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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盛等机构预测，下一个蔓延全球的大危机将发生在大宗原材料商品方面，粮食就在其中。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似乎将2007年曾一度占据媒体焦点的粮食安全问题淡出人们的视野。但是，正如高盛、摩根斯坦利等机构预测的，下一个蔓延全球的大危机将发生在大宗原材料商品方面，粮食就在其中。
中国在历史上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一个饥荒频发的国家。从公元前108年到公元1911年的2019年中，有记载的饥荒就有1828次，平均每13个月就会发生一次饥荒。
13年前美国学者布朗所写的《谁来养活中国?》一文引发了国内外对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关注。2006年日本较权威的“丸红经济研究所”所长柴田明夫向全日本发出警告：再过十几年日本人餐桌上的生鱼片、寿司、猪肉排很可能消失，只有特权阶层才能偶尔一尝，取而代之的是饥荒年代的食谱：米饭加咸菜。柴田一再强调，造成这一恐慌的“罪魁祸首”是中国。
布朗、柴田等人的“中国粮食威胁论”显然是可质疑的，但也为我们敲响了粮食安全的警钟。布朗、柴田对中国粮食问题的关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出于对中国人的关心，而是由于担心中国粮食问题会波及本国。但对其忧虑，我们应该予以重视。毕竟是同住地球村，谁也不能独善其身。
当前威胁中国粮食安全的主要因素有：
一是人口的快速增长。
虽然严格执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使中国进入了世界低生育率国家行列，但我们的人口基数太大。2017年，预计人口数量将达15亿，相当于1900年的世界人口总和。这意味着今后十几年，中国每年将给世界增加800万-1000万人口。如果按照现在的粮食单产产量4000公斤/公顷来计算的话，则每年仅养活新增人口就需要增加80-100万公顷的土地。这还没有考虑到人们粮食消费结构升级的需要。
二是耕地的减少。
首先是耕地面积的减少。中国耕地面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呈现净减的趋势，而且这种趋势在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经济快速发展态势中被强化。在过去20年里，中国耕地以年均20万公顷的速度递减，相当于每年减少了500万人口粮。2007年9月中旬到2007年年底，国土资源部专门部署了全国土地执法的百日行动，结果发现违法违规侵占土地的数量惊人：清理出来的违法违规的案件宗数是32000件，涉及土地数百万亩。在被侵占的土地中，大量农业用地被开发成了小产权房。截止到2006年，耕地面积如果再损失1.5%，18亿亩耕地的红线就将失守。而这18亿亩耕地保障了中国85%的粮食供给。一旦这一底线被突破，国内粮食不能自给自足，那么中国也将在粮食问题上面临受制于人的风险。
其次是耕地质量的退化。因为所减少的耕地绝大部分是城镇乡村周边产出能力较高的良田好地，即使通过“占一补一”的方式在耕地数量上能保持“平衡”，整体质量水平也在不断弱化。另一方面，耕地质量的退化也表现在水土流失、污染和盐碱化、沙化、土壤养分的失调及物理形状的恶化方面，耕地质量的下降对粮食产量增加构成威胁。
三是水资源短缺。、
中国水资源首先在自然分布上就呈现出极其不平衡的状态。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耕地面积占36%，水资源却占81%；淮河以北地区耕地面积占64%，而水资源仅占19%。北方农区水资源短缺最甚的要数黄河流域。而降水量最少的是黄河流域北部的干旱地区，年蒸发量为2000毫米，旱作农区的灌溉农业发展将受到限制。
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先天不足，仅为世界人均的1/4左右。近年来，人均水资源量从2001年的2112.5立方米/人下降到2005年的2097.8立方米/人，而用水总量从2001年的5567.4亿立方米上升到2005年的5572.6亿立方米。现在对水资源的需求已超过了河流和蓄水层所能维持的持续开采量。
四是消费结构的升级。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膳食结构的改善，最突出的就是由直接消费谷物转向间接消费谷物，即消费更多的肉、蛋、奶和粮食加工产品。而消费更多的畜禽产品则意味着更多的粮食（通常2公斤粮食才能产出1公斤鸡肉，4公斤粮食才能产出1公斤猪肉）。加上酒类的消费，中国的粮食消费（包括饲料用粮和工业用粮）必然会大幅度攀升。此外，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粮食需求量也将大幅增加。据估算，城市人口每增加1%，全国工业用粮增加1.81%，饲料用粮增加1.02%，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必将带动粮食消费量的增加。
事实上，中国一些沿海地区的粮食消费水平已经接近甚至达到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
五是耕地生产率的提高非常有限。
30年前，中国的水稻单产仅为日本的一半，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水稻平均单产已超过了每公顷4吨，与日本的差距已经被大大的缩短了。从1950年至1980年，美国的小麦产量都远远高于中国，但在1978年，中国的农业改革提高了小麦产量，并使之超过了美国。但由于缺水，北方小麦产区灌溉量下降，产量的增加逐渐变得困难起来。目前我国的玉米单产虽然还只有美国的60%。因此，在耕地生产率提高幅度有限，耕地面积增加难度日益加大的现实面前，可以预料，中国的作物产量在今后的几十年中肯定会提高，但幅度不会太大。
六是自然灾害。
中国自然灾害频发，尚未彻底摆脱“靠天吃饭”的状态，粮食产量难以稳定。生态环境的恶化使得各种自然灾害袭击我国也越来越频繁，目前，全国水土流失总面积已经达到49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51.25%。其中，水蚀面积179.42万平方公里。我国的粮食受灾面积由50年代的平均每年2500万公顷上升为90年代的4942万公顷，受灾面积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比例由50年代的42%上升到90年代的50%。
1998年的洪涝灾害，全国有28个省市自治区遭灾，2150多万公顷的农作物受灾。我国因自然灾害粮食减产量由50年代的平均每年380万吨增加到90年代平均每年2300万吨，其占粮食总产量的比重由50年代的2.1%上升到90年代的5%。
据预测，由于受气候变化、环境污染以及厄尔尼诺等现象的影响，中国将进入自然灾害频发时期，水土流失和洪涝灾害有加剧的趋势。
七是粮食政策未达预期目的。
中国先后出台的稳定粮食种植面积、保证粮食产量，以达到粮食安全目标的重要政策主要有两项：其一是粮食保护价政策，其二是粮食直补政策。这两项政策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粮农的积极性，增加了粮食产量，但是从经济角度分析，政策并未达到预期目标：
首先，粮食种植面积并未增加。当前，中国农民收入仍然较低，200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140元，远远低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13786元，同期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农民人均纯收入的3.3倍。而粮食种植的比较收益低于经济作物，农民为提高收入，增加经济作物种植面积，调减粮食种植面积是其必然的选择。虽然粮食保护价政策和直补政策对粮农进行了一定的补贴，但是由于补贴金额和经济作物的收益相比有较大的差额，所以农民并不会因这两项政策的出台而大量增加粮食种植面积。
其次，政策成本较大，降低了政策效益。中央出台的粮食保护价政策，本是为了保护粮农的收益，但是客观上造成了国有粮食企业的垄断地位。国有粮食企业进行压级压价收购或拒绝收购，严重地损害了粮农利益，粮农因此减少粮食种植面积。粮食直补政策是将补贴资金直接补入农户，但是由于农户数量巨大，且粮食种植面积核对、资金入户都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因此政策执行成本急剧增加在所难免。有些地方政府为减少政策执行成本，直接按人均分，或按户均耕地面积均分，使粮食补贴未真正补贴粮食生产，且额度较小（每亩10元左右），难以增加粮食生产积极性。
八是新型耗粮工业的发展。
世界化石能源价格的持续飙升，诱发了人们对于替代能源的兴趣和需求，利用粮食作物作为原料生产能源已经成为人们一项重要的可行性选择。但是，在现有粮食生产状况下，将粮食作物大规模用于工业生产将加剧人类食品或动物饲料供应的紧张状况。
近年来，中国的玉米种植地区纷纷建起大大小小的乙醇厂。它们为了生产，开始跟动物饲料生产商抢夺原材料。根据国家发改委2006年12月公布的统计数字，2005年，工业加工消耗的玉米多达2300万吨，几乎占当年中国玉米产量的16.5%，比2001年增加了近一倍。玉米加工业的过快发展，导致玉米需求量上升和饲料供求关系紧张，结果造成了玉米短缺。尽管2006年中国玉米是大丰收的，但大连商品交易所的玉米价格在过去9个月里上涨了30%。玉米价格的上涨还进一步带动了猪肉价格的上涨。
在从2006年5月到2007年5月一年时间内，猪肉涨了29%，生猪价格飙涨了71%。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国不能利用粮食生产燃料，因为粮食安全比能源更重要，而且对于有着13亿人口的中国来说，粮食有着更加重要的政治意义。2006年12月底，中国政府叫停了所有的在建项目，规定今后所有生物燃料乙醇项目建设必须经国家有关部门审批。
当然，对中国粮食安全问题担忧也许是在杞人忧天。正如茅于轼先生在《中国真要经受这么多危机吗?》一文中所说的那样，中国很多危机都是虚拟的，中国人好像是生活在危机之中，这样反而是掩盖了真正的危机，其实所谓的粮食危机并不存在。“如果有市场，全世界一点也不缺粮”，“根本原因不是粮食生产不出来，而是没有钱，或者虽然有钱但是拿钱买不到粮食，而是因为粮食没有市场”。但“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警钟长鸣才能安全！（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经济学博士）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似乎将2007年曾一度占据媒体焦点的粮食安全问题淡出人们的视野。但是，正如高盛、摩根斯坦利等机构预测的，下一个蔓延全球的大危机将发生在大宗原材料商品方面，粮食就在其中。
中国在历史上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一个饥荒频发的国家。从公元前108年到公元1911年的2019年中，有记载的饥荒就有1828次，平均每13个月就会发生一次饥荒。
13年前美国学者布朗所写的《谁来养活中国?》一文引发了国内外对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关注。2006年日本较权威的“丸红经济研究所”所长柴田明夫向全日本发出警告：再过十几年日本人餐桌上的生鱼片、寿司、猪肉排很可能消失，只有特权阶层才能偶尔一尝，取而代之的是饥荒年代的食谱：米饭加咸菜。柴田一再强调，造成这一恐慌的“罪魁祸首”是中国。
布朗、柴田等人的“中国粮食威胁论”显然是可质疑的，但也为我们敲响了粮食安全的警钟。布朗、柴田对中国粮食问题的关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出于对中国人的关心，而是由于担心中国粮食问题会波及本国。但对其忧虑，我们应该予以重视。毕竟是同住地球村，谁也不能独善其身。
当前威胁中国粮食安全的主要因素有：
一是人口的快速增长。
虽然严格执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使中国进入了世界低生育率国家行列，但我们的人口基数太大。2017年，预计人口数量将达15亿，相当于1900年的世界人口总和。这意味着今后十几年，中国每年将给世界增加800万-1000万人口。如果按照现在的粮食单产产量4000公斤/公顷来计算的话，则每年仅养活新增人口就需要增加80-100万公顷的土地。这还没有考虑到人们粮食消费结构升级的需要。
二是耕地的减少。
首先是耕地面积的减少。中国耕地面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呈现净减的趋势，而且这种趋势在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经济快速发展态势中被强化。在过去20年里，中国耕地以年均20万公顷的速度递减，相当于每年减少了500万人口粮。2007年9月中旬到2007年年底，国土资源部专门部署了全国土地执法的百日行动，结果发现违法违规侵占土地的数量惊人：清理出来的违法违规的案件宗数是32000件，涉及土地数百万亩。在被侵占的土地中，大量农业用地被开发成了小产权房。截止到2006年，耕地面积如果再损失1.5%，18亿亩耕地的红线就将失守。而这18亿亩耕地保障了中国85%的粮食供给。一旦这一底线被突破，国内粮食不能自给自足，那么中国也将在粮食问题上面临受制于人的风险。
其次是耕地质量的退化。因为所减少的耕地绝大部分是城镇乡村周边产出能力较高的良田好地，即使通过“占一补一”的方式在耕地数量上能保持“平衡”，整体质量水平也在不断弱化。另一方面，耕地质量的退化也表现在水土流失、污染和盐碱化、沙化、土壤养分的失调及物理形状的恶化方面，耕地质量的下降对粮食产量增加构成威胁。
三是水资源短缺。、
中国水资源首先在自然分布上就呈现出极其不平衡的状态。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耕地面积占36%，水资源却占81%；淮河以北地区耕地面积占64%，而水资源仅占19%。北方农区水资源短缺最甚的要数黄河流域。而降水量最少的是黄河流域北部的干旱地区，年蒸发量为2000毫米，旱作农区的灌溉农业发展将受到限制。
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先天不足，仅为世界人均的1/4左右。近年来，人均水资源量从2001年的2112.5立方米/人下降到2005年的2097.8立方米/人，而用水总量从2001年的5567.4亿立方米上升到2005年的5572.6亿立方米。现在对水资源的需求已超过了河流和蓄水层所能维持的持续开采量。
四是消费结构的升级。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膳食结构的改善，最突出的就是由直接消费谷物转向间接消费谷物，即消费更多的肉、蛋、奶和粮食加工产品。而消费更多的畜禽产品则意味着更多的粮食（通常2公斤粮食才能产出1公斤鸡肉，4公斤粮食才能产出1公斤猪肉）。加上酒类的消费，中国的粮食消费（包括饲料用粮和工业用粮）必然会大幅度攀升。此外，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粮食需求量也将大幅增加。据估算，城市人口每增加1%，全国工业用粮增加1.81%，饲料用粮增加1.02%，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必将带动粮食消费量的增加。
事实上，中国一些沿海地区的粮食消费水平已经接近甚至达到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
五是耕地生产率的提高非常有限。
30年前，中国的水稻单产仅为日本的一半，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水稻平均单产已超过了每公顷4吨，与日本的差距已经被大大的缩短了。从1950年至1980年，美国的小麦产量都远远高于中国，但在1978年，中国的农业改革提高了小麦产量，并使之超过了美国。但由于缺水，北方小麦产区灌溉量下降，产量的增加逐渐变得困难起来。目前我国的玉米单产虽然还只有美国的60%。因此，在耕地生产率提高幅度有限，耕地面积增加难度日益加大的现实面前，可以预料，中国的作物产量在今后的几十年中肯定会提高，但幅度不会太大。
六是自然灾害。
中国自然灾害频发，尚未彻底摆脱“靠天吃饭”的状态，粮食产量难以稳定。生态环境的恶化使得各种自然灾害袭击我国也越来越频繁，目前，全国水土流失总面积已经达到49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51.25%。其中，水蚀面积179.42万平方公里。我国的粮食受灾面积由50年代的平均每年2500万公顷上升为90年代的4942万公顷，受灾面积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比例由50年代的42%上升到90年代的50%。
1998年的洪涝灾害，全国有28个省市自治区遭灾，2150多万公顷的农作物受灾。我国因自然灾害粮食减产量由50年代的平均每年380万吨增加到90年代平均每年2300万吨，其占粮食总产量的比重由50年代的2.1%上升到90年代的5%。
据预测，由于受气候变化、环境污染以及厄尔尼诺等现象的影响，中国将进入自然灾害频发时期，水土流失和洪涝灾害有加剧的趋势。
七是粮食政策未达预期目的。
中国先后出台的稳定粮食种植面积、保证粮食产量，以达到粮食安全目标的重要政策主要有两项：其一是粮食保护价政策，其二是粮食直补政策。这两项政策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粮农的积极性，增加了粮食产量，但是从经济角度分析，政策并未达到预期目标：
首先，粮食种植面积并未增加。当前，中国农民收入仍然较低，200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140元，远远低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13786元，同期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农民人均纯收入的3.3倍。而粮食种植的比较收益低于经济作物，农民为提高收入，增加经济作物种植面积，调减粮食种植面积是其必然的选择。虽然粮食保护价政策和直补政策对粮农进行了一定的补贴，但是由于补贴金额和经济作物的收益相比有较大的差额，所以农民并不会因这两项政策的出台而大量增加粮食种植面积。
其次，政策成本较大，降低了政策效益。中央出台的粮食保护价政策，本是为了保护粮农的收益，但是客观上造成了国有粮食企业的垄断地位。国有粮食企业进行压级压价收购或拒绝收购，严重地损害了粮农利益，粮农因此减少粮食种植面积。粮食直补政策是将补贴资金直接补入农户，但是由于农户数量巨大，且粮食种植面积核对、资金入户都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因此政策执行成本急剧增加在所难免。有些地方政府为减少政策执行成本，直接按人均分，或按户均耕地面积均分，使粮食补贴未真正补贴粮食生产，且额度较小（每亩10元左右），难以增加粮食生产积极性。
八是新型耗粮工业的发展。
世界化石能源价格的持续飙升，诱发了人们对于替代能源的兴趣和需求，利用粮食作物作为原料生产能源已经成为人们一项重要的可行性选择。但是，在现有粮食生产状况下，将粮食作物大规模用于工业生产将加剧人类食品或动物饲料供应的紧张状况。
近年来，中国的玉米种植地区纷纷建起大大小小的乙醇厂。它们为了生产，开始跟动物饲料生产商抢夺原材料。根据国家发改委2006年12月公布的统计数字，2005年，工业加工消耗的玉米多达2300万吨，几乎占当年中国玉米产量的16.5%，比2001年增加了近一倍。玉米加工业的过快发展，导致玉米需求量上升和饲料供求关系紧张，结果造成了玉米短缺。尽管2006年中国玉米是大丰收的，但大连商品交易所的玉米价格在过去9个月里上涨了30%。玉米价格的上涨还进一步带动了猪肉价格的上涨。
在从2006年5月到2007年5月一年时间内，猪肉涨了29%，生猪价格飙涨了71%。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国不能利用粮食生产燃料，因为粮食安全比能源更重要，而且对于有着13亿人口的中国来说，粮食有着更加重要的政治意义。2006年12月底，中国政府叫停了所有的在建项目，规定今后所有生物燃料乙醇项目建设必须经国家有关部门审批。
当然，对中国粮食安全问题担忧也许是在杞人忧天。正如茅于轼先生在《中国真要经受这么多危机吗?》一文中所说的那样，中国很多危机都是虚拟的，中国人好像是生活在危机之中，这样反而是掩盖了真正的危机，其实所谓的粮食危机并不存在。“如果有市场，全世界一点也不缺粮”，“根本原因不是粮食生产不出来，而是没有钱，或者虽然有钱但是拿钱买不到粮食，而是因为粮食没有市场”。但“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警钟长鸣才能安全！（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