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三杰”之一的韩信，是西汉的开国功臣，但韩信早年的经历，并非一帆风顺。韩信年轻时，身为一介平民，性格放纵，不拘礼节。因此，他没有资格被推选为官吏，又没有经商谋生之道，自己都养活不了自己，常常依靠别人接济度日，混吃混喝，所以，许多人都讨厌他，看不起他。
　　一次，淮阴屠户中有个年轻人，当着很多人的面，侮辱韩信说：“虽然你个子长得高高的，喜欢佩刀带剑，装模作样，其实是个胆小鬼。”又当众侮辱他说：“你要不怕死，就拿剑刺我。如果怕死，就从我胯下爬过去。”面对屠户的挑衅，韩信盯着他看了好久，仔细地打量了一番，然后低下身去，趴在地上，从他的胯下爬了过去。满街的人都笑话韩信，认为他胆小。这就是“胯下之辱”的来历，后人常用这个成语来表示“困境中所受的屈辱”。
　　在那位淮阴屠户眼中，在旁观韩信钻裤裆的那伙市民眼中，韩信的确是个胆小如鼠之辈，然而，古今成大事者，需审时度势，不计较一时一地的输赢，需要具备忍辱含垢的精神，需要忍受常人所不能忍受的屈辱。韩信虽然忍受了胯下之辱，但在后人眼中依然是“胆力绝众，才略过人”，说的就是韩信这类人。所以说，真正的勇士所承担的不仅仅是淋漓尽致的豪情和激越，不仅仅是动不动地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不仅仅是光彩夺目的冠冕和鲜花，更是常人所不能承受的屈辱与艰辛。司马迁在高度评价了韩信一生的功业之后，也为韩信最终的结局甚感惋惜。其实，太史公的感叹，真正是有感而发，哪里仅仅是为韩信一个人，分明也是在感叹自己。
　　司马氏家族世代为史官，尽管中间曾一度中断，但到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的时候，又接续上了这个职位。这是一个光荣的职位。所以，司马迁对此深以为荣，说：周公在世的时候，歌颂周民族的兴盛功业；五百年之后，孔子编纂《春秋》，修复礼乐，尊天子，贬诸侯；孔子去世五百年之后，这一光荣的任务就落到我司马迁头上了。因此，司马迁的责任是继承祖业，编纂史书。
　　但是，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的一场飞来横祸，成了司马迁内心深处难以忘记的永久创伤。这一年，名将李广的孙子李陵率领区区五千人马，配合汉武帝宠爱的李夫人的哥哥、贰师将军李广利讨伐匈奴。在居延一带，李陵与匈奴八万主力大军遭遇，奋战八天，“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兵败投降。李陵兵败投降的消息传至长安，汉武帝大怒。前几天还纷纷称赞李陵的满朝文武趋炎附势，又纷纷指责李陵。司马迁痛恨这些察言观色、见风使舵的人，恰逢汉武帝询问他对李陵事件的看法。司马迁从李陵平时的为人以及作战双方的具体情形分析李陵。
　　投降可能是权宜之计，很可能会在以后的日子里寻找机会报答汉庭，言说之间不无对贰师将军李广利没有尽职的旁敲侧击。
　　司马迁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讽刺无能的李广利，也就是讽刺自己用人不当。于是，以“诬上”的罪名下狱。案件落到了臭名昭著的酷吏杜周手中，被判死刑。按照汉朝律令，死刑可以用钱自赎；无钱可以宫刑替代免死。司马迁家贫无以自赎，亲朋好友纷纷与之划清界限，无人出手相救，司马迁只得自请宫刑，忍辱苟活。次年，司马迁平静地接受了最令人耻辱的“腐刑”。
　　李陵之祸、遭受宫刑，对司马迁心灵创伤很深。司马迁说：“没有什么悲哀比心灵受到创伤更为可悲了。没有什么行为比使先人受辱这件事更丑恶了，没有什么耻辱比遭受宫刑更严重了。”司马迁还说过这样的话：“看一个人对耻辱采取什么态度，就可以决断他是否勇敢。”所以，真正的勇敢不是因为某件事壮烈地死去，而是因为某件事“卑贱”地活着。
　　他可以选择死亡，但为什么隐忍苟活？ 支撑司马迁坚持活下来的是他的史官家族的责任，是完成他父亲司马谈遗愿的孝心，是他成就一家之言的内在动力。
　　李陵之祸摧残了司马迁的肉体，然而并没有摧毁司马迁的人格、理想，反而激發了他发愤著书的精神。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皇皇历史巨著由此问世。
　　韩信忍胯下之辱，留背水一战之功；司马迁忍辱含垢，成《史记》皇皇巨著。这都是忍辱负重式的勇敢。但是光有隐忍，还不一定能算得上勇，如果仅仅一味地忍让，最多也就是委曲求全，所以，不仅能忍，还要知耻。成语“卧薪尝胆”说得就是这样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