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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4日，普利策获得者、世界著名女摄影师安雅·涅得金豪斯在阿富汗东部遭到枪击身亡。 “我们所知的有关阿富汗的一切，大部分源自安雅及她培养的记者拍下的照片。”安雅的足迹遍及中东、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等战事冲突最严重的地区——事实上，从第一个到战地前线拍照的戈尔达·泰罗到记录阿富汗割鼻少女的乔迪·比伯，世界上从未缺乏优秀的战地女摄影师，她们穿越死亡，以女性特有的亲和与视角关注战乱中的人与事。
“受难者和观看者”：安雅·涅得金豪斯的阿富汗镜头
“我身在战争区域但却觉得很正常的那一天，就是我停止报道战争的时候。” 2014年4月4日，阿富汗总统选举前一天，48岁的美联社资深女摄影记者安雅·涅得金豪斯在阿富汗东部遭到枪击，最终死在那片充满战争的土地上。
在始建于1846年的美联社历史中，安雅是第32个死于职业报道一线的职员。美联社在讣告中说：“她让不为人知的死难者得以被人们重新认识。”
早在16岁时，安雅便在家乡——德国城市赫克斯特为当地一家报纸当自由摄影师， 1990年，安雅拍摄了两德统一这一重要时刻，一组柏林墙倒塌的照片，为她赢来了欧洲新闻图片社的一纸合约。2002年，安雅正式进入美联社。作为唯一一位女摄影记者，她足迹遍及中东、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等战事冲突最严重的地区并因报道伊拉克战争而获“普利策突发新闻摄影奖”。
“我们所知的有关阿富汗的一切，大部分源自安雅及她培养的记者拍下的照片。” 安雅的镜头既有战争本身，也有受苦难的人民。对自己的拍摄主题，安雅自有一套喜好和标准，比如，她拍过一个阿富汗男孩手持一把塑料冲锋枪，坐在荡漾的秋千上；一位身穿黑衣的伊拉克女士在等待被释放的囚犯时，正在给孩子喂奶；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成员在哀悼他的31位战友……
安雅的另一些摄影作品，则展示了在杀戮之中穿行的普通人的生活：一位加拿大士兵在头盔里放了朵向日葵；一个小女孩在测试假肢，妹妹则开玩笑试图抢走她的假肢；一个满脸胡子的阿富汗男子和一个小男孩从德国士兵那里借来一个iPod，满脸笑意侧耳倾听流淌出来的音乐。
安雅的作品不是简单直接地反对战争、暴力和不公，它站在受难者和观看者双方的人性立场上去观看。在2011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安雅说，“冲突的本质是相同的——战争双方争夺地盘、权力和意识形态，但夹在中间的普通大众却永远在受苦。”
“被侮辱的女性，每一个都让人心疼”
2010年8月，南非著名女摄影师乔迪· 比伯在美国《时代》杂志发表一幅阿富汗割鼻少女的肖像作为封面。这幅照片一面世，立刻被评价为10年阿富汗战争的新符号。
比伯说，“当我第一眼看到艾莎时，我立刻就意识到她过去是多么美丽的一位女孩。我并没有被她的面容吓到，因为我在阿富汗已经工作了很久，拍过更加惨烈的场景。”
如今，艾莎的故事已被世人熟知。她在18岁时嫁给了一名塔利班成员，后因受到虐待出逃，但又被丈夫抓回并被残忍地割去鼻子和耳朵，然后被抛弃。她后来得到援助组织的帮助，被带到当地的妇女难民营中。
比伯参与建立了艾莎基金会，艾莎在美国的一切治疗费用和生活费用都会由这个基金会来支付。“艾莎只是千千万万阿富汗妇女的一个缩影，我希望借助她触动更多世人关注她们，”在1996 至2001 年塔利班统治时期，阿富汗女性无权接受教育、就业，甚至不许走出家门。违令者会遭到残酷的肉体惩罚，如通奸者将被乱石砸死。
“被侮辱的女性，每一个都让人心疼。” 凭借《阿富汗割鼻女孩》，比伯夺得2011年世界新闻摄影奖“荷赛”奖最高荣誉——年度照片奖。同一年，另一位美国女摄影师 Diana Markosian 完成了一个私人拍摄项目“Goodbye My Chechnya”，她通过记录车臣战争后长大的穆斯林女孩生活，来呈现车臣伊斯兰复兴运动中女性的忧虑与权利困境。
“在近20年战争和苏联统治结束后，车臣政府重新开始了对伊斯兰教以车臣传统习俗的强化，经常有女孩因为拒绝戴头罩而受到身体上的伤害。除此之外，车臣开始重新对一夫多妻制进行鼓励，导致女性的权利愈发微薄，假如一个女孩儿吸烟、或者发生婚前性行为，其生命都有可能受到威胁。”
世界上从未缺乏优秀的战地女摄影师，她们穿越死亡，以女性特有的亲和与视角关注战乱中的人与事。
1936年记录西班牙内战的戈尔达·泰罗是第一个到战地前线拍照，并死于战火的女性摄影师。但是更令她出名的，却是与马格南图片社创始人之一罗伯特·卡帕的爱情故事。两人在巴黎相识时，罗伯特·卡帕还叫安德烈·弗里德曼，是个一文不名的穷小子，是泰罗想出了假冒“美国著名摄影师罗伯特·卡帕”的主意，大获成功。
1936年，他们去了西班牙内战的前线。在那里，卡帕拍下了最著名的《战士之死》，而26岁的泰罗死在了坦克履带下。在之后卡帕出版的《西班牙内战》一书中，扉页上写着：献给泰罗，她参加了西班牙内战，并永远留在了那里。
纳粹政治的美学诠释人：雷妮的叛逆与传奇
如果只用两个字来概括德国女摄影师雷妮·瑞芬舒丹的一生，那该是“传奇”。她曾是希特勒最欣赏的首席摄影师、最喜欢的导演，德意志第三帝国时代最才华横溢的女人；她1935年拍摄的纳粹纪录片《意志的胜利》，其艺术手法至今仍是电影业的登顶之作；她独特的视角和敏锐的观察力，把20世纪30年代的纳粹德国捧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她称自己不关心政治，感兴趣的只有艺术。
但国际社会的共识是：她那些刻意漠视道德的作品是对人类文明的摧残。计划拍摄雷妮富有传奇色彩一生的好莱坞著名女演员朱迪·福斯特这样说：“雷妮让很多人恼火的原因很简单，第一她是个女人，第二她从不曾为自己所做的事情道歉！”
1902年，雷妮出生于柏林一个商人家庭，先是以一个芭蕾舞者身份成名，后来先后担任过演员、电影导演、电影制片人和电影记者。认识希特勒后，希特勒把她变成了国社党电影的首席指挥，她也借此成为天才并成了纳粹政治的美学诠释人。
1934年，她接受希特勒的个人委托，拍摄了最为当时世人激赏和诟病的《意志的胜利》，在雷妮的摄影机下，希特勒成了人间之神。这部纪录片中雷妮首创了电影史上的很多摄影技巧；在大场面的把握上，至今没有一个导演可以超越她。1936，雷妮为在柏林召开的奥运会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奥林匹亚》，后来在电影史上得过4个大奖，这成了她的经典之作，但同时也永远地成了她的污点，因为在当时和现在的众多影评人看来，她“把奥运会转化成了法西斯仪式，旁白中不断出现的‘战斗’、‘胜利’字眼，都透露了创作者的法西斯信念”。
雷妮晚年的时候，嘲讽而辛酸地说：“女人是不被允许犯错误的。”的确如此，自从拍摄了《奥林匹亚》后，她就开始遭遇一生源源不断的攻击：“雷妮，滚回家去！”——这就是好莱坞给她的欢迎词。1945年第三帝国倒台后，雷妮是第一批被送进监狱的电影人，并被定名为“纳粹同情人”，几次遭到逮捕。1949年，她终于结束了牢狱生活，但她作为导演的生涯随着帝国的覆灭也永远结束了。
“半个世纪不能重返电影简直等同于死”，她不得不以私奔的形式达成自己对视觉艺术的饥渴。1956年，她深入苏丹中部的努巴部落，在经历了一场几乎断送性命的交通事故后，拍下努巴人的婚丧嫁娶、狩猎、文身、摔跤。十几年间，她数度往返。“和努巴人在一起时，我的欢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我和自己握手言和了。”
1972年，她的非洲写真集《努巴》出版并巡展，悲叹原始自然消失的唯美风格再次引起轩然大波。可全世界，包括她自己都明白她活着或死去都无法摆脱一个死了有半个多世纪的人——希特勒。在回忆录里，她说：“人们无休无止地问我是不是和希特勒有罗曼史……” 或者，那永远将是一种带罪的美。
“受难者和观看者”：安雅·涅得金豪斯的阿富汗镜头
“我身在战争区域但却觉得很正常的那一天，就是我停止报道战争的时候。” 2014年4月4日，阿富汗总统选举前一天，48岁的美联社资深女摄影记者安雅·涅得金豪斯在阿富汗东部遭到枪击，最终死在那片充满战争的土地上。
在始建于1846年的美联社历史中，安雅是第32个死于职业报道一线的职员。美联社在讣告中说：“她让不为人知的死难者得以被人们重新认识。”
早在16岁时，安雅便在家乡——德国城市赫克斯特为当地一家报纸当自由摄影师， 1990年，安雅拍摄了两德统一这一重要时刻，一组柏林墙倒塌的照片，为她赢来了欧洲新闻图片社的一纸合约。2002年，安雅正式进入美联社。作为唯一一位女摄影记者，她足迹遍及中东、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等战事冲突最严重的地区并因报道伊拉克战争而获“普利策突发新闻摄影奖”。
“我们所知的有关阿富汗的一切，大部分源自安雅及她培养的记者拍下的照片。” 安雅的镜头既有战争本身，也有受苦难的人民。对自己的拍摄主题，安雅自有一套喜好和标准，比如，她拍过一个阿富汗男孩手持一把塑料冲锋枪，坐在荡漾的秋千上；一位身穿黑衣的伊拉克女士在等待被释放的囚犯时，正在给孩子喂奶；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成员在哀悼他的31位战友……
安雅的另一些摄影作品，则展示了在杀戮之中穿行的普通人的生活：一位加拿大士兵在头盔里放了朵向日葵；一个小女孩在测试假肢，妹妹则开玩笑试图抢走她的假肢；一个满脸胡子的阿富汗男子和一个小男孩从德国士兵那里借来一个iPod，满脸笑意侧耳倾听流淌出来的音乐。
安雅的作品不是简单直接地反对战争、暴力和不公，它站在受难者和观看者双方的人性立场上去观看。在2011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安雅说，“冲突的本质是相同的——战争双方争夺地盘、权力和意识形态，但夹在中间的普通大众却永远在受苦。”
“被侮辱的女性，每一个都让人心疼”
2010年8月，南非著名女摄影师乔迪· 比伯在美国《时代》杂志发表一幅阿富汗割鼻少女的肖像作为封面。这幅照片一面世，立刻被评价为10年阿富汗战争的新符号。
比伯说，“当我第一眼看到艾莎时，我立刻就意识到她过去是多么美丽的一位女孩。我并没有被她的面容吓到，因为我在阿富汗已经工作了很久，拍过更加惨烈的场景。”
如今，艾莎的故事已被世人熟知。她在18岁时嫁给了一名塔利班成员，后因受到虐待出逃，但又被丈夫抓回并被残忍地割去鼻子和耳朵，然后被抛弃。她后来得到援助组织的帮助，被带到当地的妇女难民营中。
比伯参与建立了艾莎基金会，艾莎在美国的一切治疗费用和生活费用都会由这个基金会来支付。“艾莎只是千千万万阿富汗妇女的一个缩影，我希望借助她触动更多世人关注她们，”在1996 至2001 年塔利班统治时期，阿富汗女性无权接受教育、就业，甚至不许走出家门。违令者会遭到残酷的肉体惩罚，如通奸者将被乱石砸死。
“被侮辱的女性，每一个都让人心疼。” 凭借《阿富汗割鼻女孩》，比伯夺得2011年世界新闻摄影奖“荷赛”奖最高荣誉——年度照片奖。同一年，另一位美国女摄影师 Diana Markosian 完成了一个私人拍摄项目“Goodbye My Chechnya”，她通过记录车臣战争后长大的穆斯林女孩生活，来呈现车臣伊斯兰复兴运动中女性的忧虑与权利困境。
“在近20年战争和苏联统治结束后，车臣政府重新开始了对伊斯兰教以车臣传统习俗的强化，经常有女孩因为拒绝戴头罩而受到身体上的伤害。除此之外，车臣开始重新对一夫多妻制进行鼓励，导致女性的权利愈发微薄，假如一个女孩儿吸烟、或者发生婚前性行为，其生命都有可能受到威胁。”
世界上从未缺乏优秀的战地女摄影师，她们穿越死亡，以女性特有的亲和与视角关注战乱中的人与事。
1936年记录西班牙内战的戈尔达·泰罗是第一个到战地前线拍照，并死于战火的女性摄影师。但是更令她出名的，却是与马格南图片社创始人之一罗伯特·卡帕的爱情故事。两人在巴黎相识时，罗伯特·卡帕还叫安德烈·弗里德曼，是个一文不名的穷小子，是泰罗想出了假冒“美国著名摄影师罗伯特·卡帕”的主意，大获成功。
1936年，他们去了西班牙内战的前线。在那里，卡帕拍下了最著名的《战士之死》，而26岁的泰罗死在了坦克履带下。在之后卡帕出版的《西班牙内战》一书中，扉页上写着：献给泰罗，她参加了西班牙内战，并永远留在了那里。
纳粹政治的美学诠释人：雷妮的叛逆与传奇
如果只用两个字来概括德国女摄影师雷妮·瑞芬舒丹的一生，那该是“传奇”。她曾是希特勒最欣赏的首席摄影师、最喜欢的导演，德意志第三帝国时代最才华横溢的女人；她1935年拍摄的纳粹纪录片《意志的胜利》，其艺术手法至今仍是电影业的登顶之作；她独特的视角和敏锐的观察力，把20世纪30年代的纳粹德国捧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她称自己不关心政治，感兴趣的只有艺术。
但国际社会的共识是：她那些刻意漠视道德的作品是对人类文明的摧残。计划拍摄雷妮富有传奇色彩一生的好莱坞著名女演员朱迪·福斯特这样说：“雷妮让很多人恼火的原因很简单，第一她是个女人，第二她从不曾为自己所做的事情道歉！”
1902年，雷妮出生于柏林一个商人家庭，先是以一个芭蕾舞者身份成名，后来先后担任过演员、电影导演、电影制片人和电影记者。认识希特勒后，希特勒把她变成了国社党电影的首席指挥，她也借此成为天才并成了纳粹政治的美学诠释人。
1934年，她接受希特勒的个人委托，拍摄了最为当时世人激赏和诟病的《意志的胜利》，在雷妮的摄影机下，希特勒成了人间之神。这部纪录片中雷妮首创了电影史上的很多摄影技巧；在大场面的把握上，至今没有一个导演可以超越她。1936，雷妮为在柏林召开的奥运会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奥林匹亚》，后来在电影史上得过4个大奖，这成了她的经典之作，但同时也永远地成了她的污点，因为在当时和现在的众多影评人看来，她“把奥运会转化成了法西斯仪式，旁白中不断出现的‘战斗’、‘胜利’字眼，都透露了创作者的法西斯信念”。
雷妮晚年的时候，嘲讽而辛酸地说：“女人是不被允许犯错误的。”的确如此，自从拍摄了《奥林匹亚》后，她就开始遭遇一生源源不断的攻击：“雷妮，滚回家去！”——这就是好莱坞给她的欢迎词。1945年第三帝国倒台后，雷妮是第一批被送进监狱的电影人，并被定名为“纳粹同情人”，几次遭到逮捕。1949年，她终于结束了牢狱生活，但她作为导演的生涯随着帝国的覆灭也永远结束了。
“半个世纪不能重返电影简直等同于死”，她不得不以私奔的形式达成自己对视觉艺术的饥渴。1956年，她深入苏丹中部的努巴部落，在经历了一场几乎断送性命的交通事故后，拍下努巴人的婚丧嫁娶、狩猎、文身、摔跤。十几年间，她数度往返。“和努巴人在一起时，我的欢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我和自己握手言和了。”
1972年，她的非洲写真集《努巴》出版并巡展，悲叹原始自然消失的唯美风格再次引起轩然大波。可全世界，包括她自己都明白她活着或死去都无法摆脱一个死了有半个多世纪的人——希特勒。在回忆录里，她说：“人们无休无止地问我是不是和希特勒有罗曼史……” 或者，那永远将是一种带罪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