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广东省省长朱小丹对宏观调控大吐苦水。他在广东省政府举行的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上称，虽然广东经济运行呈现出经济增速低位回稳的态势，但下行压力之大也超乎年初预期。这是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和经济波动周期性因素的叠加反应，使得广东面临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双重压力。
　　面对宏观调控，“叫苦连天”的主要是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因为宏观调控，一下子从“哥俩好”变成了“哥俩糟”，当年是因4万亿受益最大，现在是“忆甜思苦”。
　　实际情况是，从广东到江苏，从西北到沿海，没有说现在经济状况很好的，说到底还是因为金库里面的钱少。过去的土地出让金收入过千亿的，如北京、上海，现在只有几百亿了；过去有几百亿土地出让金收入的，现在只剩几十亿了。据说还有的城市土地出让金收入居然为零。
　　怎么办？只好要中央放松宏观调控，或者各自搞点“八仙过海”。问题是：中央政策怎么放松？房地产的限购一放松，房子倒是建了不少，但城市管理呢？13亿人口产生的压力都让城市来解决，这样的后果根本不堪设想，更遑论还有通货膨胀，老百姓的抱怨如疾风暴雨。
　　事实上，城市化是一个土地经济问题，迫在眉睫，不是可以从长计议的事情，但没钱办不了事情。现在的关键是要拿出有效的办法，在坚持宏观调控的前提下，解决城市财政枯竭的局面，最好还能顺便解决城市运营和管理中的一些痼疾。
　　究竟该怎么办？
　　我们必须明白，城市化对GDP是个好东西，但城市化不是可以永远进行下去的。现在中国很多城市的城市化已经遇到瓶颈，“GDP主义”变成了更为极端的“房地产主义”，大部分的钱在银行和开发商之间转来转去，百业兴旺其实是谈不上的。
　　后土地经济时代的来临，意味着这种情形出现了改变，要从建设转向管理，这是城市化过程中转移的重点，也是城市化的自然演变过程之一。后土地经济时代，对于城市而言，最重要的就是社区管理。过去社区管理是包袱，属于“赔钱货”，要拿土地出让金去填补。而在后土地经济时代，社区管理不但是政府最重要的责任，还是赚钱的买卖。
　　我们可以做一些匡算。北京、上海高峰时期的土地出让金都曾达到千亿以上，全国2011年有3.15万亿的土地出让收入。如果城市运营转向社区管理，在加强社区管理、提高物业管理质量的前提下提高物业费的收入，以上海1563平方公里的建成区、北京1268平方公里的建成区粗略计算，仅物业费平均每月每平方米提高3元，上海市政府就可以有561亿元的财政收入，北京市的财政收入也能达到456亿元。
　　仅仅是这些社区管理基础上提高的部分，几乎就相当于2012年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如果再加上另外一块非常重要的、易为人所忽略的住宅装修税收，以及再怎么调控也多少会发生的土地出让金收入，社区管理产生的效益完全可以成为城市财政的重要财源。
　　根据全国的调查统计资料，我们的家庭实际是户均3人，人均面积30平方米，收费的提高所涉及增加的家庭支出每月会低于270元。以这样的计算作为参考有一定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它比较公平，多占多交，而且全归地方财政所有。
　　一个城市只建不管是肯定不行的。从现在的社会投诉角度来看，各种物业纠纷不断，社区服务不周甚至根本是只收费而无人管，已经成为老百姓投诉和不满的主要部分。无论是从维稳的角度，还是从经济的角度，加强社区管理，将物业费管起、用好，都是城市政府的首要工作，也可以作为后土地经济时代的突破口，同样是给老百姓一个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