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倒逼机制下，以新能源革命和绿色经济为内容的新经济革命的兴起，正在从方向上改变着世界文明与经济发展走势。在此大背景下，首当其冲地对正行走在工业化之路上的中国提出了新挑战。
新能源革命是人类文明时代转型的革命
在当今世界，研究中国的转型必须关注世界发展的大趋势。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兴起的新能源革命是我们认识未来世界发展大势最具有时代标志性大事件。2008年金融危机与历次危机本质性的不同是，在此之前的历次经济危机都属于工业经济时代危机，而2008金融危机所催化出的新能源革命，则是标志着工业经济时代终结，超越工业文明的新经济时代的开启。之所以将目前兴起的新能源革命界定为使当代人类从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转型的革命，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判断。
第一，新能源革命是携带着新基因的新模式经济的革命。我们之所以将新能源革命称之为继工业革命之后的又一次新经济形态转型的革命，用现代生物学理论看，是因为新能源就像一颗正在发育中新种子，它携带着新经济模式和新文明模式的全部基因。
在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理论框架中，存在着这样一个逻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形成的生产方式的发展和变革，决定着社会形态的变迁。如果将这个理论分析逻辑深入下去，则会发现，决定人类采取什么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最初始的原因，来自满足人类生产与生活需要的自然资源类型。从这个角度看，不同类型的资源，就像不同的种子一样，携带不同经济形态的基因信息。不同类型的资源构成不同经济形态演化的逻辑起点。
中国是古代农业文明发展时间最长、最成熟的国家。为什么中国古代自然观是天人统一的和谐观，这并不是中国古人的思维偏好，而是由满足农业生产的资源形态决定的。因为满足农业生产的能源来自太阳能和土地资源。由天时与地力构成的自然力远大于人力，所以形成了古代特有的在崇天、敬地的基础上的天人统一自然观。同时也在天控制人的逻辑框架内，形成了君权神授（神就是天）的古代集权制政治体制。中国是古代农业文明的中心，中国的古代文化与科技，都是在如何认识天时、如何最大限度利用太阳资源的框架内形成的。作为中国古代文化起点的周易与太极理论，都是与天时有关的宏观宇宙感悟的智慧表达。为什么古代农业社会是乡村为主体的文明社会，同样也是适应利用分散的土地资源和太阳资源而形成的。
同样的道理，近代起始于西方的工业文明，之所以形成与古代农业文明不同模式，是由喂养工业经济的资源形态决定的。不可再生的矿产、煤炭、石油资源等是构成近代以来工业经济的逻辑起点。工业经济是对化石能源的利用，是在原子世界中找到了为人类所利用的电的能量，发现了信息原理，找到了满足人造物的化学元素。为研究原子世界的规律，由此形成了工业经济时代最基本三大学科：物理学、化学与数学。在人与原子构成的世界中，人与自然关系表现为人与可控制的微观世界的关系，这是一个人力远大于自然力的关系，由此形成了工业经济时代特有的人为自然立法、天人对立的自然观。由于不可再生的化合物能源，是只有在集中与分工中，才能形成规模收益，由此决定了城市成为工业经济的载体和生活方式。
按照这个逻辑，目前从不可再生能源向可再生能源转换的新能源革命，应当是引发经济形态、文明形态转型的革命。围绕新能源开发和利用，需要新知识体系和科技创新体系。由于古代农业文明建立在太阳能源的基础上，所以，目前对以太阳能为核心的可再生能源开发，标志着当代人类面临着从原子世界向太阳世界的回归、从化合物世界向生命世界的回归。这种螺旋式回归，使我们必须重新思考中国五千年文明的新价值，必须重新思考古代农村和工业时代的新发展等。
第二，自然资本经济是具有自我增值能力的新财富经济，这标志着新能源经济已经是从母体中诞生的新经济。在2008年金融危机催化下诞生的新经济，不仅是携带着新基因的经济，而且是一个具有自我增值能力的新财富经济。工业经济的财富来自人造资本，而以新能源为核心的生态经济财富将来自自然资本。来自自然资本的新财富经济与工业经济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是：工业经济时代人造资本增值过程，是造成环境污染、导致负财富效应的过程，而正在兴起的自然资本财富，是同时满足经济收益和环境收益的财富。
第三，新能源经济是一种已经形成内生动力的新市场经济。判断正在兴起的新能源经济是否能够快速成为支撑生态文明的新经济，一个重要标志就是驱动新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是否形成。而判断新经济发展的驱动力，是内生，还是外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看驱动新经济的动力是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2008金融危机之后兴起的新能源经济与在此之前的经济形态相比，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就是新能源投资的主体发生了变化。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全世界都已经认识到了解决能源与环境问题的重要性，但各国政府从来没有把发展新能源经济当做拉动经济增长的新产业经济来对待，而把它看成一种不得已而为的公共投资。为什么在奥巴马上台之前，美国政府拒绝在《京都协议书》上签字，而奥巴马一上台，摇身一变，却大张旗鼓地关心环境和低碳经济发展，这并不是奥巴马比小布什更偏好国际公益事业，而是奥巴马看到了其中的商机。因为在金融危机的催化作用下，新能源经济从长期以来的财富扣除效应的公共经济，变成可以被市场接受的能够成为未来世界经济增长极的新产业经济。
综上所述，在金融危机催化下诞生新能源革命，不仅是携带着新基因的新模式经济，而且是具有自我增值能力、具有自我内在驱动力的新财富经济。既然新经济革命是超出工业经济形态的新经济生态革命，那么在新经济的基础上形成的文明形态，也是不同于工业文明的新文明，这个新文明就是党十七大提出的生态文明。
中国继续走工业文明之路将遭遇“文明高墙”障碍
生态文明时代到来，将中国再次推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按照国际经验以及中国发展的现实情况，中国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后，将面临“中等收入陷阱”。无论中国将遭遇什么样的“陷阱”，大家都坚信中国最终能够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只是个时间问题。然而，当我们正雄心勃勃地跨入现代工业化国家行列之际，却遭遇到了另一个挑战。处在拐点转型期的中国向何处去，面临的已不是目前学术界关注的“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而是如果中国继续走工业文明之路，将会遭遇“文明高墙”的新障碍。 一，“挤车效应”导致文明高门槛挑战。自从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在200多年的时间中，只占世界人口11.2%的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到了工业化的行列。以高能耗为代价的西方式工业化只能满足和容纳少数国家的工业化。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已经消耗了地球60%的资源，人类文明足迹已经超出地球承载力25%。从地球环境和能源的容量看，在“工业文明列车”已经满载的情况下，有两倍于西方发达国家人口的中国，也要登上工业化的列车，于是出现了“挤车效应”。已经登上工业化列车的发达国家，出于先入为主和既得利益的要求，对中国开始登上工业化列车感到不满和恐惧，他们以低碳经济和环境压力为由，正在提高中国进入工业化的门槛，甚至设置障碍。
当代中国在走向工业化的道路上陷入两难选择困境：一方面，无论是出于人类公平发展，还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均无法选择以停止发展来解决工业化面临的环境困境。通过阻止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来保证先入为主的西方独享工业化好处，这是不可能的，这违背了人类文明进化的公理和规律。另一方面，环境与能源的容量，确实没有给中国登上工业化的列车留下空间。在全球3/4以上的人口已经生活在“生态负债”、世界资源与环境的危机处在一触即发的时代背景下，两倍于发达国家人口总数的中国的崛起，面临着地球承载零空间的挑战。据科学家测算，如果中国继续走西方式的高能耗、高消费工业化模式，将需要5.6个地球能源。
二，中国30多年压缩增长导致高密度污染挑战，成为中国走向工业文明的内部障碍。中国用30多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百年走的路，这被称为中国增长的奇迹，但经济上的压缩式增长，使我们付出的另一个代价是，形成了在空间上压缩式的高密度污染。中国的国土面积与美国相当，但是人口是美国的4倍之多。这意味着中国这块土地和环境要承受数倍于美国的污染度。压缩式增长导致的高密度污染，将威胁到中华民族的生存基础。据环保专家预测，“十二五”期间将是中国污染事件的频繁爆发期。压缩式污染成为影响中国社会安全、生活安全与经济安全的重大障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所用的流行病学模型，该报告发现，中国每年约有75万人因空气污染和水污染而过早死亡。世界银行此前的研究报告显示，在全球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中国占了16个。当我们津津乐道于压缩式高增长同时，应该清醒地认识我们为此付出的高密度污染代价。
生态文明是中国走向未来的第三次历史性选择
近代以来决定中国发展方向性的历史选择有两次，而且每次选择都是在世界发展大趋势发生重大转型下进行的。第一次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当时的中国作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决定了中国面临的任务是必须进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为中国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扫清道路。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都是按照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方式推进中国的革命，但这种尝试未能取得成功。苏联十月革命，为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选择新的革命道路打开了新路径和新思路。中国共产党根据十月革命之后世界发展新趋势，提出了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历史选择。在新历史条件下，中国不能继续走西方式的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而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和世界发展大势的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历史实践证明这个历史性选择是正确的。
决定中国发展方向的第二次历史性选择，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选择。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以原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为参照系，希望通过计划经济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在20世纪80年代冷战结束，和平发展新时代开启之后，邓小平领导的中国再次根据中国国情与和平发展时代提供的重大历史机遇，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的重大转型。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取得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再次证明了这个历史性的选择是正确。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文明发展开始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使当代中国必须作出关系中国未来方向的第三次历史性选择，这就是中国必须把尚未进行完的工业化，纳入到生态文明发展的新时代中进行。
近代以来，中国所作出的历史性战略决策之所以是成功的，是因为每次选择都遵循了一个基本原则：这就是将中国国情与世界发展大势相结合，探索中国特色之路。当代中国走中国特色生态文明之路的选择也符合这一原则。如果中国继续走传统工业文明之路，这将是一条在国际、国内都会遭遇高成本、高摩擦、甚至搁浅的道路。相反，我们审时度势，独辟蹊径，走中国特色生态文明之路，则是一条既符合世界发展大势，也能够充分发挥中国国情优势的文明之路。如果说中国走西方式的工业化将遭遇诸多障碍，那么中国走生态文明之路，则有四大优势：一是目前中国是世界上环境压力最大国家，同时也是发展生态文明动力最大的国家。“挤车效应”导致文明高门槛挑战，也可变成文明创新的动力。二是中国尚未完全实现工业化，尚未形成路径依赖，与西方国家相比，进入生态文明的转型成本很低。三是中国成功地接受了西方工业文明的遗产，具备了承担新文明创新所需要的时代高度与物质基础。四是中国文化、历史与生态文明的价值具有高度的契合性。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教授 ）
责编/马静 美编/石玉
新能源革命是人类文明时代转型的革命
在当今世界，研究中国的转型必须关注世界发展的大趋势。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兴起的新能源革命是我们认识未来世界发展大势最具有时代标志性大事件。2008年金融危机与历次危机本质性的不同是，在此之前的历次经济危机都属于工业经济时代危机，而2008金融危机所催化出的新能源革命，则是标志着工业经济时代终结，超越工业文明的新经济时代的开启。之所以将目前兴起的新能源革命界定为使当代人类从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转型的革命，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判断。
第一，新能源革命是携带着新基因的新模式经济的革命。我们之所以将新能源革命称之为继工业革命之后的又一次新经济形态转型的革命，用现代生物学理论看，是因为新能源就像一颗正在发育中新种子，它携带着新经济模式和新文明模式的全部基因。
在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理论框架中，存在着这样一个逻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形成的生产方式的发展和变革，决定着社会形态的变迁。如果将这个理论分析逻辑深入下去，则会发现，决定人类采取什么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最初始的原因，来自满足人类生产与生活需要的自然资源类型。从这个角度看，不同类型的资源，就像不同的种子一样，携带不同经济形态的基因信息。不同类型的资源构成不同经济形态演化的逻辑起点。
中国是古代农业文明发展时间最长、最成熟的国家。为什么中国古代自然观是天人统一的和谐观，这并不是中国古人的思维偏好，而是由满足农业生产的资源形态决定的。因为满足农业生产的能源来自太阳能和土地资源。由天时与地力构成的自然力远大于人力，所以形成了古代特有的在崇天、敬地的基础上的天人统一自然观。同时也在天控制人的逻辑框架内，形成了君权神授（神就是天）的古代集权制政治体制。中国是古代农业文明的中心，中国的古代文化与科技，都是在如何认识天时、如何最大限度利用太阳资源的框架内形成的。作为中国古代文化起点的周易与太极理论，都是与天时有关的宏观宇宙感悟的智慧表达。为什么古代农业社会是乡村为主体的文明社会，同样也是适应利用分散的土地资源和太阳资源而形成的。
同样的道理，近代起始于西方的工业文明，之所以形成与古代农业文明不同模式，是由喂养工业经济的资源形态决定的。不可再生的矿产、煤炭、石油资源等是构成近代以来工业经济的逻辑起点。工业经济是对化石能源的利用，是在原子世界中找到了为人类所利用的电的能量，发现了信息原理，找到了满足人造物的化学元素。为研究原子世界的规律，由此形成了工业经济时代最基本三大学科：物理学、化学与数学。在人与原子构成的世界中，人与自然关系表现为人与可控制的微观世界的关系，这是一个人力远大于自然力的关系，由此形成了工业经济时代特有的人为自然立法、天人对立的自然观。由于不可再生的化合物能源，是只有在集中与分工中，才能形成规模收益，由此决定了城市成为工业经济的载体和生活方式。
按照这个逻辑，目前从不可再生能源向可再生能源转换的新能源革命，应当是引发经济形态、文明形态转型的革命。围绕新能源开发和利用，需要新知识体系和科技创新体系。由于古代农业文明建立在太阳能源的基础上，所以，目前对以太阳能为核心的可再生能源开发，标志着当代人类面临着从原子世界向太阳世界的回归、从化合物世界向生命世界的回归。这种螺旋式回归，使我们必须重新思考中国五千年文明的新价值，必须重新思考古代农村和工业时代的新发展等。
第二，自然资本经济是具有自我增值能力的新财富经济，这标志着新能源经济已经是从母体中诞生的新经济。在2008年金融危机催化下诞生的新经济，不仅是携带着新基因的经济，而且是一个具有自我增值能力的新财富经济。工业经济的财富来自人造资本，而以新能源为核心的生态经济财富将来自自然资本。来自自然资本的新财富经济与工业经济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是：工业经济时代人造资本增值过程，是造成环境污染、导致负财富效应的过程，而正在兴起的自然资本财富，是同时满足经济收益和环境收益的财富。
第三，新能源经济是一种已经形成内生动力的新市场经济。判断正在兴起的新能源经济是否能够快速成为支撑生态文明的新经济，一个重要标志就是驱动新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是否形成。而判断新经济发展的驱动力，是内生，还是外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看驱动新经济的动力是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2008金融危机之后兴起的新能源经济与在此之前的经济形态相比，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就是新能源投资的主体发生了变化。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全世界都已经认识到了解决能源与环境问题的重要性，但各国政府从来没有把发展新能源经济当做拉动经济增长的新产业经济来对待，而把它看成一种不得已而为的公共投资。为什么在奥巴马上台之前，美国政府拒绝在《京都协议书》上签字，而奥巴马一上台，摇身一变，却大张旗鼓地关心环境和低碳经济发展，这并不是奥巴马比小布什更偏好国际公益事业，而是奥巴马看到了其中的商机。因为在金融危机的催化作用下，新能源经济从长期以来的财富扣除效应的公共经济，变成可以被市场接受的能够成为未来世界经济增长极的新产业经济。
综上所述，在金融危机催化下诞生新能源革命，不仅是携带着新基因的新模式经济，而且是具有自我增值能力、具有自我内在驱动力的新财富经济。既然新经济革命是超出工业经济形态的新经济生态革命，那么在新经济的基础上形成的文明形态，也是不同于工业文明的新文明，这个新文明就是党十七大提出的生态文明。
中国继续走工业文明之路将遭遇“文明高墙”障碍
生态文明时代到来，将中国再次推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按照国际经验以及中国发展的现实情况，中国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后，将面临“中等收入陷阱”。无论中国将遭遇什么样的“陷阱”，大家都坚信中国最终能够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只是个时间问题。然而，当我们正雄心勃勃地跨入现代工业化国家行列之际，却遭遇到了另一个挑战。处在拐点转型期的中国向何处去，面临的已不是目前学术界关注的“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而是如果中国继续走工业文明之路，将会遭遇“文明高墙”的新障碍。 一，“挤车效应”导致文明高门槛挑战。自从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在200多年的时间中，只占世界人口11.2%的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到了工业化的行列。以高能耗为代价的西方式工业化只能满足和容纳少数国家的工业化。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已经消耗了地球60%的资源，人类文明足迹已经超出地球承载力25%。从地球环境和能源的容量看，在“工业文明列车”已经满载的情况下，有两倍于西方发达国家人口的中国，也要登上工业化的列车，于是出现了“挤车效应”。已经登上工业化列车的发达国家，出于先入为主和既得利益的要求，对中国开始登上工业化列车感到不满和恐惧，他们以低碳经济和环境压力为由，正在提高中国进入工业化的门槛，甚至设置障碍。
当代中国在走向工业化的道路上陷入两难选择困境：一方面，无论是出于人类公平发展，还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均无法选择以停止发展来解决工业化面临的环境困境。通过阻止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来保证先入为主的西方独享工业化好处，这是不可能的，这违背了人类文明进化的公理和规律。另一方面，环境与能源的容量，确实没有给中国登上工业化的列车留下空间。在全球3/4以上的人口已经生活在“生态负债”、世界资源与环境的危机处在一触即发的时代背景下，两倍于发达国家人口总数的中国的崛起，面临着地球承载零空间的挑战。据科学家测算，如果中国继续走西方式的高能耗、高消费工业化模式，将需要5.6个地球能源。
二，中国30多年压缩增长导致高密度污染挑战，成为中国走向工业文明的内部障碍。中国用30多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百年走的路，这被称为中国增长的奇迹，但经济上的压缩式增长，使我们付出的另一个代价是，形成了在空间上压缩式的高密度污染。中国的国土面积与美国相当，但是人口是美国的4倍之多。这意味着中国这块土地和环境要承受数倍于美国的污染度。压缩式增长导致的高密度污染，将威胁到中华民族的生存基础。据环保专家预测，“十二五”期间将是中国污染事件的频繁爆发期。压缩式污染成为影响中国社会安全、生活安全与经济安全的重大障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所用的流行病学模型，该报告发现，中国每年约有75万人因空气污染和水污染而过早死亡。世界银行此前的研究报告显示，在全球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中国占了16个。当我们津津乐道于压缩式高增长同时，应该清醒地认识我们为此付出的高密度污染代价。
生态文明是中国走向未来的第三次历史性选择
近代以来决定中国发展方向性的历史选择有两次，而且每次选择都是在世界发展大趋势发生重大转型下进行的。第一次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当时的中国作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决定了中国面临的任务是必须进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为中国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扫清道路。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都是按照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方式推进中国的革命，但这种尝试未能取得成功。苏联十月革命，为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选择新的革命道路打开了新路径和新思路。中国共产党根据十月革命之后世界发展新趋势，提出了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历史选择。在新历史条件下，中国不能继续走西方式的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而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和世界发展大势的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历史实践证明这个历史性选择是正确的。
决定中国发展方向的第二次历史性选择，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选择。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以原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为参照系，希望通过计划经济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在20世纪80年代冷战结束，和平发展新时代开启之后，邓小平领导的中国再次根据中国国情与和平发展时代提供的重大历史机遇，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的重大转型。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取得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再次证明了这个历史性的选择是正确。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文明发展开始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使当代中国必须作出关系中国未来方向的第三次历史性选择，这就是中国必须把尚未进行完的工业化，纳入到生态文明发展的新时代中进行。
近代以来，中国所作出的历史性战略决策之所以是成功的，是因为每次选择都遵循了一个基本原则：这就是将中国国情与世界发展大势相结合，探索中国特色之路。当代中国走中国特色生态文明之路的选择也符合这一原则。如果中国继续走传统工业文明之路，这将是一条在国际、国内都会遭遇高成本、高摩擦、甚至搁浅的道路。相反，我们审时度势，独辟蹊径，走中国特色生态文明之路，则是一条既符合世界发展大势，也能够充分发挥中国国情优势的文明之路。如果说中国走西方式的工业化将遭遇诸多障碍，那么中国走生态文明之路，则有四大优势：一是目前中国是世界上环境压力最大国家，同时也是发展生态文明动力最大的国家。“挤车效应”导致文明高门槛挑战，也可变成文明创新的动力。二是中国尚未完全实现工业化，尚未形成路径依赖，与西方国家相比，进入生态文明的转型成本很低。三是中国成功地接受了西方工业文明的遗产，具备了承担新文明创新所需要的时代高度与物质基础。四是中国文化、历史与生态文明的价值具有高度的契合性。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教授 ）
责编/马静 美编/石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