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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的辉煌在技术主导的农业文明时代，衰落在制度主导的工业文明时代，新生的机遇在观念主导的科业文明时代。我们的辉煌与技术相关，失败与制度相关，新生将与观念相关。”
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由技术、制度和观念三大子系统构成，文化的演化业已经历了技术主导和制度主导两个阶段，当代正在向观念主导的时代过渡。观念系统包括信仰、理性和价值，它的发展经历了信仰主导和理性主导，现在走向价值主导。人类的文明之车依靠两个轮子前进，一个轮子是科学技术，另一个轮子是伦理道德。
当代的人类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三个，一个是环境恶化的倾向，一个是高技术发展的预测困难，一个是科学与人文发展的不平衡。工业文明时代的人类生存在技术崇拜和恐惧的张力中，感受到技术的反传统性，也认识到科学理性的缺陷，并试图通过观念重建来调整文化。
现在一些思想家开始从中国传统中寻找智慧，我们熟悉的有李约瑟，他觉悟到应该按东方的见解办事，包括李远哲在内等诺贝尔得奖者“回到孔子”的呼吁、世界宗教会议的《世界伦理宣言》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普遍伦理计划”，都试图改变当代世界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不平衡的状况。
在这种寻求价值观的努力中，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被关注。《易经》塑造了一个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它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逐渐取代了商代时期的神学思想，为进一步演化发展为中国文化核心角色奠定了基础。学者们有关“天人合一”思想的研究表明，它既不是人类中心主义也不是自然中心主义，而是以两者的关系来思考人类和自然的问题。它是一种宇宙观和世界观，同时也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思维方式，并且代表着一种值得追求的人生境界。
中国哲学家冯友兰把人类精神划分为四个阶段，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天地境界是最高境界。中国历史学家钱穆认为“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终归属，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类的最大贡献。中国哲学史家牟宗三认为确立了中国传统文化主流价值观的《周易》，包括了能够产生科学的数理、物理和客观三种观点。
中国传统文化在面对人类当代的挑战时有什么意义呢？易学与科学的结缘表明易学是中西文化的契合点，中国是在儒学格物致知延伸意义上接受产生自欧洲的现代科学的，并经历了从“格致”到“科学”的转变。明朝末年的徐光启不仅把易学象数学和传教士传入的科学对等，还借《易传》“会通”的概念，提出“中西会通”的主导思想。在国外，通过了阿拉伯人和传教士，易学传到了欧洲。所以有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和瑞士心理学家荣格等科学家对易学的研究。易学作为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结合点，也吸引了当代一些学者的关注。
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产生在17世纪的欧洲，在溯源的意义上才有古代的和中古代的科学，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文明，和中国传统文化没有源流的关系。但在类比的关系上，可以谈论中国科学。在19世纪中叶随着科学的发展，中国开始接受产生在欧洲的科学，但是迄今对科学发展的贡献微不足道。
如何理解中华文明在科学上的失败，如何改变当今中国科学事业的落后状况，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中国文化的辉煌是在技术主导的农业文明时代，衰落是在制度主导的工业文明时代，新生的机遇在观念主导的科业文明时代，即以科技产业性为其标志的新文明时代。所以就主导因素来考虑问题的话，我们的辉煌与技术相关，失败与制度相关，新生将与观念相关。
现代科学的形成和发展主要是沿着产生自欧洲的科学传统演进的，但其未来走向并不一定总是沿着既定的方向。在如何建构后现代科学的话题中，中国文化传统受到关注，意味着中国传统中的某些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可能会重新获得生命力。李约瑟反对把中国传统科学视为失败的典型，认为它保留了内在而未诞生的充分意义的未来科学，但是什么叫“未诞生的充分意义的未来科学”，他没有给出更详细的阐述。
最近几年我一直在探索中国传统科学的理论特征，我认为任何科学传统的差异，都不在科学内容本身上面，因为自然规律不会因发现它的民族的不同而改变，其差异主要表现在科学规律的表述上面。而表述不同是基于哲学观的不同及其影响的逻辑形态和理论构造方式的不同。
在中西对比下，考察中国传统科学的特征，我把它概括为生成论的自然观、比类和互补的逻辑推理、模型化的理论构造。这里不能详细说了，我举个例子。我们要问，盐为什么是咸的，花为什么是红的，解答归结为原子的结合和分离，这就是现代科学的构成论观点。而生成论把变化看成是产生和消灭的过程，这样的观点在现代科学中最重要的体现就是量子场论，它是专门描述基本粒子的产生和消灭的理论。但是不是所有的物理学家都有这种自觉。
我们的现代科学习惯于把理论搞成公理化的体系，因为牛顿就是那样做的，爱因斯坦也是这样做的。这种表述方式使得科学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也存在问题。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的发现，对公理化理想是一个致命性的打击。这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模型论的构造是不是就不好？它跟公理论的构造有同样的推理功能，有些科学哲学家认为模型论可能更加适合现代科学的发展。
在科学的当代演变中，一种新的科学理性也正在形成。过去科学家总是把科学的运用视为科学之外的社会问题，原子弹爆炸之后科学家不完全这样认为了，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开始把科学的社会运用也包括在科学探索的过程之中。过去的科学研究活动对价值因素的考虑较少，现在越来越重视科学活动的价值问题，价值作为科学理性的新成分开始规范科学家的行为。以前的科学理性主要考虑逻辑理性、数学理性和实验理性，但它们只能保证科学知识的条例性、精确性和可靠性，却保证不了科学一定能为人类造福，所以我们要增加一个新的科学理性因素——价值理性。
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由技术、制度和观念三大子系统构成，文化的演化业已经历了技术主导和制度主导两个阶段，当代正在向观念主导的时代过渡。观念系统包括信仰、理性和价值，它的发展经历了信仰主导和理性主导，现在走向价值主导。人类的文明之车依靠两个轮子前进，一个轮子是科学技术，另一个轮子是伦理道德。
当代的人类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三个，一个是环境恶化的倾向，一个是高技术发展的预测困难，一个是科学与人文发展的不平衡。工业文明时代的人类生存在技术崇拜和恐惧的张力中，感受到技术的反传统性，也认识到科学理性的缺陷，并试图通过观念重建来调整文化。
现在一些思想家开始从中国传统中寻找智慧，我们熟悉的有李约瑟，他觉悟到应该按东方的见解办事，包括李远哲在内等诺贝尔得奖者“回到孔子”的呼吁、世界宗教会议的《世界伦理宣言》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普遍伦理计划”，都试图改变当代世界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不平衡的状况。
在这种寻求价值观的努力中，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被关注。《易经》塑造了一个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它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逐渐取代了商代时期的神学思想，为进一步演化发展为中国文化核心角色奠定了基础。学者们有关“天人合一”思想的研究表明，它既不是人类中心主义也不是自然中心主义，而是以两者的关系来思考人类和自然的问题。它是一种宇宙观和世界观，同时也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思维方式，并且代表着一种值得追求的人生境界。
中国哲学家冯友兰把人类精神划分为四个阶段，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天地境界是最高境界。中国历史学家钱穆认为“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终归属，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类的最大贡献。中国哲学史家牟宗三认为确立了中国传统文化主流价值观的《周易》，包括了能够产生科学的数理、物理和客观三种观点。
中国传统文化在面对人类当代的挑战时有什么意义呢？易学与科学的结缘表明易学是中西文化的契合点，中国是在儒学格物致知延伸意义上接受产生自欧洲的现代科学的，并经历了从“格致”到“科学”的转变。明朝末年的徐光启不仅把易学象数学和传教士传入的科学对等，还借《易传》“会通”的概念，提出“中西会通”的主导思想。在国外，通过了阿拉伯人和传教士，易学传到了欧洲。所以有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和瑞士心理学家荣格等科学家对易学的研究。易学作为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结合点，也吸引了当代一些学者的关注。
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产生在17世纪的欧洲，在溯源的意义上才有古代的和中古代的科学，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文明，和中国传统文化没有源流的关系。但在类比的关系上，可以谈论中国科学。在19世纪中叶随着科学的发展，中国开始接受产生在欧洲的科学，但是迄今对科学发展的贡献微不足道。
如何理解中华文明在科学上的失败，如何改变当今中国科学事业的落后状况，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中国文化的辉煌是在技术主导的农业文明时代，衰落是在制度主导的工业文明时代，新生的机遇在观念主导的科业文明时代，即以科技产业性为其标志的新文明时代。所以就主导因素来考虑问题的话，我们的辉煌与技术相关，失败与制度相关，新生将与观念相关。
现代科学的形成和发展主要是沿着产生自欧洲的科学传统演进的，但其未来走向并不一定总是沿着既定的方向。在如何建构后现代科学的话题中，中国文化传统受到关注，意味着中国传统中的某些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可能会重新获得生命力。李约瑟反对把中国传统科学视为失败的典型，认为它保留了内在而未诞生的充分意义的未来科学，但是什么叫“未诞生的充分意义的未来科学”，他没有给出更详细的阐述。
最近几年我一直在探索中国传统科学的理论特征，我认为任何科学传统的差异，都不在科学内容本身上面，因为自然规律不会因发现它的民族的不同而改变，其差异主要表现在科学规律的表述上面。而表述不同是基于哲学观的不同及其影响的逻辑形态和理论构造方式的不同。
在中西对比下，考察中国传统科学的特征，我把它概括为生成论的自然观、比类和互补的逻辑推理、模型化的理论构造。这里不能详细说了，我举个例子。我们要问，盐为什么是咸的，花为什么是红的，解答归结为原子的结合和分离，这就是现代科学的构成论观点。而生成论把变化看成是产生和消灭的过程，这样的观点在现代科学中最重要的体现就是量子场论，它是专门描述基本粒子的产生和消灭的理论。但是不是所有的物理学家都有这种自觉。
我们的现代科学习惯于把理论搞成公理化的体系，因为牛顿就是那样做的，爱因斯坦也是这样做的。这种表述方式使得科学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也存在问题。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的发现，对公理化理想是一个致命性的打击。这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模型论的构造是不是就不好？它跟公理论的构造有同样的推理功能，有些科学哲学家认为模型论可能更加适合现代科学的发展。
在科学的当代演变中，一种新的科学理性也正在形成。过去科学家总是把科学的运用视为科学之外的社会问题，原子弹爆炸之后科学家不完全这样认为了，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开始把科学的社会运用也包括在科学探索的过程之中。过去的科学研究活动对价值因素的考虑较少，现在越来越重视科学活动的价值问题，价值作为科学理性的新成分开始规范科学家的行为。以前的科学理性主要考虑逻辑理性、数学理性和实验理性，但它们只能保证科学知识的条例性、精确性和可靠性，却保证不了科学一定能为人类造福，所以我们要增加一个新的科学理性因素——价值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