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野　1927年生，江苏滨海县人。早年参加革命，从事美术工作，1949年随军南下来苏州，在苏、沪报刊上发表多幅美术作品。1958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即现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历任苏州工艺美术专科学校副校长、苏州丝绸工学院美术系主任。从1951年起任苏州市美术家协会理事长、主席40余年。现为苏州市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江苏省美术家协会名誉理事。长期从事素描、水粉和国画创作，也兼事美术史论研究，现致力于油画创作。
　　
　　唐寅字伯虎，生于明成化六年(1470年)的苏州，正逢淇武时期颇受朝廷赏识的“浙派”绘画呈现颓势的年代，他和同邑画家沈周、文徵明、仇英并称“明四家”“吴门四家”，为世所公认。人们赞道：“画至文、沈、唐、仇，天地精英尽矣。”(《壮陶阁书画集》)直到清代，人们还说：“推名家者，惟文、沈、唐、仇诸公，为掩前绝后。”(王鉴《染香斋画论》)唐寅在四家中排列第三，可王稚登在《吴郡丹青志》、何良俊在《四友斋画论》中部将唐寅列於文前。《石渠宝笈·续篇》甚至还将沈、唐并列，还夸唐能“独树赤帜”。在“明四家”“吴门四家”基础上出现的“吴门画派”，唐寅名列其中，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可到了现代，一个有趣的现象出现了：一方面，大部分美术史家，几乎都因袭董其昌的说法，不同意将唐寅和仇英列入吴门画派。不能就此说在贬低他们艺术，但至少将他们看作当时吴门画风的另类或负面，也是不争的事实。可另一方面，唐寅却又在吴门画家中名气极响，甚至成为我国古代画家夜空中一颗最为光芒耀眼的明星。苏州已故作家周瘦鹃吟得好：“古代画家谁有名，数来数去唐伯虎。”走遍大江南北，凡是稍知绘画的人，都不会反对这样说法。是他画技超越所有前人吗?绘画圈子里的人不会同意。是“点秋香”、什么“九美”“八美”街头唱词造成的吗?严肃的人也是不会相信，下文将有述及。这巨大的反差决非偶然，可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在我看来，这是研究美术史诸公，一开始就陷入重大误区。他们认为吴门画派必须是纯而又纯的元人画风的画派。如果是这样，实际也就没有号称“吴门”这个画派。因为“派”的含义是“别流也”(见《说文解字》)，大家一个面孔，何以言派?吴门代表画家确是以远追董巨、近学“元四家”为己任。以沈周来为例，《吴郡丹青志》就说“其画至唐宋名流及胜国诸贤，上下千载，纵横百辈，先生兼总条贯，莫不揽其精微。”原来他不仅学“胜国”(即元)诸大家，也要学“唐宋名流”。他78岁时，犹“摩(夏圭画)副本”，同年又在《怀鹤图》题道：“怀远兄从广陵购得马远画一帧，珍重什袭，以为奇遇。”夏圭、马远为南宋“院画”两大代表画家，沈暮年如此推崇，可见他们对学习宋人画的重视。文徵明也是如此。74岁时，多次仿宋画之后，再仿郭熙画，题曰：
　　余观郭河阳真迹，峰峦溪壑，苍润淋漓，深得唐二李将军笔法。昔年余在京师，友人持河阳《问山积雪图》卷出示，时观之不觉令人洒然而醒，燕京风尘，不觉洗尽。距今思之，已隔二十余年矣。追忆此卷，神情欲飞，辄洗草摹一遍，凡三阅寒暑始就。自谅技拙，不敢媲美古人，更不免效颦之意。嗟嗟，仅可得之皮毛，未能得其神骨耳。后日若欲仿佛此图，前有余之膺本也。(《武古堂书画汇考书》)
　　唐寅师从周臣，学宋自不必说，可他是不是也学元人画呢?这里举他于正德五年(1510年)作摹古画册，题云：
　　余性嗜古人名画，而不能多藏。闻吴江史氏储蓄甚富，因与德弘走阅数日，因尽发其帐中之秘，归而不忘。暇日辄忆所记，图为一册，共为一十余帧。不知古人胜我，我胜前人。因以贻德弘，使其评一胜负。德弘反谓青於蓝者大半，殆爱我而誉我也。二十五日题识。
　　史氏即史鉴，沈周挚友，常在沈画上题咏，是酷爱元画之人，所藏必多元画。德宏为其子，即沈周婿，也深受元画熏陶。唐寅膺服元画之情，于此可见一斑。难怪《图绘宝鉴续篡》说他“虽得刘松年、李唏古之皴法。其笔资秀雅，青出于蓝也”。刘、李均南、北宋之大家，说唐寅的“秀雅”超过他们，是很有分量的话。清代盛大士还将唐寅和高逸作品代表人物倪瓒并列，并有段精辟论述：“云林、伯虎，笔精墨趣，皆师荆、关而能变化之，故云林有北苑之气韵，伯虎参松雪之精华。”(《溪山卧游录》)这里还需提一下，人们往往忽略了一个不应忽略的重要点，即文徵明的细笔画后来还给唐寅很大影响。
　　由上可见，吴门画派艺术本不限于继承元人，也学宋人。明代徐守知评价吴门画家画风有很准确的四个字：“变宋化元。”(《西山书画合册·跋》)鲁迅也说：“宋的‘院画’，萎靡柔媚之处当舍，周密不苟之处是可取的。”(《论“旧形式的采用”》)昊门派正是在继承元的基础上汲取宋画的“周密不苟”，但还不止此，更应该值得我们注意、也更为重要的是，吴门画派画家因领受时代和卖画的潜移默化，也就不得不变元之“高雅脱俗的文人画”为自己独特的“雅俗共赏的文人画”，这才是“吴门画派”的自己面目。
　　走出这一误区，也就明白唐寅本应占吴门画派一席之地，但他所以能独标青史，就因为唐寅的书画不仅最能体现昊门画派的艺术特点，而且还最能关心民间疾苦，敢于将笔端直指当时封建朝廷。沈周虽然也关心国难民情，文徵明的画“生平三不肯应：宗藩、中贵(即太监)、外国也”(见徐沁《明画录》)，但在书画上都奉行中和温厚之道，不独沈、文如此，晚一辈如陈道复、陆治、文伯仁等皆然。唐寅又何以达到这一高度，也许和他具有以下有别于其它吴门大师不同点大有关联。
　　首先，唐寅的出身和沈周、文徵明大不相同(仇英出身工匠，在画家中极其例外，这里且不论)。他生于比较卑微的小商之家，居皋桥西昊趋里。“其父广德，商业而士行”(祝允明《唐子畏墓志铭》)，“士行”可能只是客套活。唐寅自言：“计仆少年，居身屠酤，鼓刀涤吼。”(《与文徵明书》)“昔仆穿土击革，缠鸡握雉，身杂舆隶屠贩之中。”(同上)看来他家开的是小酒食店，少时也参加杀鸡洗碗之类劳动。文徵明《饮子畏小楼》咏道：“君家在皋桥，喧阗井市区。何以掩市声，充楼古今书。”看来他家还是上楼下铺面常见的临街房。至于他所构建的桃花庵别业，是唐寅34岁时生活比较安定，买了舍北400年前南宋章栥别墅废园的一角。这桃花庵究竟怎样，始终未见有具体描写。壬鋆曾到此做客，并吟诗一首，中有句云：“清溪诘曲频回棹，矮屋虚明浅送杯。生计城东三亩菜，吟怀墙角一枝梅。”也就是小河、矮屋、菜田、一枝梅，桃花坞当时还是人烟稀少之地，想来此说不会太离谱。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说唐晚年：“家住昊趋坊，常住临街一小楼，惟求画者携酒造之，则酣畅竟目。”可见他很可能还是住那临街铺面房。现传为“唐寅读书处”的黛瓦明窗，窗下荷池荡漾，天晓得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再看沈周，生于湘城读书望族，祖父沈澄，洪武中授以官，未成，号征士。父和伯父虽读书不仕，但广有田亩，本文作者在沈周墓前发现当时残碑，记载他家虽非当地头号地 主，但也有良田数百亩之多。明初规定东南诸省，每纳粮万石为一区，其中纳粮最多者为“粮长”。沈周父子均曾为“粮长”。此时虽此制执行稍驰，但仍见其家富甲一方，其家和别业规模之大，也就自不待言了。
　　文徵明家世代为宫，祖父为涞水教谕、太仆寺丞，父文洪累官至温府知府。卒于任上。他为宫清廉，看来没有多少积蓄。可是文徵明54岁时，因江苏巡抚李光嗣荐进京为翰林待诏，这年4月，暂寓庆寿寺西廊园巨和尚处时，随身有仆狄谦、文通、永付3人，6月欲迁家来京，给妻(吴三小姐)信中道：“来时措置些盘费来方好。盖此间俸禄，皂隶之类，仅可给日遂使费耳。”可见其经济水平非吴趋里店铺可比了。
　　其次，3人所受教育、交友也不相同。沈周祖父是王蒙挚友，沈周除父辈指点外，启蒙老师为陆德蕴，后拜陈宽为师，陈以学问渊博著称。后又从同里赵同鲁，赵承家学，精鉴赏，后又与父辈从杜琼学画。后交友甚多，有刘珏、昊宽、史鉴、朱存理、杨循吉等人，均是远追董巨的著名书画家。文微明少时并不聪慧，11岁读外塾，16岁与唐寅订交，向都穆学诗。后从沈周学画，从吴宽学古文，从李应祯学书。与徐桢卿、汤珍、蔡羽、王守、王宠兄弟、何良俊等均常与唱和。
　　我们再看唐寅，皆说他13岁时闭户读书，不交一友。看来他读的不外是常见私塾之类，无名塾师。也就不足记了。但早年从周臣学画，却对他有着深刻影响。周是当时苏州著名的民间“院体”画家，时人谓之可追戴进，却又深谙民间疾苦，现仅介绍他画的一套《乞食图》册页(现分别藏于美国克利夫兰博物馆和檀香山美术馆)。图中共画20个乞丐形象，老幼妇壮都有。或伏地行乞，或临街扫地，或啃馒填饥，或自唱莲花，或玩猴戏，凄惨之影，不一而足。周臣的原跋云：“正德丙子七月，闲窗无事。偶记素见市道丐者往往态度，乘笔墨之便，率尔图写，虽无足观，亦可以助警励世俗云。东部周臣记。”册末有文嘉跋：“昔唐六如(按这时已辞世)每见周笔，辄称日周先生，盖神伏其神妙不可及。若此册者，信非他人可能而有符于六如之心伏矣。”周对唐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唐友辈大致和文、沈相同，也就不专门列出。文徵明虽是唐的终生挚友，但二人行为举止上并不是完全契合，俩人一度还中断了往来。而行为举止完全契合、对唐至少在早年影响巨大的却有张灵和祝允明两人，不能不记：
　　张灵，字梦晋，也住吴趋里，和唐年岁相当，志气雅合，茂才相敌，又俱善画，故契深椒兰，两人曾赤立泮水中，以手激水相斗作水戏(见王稚登《吴郡丹青志》)。二人曾在虎丘与商人相谑，有客登山赋诗，伯虎作乞儿状，戏谓曰：“诸君今日赋诗，能容乞子属和乎?”客大诧，已而戏曰：“试为之。”伯虎索纸笔，大书“一”字毕遂行。客大笑追究之，伯虎垒书一“上”字毕，求去，客曰：“吾固知乞儿无能为也。”伯虎笑曰：“吾性嗜酒，必饮而后作诗，君能惠我以酒乎?”客遂浮白示之曰：“若能赋，当令若尽醉，不然，难免若责也。”伯虎复大书又“一上”三字，客抚掌相谓曰：“此谓诗邪?”益穷之。伯虎复书一“上”二字，诸客皆绝倒。伯虎进曰：“吾待饮久矣，真欲先生作诗乎否邪?”遂举一饮辄尽，援笔续成一绝云：“一上一上又一上，一上直到高山上，举头红日白云低，四海五湖皆一望。”客大奇之，相与即席尽醉而返，竟不知其何许人也。”(《说圃识余》)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也说到他。粱维枢《玉剑尊闻》卷九有两则，一则说：“伯虎尝夏月访祝枝山，枝山适大醉，裸体纵笔疾书，了不为谢。伯虎戏谓曰：‘无衣无褐，何以卒岁?’枝山遽答曰：‘岂日无衣，与子同袍。’”另一则说：“唐子畏、祝希暂浪游维扬，赀用乏绝，谓盐使者课税甚饶，乃伪作道士玄妙观募缘。盐使者檄下长、吴二邑，资金五百为葺观费。唐、祝更修刺谒二尹，诈为道士关说。得金如数，用悉召诸妓女及所与游者，畅饮数日而尽。”《外纪》还说，“伯虎与张梦晋、祝允明皆任达放诞，尝雨雪中作乞儿鼓节，唱莲花落，得钱沽酒野寺中痛饮，曰：‘此乐惜不令太自知之。’”这些可能只是瓜棚下谈天之传闻，但也可见唐寅三人均有游戏人间的幽默豁达性格，也可见他们喜与商贾往来无间。其实他们本身也是市民，不是么?
　　第三，从吴门四家命运来看，唐寅和沈周、文徵明命运不同，可说一生最为坎坷。我们先说沈周，他虽一生不为官、不从道、不远游，安于乡村画师，但名高望重。苏州太守曹凤上任不久不识沈周，使沈为差役。曹到京后，侍郎吴宽这才告诉曹，沈“名重朝瑞，五侯七贵，不足齿也。”他回苏立即登沈门谢罪。沈平静生活到82岁卒。
　　文徵明被荐为官，不久即告退回苏，《无声诗史》记：“先生暇则出一游近地佳山水，听至奉迎恐后。居间客过从，焚幽煮茗，谈古书画彝鼎，品水石，道昊中耆旧，使人往返，如是者余三十年。年九十而卒。卒时犹为人书志石，停笔栩然若蝶化者。”
　　唐寅本出生寒素，时人说他“家赀徵羡，餍习优汰”(徐桢卿：《新倩笈》)，也就是家道殷实之意。16岁和文徵明同时考试，文未中，唐中秀才，“四海惊讶之”，这电是沈周所没有的。但25岁左右，父、母、妻、妹接踵而殁。家中只剩小七岁弟唐申，他写给文徵明信中说：“丧车屡驾，黄口嗷嗷。”后4字乃雏鸟张着大口待食之状，店铺当然已无法营业，以致“鞠秽日积，门户衰废，柴车索带，遂及褴褛”(同上)。可见已到达十分贫困之境。幸好唐寅善文，可为人写墓志铭之类为生。正由于此，因州官不喜欢他的古文词，经人举荐才得以参加乡试，得中解元，即举人第一名。这是他人生第一得意时期，可是30岁时赴京会考，因一同赴京的江阴徐经贿考连累下狱。狱中倍受煎熬，出狱后发放为吏，唐已“惨毒万状，眉目改观，愧色满面。衣敝不可伸，履缺不可纳。僮仆据案，夫妻反目，旧有狞狗，当户而噬。反视室中，瓶瓯破缺，衣履之外，靡有长物。西风鸣枯，萧然羁客。嗟嗟咄咄，计无所出。目愿一餐，盖不谋其夕也”。(《与文徵明书》)这是他人生第二次重大打击。从而自暴自弃，纵隋声色，好酒去妻，不久和弟亦异炊。但此时“乃托之丹青自娱”，努力作画，也出入青楼，这在当时文人也并不少见，当然有品行极为端庄的文徵明，可连被同辈奉为楷模的老夫子沈周，也有过词赠青楼女子的事。唐一时纵情声色，也自有他的真性情在。如《哭妓徐素》云：“月明花向灯前落，春尽人从梦里逢；再托来生侬未老，好叫相见梦姿容。”《寄妓》云：“云笼楚馆虚金屋，凤入巫山奏玉箫；明月河桥重回首，月明千里故人遥。”可是到了46岁时，应南昌宁王宸濠之聘，不久发现宁王要谋反，即时脱身回苏。不久，宸濠事发，虽未直接牵连，不仅惊吓非常，更觉无脸见人。这是他人生第三次打击。赴南昌前，已归心佛乘，这时更自号六如，取《金刚经》中世事一切“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之意。晚年贫困异常，后世传他什么“九美图”“十美图”，不妨看他的真实生活，现录其当时自述：“阴雨浃旬，厨烟不继，涤砚吮笔，萧条若僧，因题旬八首，奉寄孙思和。”诗如下：“十朝风雨若昏迷，八口 妻孥并告饥，信是老天真戏我，无人来买扇头诗。”“青山自发老痴顽，笔砚生涯苦食艰，湖上水田人不要，谁来买我画中山。”“荒村风雨杂鸣鸡，轑釜朝厨媿老妻，谋写一枝新竹卖，市中笋价贱如泥。”“书画诗文总不工，偶然生计寓其中，肯嫌斗栗囊钱少，也济先生一日穷。”“儒生作计大痴呆，业在毛锥与砚台，问字昔人皆载酒，写诗亦望买鱼来。”“抱膝腾腾一卷书，衣无重褚食无鱼，旁人笑我谋生拙，拙在谋生乐有余。”“白板门扉红槿篱，比邻鹅鸭对妻儿，天然兴趣难模写，三日无烟不觉饥。”“领解皇都第一名，猖披归卧旧茆蘅，立锥莫笑无余地，万里江山笔下生。”风流才子饥饿之状，数百年之后读之，令人同声一叹。他不久即在贫病中卒，享年54岁，这是“吴门四家”中最短寿者(仇英享年不详，看来也比唐寅寿长)。
　　第四，说到这里，有必要说明传说中的“三笑”之类，实与他本人毫不相干。天启四年(1624年)，即唐寅逝世(1523年)后100年，冯梦龙的《警世通言》刊印，其中就有《唐解元一笑姻缘》一篇，奠定了后来“三笑”的格局。其实，所谓才子之一的周文彬实无此人，无锡倒确有一位华学士，名叫华察(字子潜，号鸿山)，但他小唐寅26岁，中进土时，唐寅已经逝世2年。到华察任侍读学士，掌南院事，也就是做“太师”时，已是唐寅身后30年的事了。华确有子，名伯阳，登科第为官，决非大呆、二呆。至于三笑、点秋香等等，也只能是乌有国中之事了。据近人蒋瑞藻考证，冯梦龙是取自周元炜所著的《泾林杂记》，这本书中就开始有唐寅这段“艳事”，其根据是王行甫著《耳谈》中所载的苏州一贵公子陈元超私装僮仆、娶一婢女的实事；还有姚旅《露书》所记，当时江阴也有一贵公子，叫做吉道人，也同样追一婢女，正好名叫秋香，后被主人发现，“具数百金，送秋香归之”。这两位贵公子的风流艳事，竟双双硬加到唐寅头上，不亦冤乎?(见《清廉考证》)以后虽然各种笔记，如《坚瓠集》《花航缘》《剧说》《文星现》《朝野闻录》《两般秋雨庵随笔》《茶香室丛钞》等持相异说法，但终不敌小说力量之大，此风终于愈刮愈烈。随之还有小说《四杰传》《八美图》《换空箱》《九美图》等问世，也就是唐寅后来拥有9位娇妻美妾，但流传最广的还是“三笑”。到了清嘉庆五年(1800年)，重刻的清乾隆五十年的《新编重辑曲调三笑姻缘》，嘉庆十八年(1813年)，金山张堰人吴敏昌的弹词唱本《三笑姻缘》刊印，一直到今天。正如清代王弢所谓“黄金两袖泪痕鲜，来听山塘《一笑缘》”(《淞滨琐话》)。这虚构出的清弹低唱，曾逗过多少人的笑靥，赢得多少人的眼泪和遐思啊!但令人费解的是，冯梦龙是苏州人，且生于万历二年(1574年)，离开唐寅逝世不过50年，从他写的《唐解元一笑姻缘》来看，在记载唐寅应考等等史实等还是比较翔实，为什么后来却采用荒诞之说呢?看来还是《明史》的两段话，似乎更能深刻地指出这一秘密，一段是：“吴中自枝山辈放诞不羁为世所指目，而文才轻艳，仰动流辈，传说者增益而附丽之，往往出名教外。”又说：“寅诗文，初尚才情，晚年颓然自放，谓后人和我不在此。论者伤之。”话中除贬意等词外，倒近于本文作者的看法了。但事情还未完，因“秋香”此名为妇女多用，沈周又偏偏为南京一妓女秋香为了什么“姐妹会”写过一词《鹊桥仙》，引发了人们和唐寅有关的玄想，其实与唐寅毫不相干。祝枝山也有《秋香便面》一诗提及秋香，徐电发注曰：“秋香，成化间南京旧院妓也。”另《无声诗史》还说此秋香姓林名奴儿，还学过画，绝非“华太师”家婢也。
　　最后，让我们来看唐寅不平静的生活产生的不平静的艺术，也就是他和后人心灵相连的纽带。唐寅读书多，看来并不次于沈、文，还好藏书，曾校《杜氏通典》、疏《庄子》等宋版书，更能关心民生、涉猎时事和追求诗画通俗之风。1972年举行的苏州出土文物展，展出他的《水乡图》，上题：“群飞自鹭啭黄鹂，四月江南戽水时。青袄儿郎红袄女，一群歌唱韵呦咿。”使人如见江南三月之景，闻水乡吴依之音。再举他的代表作《幽人燕坐图》轴，此图山水叠嶂，草亭人物，细笔勾就，清幽深远。画家自题曰：“幽人燕坐处，高阁挂斜曛；何物供吟眺，青山与白云。”一派文人雅逸之气，跃于纸上，置之文徵明细笔画中，几莫能辨。他还痛切时弊，早年过伍子胥庙在壁上题诗云：“白马曾骑踏海潮，由来吴地说前朝。眼前多少不平事，愿与将军借宝刀。”这是其它吴人画家所未曾有的。如《陶谷赠诗图》轴，画一官吏端坐，一腿高搁，红烛高烧，一官妓抚琵琶唱曲。唐寅题诗云：“一曲姻缘逆旅中，短词聊以识泥鸿。当时我作陶承旨，何必尊前面发红。”原来这是指北宋大臣陶毂出使南唐，对李后主出言不逊，南唐众臣颇为愤怒，暗遣一宫妓夜去陶处吟唱，陶坠入色网。次日，陶在宴会上摆足架子时，宫妓出奏琵琶，顿使陶面红耳赤。唐寅对这位正人君子进行了辛辣鞭挞。这时正值严嵩当道，此画所指也就十分清楚了。
　　可人们尚未想到，唐寅还敢用画影指皇帝。这里介绍他的代表作：《王蜀宫妓图》轴(藏故宫博物院)。图中画盛装宫妓4人，分别着绿衣、白衣、蓝衣和红衣，相对闲话。一人回首盼望，一人手执酒食托盘，似欲翩翩起舞之状。人物衣饰都用精秀细劲的线勾出，设色妍丽明洁。画上自书：
　　莲花冠子道人衣，日待君王宴翠微。花柳不知人已去，年年斗绿与争绯。蜀后主每于宫中襄小巾，命宫妓道长，冠莲花冠，自寻花柳以侍酣宴。蜀之谣已溢耳矣，而主之不能挹注之，竞至酣觞。俾后想摇头之令，不胜扼腕。唐寅。
　　此画无题，曾名《孟蜀宫妓图》，实误。应为《王蜀宫妓图》。据史籍记载，前蜀后主王衍使宫人着道服，戴莲花冠，“咸康元年(925)九月，衍奉其母徐妃同游于青城山，驻于上清宫，对宫人皆衣道服，顶金莲花冠，衣画云霞，望之若神仙，及侍宴，皆免冠而退，则其髻髽然”(宋·薛居正等撰《旧五代史》)。欧阳修《新五代史》谓：“(衍)又作怡神亭，与诸狎客、妇人日夜酣饮其中。……又好裹尖中，其状如锥。而后宫皆戴金莲花冠，衣道士服，酒酣免冠，其髻髽然，更施朱粉，号‘醉妆’。”唐寅在画上所题“蜀之谣已溢耳矣”几句，乃指王衍在位时，把政事悉委于宦官，一心沉醉声色。有人劝他“宜以社稷为念，少节宴饮”，他竟以“有酒不醉真痴人”相答。还作《醉妆词》：“这边走，那边走，只是寻花柳。那边走，这边走，奠厌金盃酒。”就是唐寅所说的“滥觞”。“摇头之令”即是这个“醉妆词”。“不胜扼腕”，是指王衍后来的悲惨结局：在位一年即亡，并在迎降途中不仅自己被杀，后唐庄宗还“尽杀衍宗族”。唐寅此画，表面上画的是一群佳丽，锦装素裹，即使是一般鉴赏者，也乐于欣赏，而不知其中深厚的讽喻之意在焉。明代皇帝很多多年不上朝，重用宦官，在后宫如王衍昏庸荒淫者。这在当时需要多大的勇气!
　　唐寅也有极为雅俗共赏之作，如人物画《东方朔》。《汉书》称东方朔为“滑稽之雄”，“童儿牧 竖，莫不眩耀，而后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语，附著之朔”。唐寅画的就是这位为“童儿牧竖”所加工过的神话人物。只见一位面含微笑、生着“寿眉”的老者，衣冠整齐，手执一桃，提衣弯腰行走，似刚刚做什么见不得人事。且看作者题曰：
　　王母东邻劣小儿，偷桃三度到瑶池。
　　群仙无处追踪迹，却自持来荐寿卮。
　　唐寅为守斋索奉马守庵寿。
　　人们至此方恍然大悟。原来画中这位荒诞神话故事人物，在偷着蟠桃献给“守庵”先生，不禁使人莞然。这一笑，“童儿牧竖”也可，文人雅士也可。前者之笑，因它的滑稽有趣；后者之笑，也觉得诗画隽永。
　　唐寅还有十分撩人情欲的风月之作。如两幅画有半身美人，他题道：“天姿袅娜十分娇，可惜风流半截腰。却恨画工无见识，动人情处不曾描。”“谁将妙笔写风流，写到风流处便休。记得昔年曾识面，桃花深处短墙头。”画得这样艳丽，诗又明白如画。陈继儒还说唐还有书作青楼游戏语，但他也未之见。近代荷兰汉学家、外交官高罗佩发现明代情色故事集《僧尼孽海》一书，署名为“南陵风魔解元唐伯虎选辑”，春宫画《风流绝畅图》据说按唐寅所作重刻，即断言皆为唐作品。明代此类作品有一条雷打不动的规律，即不署真名。《金瓶梅》仅有部分色情描写，作者署名兰陵笑笑生，至今不知作者为谁。今堂而皇之、大书“风魔解元”唐寅画的作品，却断言为唐所作，实令人不能信服。退一步说，即使断言是真的，也不禁使人想起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薄迦丘的《十日谈》，这不是十分显现市民崛起、人文主义精神大兴么?难怪乾隆下江南时御制《桃花坞》诗曰：“春日桃花满坞披，六如图尚有遗诗。长歌拟仿乐天白，白俗谓他信过之。”皇帝看来既对唐寅的画也对唐的诗，断语为“俗”，也就很自然的了。唐寅还擅写散曲，更为绮丽动人，这里也就不写了。
　　上举的唐寅有关几点，可见他不愧是风流才子，无比豪放又无比悲惨集于一生。他既有自咏的悲歌，又敢于对朝廷的讽嘲；善于对生活的颂歌，又向人民贡献了众多令人喜爱的诗和画。这些诗画，有可能是我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城市中(见吴晗《明史·简述》)出现的富有人文色彩的作品。在这一点上，为其它昊门画家所不及，也是以前画家们所没有的。因而人们尊敬他、纪念他、还附丽于他，也许这就是他千古独步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