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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年轻时当过木匠，我的第一个书柜，就是父亲亲手设计和制作的。我们家族没有正儿八经的“读书人”，算起来，我是家族祖上至今，学历最高也读书最多的一个。
我80年代末出生在粤东潮汕地区一个小镇，小时候镇上只有一两家书店，卖的大多是教辅书籍，“中外名著”被搁在最不起眼的角落，蒙了层厚厚的灰，无人问津，也无人清理。小时候家里经济状况不好，父母给的钱只能用来买教辅书，想看其他课外书，只能找人借，或者到学校的图书室看。那时物质拮据，精神食粮更不用说了，这也导致了我阅读启蒙很晚才开始。
家中现在藏有一册八十年代旧版的《百年孤独》，那是我从同学家“顺”过来的。同学的哥哥在镇上一家小学当体育老师，那本小32开的《百年孤独》扉页有他任教的小学图书馆印章。我那时读初一，有次到同学家玩，看到这本《百年孤独》，我不知马尔克斯是谁，只觉得书名起得好，便将它借到家中。这本书后来被我据为己有，成了我的第一本《百年孤獨》。2007年我到深圳大学读书，这本《百年孤独》被塞进行李箱，随我到了大学的宿舍。
那时文学阅读的经验非常浅薄，为了弄清“马孔多”家族复杂的人物关系，我边读边拿纸在上面写下人物关系。一本小小的《百年孤独》我读得如痴如醉，尽管那时的我对文学一无所知，不知什么是“魔幻现实主义”，也不知马尔克斯影响了无数的中国作家（这些作家里头，就包括了后来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好多年后，当我也成为一个写小说的人，我读了余华、苏童、格非、莫言……我才知道，原来这些80年代出道的先锋作家们，都是马尔克斯的徒子徒孙，我跟朋友开玩笑说，其实早在读先锋小说之前，我就和他们一样，喝过拉美文学的“乳汁”。
2010年，马尔克斯正式授权他的作品在中国发行。我家中那本旧旧的《百年孤独》，终于成了“真”的“盗版书”了。那年我大学还未毕业，在深圳的大小书店，都能见到马尔克斯的书，摆在书店最显眼的位置，一套套，装帧设计精美得很，地摊上也继续有盗版出现。有一次我到华侨城逛“旧天堂”书店，撞见精装新版的《百年孤独》，激动不已，便将它买下——同时买下的，还有一套四本《加缪全集》。我把新版《百年孤独》和从老家带来的旧版摆在一起，一大一小，相隔二十个春秋，终于久别重逢。那年村上春树的新作《1Q84》三卷本也陆续在中国大陆推出了简体中文版，我记得，自己先是重读了《百年孤独》，再接着把《1Q84》前面两卷也啃完了。2011年夏天，我从深大毕业，毕业论文做的便是《1Q84》。现在想来，日本的村上或许不喜欢拉丁美洲的马尔克斯，但他们肯定从未想到，就在中国南方的深圳，有个年轻人，将它们添上了自己最爱的小说家行列。
父亲为我亲手打造的书柜上，有我读的第一本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有我读得痛哭的《活着》，有社科类的，有文学类的，有中文书，也有英文书，还有些是刊载有我小说和评论的文学刊物。但我自己出版的几部拙作，却不敢堂而皇之摆上去。书架对我而言，像神龛，圣洁、肃穆，供奉了我崇敬的文学大师们：鲁迅、卡夫卡、博尔赫斯、马尔克斯、托马斯·曼、福克纳、亨利·詹姆斯……我出版的小说集也好，长篇小说也罢，都只是我的习作。在这些大师面前，我只能是一个虔诚的读者和学徒。
书柜上还有港澳台书籍，大多是我去香港淘来的。在我的印象中，香港充当了深圳的“延伸”，我的阅读生涯，也跨越了深港两岸。我第一次到香港，是在2009年。后来我又去了好多次，每次都奔着旺角的“楼上书店”去。香港旺角一带铺租贵，书店只能栖身于商铺楼上“乐文书店”“田园书屋”“序言书室”……我所能记起名字的这些，大多缩在二、三层，有的甚至更高，上了楼梯，还要再搭电梯上去。书店的空间都极为狭小，书堆到了天花板，连地上也挤满了。那时深圳还能办一年往返香港多次的签证，于是，大多时候到香港，不是去逛街也不是去玩，而是去逛书店。在旺角的这些楼上书店流连，往往看得头晕目眩。有太多的书想买，但是资金有限，只能忍痛，精选些大陆“遍寻不得”的书。过关回来时还要战战兢兢，生怕被查出来没收了（所幸一次也没遇到）。这些港台书，起先放在深大的宿舍，后来我去念硕士，又被我带到了广州。记忆中，我的求学伴随着一次又一次地搬书。硕士毕业那年，我把宿舍堆着的书用泡沫纸和报纸封好装箱，再快递寄回家。
而这些书的归处，就是父亲做的书柜。父亲做的书柜，不仅给我的藏书一个栖身之所，也给了我这些年的阅读生涯一个落脚处。每次回家，看到父亲做的书柜，我就会想起自己在深圳、在广州的读书时光，散落的日子，悉数落在了这几架朴素又耐用的书柜上。
读书于我也是至乐。有一年冬天，我窝在深大的宿舍，读完了英籍印裔作家Salman Rushdie写的英文自传Joseph Anton。Rushdie详述他因《撒旦诗篇》被伊斯兰教头目“悬赏”之后的流亡岁月。读罢掩卷，感慨唏嘘，深感作为一个具有“冒犯性”的小说家之不易，后来我读他的《午夜之子》《摩尔人最后的叹息》以及那部让他惹祸上身的《撒旦诗篇》，才真正体会到，政治与文学的剑拔弩张。
2015年，我到了清华念博士，宿舍是二人间，一人一台带书柜的桌子，比以前读书的宿舍宽了好多。即便这样，我还是很怀念那些逼仄的空间，深夜开着台灯读书，或者写小说。我的大部分作品，都是这样写下来的。到了北京后，课业压力大，写作时间一再挤压，再也没有那种肆无忌惮写作的挥霍感了。宿舍的书倒是越来越多，有时会恍惚，生怕书压下来，就像赫拉巴尔《过于喧嚣的孤独》里的老头汉嘉，因为床上边堆满了书，他时常在深夜噩梦连连，梦见书堆轰然倒塌，将他埋葬。
所幸，这个梦只存在小说中，从未在真实生活中发生过。
我不知道读书能否延长人的寿命，但我起码确定了一点，那就是读书可以给人力量，去抵抗时间的压迫乃至生命的虚无。我在很多地方读过书，高铁上、图书馆、地铁、长途大巴、咖啡馆……有时兴之所至，便欣然起笔，记录读书心得。写作和阅读，相生相伴，谁也离不开谁。在我看来，写作是和他者对话，也是与自己对话。我不敢想象，离了书，也没有了写作，我存活在世上的意义何在。
写作之于我，也是一种近似于木匠的手工活。柏拉图贬斥艺术，认为和理念相比，艺术是“影子的影子”，它远离了真实，不值得推崇，但艺术的力量恰好就在于此，以虚抵实，虚实相生。
阅读如此，写作亦然。
我要感谢的，是我那曾经作为木匠的父亲。我的血脉里因此有“艺匠”的基因，在隐喻意义上，我完成了一次“子承父业”；而父亲的书柜，是他这辈子留给我的，最朴实而庄重的礼物。
作家小档案
林培源，1987年生，广东汕头人，青年作家，文学硕士，现为清华大学中文系博士生，获两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第四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短篇小说佳作奖。在《花城》《山花》《青年文学》《青年作家》《大家》《作品》《西湖》《创作与评论》等期刊发表大量中短篇小说，已出版长篇小说《以父之名》（2016），短篇小说集《钻石与灰烬》（2014）、《第三条河岸》（2013）等7部作品。
给同学们推荐的书：
马尔克斯：《百年孤独》
《百年孤独》是我年少时的文学启蒙书，这是一本文学之书，也是一本关于想象力的百科全书。马尔克斯教会我一个道理：在书写世界之前，你要学会看待世界。文学如果没有了想象力，就如同河流失去了水。
给同学们的寄语：
我很庆幸，在自己还很小的时候，就培养起了阅读和写作的习惯，这么多年来，文学成了我精神栖息的场所。也愿你在文字里，找到灵魂的方向。
责任编辑：陈玉赛
我80年代末出生在粤东潮汕地区一个小镇，小时候镇上只有一两家书店，卖的大多是教辅书籍，“中外名著”被搁在最不起眼的角落，蒙了层厚厚的灰，无人问津，也无人清理。小时候家里经济状况不好，父母给的钱只能用来买教辅书，想看其他课外书，只能找人借，或者到学校的图书室看。那时物质拮据，精神食粮更不用说了，这也导致了我阅读启蒙很晚才开始。
家中现在藏有一册八十年代旧版的《百年孤独》，那是我从同学家“顺”过来的。同学的哥哥在镇上一家小学当体育老师，那本小32开的《百年孤独》扉页有他任教的小学图书馆印章。我那时读初一，有次到同学家玩，看到这本《百年孤独》，我不知马尔克斯是谁，只觉得书名起得好，便将它借到家中。这本书后来被我据为己有，成了我的第一本《百年孤獨》。2007年我到深圳大学读书，这本《百年孤独》被塞进行李箱，随我到了大学的宿舍。
那时文学阅读的经验非常浅薄，为了弄清“马孔多”家族复杂的人物关系，我边读边拿纸在上面写下人物关系。一本小小的《百年孤独》我读得如痴如醉，尽管那时的我对文学一无所知，不知什么是“魔幻现实主义”，也不知马尔克斯影响了无数的中国作家（这些作家里头，就包括了后来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好多年后，当我也成为一个写小说的人，我读了余华、苏童、格非、莫言……我才知道，原来这些80年代出道的先锋作家们，都是马尔克斯的徒子徒孙，我跟朋友开玩笑说，其实早在读先锋小说之前，我就和他们一样，喝过拉美文学的“乳汁”。
2010年，马尔克斯正式授权他的作品在中国发行。我家中那本旧旧的《百年孤独》，终于成了“真”的“盗版书”了。那年我大学还未毕业，在深圳的大小书店，都能见到马尔克斯的书，摆在书店最显眼的位置，一套套，装帧设计精美得很，地摊上也继续有盗版出现。有一次我到华侨城逛“旧天堂”书店，撞见精装新版的《百年孤独》，激动不已，便将它买下——同时买下的，还有一套四本《加缪全集》。我把新版《百年孤独》和从老家带来的旧版摆在一起，一大一小，相隔二十个春秋，终于久别重逢。那年村上春树的新作《1Q84》三卷本也陆续在中国大陆推出了简体中文版，我记得，自己先是重读了《百年孤独》，再接着把《1Q84》前面两卷也啃完了。2011年夏天，我从深大毕业，毕业论文做的便是《1Q84》。现在想来，日本的村上或许不喜欢拉丁美洲的马尔克斯，但他们肯定从未想到，就在中国南方的深圳，有个年轻人，将它们添上了自己最爱的小说家行列。
父亲为我亲手打造的书柜上，有我读的第一本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有我读得痛哭的《活着》，有社科类的，有文学类的，有中文书，也有英文书，还有些是刊载有我小说和评论的文学刊物。但我自己出版的几部拙作，却不敢堂而皇之摆上去。书架对我而言，像神龛，圣洁、肃穆，供奉了我崇敬的文学大师们：鲁迅、卡夫卡、博尔赫斯、马尔克斯、托马斯·曼、福克纳、亨利·詹姆斯……我出版的小说集也好，长篇小说也罢，都只是我的习作。在这些大师面前，我只能是一个虔诚的读者和学徒。
书柜上还有港澳台书籍，大多是我去香港淘来的。在我的印象中，香港充当了深圳的“延伸”，我的阅读生涯，也跨越了深港两岸。我第一次到香港，是在2009年。后来我又去了好多次，每次都奔着旺角的“楼上书店”去。香港旺角一带铺租贵，书店只能栖身于商铺楼上“乐文书店”“田园书屋”“序言书室”……我所能记起名字的这些，大多缩在二、三层，有的甚至更高，上了楼梯，还要再搭电梯上去。书店的空间都极为狭小，书堆到了天花板，连地上也挤满了。那时深圳还能办一年往返香港多次的签证，于是，大多时候到香港，不是去逛街也不是去玩，而是去逛书店。在旺角的这些楼上书店流连，往往看得头晕目眩。有太多的书想买，但是资金有限，只能忍痛，精选些大陆“遍寻不得”的书。过关回来时还要战战兢兢，生怕被查出来没收了（所幸一次也没遇到）。这些港台书，起先放在深大的宿舍，后来我去念硕士，又被我带到了广州。记忆中，我的求学伴随着一次又一次地搬书。硕士毕业那年，我把宿舍堆着的书用泡沫纸和报纸封好装箱，再快递寄回家。
而这些书的归处，就是父亲做的书柜。父亲做的书柜，不仅给我的藏书一个栖身之所，也给了我这些年的阅读生涯一个落脚处。每次回家，看到父亲做的书柜，我就会想起自己在深圳、在广州的读书时光，散落的日子，悉数落在了这几架朴素又耐用的书柜上。
读书于我也是至乐。有一年冬天，我窝在深大的宿舍，读完了英籍印裔作家Salman Rushdie写的英文自传Joseph Anton。Rushdie详述他因《撒旦诗篇》被伊斯兰教头目“悬赏”之后的流亡岁月。读罢掩卷，感慨唏嘘，深感作为一个具有“冒犯性”的小说家之不易，后来我读他的《午夜之子》《摩尔人最后的叹息》以及那部让他惹祸上身的《撒旦诗篇》，才真正体会到，政治与文学的剑拔弩张。
2015年，我到了清华念博士，宿舍是二人间，一人一台带书柜的桌子，比以前读书的宿舍宽了好多。即便这样，我还是很怀念那些逼仄的空间，深夜开着台灯读书，或者写小说。我的大部分作品，都是这样写下来的。到了北京后，课业压力大，写作时间一再挤压，再也没有那种肆无忌惮写作的挥霍感了。宿舍的书倒是越来越多，有时会恍惚，生怕书压下来，就像赫拉巴尔《过于喧嚣的孤独》里的老头汉嘉，因为床上边堆满了书，他时常在深夜噩梦连连，梦见书堆轰然倒塌，将他埋葬。
所幸，这个梦只存在小说中，从未在真实生活中发生过。
我不知道读书能否延长人的寿命，但我起码确定了一点，那就是读书可以给人力量，去抵抗时间的压迫乃至生命的虚无。我在很多地方读过书，高铁上、图书馆、地铁、长途大巴、咖啡馆……有时兴之所至，便欣然起笔，记录读书心得。写作和阅读，相生相伴，谁也离不开谁。在我看来，写作是和他者对话，也是与自己对话。我不敢想象，离了书，也没有了写作，我存活在世上的意义何在。
写作之于我，也是一种近似于木匠的手工活。柏拉图贬斥艺术，认为和理念相比，艺术是“影子的影子”，它远离了真实，不值得推崇，但艺术的力量恰好就在于此，以虚抵实，虚实相生。
阅读如此，写作亦然。
我要感谢的，是我那曾经作为木匠的父亲。我的血脉里因此有“艺匠”的基因，在隐喻意义上，我完成了一次“子承父业”；而父亲的书柜，是他这辈子留给我的，最朴实而庄重的礼物。
作家小档案
林培源，1987年生，广东汕头人，青年作家，文学硕士，现为清华大学中文系博士生，获两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第四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短篇小说佳作奖。在《花城》《山花》《青年文学》《青年作家》《大家》《作品》《西湖》《创作与评论》等期刊发表大量中短篇小说，已出版长篇小说《以父之名》（2016），短篇小说集《钻石与灰烬》（2014）、《第三条河岸》（2013）等7部作品。
给同学们推荐的书：
马尔克斯：《百年孤独》
《百年孤独》是我年少时的文学启蒙书，这是一本文学之书，也是一本关于想象力的百科全书。马尔克斯教会我一个道理：在书写世界之前，你要学会看待世界。文学如果没有了想象力，就如同河流失去了水。
给同学们的寄语：
我很庆幸，在自己还很小的时候，就培养起了阅读和写作的习惯，这么多年来，文学成了我精神栖息的场所。也愿你在文字里，找到灵魂的方向。
责任编辑：陈玉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