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美国经济复苏，全球经济正处于转折分化的过程中。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内部也在转折中不断分化。首先，从供给侧的产业结构看，“三产”和“二产”正在分化，而各个产业内部好坏分化也非常明显。自2012年以来，第三产业的增速就超过了GDP和第二产业增速。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其一，从需求的角度看，广义恩格尔定律决定了随着经济发展，人们的需求将会从有形商品向无形服务转变，并且，对养老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具有很高的需求收入弹性。其二，从供给的角度看，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演进，生产性服务业逐渐从制造业分離出来，实现专业化和规模化经营。但是，在第三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我国的公共和生产性服务业依然不理想，在GDP中的比重依然远低于工业和建筑业，个中原因主要在于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要求尚未很好落实。另外，就“二产”而言，虽然增速持续慢于“三产”和GDP，但是，“二产”内部的分化也非常明显：技术密集型的行业，如仪器仪表、医药制造、计算机通信设备等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这些行业的投资回报率显著高于上游行业和传统制造行业。
　　从需求侧看，分化表现在最终消费支出的贡献持续上升，投资（资本形成总额）的贡献持续下降，而净出口的贡献甚至跌为负值。消费贡献的上升也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毕竟经济发展、生产的目的就在于消费。然而，我国的最终消费率在2015年只有52%（尽管2008年以来一直在缓慢上升），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只是略高于加蓬、利比里亚、卡塔尔、新加坡这些微小型经济体。在我国，对最终消费率较低的现象有很多研究，其中一个重要共识是：居民部门“没钱”。所以，增加居民部门收入以提高消费率就要求政府部门减税费，强化再分配职能，同时打破垄断——这些都是经济改革的“深水区”。另外，消费贡献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是“被上升”，也就是说，其他两架马车——投资和净出口下降过快。
　　就区域经济而言，在全球危机前，我国东中西部经济呈现强者越强的不平衡发展态势。危机后，随着中西部崛起、东部企稳，区域经济间分化不协调的现象得到缓解。与世界经济中发展中经济体相对发达经济体较快的增长一样，中西部地区相对于东部地区较快的增长也同工业化、城市化的差异有关。不过，在工业化和城市化推动中西部崛起的过程中，以增量资本产出比来衡量，中西部投资效率正在下滑。这意味着中西部地区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要切实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率，从金融层面看，要警惕不良率从东部向中西部蔓延的态势。
　　我国经济在供给、需求和区域层面的分化是经济整体向上转折的必然。但分化也意味着行业和区域风险加大，在保持整体乐观的同时，需要密切注意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