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出生在一个官宦世家，父祖辈都曾入朝做官。杜甫小时候天资聪颖，博览群书，少年时代的杜甫曾先后游历吴越﹑齐赵，在此期间曾经到洛阳参加科举考试但却落榜。三十五岁之后（746年），杜甫赴长安再次参加科举考试，落第，万般无奈之下转向皇帝献赋和达官贵人投赠却仍然不得重用。在此期间，他亲眼目睹了唐朝上层社会的奢靡与盛世下隐藏的危机。安史之乱后，杜甫辗转多地，积极为国家奔走，但却为皇帝所厌恶。759年，失意的杜甫开始自己漂泊西南的生活，但他仍然心系苍生，胸怀国事。770年，杜甫病逝于寓所，结束了自己颠沛流离的一生，终年59岁。杜甫是我国诗歌史上的一座高峰，现在大约有1500余首作品流传于世，他用诗歌为笔，记录反映时代政治和人民苦难，把现实主义推到了新的高峰。他是我国最具代表的现实主义诗人，其诗风“沉郁顿挫”，为学界所公认。因其诗注重写实，针砭时弊，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反映了唐代由盛转衰的社会生活画面，反映了唐代诗歌主要思潮由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转型。
　　受到盛唐社会氛围感召，以及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影响，杜甫曾怀着宏伟的政治理想和远大的政治抱负，参加过科举制考试。为了谋得一官半职，杜甫曾经三次向皇帝献赋，可以说求仕做官是其重要的人生经历，他曾担任过参军﹑左拾遗﹑华州司功﹑节度使参谋﹑工部员外郎等官职，故后世多 称其为“杜工部﹑杜拾遗”。由于当时朝局的黑暗再加上杜甫自身政治素养的缺失，杜甫的政治生涯充满了坎坷，可谓一波三折，曾多次被罢，甚至身陷囹圄，生命的后半段也在漂泊中度过。坎坷的政治遭遇，潦倒困窘的生活，使他有更多机会接触到下层人民生活，也促进沉郁顿挫的诗风形成，他的诗歌多深刻反映社会民生，被称为“诗史”
　　杜甫早期诗歌多舒朗豪迈，与其后期诗风迥异。由此可见，杜甫诗风“沉郁顿挫”的形成，经历了一定的过程，具有渐变性。另一方面，杜甫于（759年）入长安求仕，（杜甫35岁），有过长达数十年的从政经历，且其仕宦生涯一波三折，从最初的豪情万丈，自命不凡渴望去建功立业，到安史之乱时的忧国忧民，为国家积极奔走，再到乾元二年（759年）的弃官西去，可以看出杜甫的仕宦心态也在逐步发生变化。除此之外，以长安求仕为界，杜甫早期诗歌300余首，从政后约1200首。综合以上三个方面，仕宦从政对杜甫的诗歌创作，诗风的影响无疑都是巨大的。
　　自先秦伊始，中国文人们的身影遍布于中国封建王朝的每个角落，诗仙﹑诗圣﹑诗佛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威名一样光芒万丈。但将他们置于具体时代时，发现他们的文学成就与他们在政治上的表现大相径庭，一个优秀文学家并不代表他有卓越的政治能力。有些人 ，作品突出，但政绩平平;有些人，作品平庸，但为政一方，政绩卓著。两者皆卓著者，可谓凤毛麟角。古人说“士以器识为先”政治器识包括看待事物的敏锐眼光，对时事的深刻洞见，处置人际关系瓜葛的练达胸襟，以及知行合一的行能力。况且，诗歌缘情而作，诗人与生俱来的感性与政治家所要时刻保持的理性思维本就有所冲突，能够在二者之间做好平衡与协调的，少之又少。当然，这些并没有阻挡无数文人千百年来投身政治洪流的热情，杜甫也只是他們他们其中的一员。
　　杜甫出生于712年，青少年时代正值唐玄宗在位早期，唐玄宗早年秉承“贞观遗风”开创了“开元盛世”的治世局面。这一时期政治风气开明，人才辈出，唐王朝国家统一，经济高度繁荣，文化产业发达，对外交流频繁，各民族趋于团结，社会风气欣欣向荣。这一时期不仅是唐朝的高峰，也是中国封建王朝的鼎盛期。文学方面，更是人才辈出，为我们所熟知的文学大家有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等都生活在这一时期。文学作品在题材﹑风格﹑体裁等方面都有了新的特点，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创作出了许多千百年来脍炙人口，广为传颂的诗篇。许多诗人受盛唐社会氛围影响，走上入仕为官的道路，岑参，高适，王维，李白，张继都曾有过从政经历。
　　另一方面，科举制度在经过隋朝和唐初的不断改良与发展，已经变得完备起来。唐太宗，武则天时期都有较大改良和发展，唐玄宗继位初期，一方面革除前代弊政，任用贤能之士为官，裁撤多余的官职。另一方面则进一步扩大科举选官规模，再加上当时以诗赋取士之风盛行，文人入仕的途径变得多元化。
　　中国具有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封建社会归根结底就是一个官本位制的社会，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也是入仕做官以期光宗耀祖。而中国的长期的官僚政治为官员们提供了独一无二的经济特权和社会特权，从参加科举开始，“天子自诏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焉。”为官之后，官员在国家给予的优厚的俸禄之外，还有大量的灰色收入，对于这种情况，大多数政府选择了默许的态度。例如，古代的火耗归官员是不成文的规定，所谓“火耗”是指缴纳赋税的碎银重新熔铸的折耗，其中的差额归官员，直至雍正时期才推行“火耗归公”制度来取缔这项官员灰色收入，时人戏称“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不是没有道理的。另一方面，官员享有大量的特权，自古“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古代官员在犯法之后，一般司法机关无权审判，必须奏请由皇帝进行裁决，皇帝根据身份及其具体情况减免刑罚。除此之外，官员可以免交赋税﹑亲属可以免除徭役﹑免服兵役等等一系列特权。官僚阶级的优越感和劳苦大众的轻贱感，更加吸引着无数士子争先恐后的投身官场。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自幼便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和熏陶，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强调“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但真正实现的人却屈指可数。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处世准则也深深的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文人们的人生态度和处事准则。成功的标准变得单一化，文人们把入仕做官当做成功的标杆，正应了那句“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这些“以学干禄”的深固的社会心理使从政为官成了中国历代文人学子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唯一目标。整个社会的“以入仕做官为荣”氛围，以做官大小为标准来衡量个人成功与否，具有强大的导向性，所谓的实现理想抱负也变成了“入仕做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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