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0日至21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歧山在甘肃省考察时表示，“当前要严打非法金融活动，重点是社会非法集资和市场金融传销，切实维护金融市场秩序，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这番话的背景是，民间地下金融的生长接近疯狂。
　　今年一季度，中国人民银行首次公布社会融资规模，并以此作为货币政策调控的中间目标。究其原因，是由于我国社会融资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通过银行业金融机构向实体经济发放的一般贷款及票据贴现，占社会融资规模的比例，已经从2002年的超过90％，下降到今年一季度的53.5％。这一方面说明我国金融机构的发展日益多元化，另一方面意味着银信合作理财、地下钱庄、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等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贷款规模已经逼近半壁江山。
　　民间地下金融的生长已经到了不得不正视的地步。
　　民间的地下金融，学术上称之为“未观测金融”，俗称“地下经济”，是国民经济体的一部分。民间金融市场的初衷是助推民营经济，以及寻找富裕“闲钱”的出路，结果却往往演变成为金融“地雷”。
　　仅以8月为例：8月1日，江苏泗洪被爆出高利贷崩盘，全民放贷演变成全民追债；8月5日，福建惊爆传销式高利贷案，涉案金额5个亿；8月11日，中央电视台曝光了广西来宾传销，其猖獗程度令人震惊；8月18日，重庆挖出涉案560亿元的地下钱庄……
　　金融是现代国家的命脉，金融秩序混乱必将影响国家安全和群众生活，缺乏监管的民间地下金融其他非法经营活动更具有社会危害性。每当货币政策从宽松转向趋紧，地下金融就会繁荣，民间非正规的金融组织迅速发展、地下融资盛行，导致民间利率高企、金融资金链条紧张、非法集资案件上升、企业不堪重负破产、局部社会不稳定问题，这些问题促使政策层面采取治理整顿金融秩序、规范非正规金融的举措。
　　地下金融活动对正规金融业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扰乱正常金融秩序、分流存款、分割贷款业务，形成了黑市利率，对国家利率政策不利；在利益驱动下，存款人将资金存人非正规金融组织或机构，其安全性得不到保障，容易引发社会问题，造成局部地区社会不稳定，给金融稳定和社会稳定造成极大的危害；地下金融贷款利率高，对借款人有比较大的压力，很容易形成不良贷款，为减少违约情况的发生，一些非法金融组织依靠暴力手段维护地下信用体系的正常运转，演变成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经济组织。
　　但也有一些专家认为，像民间借贷这类民间金融活动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无法消灭，甚至在事实上日益成为当地农村金融市场“必要的有益的补充”。民间资本有其生存的土壤，对之不能一味采取关门政策，而要区别对待，“堵”、“疏”结合，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积极作用。
　　部分学者表示，民间资金的多种投资通道尚待开启。政府可以通过发行国债、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领域，用“有形的手”将闲钱从民间取出。针对个体投资风险大的特点，应建立一批实力雄厚、规范运作、由专业人才管理的产业投资基金，将众多分散的资金集中起来参与桥梁、道路等社会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的投资。这样，既避免了政府投资的“孤军作战”，又可为民间资金的保值增值找到出路。“地下金融”并非洪水猛兽，要避免其给社会经济生活带来的不良影响，关键是疏导和引导，关键是打开金融“管制”、“垄断”的闸门让投资的渠道顺畅，通过一定的规则因势利导让民间资金流向最需要支持的中小企业和农业等行业。
　　民间地下金融是一个交叉、杂化的络合问题。它在协助沿海部分地区经济活动行为超高速发展的同时，又对传统的国家金融体系和金融管理体制是一种挑战。处理民间地下金融问题，需要慎之又慎。民间地下金融虽然游离于金融机构外，但有市场的需求。如果一味禁止其发展，会付出丧失金融效率的巨大代价，甚至会逼迫更多资金转入地下。
　　地下金融表现形式多样，种类繁杂。在经济高速发展的现状下，不少地下金融的形式和性质已经发生改变，其运作过程也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笼统的用“一刀切”的方式，无论是禁止地下金融还是开放市场，让地下金融走人“阳光”都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总体而言，民间金融开放非可一蹴可就，仍需要制度配套推进。对于不同的地下金融形式要区别对待，有的要严厉打击，有的可以取其长处让其合法化。不能听到“地下”二字就是黑暗的，就是见不得光，就是要连根拔除的。
　　要监管民间的地下金融，必须脚踏实地，深入实践，认识到不同民间地下金融形式和演化的趋势，这样才能有的放矢，让民间的地下金融合法化，“阳光化”，让其对主体经济不足之处有效补充，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