既然认准了轻资产、低负债发展的战略，就不能动摇”。
万达应合理利用内保外贷的方式“走出去”
之所以要重点说明万达这几年的“轻资产”发展模式、大量海外投资与抛售资产的行为，是因为这些关系到万达发展战略和未来发展之路。而对王健林家族来说，则关系到王健林家族的财富能否保全、增值和传承下去。对于当前的万达集团来说，发展重心应该逐渐回归国内，海外的并购应根据万达发展战略的真正需求而开展，控制在“理性”范围内，合理利用内保外贷的方式“走出去”，切忌再进行疯狂的海外并购。
对于王健林家族来说，万达的经营业绩决定着其财富的多少。事实上，根据万达官网给出的业绩数据，万达2015到2018年的经营状况都不错，总体上都能实现目标。万达转型后虽然资产规模有所减少，业绩滑坡，王健林家族的财富较鼎盛时期也大幅减少。但是考虑到万达集团的“轻资产”发展战略，这种结果并不出入意料。 根据企查查的数据，王健林本人担任法定代表人、投资、任职的企业大都与万达集团的业务有关，行业主要分布于商务服务业，酒、饮料、精制茶制造業、房地产等。而其子王思聪涉足的行业主要是商业服务业、娱乐业、批发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体育、广播、电视、电影和录音制作业。因此王健林家族的资产主要分布在与万达集团的业务和发展方向一致的领域里。
因此万达集团只要能保持良好的经营，王健林家族的财富便会从万达集团的盈利中不断获得增长，并且万达集团涉足可以增值的房地产行业，这已经成为家族财富的一个增长点。因此，对于王健林家族的资产，主要从资产保值的角度来考虑配置。
根据2000 2012年上证基金指数和黄金现货风险和收益率的数据（表1、表2），本文建议王健林家族资产配置为，7%投资于上证基金指数的股权信托，60%投资于黄金现货，10%投资于房、车、字画古玩等非金融资产，15%投资于定期存款，8%用于购买终身寿险（图1）。
万达将成为王健林家族财富增值最大动力
财富传承分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传承。王健林仅有王思聪一子，在物质层面，根据2015年万达院线《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招股说明书》，王健林早在2010年底就以1元的价格转让给王思聪万达院线500万股。同时王思聪本人为万达集团的董事，并持有大连合兴投资有限公司2%股份（王健林持有98%）。根据天眼查的数据，大连合兴投资有限公司持有万达集团99. 76%的股份，万达集团剩下的0. 24%为王健林持有。因此，王健林和王思聪两人事实上拥有万达集团的所有权。因此，只要万达集团能保持良好的运营，能成为王健林所希望的百年企业，那么万达就会成为王健林家族财富增值最大的动力。
在王健林的带领下，万达集团目前正在谋求转型并保持良好运营，但王健林总有退休的一天，而那时万达集团到底是雇佣职业经理人还是交给王思聪的决策则显得尤为重要。根据王思聪近几年的投资表现，可以看出其经商能力远远不如王健林。2019年年末，由于熊猫TV的关闭而带来的债务问题将王思聪推上风口浪尖。其实王思聪的普思资本投资的游戏、出行、团购、科技等众多领域中，也有大众点评等高收益的项目，其本人对中国电竞行业的发展做出的贡献更是功不可没。总体来看，王思聪的投资项目有盈有亏。但是对于万达这样一个庞大的企业，任何一项投资都可能影响万达的命运。而王思聪目前的眼光和能力显然还没有达到能够执掌万达集团的要求。而且不同于王健林先从政后下海的经历，王思聪从小在国外长大和接受教育，他对国内环境的了解和适应程度仍然有待提高。
因此，相较于物质财富的传承，更为重要的是王健林如何将自己多年的眼光、经商能力、品质、遇事的心态等精神层面的东西传承给自己唯一的接班人王思聪。
家业治理规划：风险控制与对冲策略
目前王健林已经通过大连合兴投资有限公司将一部分万达的股权转给了王思聪。而未来家业治理和股权重构可以通过下文的方式来实现。
风险控制主要从个人、家庭和企业三个层面来分析。而对冲策略的总体思路是“法商思维”与有形资本转化为无形资本。法商思维是利用现有金融制度优势来对冲家族中的潜在风险，主要是在法律法规许可的范围内，购买市场上已有的信托和保险产品，或设计新的信托框架。有形资本转化为无形资本则是指构建清亲型政商关系，借助万达多年的经验，积极参与到中国地方建设和公益慈善事业中来。
个人风险层面
从目前的公开信息来看，王健林、林宁和王思聪均无会对万达产生重大影响的不良嗜好，也没有关于身体健康和精神状况出现问题的消息。但仍然可以通过设定一份终身寿险来对冲个人的死亡风险，将最终受益人设定为王思聪。
家庭风险分析
王健林正值事业上的牡年，万达集团的交接班问题并不迫切。婚姻上，王健林和林宁夫妻没有传出婚姻不和的消息。但是王思聪的婚姻将会是一个很大的变数，因此考虑为王思聪设立一份婚前隔离信托或婚前保护信托。
企业风险分析
万达集团仍处于王健林的领导下，从行业大环境和万达内部状况来看，暂时没有重大的经营风险。万达虽然负债很高，但这是由行业特性所决定的，并且万达正在走“轻资产”的转型之路，可以预见在未来负债规模会有所下降。万达集团的控制权通过大连合兴投资有限公司被牢牢地掌握在王健林家族手中，因此集团控制权争夺风险也较低。
对于万达集团来说，除了对企业经营风险保持敏感之外，构建亲清型政商关系是极其重要的。任何一家企业的发展都离不开国家政策的保障，万达集团也不例外，万达的发展也乘了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东风。多年来，万达集团对带动地方就业和经济增长产生的积极作用是值得肯定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地方政府与万达集团的合作对于万达集团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企业，万达集团最终还是应该立足于中国国内，积极寻找既能使企业获得回报又能促进所在地经济增长，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经营投资项目，将企业自身的发展融入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来。只有先立足本土，扎根本土，奉献本土，万达才能真正获得走向世界的实力和底气。同时，万达集团也应该继续保持对我国公益慈善事业的支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和义务。
作者单位：外交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